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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序言
高瑞泉、[日]山口久和主编  2005年8月23日 10:41  



本书是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研究课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的合作项目。由高瑞泉、[日]山口久和主编,2004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目录
·序                         高瑞泉
·中国近世末期城市知识分子的变貌--探求中国近代学术知识的萌芽  [日]山口久和
·近代价值观变革与晚清知识分子           高瑞泉
·近代中国城市的公共领域--以上海为例        许纪霖
·商业化、城市化、儒教化的潮流和家的上升--以南海县深村堡的霍氏为例  [日] 井上彻
·"被压迫者"的知识如何可能?--"真的知识阶级"与"底层"民众   罗岗
·"轻性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的表意实践--以张爱玲为中心的讨论  倪文尖
·横光利一《上海》中的空间表现        [日]广重友子
·《每日电影》与姚苏凤             [日]张新民
·后记                    [日]山口久和


                序
                                   高瑞泉

         癸未春,山口久和教授等日本学者到华东师范大学访问,经陈映芳教授安排,我和人文学院的几位同事有幸与之结识。得知他们所服务的大阪市立大学文学研究科正承担着COE工程"都市文化创造中的人文科学研究"项目,并为此创设了该校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分中心,来推进中日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十五"期间"211工程""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项目启动在即,不仅需要考虑如何将此课题在多个维度上深入推进,同时也面临着如何扩大国际合作研究的问题。十分明显,双方学者所承担的工作有许多相似之处和交叉点:同样都是国家项目,都是主要由传统的人文学科专家以自己的学术专长为起点从事多学科、跨学科、乃至新兴学科的研究工作,都是中国问题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两个项目的内容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结,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是互相蕴涵。因此,双方欣然同意就"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为题,开始我们的首期合作工作。现在呈献给读者的同名文集就是这一合作的最初成果。
        现代性研究或现代性批判并不是完全新鲜的话题,甚至如果我们一定要追溯其源头,恐怕难以从世界范围断然划出一个众口一词的清晰边界。但是作为在现代化浪潮中相对后发的国家,现代性研究在中国却呈现出方兴未艾之象。中国在百余年间经历了一个从学习型现代性到反省型现代性的过程。随着上世纪晚期中国经济的起飞,一方面现代中国的轮廓日渐清晰,另一方面,对现代性的反省和批评也日渐增长。"中国的现代性"这个概念,就是它的产物。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赞成现代性应该是复数(modernities)的观念。换言之,最早从西欧、北美发育起来的现代化,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呈现出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同时也演变出多元现代性或多重现代性。亚洲诸国的现代化之路表现出明显的民族的或传统文化的特征,由此决定了对诸如"东亚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的研究兴趣。
        这多少是理有固然,但同时也反映着中国知识界乃至中国现代精神的成熟。毫无疑问,知识分子特别是城市知识分子在其中起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本身包含了传统的士类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过程,城市知识分子身上,正映射出现代性复杂斑斓的光泽。反过来,现代性批判也恰恰是在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里最早发生,并由此汇成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包括现在颇为当令的后现代理论。所有这些,都又曲折地反映到、甚至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培育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部分甚至以其为职业生涯)的人文学术或人文学科的演化轨迹。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人文学者来说,现代性和知识分子的研究,是地道的"为己之学"。
        正因为这一点,本书所收的论文作者都在他们的文章中倾注了学术的热情和现实的关切。尽管由于中日语境和学术传统的差别,中国学人表现出较多的理论偏好,而日本学者则在运用实证方法以及处理历史细节上更擅胜场,但何而观之,却也相映成趣。山口久和教授贡献的《中国近世末期城市知识分子的变貌--探索中国近代学术知识的萌芽》,描述了在从"儒者"向"学者"转变的清代知识分子中间学术史如何展现由对作为与政治、道德密切关联的"智慧"(wisdom)的追求,演变为对"实事求是"的中性知识(knowledge)的探求。由于作者娴熟地运用了阎若璩、章学诚的个案资料,使得作者关于近代学术知识之萌芽发端于那个时代的论断,理据张显,令人信服。作者此前已经对章学诚等有了透彻的研究,有他的专著《章学诚之知识论》(创文社,1998年)为证。这篇文章使我们想起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的批评,尤其是关于现代化是世界祛魅即理性化过程的理论。在韦伯看来,科学的进步是理智化过程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多元性是那么明显,科学知识不再涉及终极关怀,它自身就有独立的价值。"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山口久和教授的大作告诉我们,为知识而知识即他所谓"中性知识"的追求如何作为现代学术的萌芽在清代学者中被孕育出来。注意到清代学术特别是阎若璩等所代表的朴学与现代科学的相关性,在中国可能以胡适为最早。不过胡适以为,清代朴学只是在治学方法上类似实验主义视阈中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虽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科学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纸堆里大方光明,然而故纸的材料终究限死了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已!"作为哲学上的唯科学主义,人文学者的胡适似乎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朴学和现代学科之间那种内在精神的连贯性,同时也没有注意到现代科学技术对传统的人文学术之巨大销蚀,更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所为与所云之间的紧张。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体现着现代性的分裂,而没有达到现代性的足够反省。山口久和教授的文章追溯了知识独立精神在中国的缘起,而且是带着人文学者对生活其中的现代社会的复杂感受来描写这一客观过程,其中有许多需要读者细心解读的内容。
        按照上世纪50年代以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城市化。在最近的20多年里,中国经历了而且还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但是要问中国的城市化历史,所知者一定甚少,而且在他们中间对此也像其他许多学术问题一样充满着争论。韦伯那本论中国宗教的书从分析货币制度和城市入手,并且一开始就说:"与日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相当于我们的史前时期就已经是一个具有大的墙垣城市的国家"云云。井上彻教授所依据的则是明代有一个城市化、商业化潮流的论断,在此背景下,他详尽地描写了霍韬家族兴盛的个案。"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世家大族的兴衰从来为史家所关注,但是井上彻教授的趣味在于将霍氏家族的兴盛与儒教化的潮流相联系来考察。霍韬的全身之计并非仅仅出于"盛极必衰"、"亢龙有悔"那样的传统智慧,而是运用儒教的教化、儒学的教育来抑制族人过度的欲望。虽然他并未点明是对韦伯比较宗教学的一种回应,但至少对于人们理解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井上彻教授的文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
        与上述两篇文章注重明清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同,其他六篇论文主要讨论的是19世纪中叶以后即中国学术界通常认为的"近现代"的问题。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发生的价值观念变迁,是我近年来研究的课题,为此已经发表了数篇论文。作为哲学史研究的一部分,那些工作主要注意的是观念世界的近代重构。但是我一直认为,价值观念的变革史比本体论、认识论等纯粹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更为紧密,因此对它的研究应该与社会史的研究相结合,而不该遁入观念轮的套路。写作《晚清知识分子与近代价值观念变革》给我一个机会,考察近代以来中国价值观念的变革,如何与知识阶层从传统的士大夫分化、转变、消亡,到现代型的知识分子的产生互为因果。当然,这一考察是非常初步的,希望以后有机会做更深入的研究。
       最早以知识分子研究闻名的许纪霖教授则描述开埠以后的上海知识分子所生活的公共空间。他的《近代中国城市的公共空间--以上海为例》虽然借用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但是又指出中国的经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它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拥有自身的本土资源。近代中国城市的公共领域,与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资产阶级个人为基本成员的欧洲公共领域不一样,在发生形态上基本与市民社会无涉,而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题相关。因而,中国的公共领域从一开始就是以大夫或知识分子为核心,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在风格上缺乏文学式的优雅,带有政论式的峻急。由于近代以来的上海一系列特殊的条件使得上海成为了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无可争议的中心。中国公共领域的命运,与上海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近代上海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公共领域的兴衰史。
        与许教授的论文类似,其余的四篇论文都与上海有深深的纠缠。上海这个中国最早发育起来的现代城市巨无霸,曾经如何地光怪陆离,又如何地培育了现代文明。它引入可以容忍鲁迅那样的左翼斗士做韧性的抗争,也足以使张爱玲等展现万众风情,同时又常常让外来者如高老太爷们目迷五色。罗岗博士和倪文尖博士都是由现代文学研究而从事文化批评,并日渐活跃于学术界的新锐。他们一个写鲁迅、一个写张爱玲,虽然都以人物个案为中心,但是其意趣明显在理论和诠释。罗岗博士的《"被压迫者"的知识如何可能?》在讨论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关系的时候,福柯、赛义德、斯皮瓦克、德勒兹和保罗·弗莱雷等都是活跃的元素。但是作者又指出,或者由于其身处现代学院和知识体制,或者由于文化视野的局限,"革命中国"的实践并未进入他们思考的视野中。文章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结合鲁迅生平、思想和创作来讨论"被压迫者的知识如何可能"这个问题,特别关注他如何将"知识分子"自我意识与"底层民众"的言说诉求结合起来,从而在反抗各种形式的压迫(其中包括现代知识体制的压迫)的语境中,树立起了"真的知识阶级"的形象。文气充沛,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相信无论对于鲁迅研究,还是对于现代性批评,都会很有益处。
        倪文尖博士的论文题目,不易得解--《"轻性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的表意实践》。但是通过作者对张爱玲(及其姑母)身世和作品的诠释,我们渐渐可以明白,与鲁迅那样以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关切和批评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对照,上海这样的开放口岸,存活着另一类现代知识者,充分地享受着现代文明,甚至似乎沉溺于浮生之乐的有教养者,他们被称作"轻性知识分子"。张爱玲同样也充满着矛盾,"在她的散文里,更多地肯定世俗欲望、物质生活,而她的小说却似乎更多地展示世俗欲望的恶性膨胀的危险与可怕"。作者以为他们代表了迄今为止现代性理论视野之外的"另册"的现代性,甚至正是他们体现了像上海这样现代城市的某些特征。曾经有个朋友说过旧上海的文化骨髓里是职员,倪文尖博士是否会把他们也放到"轻性知识分子"一类?他们那套关于中国"现代"的想象与实践,对于我们理解"现代"和"知识分子"有什么启示?影影绰绰,恍然有物,却又难以明言。这使该问题呈现出巨大的开放性。
        与通过现代文学作品和人物研究来讨论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相似的,还有广重友子的《横光利一<上海>中的空间表现》。横光利一是活跃在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期的日本作家,他的名著《上海》描述了一个日本人在1925年游荡在上海的感受,作为新感觉派的代表作之一,引起了众多的评论和研究。上海读者容易指认在他笔下的那些令人发怵的街道和河流,大多以当时的北四川路一带为原型。因为那里不但有着现代都市的一切享乐,而且其街道布局也极为复杂甚至神秘。广重友子的做法是以前田爱的研究为基础去考察横光利一构筑作品中空间的手法及其意义,说明当一个日本知识分子接触到上海这样一个受到现代化大潮洗礼的现代都市并试图表现它的时候,抓住的是哪些特征来描写的。众所周知,由于日本在亚洲率先实现现代化,曾经是中国人现代化取法的对象。但是横光利一对上海的描写所充分体现出的这个东方都市的复杂和深不可测,是否也折射出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迷茫呢?
        以研究中国电影史和影像文化理论为专业方向的张新民博士提供的论文《<每日电影>与姚苏凤》,对主编《每日电影》时期的影评人和电影编导姚苏凤的工作和身世之困境做了详尽的描述。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中国电影史基本上是左翼电影的发展史,姚苏凤多少是个异数。因此张新民博士的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同时也让人们了解到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中曾经有过的另一倾向。这篇文章与广重友子的论文都显示了材料的周全把握和细密分梳工夫,同时也显示了别样的学术眼光。
        收进本书的全部论文都曾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发表,经与会专家的讨论和批评,又或多或少地有所修订、完善。作为主编之一,以文会友,从中我学到许多。但是,"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提供了足够的理论研究空间,以我之固陋寡闻,本不敢为本书作序。山口九和教授博雅谦冲,经他再三嘱咐,我拉杂写下如上文字,如果有妄加雌黄之处,也只是我的见识不到,未敢稍减对诸位作者的敬意和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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