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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引言)
皮埃尔·卡兰默(Pierre Calame)  2005年8月22日 20:59  
  皮埃尔·卡兰默(Pierre Calame)

  生于1944年,法国路桥综合工程学院毕业,人文主义思想家,世界治理问题专家。他曾多年从事法国高级行政管理工作,担任过齐诺尔钢铁集团秘书长。自1986年期担任欧洲C.L.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PH)主席,也是“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联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出版书籍有:《人类的地方区域》、《可能的使命》、《心系国家改革》、《有效、合理与民主的世纪治理》、《重新思考我们社会的管理》、《破碎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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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1世纪不仅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新的千年,而且也是时代的变迁。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加速,各社会之间、人类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变化猛烈,冲击着思想体系和在历史中形成的各种机制,而这些机制无论如何曾发挥过必要的管理调节功能。这一转折导致的是科学技术革新和商品关系无限制、无导向的发展。我们传统的精神、道德和政治的标识已遭侵蚀,传统的团结互助已经削弱,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尚未找到可以替代的其他原则和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21世纪的首要问题既不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发展,也不是商品关系扩张的继续。首要问题是建立一个共同的伦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全世界各国人民可以管理他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制定、展开和落实新的规则,为我们必须共同居住的地球村提供一个灵魂,一种意义,一些规则,一种公平和一种前途。

  根据民主的原则,每个人在地方管理中都有发言权,并参与对共同的未来建设的决定。这个民主原则在最近几十年中经历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命运。从表面上看,公民自由选举其代表,由以他们的名义代表负责管理社会的这种代议制民主模式,已经胜过所有与其对立的制度,而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在事实上不完全如此,至少在理论上是这种情况。但是,政治权力的行使就其规模和运转方式而言,已经不允许普通的公民对于国家的事务——已经变成了世
界性的事务——真正发挥影响了。几千个佛罗里达的选民通过只有少数公民参加的、遭到非议的选举,竟然可以逐步决定中东的战与和问题这样一个事实,与民主理想相去万里。今天,引导我们未来的一切,特别是科学和技术的重大抉择,已经脱离了公众的讨论,甚至政治舞台、政治辩论、民选代表对于定期委托他们管理权力的行使,已经与社会的技术和文化状况不相符合。大型跨国经济金融实体脱离了控制和监督,担负政治责任的候选人在电视辩论中表现出的分歧暴露在日益觉醒的公众面前,已经无法掩盖他们的短视和行动的局限性,其结果是——如同一些相当一致的调查所表明的,面对民众,民选政治家的可信性和威望丧失殆尽。在许多老牌的民主国家里,弃权选民的增加也是势在必然。民主高奏凯歌,但这是破碎的民主。

  两个世纪以来,国家和民族的空间无论好坏,都是公众、政治和社会规范的主要框架。公共服务的发展,日益扩大的再分配制度和福利国家的建立,宏观经济调节的改进,赋税和货币政策的细化,至少在西欧达到调控体系的顶峰,这些体系形成于17世纪,是观念发展和社会斗争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主义成为争取独立斗争的中心口号,而国家在60年代成为发展方面最好的倡导者,并提供了主要的保障和最可靠的动力。

  但是顶峰之后是同样迅速的跌落。国家的范畴和民族的政策已经不适合世界性相互依存关系的规模了。国家过于专断独行,过于官僚主义,对现实和社会动力几乎封闭,有时照搬以别的模式运行的社会,经常腐朽不堪,既太大,又太小,在得到各式各样的称誉后,被看做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改革的尝试无论多么微弱和表面,都以失败告终参见《心系国家改革》(l’Etat au Coeur,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对法国国家为此努力遇到的困难所作的详细描述。,这说明公共机构无力更新,除了分崩离析,没有别的前途,没有别的出路。计划经济的历史性破产更使其雪上加霜。这个局面为所谓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成长和发展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国家遭到了两种运动的破坏。一方面是公共职能的重新分配,职能转向更小的机构——这就
是极为广泛的权力下放运动;或是转给更大的机构——更为有限的国家的整合运动或是不断增加的国际公约。另一方面是公共范畴与国家的目标和职能缩小的矛盾,及其与公有部门私有化的矛盾。公共行动的掌握者几乎到处都处于守势,更多着眼于抵抗,而不是革新。

  然而这确实是世界化、全球范围内各种形式的相互依存、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潮流,这在21世纪成为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结构性因素,是对我们所知的二次世界大战前国家作用的最致命的挑战。战争的灾难促使1945年以后建立了调节“国际社会”的新体系,其中包括联合国及其众多的专门机构,所谓的布雷顿森林机构(Bretton Woods),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后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多边贸易协定——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这一体系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值得称道的,却仍然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关系的虚拟基础之上。正如专家们所指出的,在国际关系中实行的准则依然是有着350年历史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Etat westphalien)的模式。《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在1648年终止了欧洲灾难性的30年战争,对这一模式的分析及其对世界治理的影响体现在“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联盟”提出的建议书中(ECLM,2003年)。全球性事务,首先是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已
经成为我们的国内事务,然而,却在所谓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范畴内进行处理。当人类被要求设想和实施关系自身生存的变革时,在形成一个世界共同体,建立合法、民主而有效的机构和规则方面的迟缓状况的后果不堪设想。那种小规模的自主管理的社会可以就近将其资源放在一起、形成邦联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思维是倒过来的:我们分享惟一的地球资源,这个地球人口众多,十分脆弱。一切都来自这个共同的财富,来自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条件是各个共同体分头管理这一财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治理革命的必要性。这个革命包含两个连续的阶段,我在本书的整个过程中将予以叙述。第一阶段是从“公共管理”或是国家的思想变为治理的思想。第二阶段是从当前的治理不适应我们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这个阶段要求重新定义思想的框架,新的指导原则,构建一种新的治理形式。我们大致描述这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引入治理的概念。“治理”(gouvernance)来自古法语,夏尔·德·奥尔良(Charles d’Orléans)在15世纪时使用过,说的是治理的实施和治理的艺术。其词根是gubernare,在拉丁文中同时意味着对船只的驾驶——也由此引出了gouvernail(舵)这个词——和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这是同一词根派生出的不同意义,确实,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不仅仅限于建立机构、执行法规、组织政治生活,也不仅限于政府机构的管理。

  治理这个词在当前颇为时髦,成为许多辩论的主题,这不是因为对古法语的突然热衷,而是因为这个词来自美国英语中的governance,被译成了法语gouvernance。这个词因被用于指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技术而被普及了,被称为corporate governance。将其应用到公共事务,正是回到了词的本源,却有了异端邪说之嫌,这是因为这个词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为大家所熟知的,目的是限制和限定政府行动的范畴,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则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所强加的带有规则色彩的“良治”(bonne gouvernance)药方,这是获得上述机构支持的条件。

  
治理

  “治理”成了流行语。但是这个词经常包含着不同的概念,甚至是与本书阐述的概念相反的概念。

  实际情况是:“良好治理”已经成为发展援助机构的工作主题,成为一个希望获得布雷顿森林机构或欧盟结构性调整信贷的国家的必经之路。

  这个概念来自私营部门使用的词汇(corporate governance),1989年被世界银行采纳,世界银行:《撒哈拉以南非洲从危机到可持续发展》报告(SubAfrica,From Crisis to sustainable growth),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1989年。作为转变国家结构以适应经济自由化的手段,但它与表面所见的相反,实际上是高度政治化的要求,因为它是在重组社会内部各级责任分配的借口下,达到削弱中央集权国家、将其再分配的功能服从于自由经济规律的目的。

  世界银行定义的治理概念世界银行:《治理和发展》(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1992年。相当广泛:“为发展而在管理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方面的权力”。另一个更为实际的定义也在通行:“治理是通过建立一套被接受为合法权威的规则而对公共事务公正而透明的管理,用以促进和发挥个人和团体追求的公司价值。”

  博尼·康贝尔(Bonnie Campbell)对世界银行提出的治理的概念有如下的分析:B.康贝尔:《治理,机构改革和国家扮演的角色的重新定义:世界银行提出的分散治理计划引起的观念和政治问题》(Gouvernance,réformes institutionnelles et redéfinition du rle de l’Etat:quelques enjeux conceptuels et politiques soulevés par le projet de gouvernance décentralisée par la Banque mondiale),2002年。“有一些提法不断地出现,从中可以看到世界银行所说的良好治理的因素:公共部门的管理,责任,发展的法律框架(rule of law),信息和透明度。这一良好治理的观念既非真正创新,也非纯粹的盎格鲁-撒克逊思想。”

  这个观念建构在一个法治国家权力分离的原则基础上:

  “透明”(transparency),获得政府文件的自由,是信息自由的延伸,以及保证行政的公正无私和决策动机的纯正。

  “负责”(accountability),决策者的负责,对行政机构的监控,对公共市场、公共财政管理等的监督。

  “授权”(empowerment),其含义相当于咨询管理和使公民接近决策,无论是地方民主、小型项目,还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工会自由、新闻自由、基本自由权利的行使等体现的公民社会的发展。

  在这里突出的是国家不干预的无为而治的景象,严格的功能性和器具性的观念,将国家限定在对公共资源的技术性管理上,将政治领域排除在有关社会方案的决策之外,倾向于程序、规则和创建市场的调节机构的方法。

  欧洲的治理观念十分不同,在《欧洲治理白皮书》中被说成为“影响到欧洲的权力的行使,特别是从开放、参与、责任、效率与和谐的观点出发的程序和行为”。欧盟Com428号文件,布鲁塞尔,2001年7月25日,《欧洲治理白皮书》(Livre blanc sur la gouvernance européenne),2000年。根据比特·克勒-科赫(Beate Kohler-Koch)和法布里斯·拉腊J.赫尔根汉(J.Hergenhan):《在尼斯峰会后,欧盟实行什么样的治理?》(Quelle gouvernance pour l’Union européenne après Nice?),载 Eurocities magazine第13期,2001年。(Fabrice Larat)的认识,“共同体的治理不仅要由共同体的结构及其特点决定,而且也受到参与治理的各方对合法政治秩序所遵循的原则的看法的影响……治理的核心在于,公民们不尽相同的喜好通过治理所涉及的内容和手段体现到政治选择和措施当中,社会内部的各种利益因此转化为统一的行动,获得各个社会成员的同意和认同”。在尼斯峰会后,欧盟委员会提出要对欧洲前途和欧洲民主深化进行广泛思考。
  
  我对治理一词的使用远比世界银行的建议要宽泛得多。当然在其中可以看到如同在“良好治理”的原则下的基本要求,如获得信息,政府管理者汇报的义务,以便公民可以做出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直接有关的决定。我也同意欧盟对于原则的感知和具体实践的关心,因为法律和机构本身在源头上同参与者的表现不可分,在下面,与机制实际运行不可分。但是我对于社会的纯粹管理的认识不敢苟同,也反对良好治理的灵丹妙药的幻觉——即似乎从一种与主导经济不可分的模式出发,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能对公共事务进行良好的管理,从而保障各个社会的协调与繁荣。

  但是,我虽然不相信什么灵丹妙药,却相信有一些治理原则、思想框架,可以使得任何社会都拥有一份共同的企划书,以此为起点,每个国家按照自身的历史渊源,自身的模式和自身的实践进行创造。

  引入这个既老又新的观念,就是迫使自己对社会的规范进行更长远、更广泛、更实事求是的审视。治理包含了立法、法治、政治、公共机制和管理的概念,特别关注事物的实际运行,最初是关系到社会对权力的机制和代表机构及对一个社会的构成的认识;之后是对程序的运行详情,对公务员和公民之间的关系的现实,对有关各方结合与否的合作形式,对社会组织成为公司、共同体、协会的方式的认识。对于治理的理解当然需要借助于历史、文化、政治学和行政学,但也需要借助于组织社会学。因此,在这第一阶段,治理并非是新的事物,不是对公共行动的设计和管理的新方式,而只是对一个早已存在的现实的新
认识。

  治理的大问题是永恒的——让同一块领土上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和女人共同生活在内外和平和持久繁荣中;确保人类社会与其环境的平衡;从长计议管理稀缺而脆弱的自然资源;保证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自由,同时维护社会正义、调和共同利益;向每个人分别和共同提供最大的繁荣机会;允许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但不被其力量冲昏头脑;确保所有的人过有尊严的生活;承认文化和传统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时使其参与整个社会的和谐;适应世界的变化,同时又保持其自身的特性。

  这些目标和平衡是一个明智的政府施行权力的根据,虽然因时代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词语。正是社会的根本利益说明行使权威的必要。正是在法律和执行的政策以外,管理者在实施这些目标的能力上所表现的无私、明智和能力,使他们在人民的心目中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每个社会、每一种伟大的文明都产生了治理的特殊传统。传统经历了多少世纪,经历了各种政治革命。中国、俄国、拉丁欧洲、盎格鲁-撒克逊和日耳曼欧洲、穆斯林世界——这里仅举几例
,分别产生了风格各异的治理。大部分宪法的前言,也以不同的词语,按地方、文化和时代的不同,提到了治理的大目标。

  然后将进入第二个阶段,在本书中所用的名称是“治理的革命”。治理拥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根深蒂固的传统,体现在保证社会稳定和延续的法典、机构和规则当中,因此,无论从本质还是使命上看,治理都是一种演变缓慢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变化最慢的并不是机构和法律,而是各种表征和思维方式以及相关的社会群体。面对迅速发展的社会,这一体制将如何演变呢?与其他体制一样,一开始,它试着去适应,而不是否定自身存在的基础,结果是,体制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必须进行革命和彻底的变革。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一种全新的体制取而代之,而是将现有体制的各个部分依照新的原则进行重组,使它们重新变得清晰,拥有新的意义并相互协调一致。与社会运动史相比,在科学发展史中更容易找到类似的演变。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治理,就其整体而言,从城市或地方的管理到全球的管理,使我想起了哥白尼革命前夕的托勒密天文学体系。使用新的光学仪器可以看到与太阳和其他星星围绕地球旋转模式不相符的天文现象。这个体系不得不容纳(可以这样说)新的发现,从而变得极为复杂。一直到哥白尼的假说——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出现,改换了观察的角度,提出简单而协调的新解释体系。

  我认为这正是治理的经历。我们在过去50年中的经历造成了一个全新的局面。相互依赖的规模改变了,经济性质改变了,各种问题的相互作用已成为规律,信息革命既改变了生产的过程,也改变了获得知识和实行民主的条件,全球的生态平衡成为中心问题;新的全球性因素出现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冲突暂告一段落。在这个世纪,巨变在等待着我们,变化之大相当于从中世纪到现代世界的过渡。我们的社会认识和实行这些变化的能力对于未来具有决定性作用。我们是否对此做好了准备?当前我们的治理,在各个层次上,是否适应这
些新的挑战?我个人的见解是否定的。如国家和国际法所表现的,我们仍然愿意以昨天的思想考虑明天的世界,我们企图以前天的机构对明天的世界进行管理。

  我们的机构体制完全像最后阶段的托勒密体系。在地方和地区,我们堆积了各种机构,以及相互竞争、相互抵消的中间机构。在国家一级,我们每年都要增设新的横向机构,但又无法改变行政机构的分块运行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我们不断增加目标和负责达到这些目标的机构,但没有一个机构真正拥有必要的手段,也没有标准和规则的层次。

  因此必须进行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改变视角,改变观点,对体制进行重新组合。这一革命将围绕关系的思想展开,本书的宗旨也在于表明这个思想,并阐述其主要后果。眼下的治理与科学生产体系一样,基于分割、隔离、区别。职权要分割,每一级的治理都以排他的方式实施其职权。领域要分割,每个领域都由一个部门机构负责。行动者分割,每个人,特别是公共行动者,都有自身的责任领域。人与自然隔离,经济和社会隔离。这个隔离的原则在公共机构的运作中所分的层次更细,整治与行政要分离,领导和执行要分离,实施和评估要分离。对明晰的追求,出发点是良好的,即需要区分权力,明确责任,但是当问题相互关联时,当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其他问题而被单独处理时,仅在一个层次上处理,由一个行动者处理,这种明晰就成了效率的障碍。因此我的结论是:明天的治理再也不能忽视了关系,而是应将关系放到制度设计的中心位置。

  我也看到当前的治理危机和我们发展模式的危机如此相近。如同治理将各种职能分割开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也被分成若干垂直的条条,无法将自身设想为一个内部相互联系的体制,共同参与生物圈的运行。如果自然资源是无穷无尽的,如果能够将地球按国家的多少切割成许多独立自主的生态系统,我们也许能够想像退回到各个由外交关系相连的自主社会。但是这个倒车是开不成的。

  在教育和科学研究系统方面也是如此。我们曾经认为专业化是进步的条件,但这是什么样的进步呢?今天的挑战恰恰相反,要将各种性质、各种来源的知识联系起来,学会解决复杂的问题。

  一旦考虑到存在的各种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对治理进行重组,我们将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治理呢?如何将虔诚的愿望变成现实呢?情况的多样化,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区别,一种层次的治理与另一种层次的治理的区别,是否切断了适用于所有人的共同原则,而返回到已被我否定的“良好治理的灵丹妙药”呢?一旦现行体制表现出十足的麻木不仁和有效的抵抗,这个革命怎样才能发生呢?在本书中,我力图澄清这些问题,这里只指出其梗概。

  第一个问题直接来自我几十年来所采用的方法和途径,从而得出惊人的简单结论。我长期在法国担任公务员的职位,在住房、道路等基础设施部门内,可以从内部观察国家的运行。在治理的概念尚未推出之前,我已经懂得了应当将公共管理看做一体,借用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喜欢引用的话来说,“魔鬼藏在细节中”,日常实践比政治学的论文能更好地了解治理的实际。我的朋友安德列·塔尔芒(André Talmant)和我都意识到,通过我们不断地将我们作为公共行动的实践者的所见所闻进行叙述,列成公式,提出模式,我们就能更好地懂得了治理的现实。而我们所见到的是深刻的危机。虽然我们对公共行动感情深厚,我们的结论还是怀疑这种行动模式的合理性。我们逐渐陷入了那种原本打算负责修理一座建筑物,却发现是结构本身出了问题这样一种境地。

  问题本来可以到此为止,这只是一些法国公务员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思考而已。但是,在大企业中待了一段时间,使我有机会看到两种模式之间的相同和差别以后,我于1986年起在一家按瑞士法律成立的国际基金会中担任领导工作,这就是夏尔·雷奥波·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ondation Charles Léopold Mayer pour le progrès de l’Homme),基金会的网址是:www.fph.ch这一工作为我提供了了解各洲在不同层次上的治理真相的机会。90年代初,我意识到治理的危机远远超出了法国国家的范围,意识到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结果,出问题的是思想体系本身。在为地方或其他国家提供公共管理方面的咨询和建议的过程中,我发现,实际遇到的机构运行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与我的猜测相吻合,这表明,这些不断出现的结构问题与某种思维模式有关。

  也是在这个时期,我了解到通过对十分不同的形势进行分析比较可以得出共同的原则,用以指导对解决方案的寻求,而解决方案每一次都是独特的。这一发现虽然平淡无奇,但在本书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其意义是重大的,可以看到由此产生的一种涉及到不同层次的治理关系的新思想。由此也可以看到,治理的艺术是将共同的原则解释为适合每一个特定的、实际的情况的艺术。

  爱因斯坦说:“最令人不解的是:世界是可以解释的。”可以从若干简单的法则出发,解释无限多样的现象。对于治理这一扎根于历史的复杂现实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条件是不要对具体的形式感兴趣,而是要寻求支撑这些形式的共同原则。

  有些出版商愿意把《心系国家改革》翻译成西班牙文、葡萄牙文、阿拉伯文和中文,这个前景鼓励我继续前进。这说明即使是典型的法国历史也可以触动他们的心灵和思想,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与他们在本国的见闻有着深刻的共同之处。使我的信念最终坚定不移的是在“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联盟”联盟(Alliance pour un Monde Responsable Pluriel et Solidaire)的网址是:www.alliance21.org范畴中进行的工作。联盟作为积极的国际公民组织,诞生于1994年,其缘起是我们感觉到在几十年中将产生的深刻变化,而现有的大权力机构,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无力认识和适应这些变化。于是,需要由普通公民建立关系,联合起来,提出倡议。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回到民主的源头,所不同的在于这个民主不依靠一个已经构成的社会,而是依靠一个需要创造和组成的共同体。在联盟发展诞生之初,我经历了其冲劲和矛盾。一个主要的方法论上的挑战是认识这些我们已经感觉到的不可避免的变化,并对其加以定义,然后指出前景,并提出可以与这个时代变化相称的建议。典型问题,治理、科研和生产体系的组织的共同问题是:分配各种任务,以便前进,每个人都在其所关心的、职权所在的和专业的领域前进,但同时照顾到部分之间的关系,只有这种关系才赋予整体以意义。因此,在联盟内产生了六十来个主题小组。

  1996年至2001年所进行的努力的结果是60本建议书,从单本看,深度和质量有差别,但在整体上构成了一个包含分析、思考和建议的总和。整个建议书的法文、英文和西班牙文本可以从联盟的网址下载:www.alliance21.org,也可以从夏尔·雷奥波·梅耶出版社(Editions Charles Léopold Mayer)获得书面材料或光盘。我很快发现,不论建议书涉及到的问题是水、互动经济、教育、贸易、地方区域管理,还是科学、媒体和财政,不断出现的两个问题始终是治理和伦理。这一方面告诉我们它们是不可分的,是我迄今为止所低估的,而在另一方面,“治理革命”位于所有变化的中心。

  建议书方面的工作也使我懂得了治理革命与经济思想改革的关系。作为一种综合理论,自由思想的巨大力量既反映了决定个人愿望的机制,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模式,而这种整合能力是社会科学的隐秘的梦想,是从科学本身的地位所得到的,是从伊萨克·牛顿(Issac Newton)在17世纪指明苹果的坠落和星球的旋转来自同一个重力法则之后的科学。今天,共产主义的垮台使得自由主义理论失去了对手,但我们看到了这一理论的简单化和可能发生的危险,不过这并不足以提供可以替代的有着同样整合性的理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地方的水平上寻求更加具有“参与性”的治理和更为团结互助、更为合作的经济之间的同一性。这两者都将重点放在关系的管理上。这些研究如果只停留在地方的水平,将只是细枝末节的、边缘性的。但是如果这些研究是整个建筑的第一阶梯,就具有充分的价值了。该建构在治理领域将不同的职能层次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经济领域将不同的交换层次综合起来。这一推论与本书的许多其他想法只是处于探索阶段,但我认为其内容格外丰富,因为将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的不同领域的调节都统一起来了。

  联盟的各个小组平行地工作,其工作较我过去的工作更为深入,对不同层次的治理进行研究:地方的治理、国家、地区合并、世界治理。我也看到了其中提出的每一个原则是何等相像,并且相互补充。例如,都肯定了各层次的治理需要合作;地方区域,也即治理的“基石”管理占有中心的位置,必须将建议权和决定权分离,也要区分合理和合法。这些发现为我提供了谈论治理的共同原则的更为坚实的信心,并且予以发表。《治理的原则——联盟建议书》(Principe de gouvernance,Cahier de propositions de l’Alliance)法文版,Editions Charles Léopold Mayer,2003年。

  2001年12月,联盟和基金会在北部—加来海峡(NordBas de calais)大区议会的支持下举办的世界公民大会(Assemblée mondiale de citoyens)是这一探索过程的结束。会议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和各界的代表,对讨论我们将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时应持的观点是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这个大会本身就是在治理问题方面所做的前所未有的试验,是对民主的新形式的探索,关键在于,通过位于治理艺术核心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超越彼此之间的差异,发现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共
性。大会也肯定了工具和方法并不是民主讨论的简单的技术上的辅助,而是民主讨论的基础。所使用的方法请参见联盟的网站和光盘,也请参见V.卡蓝默和P.卡蓝默合著:《公民权和变革战略》(Citoyennetéet stratégies de changement)。

  此次会议再次表明,伦理和治理是两个优先重点。大会认为,关键在于逐步摸索形成一种新的生活、发展和调控模式,这种模式与整个20世纪政治辩论的主要内容——无论是自由派模式还是共产主义模式——都毫无共同之处。

  一旦治理革命的必要性被认可,并有可能确定其大致轮廓和共同原则,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以什么方式进行了。在本书中,可以看到我更关心寻求共同点,而不是突出分歧;更注重改变的前景,而不是为实现改变所做的斗争。这绝不意味着我忽视了任务的巨大或是动员公民参与才能将这一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性。但是,我相信最重要的是不要搞错战斗的形式。正如世界大会的经验所表明的,当共同体尚未建立,政治上的重点只能是寻求“共同生活”的理由,而不是摆出分歧。我还将走得更远。关于治理革命的思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的革命模式给我们造成了错觉,以为至少在治理方面的深刻变革是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事实上,尽管当政治革命总是以一些统治阶级来取代另一些统治阶级并常动摇现有各机构的存在,但它却常常不会触及代议制和行使权力的方式。思想、技术和文化方面的革命可能也是决定性的,无论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认识,或是对社会与生物圈的其他部分的关系的认识,都是如此。治理革命是这个意义上的革命。如果同意治理革命引起的变化相当于从中世纪到现代世界的变化,那么就应当在这些变化中寻找参照系,并接受行动的持久性。

  我在书中描绘了我所称之为治理革命的开端。所有这些运动、革新和研究都表明,酵母正在面团中发挥着作用,在世界各地,同样性质的判断引向同一方向的尝试。那些制定变化战略的理论家们,即使他们擅长的领域和他们的经验范围有限,只限于企业的范畴,但他们都强调,如果行动者本身不领悟到身在危机中,就不可能发生变化。我和安德列·塔尔芒在《心系国家改革》中指出,任何国家的改革如果不从其最普通的成员寻求意义的需要出发,则注定会失败。我相信可以这么说:对危机的意识,代议制民主的崩溃,统治者失去合法性,社会主体寻求存在的意义,这些问题无处不在。但是,世界是分割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落里革新和探索,有时候会碰到权力机构和机制的惰性。我希望自己提出的治理革命的基本设想能够有助于打破所采取的努力和社会主体之间的隔阂,表明各项努力其实都不自觉地指向共同的前景,并以此来鼓励他们坚持斗争。

  我要坦诚地说,我的经历和我达到本书中所述的结论的方式,其来自经验和对话的部分要远远多于来自阅读的部分。这不是反知识的成见,如果我不相信词语和思想的力量,我就不会撰写本书和其他书籍。这仅仅是一种方法和生活的选择而已。治理更多的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我将多次回到这个思想,对治理的认识首先来自“临床”的角度:这不是实验室中进行的试验,而是耐心地比较“个案”,才能推动前进的步伐。甚至是所涉及到的个案的多样性赋予了
其价值和理论意义。每个个案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其中的当事人、思想和情况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而这种临床的步骤却不适合早已确定的知识的种类。

  与这个方法的选择相关的还有对生活的选择:正在发生的变化中,无论是非洲治理、欧洲建设、世界治理的改革或是法国进行的反对排斥的斗争,我觉得都与自己有关,自己是当事人,而不仅仅是观察员。对改变的抵抗,合作伙伴关系和可能的联盟关系,都使我深有感触,超出了我的书面表达。我不相信即使不寻求改变也能理解这些,因为正是在对改变的抵抗中体现了一个体制的深刻结构。这一摸索促使我进行更多的对话,而正是这些对话,通过活生生的血肉之躯进行的对话,将我浸沉在思想进化的潮流中。因此,在本书的后面我无力列出一个详尽而又恰当的书目,我频繁地援引个人所参与制定的文件和我本人的经历,这不应被理解为傲慢不逊、或是封闭在自我满足的思想中,应当理解,这是方法上的选择。我意识到,如果没有许多实践家和知识分子的贡献,便没有此书的形成,如果我无法说出他们的身份,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感激之情,正好相反,我从他们那里获益匪浅。

  
  在本书付梓之时,假如我忘记列举一些脑海里掠过的姓名,那么我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他们给予我的帮助绝对是显而易见的:

  皮埃尔·韦尔兹(Pierre Veltz)、洛伊克·布瓦尔(Loc Bouvard)、保罗·马凯(Paul Maquet)、伊纳·朗松(Ina Ranson)、马蒂斯·瓦凯纳热尔(Mathis Wakernager)、苏伦·埃克曼(Suren Erkman)、让-马克·杜埃兹(Jean-Marc Duez)、弗朗斯·茹贝尔(France Joubert)、马蒂厄·卡蓝默(Matthieu Calame),他们向我提供了关于地方区域及其在世界化经济中的地位、地方治理和地方区域生态的新思想。

  泰奥林达·波利瓦尔(Téolinda Bolivar)、若埃尔·奥德弗罗瓦(Joёl Audefroy)、恩里克·奥尔蒂兹(Enrique Ortiz)、让-皮埃尔·埃隆·姆巴西(Jean-Pierre Elong M’Bassi)、西迪基·达夫(Sidiki Daff),他们对公共政权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思考所做的贡献,在形成主动辅助性原则问题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拉尔比·布尔盖拉(Larbi Bourguerra)、阿兰·吕埃朗(Alain Ruellan)、邦雅曼·德叙(Benjamin Dessus)、米歇尔·梅莱(Michel Merlet),他们在水、土地、能源方面帮助我懂得了从自然资源出发考虑治理的意义。

  乌斯曼·西(Ousmane Sy)、安德列·塔尔芒、皮埃尔·朱代(Pierre Judet),他们对我就国家的改革问题提供了意见。于硕(Yu Shuo)为我打开了中华世界的大门。

  让·德西涅(Jean Designe)、山德罗·圭里亚(Sandro Guilia)扩大了我对法律的理解。

  埃迪特·西佐(Edith Sizoo)和安德列·勒维斯克(André Levesque)提供了伦理方面的认识。

  埃德加·莫兰(Egar Morin)和帕特里克·蔚五海(Patrick Viveret)提供了民主进程的看法。

  米歇尔·罗卡尔、安娜·西蒙(Anne Simon)、卡琳娜·格阿马(Karine Goasmat)、克莱尔·芒杜兹(Claire Mandouze)和我一起对欧洲合作进行了颇有教益的思考。

  乔治·贝图安(Georges Berthoin)、热罗姆·维尼翁(Jérome Vignon)及马尔若里·汝安(Marjorie Jouen)帮助我理解欧洲建设的历史和本身的挑战,以及欧洲建设所引起的对治理的全面理解。

  斯特凡那·埃塞尔(Sthéphane Hessel)、吉蒙·瓦拉斯卡基斯(Kimon Valaskakis)、贝特朗·德·拉沙佩尔(Bertrand de la Chapelle)、保罗·张万亭(Paul Tran Van Tinh)、洛朗丝·蒂比亚纳(Laurence Tubiana)指引我认识世界治理的问题。

  让·弗雷斯(Jean Freyss)和瓦莱莉·加朗多(Valéry Garandeau)帮助我澄清在当前辩论中的思考;贾米拉·泽马利(Djamila Zemmari)不倦地整理录音带和手稿的草书。

  文森·卡蓝默和我一起设计了决定性的图表工作法,对联盟大会的工作进行综合。

  人类进步基金会(FPH)的工作人员、人类进步对话(DPH)网络和所有在“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联盟”工作的人员提供了极其广泛的多样化观点和经验,帮助我进行思考。

  米歇尔·索凯(Michel Sauquet),没有他友好而不懈的建议,我不会撰写本书。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波莱特·卡蓝默,她支持我,伴随我,推动进程的每一步。

  ***

  本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容是对事实的认可,首先说明了当前治理模式的普遍危机,它已经脱离了迅速变化的社会,并且因为缺乏意愿、坚韧性和明确的前景和改变战略,显然无力对自身进行深刻的改革(第一章)。之后说明了治理革命的先决条件——前提——和这种革命的许多征兆已经到处可见(第二章)。

  第二部分阐述基于关系的治理的共同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在六个章节中:共同体的建制和治理的伦理基础(第一章);治理各层次间的关系和主动辅助性原则(第二章);公共行动和市场的关系(第三章);公共政权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第四章);治理中地方区域的地位(第五章);建制工程(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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