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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与江村(三)
邱泽奇  2005年4月30日 12:45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3.“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

 

3.1 比商店更重要的航船

 

有备而来,加上有姐姐打下人缘的基础,虽然时间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但费孝通却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就是《江村经济》的资料基础。

也许正是为着“粮食”而来,在《江村通讯》里,费孝通没有关注开弦弓农民的祭祀、仪式,而是试图弄清楚当地人经济生活的逻辑。

第一个例子就是航船,费孝通写到:

 

在开弦弓,比商店更加重要的是“航船”。

……每天朝7点钟左右,这两只航船开始活动。他们用一个大螺壳当号筒,呜呜地吹了两遍到三遍,走横河的就从东头起航,摇航船的嘴里叫着,两岸的人家拿了油瓶酒罐在沿河等着,“××,替我打200钱油”,“××,替我带两个皮蛋”,……摇航船的就把船靠一靠,伸手接了钱和瓶,“××,不要什么别的东西了罢?”。

这样从东头到西头,一路把两岸人人家这天索要买的东西一一记在脑子里,他们是不用笔记账的,事实和时间不容许他们记详细的账。钱堆在橹下的槽里,也不分着人家,看看似乎乱得厉害。若是有人从开弦弓“上街”的就下船,摇船的还要打招呼:“××,上街去,田里辛苦了,去逛逛了?”

代买、代卖及乘船,都不必付佣金或者工钱,坐客下了船可以不费一个铜子,一直做到震泽。托买两个皮蛋的,照市价算钱,不必加一加二,完全是服务……。

既无佣金,又无船票,摇船的靠什么过生活呢?摇航船的收入名义上只有两项,一项是丝、一项是米。他经手着“主客”丝米的出卖,若是甲家平时托甲船买东西并常常麻烦他的,出了丝和米也有一种托卖的义务。每4车丝出卖后就要给航船钱大洋1元;出米1石就要给航船钱5分……。

他们不断是经营的经手人,而且会根据商场的需要来指导农民,甚至教他们如何在丝中夹纱,如何加湿,以获高价……。

 

这航船,不仅帮助农民经营农产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买卖,还兼营信用工作,在农民缺米的时候,向米行的老板赊米;在农民缺钱的时候,向“信用合作社”借款。

也许正因为如此,航船在太湖流域的影响极大,在震泽一带,几乎每个村子都有来往于震泽的航船。

 

3.2代表性的例子

 

可是,当费孝通着手写作《江村经济》的时候,他发现开弦弓村的问题是有着一定的普遍意义的。正如他在《江村经济》中给英语世界的读者所解释的那样,他认为:

 

开弦弓是中国国内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工业化是一个普遍过程,目前仍在我国进行着,世界各地也有这样的变迁。在中国,工业的发展问题更有实际意义,但至今没有任何人在全面了解农村社会组织的同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此外,在过去10年中,开弦弓村曾经进行过蚕丝业改革的实验。社会改革活动对于中国的社会变迁是息息相关的;应该以客观的态度仔细分析各种社会变迁。通过这样的分析,有可能揭示或发现某些重要的但迄今未被注意到的问题。

 

3.3贫困的原因是手工业的萧条

 

同样,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也试图让英语世界的读者明白,中国的农民是如何生活的。

 

(开弦弓)村的总面积为3065亩,农地占90%,如果将2758.5亩农田平均分配给274户,则意味着有一块约10.06亩大的土地。正常年景,每亩地能生产6蒲氏耳稻米。一男、一女和一个儿童一年需消费33蒲氏耳。换句话说,为了得到足够的食物,每个家庭约需5.5亩地。目前,即使全部土地都用于粮食生产,一家也只有大约60蒲氏耳的稻米。以每户4口人计算,拥有土地的面积在满足一般家庭所需的粮食之后,仅能支付大约相当于粮食所值价的其他生活必须品的供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每家平均有四口人的村子,现有的土地已受到相当重的压力。……按照当地的习惯,孩子长大以后就要分家,有限的土地如果一分为二,就意味着两个儿子都要贫困。

 

何况在当时,开弦弓的土地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个农户的,90%的农户自己占有不到10亩,其中75%农户只有04亩,18%的农户只有59亩。

 

新米上市后,每蒲氏耳米价约2.5元,(按照上面的算法)如把余粮(27.36蒲氏耳)出卖约可得68.4元。但一个家目前的开支,需要至少200元。显然,单靠农业,不能维持生活。每年家庭亏空约为131.6元。佃农的情况更为悲惨,而村民中大多数是佃农。佃农按平均土地拥有量,必须向地主交付相当于总产量40%,即24蒲氏耳米作为地租。剩余36蒲氏耳仅仅够一户食用。

 

那么,农民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呢?答案是“蚕丝”。

 

缫丝工业兴旺时,生产生丝,可使一般农户收入约300元,除去生产费用可赢余250元。……这样,农民便有了一些钱可以开展各种文娱和礼节性活动。

 

只是这样的活动已经停止了10余年了。原因是10年来,生丝的价格下降了一半多,虽然产量没有变化,但是一般的农户仅能获利45元。在这样的状况下,农民使用传统的技术所获得的利润就没有办法平衡家庭预算,很多人不得不在冬天出售口粮,借此维持生活,待到夏天又不得不向米行借米。

这就是为什么费达生的桑蚕改革受到欢迎的根本原因。

除了桑蚕改革以外,农民们用来补充农业不足的就是养羊和贩卖。尽管如此,农民仍然不足以稳定地维持生活。

费孝通通过开弦弓的例子说明,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收入降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而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就是人民的饥饿。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总结到,

 

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改进产品或者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如果农村企业不立即恢复,农民只得被迫选择后者。

在这项研究中,我试图说明,单纯地谴责土地所有者甚至高利贷者等邪恶的人是不够的。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必要步骤,因为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引起“反叛”的原因。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在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在这里,费孝通坚定的喊出了“恢复农村企业”的最强音。同时,更充满信心地指出:

 

成千个村庄,像开弦弓一样,事实上已经被入侵者破坏,然而在它们的废墟中,内部冲突和巨大耗费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纸上。……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困难。

 

从这里开始,费孝通把开弦弓的变化同中国社会的变迁联系在了一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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