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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与江村(四)
邱泽奇  2005年4月30日 12:48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4.“问题出在副业上”

 

4.1副业的普遍性

 

运用开弦弓村的资料所写成的《江村经济》被人类学家、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斯基(B. Malinoski)称之为人类学发展事上的里程碑。

关于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子的故事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主要是因为三个理由:第一,以往的人类学研究主要是对异文化、异民族、落后社会的研究,《江村经济》把人类学引入了本民族、本社会、发达农业社会的研究;第二,以往的人类学研究关注的主要是文化议题,《江村经济》把人类学引入了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研究领域;第三,以往的人类学研究局限于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江村经济》把中国农业发达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命运与来自发达国家的机器工业甚至国际市场的影响联系了起来。

也正因为如此,《江村经济》变成了人类学教学与研究的必读参考书,也因此使“开弦弓”的名字传遍了世界。

但在费孝通看来,重要的仍然是“中国农民的生活”。在云南,通过对禄村和易村的调查,他发现了副业的普遍性。在为张之毅《易村手工业》所作的序中,他说,

 

至少,自从人们不能专以树上的鲜果,地上的菜蔬直接充饥以来,人们的生活多少得靠一部分工业来维持。吃饭、穿衣,这些基本工业和日常生活关系太深,所以,时常就在出产原料的农家经营。这种农夫和工人部分的情形,是自给经济的特色。中国农家在消费上具有很高的自给性,大约有70%左右。……

在农村经济中,工业是必要的部分,原因是在中国,农业并不能单独养活乡村中的人口,乡村工业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帮助农业维持了庞大的乡村人口。人多地少是中国的普遍现象,乡村人口密度太高,农田分割得十分细碎。根据翁文灏先生在《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的说法,中原区每人得6亩,扬子区每人得47分,丘陵区及东南沿海区每人得11亩,四川盆地区每人得6亩半。就耕地而言,大致每个人可以分得的数目是,直隶4亩,江苏2.5亩,广东1.5亩,所以平均每个人大约只得3田地。这3亩地若种麦子,每亩只出6斗,3亩地共18斗,如何能使一个人免于饥饿?在种稻的地区,每个人可以分得的土地只有2亩左右,最好的水田每亩产米3石,而每人每年要吃2.5石。虽从字面上看,种2亩水稻的农夫,还可以剩下一些来做别的费用,但在种水稻的农民中,80%的是佃户,他们得贡献一半以上的产量给住在市镇上,时常不是生产的地主,每人所余也只够一饱了。……

 

在中国的农业条件稍好一些的地区,人多地少,农业不能维持生活而必须求助于工业的情形,不只是江村和易村,很多地方都是如此。

既然农村养活不了这么多的人口,为什么还要维持这庞大的人口呢?原因很现实,一是在都市工业并不发达,除了乡村,人民没有更好的去处,农业固然养活不了这样多的人口,同样,单靠工业也养活不了。另一方面,在既有的农业技术条件下,非拖住大批人口在乡村不成。农业是一种季节性劳动,在农忙季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如果没有大量的劳动力,基本的生活保障就更成问题;而在农闲季节,大量劳动力的存在又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为了维持生计,农民不愿意让劳动力闲置,副业正好补充了这个空挡。

这就是副业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基于这种发现,在《内地农村》中,费孝通再次继承了他在1933年就已经表达的观点,那就是,农村的发展不是简单地去发展大工业或者在农村地区进行激烈技术变革,而是就农民所在地推广小工业。

在当时而言,农副关系问题已经变成了一场学术界的大论战,费孝通的观点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包括社会学界的同行们。针对有人说他开倒车的批评,费孝通辩护说,

 

有人说我是开倒车。其实,我并没有反对所给我们的技术,非但不反对,而且极力主张乡镇工业要变质。我也不反对有重工业,有大规模的工业在中国发生,但我同时主张,为了中国农村的性质,为了使工业利润分配的更加广泛,农村里必须有很多科学化的副业。

 

而且他坚定的相信,副业是广大农民的选择,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与其作理论上的争论,不如让农民自己做选择好。中国将来工业化的过程,若是在民主方式上去做决定,我相信乡村工业的发展很可能成为一个主流。

 

4.2“就是粮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费达生在开弦弓村的实践,费孝通早在1926年就已经获得的关于农副关系的认识,31年后又回到了原地,使他不得不重申自己的观点,并因此使他因此饱受了人间的屈辱。

195745月间,费孝通因为两个原因第二次实地访问了开弦弓村。

第一个原因来自于《江村经济》的影响。一位曾经与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同校、并有过接触的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W. R. Geddes)在自己的教学中始终把《江村经济》作为人类学的比较参考书。1956年,他有机会访问中国。在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中,他提出来要访问开弦弓村,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

对于费孝通来说,格迪斯对开弦弓的访问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一方面表示国际人类学界仍然在关注自己的工作,关注21年前自己曾经介绍给世界的那个村子,关注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提醒自己必须对开弦弓村有更加深入的、及时的了解。当然,那也是他自己多年的心愿。

第二个原因就是,1950年代后期的国内政治格局。1952年,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在高等学校的改革中被取消了。之后,国内政治始终处于让人难以琢磨的变幻中。费孝通曾经试图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和《关于社会学》来重提和呼应关于社会学地位问题的讨论,后来他发现,自己却莫名其妙地落入了一个设计好的陷阱。

195745月,借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下马看花”了解农村合作化情况的契机,费孝通第二次踏上了开弦弓村的土地,在村里住了20天。

久违了!20年后才重新回到这篇土地。当费孝通再次由姐姐陪着来到这个村子的时候,村民们的热情就像是迎接久别的亲人。即使是今天,我们也会被当时的情景所感染,在《重访江村》中,费孝通写到:

 

我们的船刚进村栅,两岸已经传开了我们到达的消息。许多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叫着我姊姊的名字,和她打招呼。船一靠岸,都聚了拢来,握着她的手说:“我们老是想念你,你怎么老是不来呀。你瞧,我已经老成这样了,你还是那样。”“不,你们也还是那样!”真像姊妹们久别重逢。有些老年人也还记得我,笑着说:“你一个人来,我们不会认识了,你发福了。”乡亲们这样亲切,使我们感动得眼睛发酸。

拉着手不肯放。说什么好呢?问大家生活吧:“日子过得可好?”许多老婆婆抢着回答:“好是好了,就是粮食……”说到这里就有人插口了,“刚见面就讲这个,改天再谈吧。”接着问我们:“你们老先生可好?……”

许多孩子向着我们挤,我突然觉得奇怪,在这时候,这些孩子怎么会都在河边看热闹?今天怎么不上学?他们都冲着我笑,有的拉了个鬼脸说:“我们不上学,割羊草。”旁边一个老年人补充了一句:“哪里有钱念书,吃饭要紧。”

 

见面的热情很快就被现实的问题打断了。20年前费孝通住在这里的时候,甚至30年前在费达生改良蚕丝业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粮食问题。30年过去了,怎么粮食问题依然存在呢?

 

4.3“问题出在副业上”

 

在过去的粮食问题中,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绝大部分农户所拥有的土地不足以生产维持全家人生活的粮食,由此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由于租佃制度的约束,佃农们又不得不将40%左右的总产量用作交租,到头来,即使在最好的年景,一个农户所生产的粮食也只够糊口,其他的开销只能靠副业来补助。

现在,土地制度变了,每个农户都有了土地,至少不再有佃农了,怎么还是缺粮食呢?从村干部那里,费孝通了解到,600多户的村子里,有不少人感到粮食有点紧张。

问题在哪里呢?尽管经历许多复杂的风波,但是一遇到农民的具体问题,“我选择粮食”的精神就又回来了。

费孝通开始算账了。

 

水稻单位面积产量:1936年每亩平均是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达到了559斤,增产200多斤。

农业总产值也有显著增加:我们替这个社的第二大队算了一笔账,1936年折米259000多斤,而1956年达到了418000多斤,增产61%

……

为什么农业增产了60%,而还是有人感觉到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呢?

 

费孝通毫不含糊地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问题出在副业上。

……当时132户人家要养650张以上的蚕种,以出售鲜茧作价计算,每年可以得到9.6万斤稻米。但是1956年只养了130多张种,由于蚕种单位卵量增加,集体经营后,技术提高,每张种蚕产量加了一倍,茧价也提高了一些,但总收入却只有过去的60%,合5.7万斤稻米。总的说来是减产了。

 

减产的原因是因为本村自给桑叶减少和外来桑叶供给减少;桑叶供给减少的原因又是原有区内分工和地区间分工的破坏,由此造成了桑苗流转渠道被堵,整个桑蚕生产的链条被截断了。

分析到这里,费孝通大概也顾不得当时的国内政治气候了,他直截了当地指出,

 

……现在的趋势却是有饲料的地方自己育蚕,各个农业社势必在饲料上都须自给,那就使饲料缺乏,而有养蚕传统的农业社闲空了许多有技术的劳动力,一时要转业是困难的。打一笔总账,是否值得确是问题。

 

这还仅仅是养蚕,再说到丝,问题就更加明显了。长久的养蚕历史使农民懂得,应该把制丝的一部分利润留给自己。21年前,开弦弓村的家家户户都是要缫丝的,而且通过技术的引进与改良,村里已经建立了小型的缫丝工业。

 

这件事在外边似乎是已经被人遗忘了,但是在衬里,农民们却还是念念不忘。原因是很简单的,因为村子里有一个小工厂,好处是太多了。单说这个小工厂里经常的工人就有80多个,每个人的工资在每月10元左右。还有许多零星和临时的工作,使年老的妇女都可以参加。第二,这种小工业等于是一个开设在农村里的技术学校,不断地培养出技术工人来,当时向外输送的就有20多个。他们工资较高,每人每年可以寄回家里100多元。第三,这是一个合作丝厂,经营的办法是农民交茧,制了丝,算出成本,按供给原料和入股资金分红。原是学校协助下建立的一个集体所有的合作事业。一方面消除了商人的剥削,另一方面农民得到了缫丝过程中的利益。这许多方面加起来,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是很显著的。

 

几十年来,特别是1949年以后,尽管费孝通因为提倡“乡村工业”受到了不少的批判,而且非常清楚地知道再提这个问题是不合时宜的,但在他看到当时的农民仍然在为粮食问题所困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旧话重提,

 

这里提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很重大的意义的,就是这一类在农村里,也就是在原料出产地,建立的小型轻工业工厂,在今后是不是还有出现的可能和必要?谈起了这个问题,我也有一段心事。因为21年前我看到过这种小工厂对于提高农村经济的好处,印象很深,所以在解放前我写过不少文章,提倡所谓“乡土工业”。也许由于我道理讲得不清楚,又过分强调了这种小型轻工业在国民经济里的地位,在思想改造时,曾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狠狠地被批判过一阵。现在平心静气的想来,我当时的想法不是没有错误,错误是在轻视了重工业,这是应当批判的。但是所提出关于乡村工业的问题,我依旧觉得值得研究,其中有些地方,我觉得很适合于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最近听到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说明,更打动了我的心。这次我重访江村,我这段衷曲又涌上心头。在百家争鸣的今天,我有了勇气,再度提出来,诚恳地要求领导上能注意这个问题。

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的。以丝绸而论,我请教过不少专家,他们都承认,一定规模的小型工厂,可以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在经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不但如此,这种小型工厂还是促进农村技术改革的动力,许多屑物都是最好的肥料,工农业在技术改进上都可以联系得起来。何况工业过分集中到城市里去,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人口不必要的集中是有害无利的。当然,我从来就没有主张过把所有工业都分散到乡村里去。但是我至今还愿意肯定有些加工工业是可以分散,而且分散了,经济和技术上都有好处。丝厂只是一个例子。

我提出这个主张和当前的趋势是不合的。至少过去这几年,似乎有农业社只搞农业,所有加工性质的生产活动,都要交到其他系统的部门,集中到城镇里去做。甚至像砻糠加工这样的事都不准在农业社里进行。在开弦弓我就看到有个砻谷机,很可以把砻糠加工成为养猪的饲料。但是镇上的砻谷厂不准他们这样做,宁可让村里大批砻糠当燃料烧掉。以蚕茧说,烘茧过程也要划归商业部门去做,结果实在不很妙。但是看来国家遭受损失事小,逾越清规却事大。我希望在农业社经营范围这个基本问题上,是否可以放开来争鸣一下,多从实际研究研究,农业和工业之间究竟怎样配合联系,才最有利于我们在这个人多地少的具体情况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从蚕业、丝业,再说到航船贩运、养羊、养兔、养猪,在细致的分析之后,费孝通指出,

 

总的看来,副业方面现有的水平是没有21年前高了。作一个大约的估计,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而1956年,却不到20%

 

4.4如果这片水能利用……

 

就像在《江村经济》中的直率地喊出“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那样,在《重访江村》中,费孝通业坦诚地表示,百家争鸣不应当只是揭露矛盾,而应该帮助出主意。如果在调查之后仅仅写篇论文或者出本书,那对被调查者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不是太对不住他们了么?”

可出主意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此调查组的同仁们,遍索枯肠,半夜不寝,仍然不得其门。倒是在雨过天晴之后,看见周围的湖荡,竟突然有了灵感。

 

这是个水乡,到处是河道、湖泊。水的面积不下于陆地。我在船上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这片水能利用,那多美呀!这一说触动了和我同去几位青年朋友的灵感:“为什么不能利用呢?土地要肥料,猪要饲料,水面上就可以长饲料呀!”

这窍门一开,很自然的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我说水比陆地强,水有底有面,中间还有个体积,立体发展,地有一,水有三,水底的河泥已经利用了,水中可以养鱼,水面可以种水草作饲料。不是一举三得么?

“不但三得,还有一得,就是孩子们可以从割羊草里解放出来,上学学文化了。”一位年青朋友补充了一句。

 

无论这样的设想是否能够行得通,费孝通都坚信:

 

副业和农业不应当是矛盾的,农副业之间安排得好又是可以互相支持的。在资源,劳力,资金的利用上,可以搭成一个有利的循环:水面上长饲料,养猪、羊、免子,增加肥料供应,提高地面作物产量,包括田里的稻麦豆菜,地上的桑树瓜果,积累了资金,投到渔业里去,满河满荡的鱼,就是荒年,这样的村子也不愁衣食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费孝通与格迪斯之间的根本区别。格迪斯需要的仅仅是20多年里开弦弓村变化的事实,由此来证明他的某个观点,至于这变化对当地人们的生活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他并不关心。但费孝通却两者都要关心,尤其是后者,他更愿意看到的是人们“不愁衣食”。

正因为如此,由开弦弓村的状况,他想到了全国类似的农村,对农业四十条提出了明确的质疑,重申,任何社会变革,都应该是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宗旨:

 

我有点犹豫的却是:再这样宣传下去好不好?把农业上的四十条当作包票一般交给农民,把社会主义远景放进望远镜,变得那么迫近,一似唾手可得。这里说生活怎么好了,那里也说日子怎样好过了,改善的风四面吹。而事实上,人民生活要和生产关系一般发生迅速的和根本的变化,恐怕不是短时期内做得到的,那么这阵风吹起来对社会主义有多大好处是很值得考虑的。

 

4.5“反正有毛主席,饿不死人”。

 

不仅如此,在这次访问中,费孝通还发现了人们精神面貌的微妙但却意义深远的变化。他发现,虽然副业是减产了,但农业增产了,农副业总收入至少已经赶上了战前比较高的水平,每家平均分得的粮食业不那么少,怎么就会闹粮荒呢?对费孝通来说,算账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

 

去年平均每亩粮食生产是559斤,虽则不能说很高,但是绝不能说低了。……去年每人平均分到谷子547斤(其中有小部分是麦子和豆子),合米380多斤,应当说是够吃的。

……我们请了几位老乡一起来评,依他们多年的实践,怎样才算吃够了。我们得到的数字是男全劳动力一人一月50斤(这个数目似乎高一些,那是因为在做重活时,吃得多些,平时没有这样多),女半劳动力35斤,10岁以下儿童20斤,婴儿不算。一家开伙,老少可以搭配。以平均四口计算,一男一女两儿童,每月是125斤,一年是1500斤,和分配给每人380斤的总数恰恰相合。这样看来,即以当地公认标准来说,现在留下的粮食应当是够的。

……当这个村子进入社会主义时,按照习惯来定口粮是正确的。但是必须注意守得住这个习惯。这个关口守不住,问题也注定免不了的。果真,出了毛病了。

……合作化发生了生产积极性,生产积极性又化成了农业增产。肥料加到地里,青青的水稻那样得意地长起来,使农民们心花怒放。这是去年夏天的事,农民们从田里回家谁都怀着兴奋的情绪,“700斤”没问题,接下去的口头禅是“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你想,如果1亩田真是一年收到700斤谷子,每家2000多斤的米是把稳的。放手吃吧。

谁知道天不成人之美,8月里刮起了台风,好大的台风。又吹在稻花开放的时候。这一阵风吹来了今年的粮食紧张。一天三顿干饭离开了我们国家当前的具体情况来说,也不能算过分的享乐。劳动积极,看到从来没有过的丰收在望,兴高采烈,多吃一顿干饭,也应当说是人之常情。……但是细细想来,过分乐观并无好处。且不说,现在我们在农业里还得靠天吃饭,灾害还不能看作太偶然,合作化高潮里吹起那一阵生活改善的风,不能认为是阵顺风。

 

尽管这个村子缺粮的时候可以向有粮的村子调粮,但粮食是要钱买的。等到要买米的时候,大家又闹没钱了。

 

怎么会没有钱呢?按我们的计算,就是以每人从农业社得到的82元来说,除去547斤谷子,值46.5元,还应当有35.5元,一家四口,还有142元。何况还有些家庭副业?这笔钱是怎样花法的呢?

……依我们初步估计说:一个中年妇女一年衣着约25元,一个中年男子一年衣着约3540元。四口之家除了粮食和自给部分外伙食费每年约35元。日常杂费每年约60元。社交费20元,燃料折价40元。这笔账就要超过200元。加上孩子衣着、房屋修理、工具等,一个中等家庭实际现金支出在250元左右。

 

根据当时的情况,单靠农业社的收入根本不足以维持上述那样的水平的;人们乐观于生活的改善,使得生活改善速度超过了增产的速度。

 

收入依然,支出多了,结果是是有多少,用多少,手上存不住钱,谈不上积蓄。从一家一家说,生活有点打算,普通日子还好过,但受不起风险。如果手面宽了些,收入不及时,手边就会紧起来。……

今年的粮食紧张是局部性的,本身并不严重,但是这里提出了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那就是社会主义积累问题。社会主义的积累固然可以通过国家的机构来进行。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归根结底还是在每个人生产和消费间的差额,是一个勤和俭的问题。勤可以多生产,俭是少消费。勤和俭加起来,增加了积累。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农民占绝对多数,多吃1斤米和少吃1斤米,积少成多,相差的数目是很大的。因此,农民消费多一点和少一点,对于社会主义积累影响很大。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每年每个人的收入在百元左右的农村,如果收支相抵没有剩余,那么我们怎能指望农村来积累呢?如果这样的农村还要闹饥荒,唱穷,其他收入低的地方怎么办呢?如果每年每人可以分到547斤谷子的农村还会发生缺粮,还要国家来调剂,我们国家的粮库又怎能维持呢?所以,我们想,尽管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并不是普遍的,但是应当看做一个警报,在这里取得教训。勤而不俭,只是一时的虚假的繁荣,不是创家立业的道理。

 

从这里出发,费孝通不仅看到盲目的乐观不仅让人们吃空了家底,更注意到制度的变化使人们躺在了“社会主义”上。社会制度的改变,使得过去一向节俭的农民变得花钱无所顾忌,并坚信:“反正有毛主席,饿不死人”。不仅如此,农民甚至认为,

 

土地交给农业社了,有啥事就找社里去解决,似乎把农业社看成了个大家庭,干部是当家人。过去人人都要动脑筋,想办法,现在一有困难就叫喊,不能解决问题就是干部不好,有些干部挨了骂,想不通。要群众想办法,也不容易。我也向老乡提出过:这是大家的事,要大家出主意,他们回答说:现在主意出不来了,这个也做不得,那个也不准做。……好像什么事都有个“上头”在管,于是出了问题也不免要“上头”来解决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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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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