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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与江村(六)

邱泽奇  2005年4月30日 12:52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7.第二次大跃进?

 

7.1争议与质疑

不过,费孝通关于乡村工业的观点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的,尤其是在国家政策决策的层面,各种意见更是交锋激烈。

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对社队企业的争议就不断。1980年的争议是要不要发展社队企业;1981年有人提出了社队工业与大工业的“三争”(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和“三挤”(以小挤大、以新厂挤老厂、以落后挤先进);1982年围绕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有些人认为社队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的争议等。就机械工业中的“三挤”问题,当时主管工业的副总理薄一波曾责成国家有关部门进行了专门调查。

1984年,尽管中共中央、国务院的4号文件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把社队企业的说法改为“为乡镇企业”,强调“发展多种经营,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坚持的战略方针。……乡镇企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新的重要来源”,并同时肯定了乡镇企业的做法。但是,仍然有人重提乡镇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说江苏的乡镇企业是浮夸,是第二次大跃进,并直接针对1983年江苏省提出的“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批评乡镇企业除了“三争”意外,还和农业争劳力。这样的问题甚至被被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争议的激烈程度便可想而知。

在这样的格局下,19857月,费孝通第9次回到了家乡,在两周的时间里,他先后访问了开弦弓村和庙港、北厍、梅堰、桃源、黎里、平望、震泽等乡镇,写下了《九访江村》,回答了人们针对苏南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的一系列疑问。

 

7.2“产出的旺季也就来了”

 

江苏乡镇工业产值中有没有水份?从三访开始,在历次的访问中,费孝通了解到,仅就吴江县而言,1984年全县工业产值比1983年增长33.6%、农副业产值增长31%;在工业发展中,利润和职工工资的增长率都超过产值增长,分别增加39.1%47%;财政收入增加21%;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3年的373元提高到570元,增长了52.7%。这是数字。

从事实来看,费孝通在《九访江村》中写到,

 

庙港乡党委书记告诉我,小小的庙港镇上,一次来了100台电视机,每台售价430元,不到半天时间抢购一空。在开弦弓村,1981年我三访时,只有一幢我在1957年住过的二层楼,今年那幢二层楼已变成了三层楼,三十几幢新的二层楼房建了起来,据说门前垒起砖瓦准备盖楼的,全村不下60户。

 

费孝通非常清楚大跃进意味着什么,但对苏南的快速发展,他非常肯定地说,

 

1958年大跃进时的景象,人们至今难忘。可如今,我在吴江,不但没有看到虚假和浮夸的迹象,恰恰相反,我所感受到的是一种百业兴旺、人民喜悦的气氛。

 

那么,这样快速增长是从哪里来的呢?以庙港乡缫丝厂为例费孝通解释说,

 

在最初创业的几年里,月工资一律为21元的工人们不分男女老少,职务高低,从搬砖平地到开动12台机车,样样活都得干。离家远的工人挤在6间漏雨的草棚里过夜。就这样年复一年,蠃得利润不还本,股份不分红。赚钱投资,投资赚钱。厂房扩建了,设备更新了,新工人一批又一批送往苏州培训,以适应新机器,掌握新技术。……1984年这个拥有360名工人的丝厂已拥有55万元固定资产和28万元流动资金,产值由最初的近2万元提高到152万元。现在工人们夜班住宿有了楼房,吃饭有了食堂,劳动有了保护,伙食有了补贴,人均月工资为63元。

庙港丝厂是千万个社队厂中的一个,丝厂的历史也是乡镇工业历史的一个缩影。从中我们看到了除了一笔可数的集体积累之外,还有一本算不尽的账。十几年来,那些迈着泥腿进厂的农民不计工时、报酬,不顾辛苦、劳累,把自己的血汗投人工厂。

有投入必有产出,待到投入积累到一定程度,产出的旺季也就到来了。应当产出的规律加上可以产出的社会条件,苏南的乡镇工业便开始腾飞了。因此,乡镇工业今天的高速度主要来源之一是农民的集体积累,它是十几年来农民工劳动的结果。乡镇工业的发展是有深厚的根基的。

 

7.3“他们的命根子被掰成了两半”

 

费孝通相信,这样解释并不能完全消除一些人对乡镇企业的误解,尤其是那些崇拜西方工业化道路和社会化大工业的人对乡镇企业的不屑与歧视。

 

我以为,认识乡镇工业的性质有两种眼光。一是从西方工业革命到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上看去,苏南的乡镇工业则是不伦不类、难以理解的东西。二是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物。那么,在被人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眼里,是怎么看待由他们自己办起来的乡镇工业的呢?

 

关于工业下乡的争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了。费孝通沿用了自己的老办法,摆事实,算细账。人多地少是苏南农村的一个不争事实。

 

解决人多地少这一矛盾的办法有两条,一是把多余的人挤走,移居他乡,去开辟新的土地。可是苏南却没有地方可去移民。另一个办法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这一点苏南农民做了,世世代代精耕细作,实为举世罕见。可是这个办法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总是有一个限度。

在历史上,苏南农民另辟蹊径,他们很巧妙地把畜牧业、种植业和手工业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典型的便是栽桑、养蚕和缫丝,这便是所谓的家庭副业。其实副业并不副,……副业满足了农民除吃粮之外的另一半生活需求,吃靠土地,用靠副业,男耕女织,农副相辅。……这种结构作为历史传统一直流传下来,成为当时最理想的经济结构,苏南这块地方也成了人们向往的“天堂”。他们的命根子被掰成两半,一半是土地,另一半就是包括手工业在内的家庭副业。

 

因此,从副业发展起来的乡镇工业绝不是空穴来风,这也是在初期短短的几年里社队工业到处蔓延、落地生根、历经艰险而不衰的原因。

 

社队工业的这种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草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条件它就发芽,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这种社队工业,可以称作草根工业。

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西欧工业的发生,一股出自城市侵入农村的力量把农村作为工厂的猎地,农民变成工业发展的猎物。而中国的农民却发自一股自身内在的动力,驱使他们去接受工业。他们有力量冲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初期的老框框,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去改变工业的性质,让工业发展来适应自己。在草根工业中,农民表现了充分的主动性,这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么?

 

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硬要把西方的东西搬到中国来而不顾中国农民自己的创造,这与20世纪30年代的食洋不化又有什么区别呢?

 

7.4乡镇工业的重心要转移

 

草根工业虽然根源于农民的传统生计,是从副业中演化出来的,但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副业了。无论是在组织形式上,还是的生产方式上,都具备了工业的特质。

 

首先,传统副业以家庭为经营单位,而工业的经营单位一般都是集体性质的,至少是几家联户才能办得起来。所以,草根工业是集体性的合作经济。其次,传统副业是小农经济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小商品生产,副业生产的商品往往是农户生活的多余部分。例如鸡鸭卖出去成了商品,卖不出去也可以留着自用或待客。而工业则完全是商品经济,它的商品率远比副业高,而且它把生产者与消费者严格区分开来。第三,传统副业大多是农产品的一次性转换或手工进行粗加工,所以它在资金、设备、技术、人才和管理等方面要求很低。而工业在上述诸方面的要求比传统副业高得多。

 

不过,乡镇工业并不都是一样的。实际上,

 

乡镇工业有两个层次,一层就是现在的村办工业,它仍然保持着草根工业的性质;另一层则是现在的乡办工业和镇办工业,它是从草根工业向现代工业过渡的工业。这一层次的工业正在把草根工业的种种特征逐步抛开。

 

看到了这一点,费孝通强调,

 

乡镇工业发展的重心开始移到上批量生产、拼技术实力、强化质量管理、讲究经济效益上。

 

而要做到这一点,也是有基础的。因为,除了农民的生计以外,财政包干的结果,也使乡镇工业变成了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乡镇政府不得不花大力气来抓乡镇工业的发展。

 

7.5农业不稳不能怪罪于乡镇工业

 

针对乡镇工业的另一项批评就是认为乡镇工业挖走了农田上的劳动力,不能因为讲无工不富而使得农业不稳。

对于这一点,费孝通的回答是明确的。

 

根据统计资料,1984年,吴江县的农村劳力总数为39.14万人,其中有12万人已转移到乡、镇、村工业和县集体企业工作,从事建筑、运输等其他非农业的劳力为6万人,从事林、牧、副、渔业的劳力有3万人,从事耕作的农业劳力为19.32万人,以全县96.24万亩耕田计算,每个劳力平均拥有5亩耕田。另据县农工部测定,若按现有耕作技术条件下每亩耕田需要34个标准劳动日计算,每个劳力可耕种8亩田。可这是在理论上算账。如果考虑到劳动力的不平衡性和农田耕作的季节性,现在的生产条件实际上一个劳力能种好5亩田已经很不错了。劳均拥有的耕田数与一个劳力能够耕种的日亩数正好相等。由此可见,从全县的大账算来,吴江的农业劳动力应当是既无剩余,也不缺乏。

 

之所以普遍感到农业劳动力紧张,在分析中,费孝通了解到是因为农业劳动力老的老,少的少,质量太差,是个不实足的数。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表面上是青年人不愿留在村里种田,因一是为农忙时劳动强度太大;二是社会地位低下,不进工厂甚至连对象都难找;三是农业的收入少。

还是算一笔账吧。

 

据开弦弓一户记账农户提供,去年他家的5.7亩田地共缴纳了两金一费和农业税为330元,每亩为58元。以亩均收入减去物质费用和缴纳费,农民在每亩农田的耕作收入为119元。如果一个劳动力全年耕种5亩田,则可收入595元。

据乡镇工业局领导同志介绍,去年乡和村两级工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收入(包括奖金在内)是727元。所以务农劳力收入要比务工劳力的收入少132元。这里应当指出,务农劳力的收入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以实物形态兑现的,即全家所需的粮食、食油、柴火等都包括在上述的收入中。以全县农业户户均人口为4人,每人需自耗农产品的价值为100元计算,那么,耕作5亩田的农业劳力只到手现金195元。还应当指出,一户人家耕5亩田必须有一个劳力被钉在土地上,而在耕种和收获时节,全家人必须都扑到土地上做帮手,由此算来,一个农业劳力的现金收入就是微乎其微了。

 

因此,农业劳动力紧张的原因不是因为乡镇工业,而是因为农民的地位低下,“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民说的一句话:种田赚不着钱。”

当我们今天说到“三农”问题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样的道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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