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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效民: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陶孟和
智效民  2005年9月26日 16:55  社会学吧

从一次社会调查说起

    1999年五四运动80周年前夕,某调查公司对北京、上海、广州的部分居民进行了一次以五四为主题的入户访问,其中有4成左右的人表示五四已经“比较遥远”,对它 “没有什么感觉”。调查中没有人知道傅斯年、段锡朋、罗家伦等学生领袖,却有人把林道静、刘和珍当作五四运动的先驱。难怪《中国青年报》在刊登这一消息时说:“看完这个调查结果,心情并不轻松”,有些调查结果甚至“颇为滑稽……”(见该报1999年5月5日第7版)

    以社会调查的方式来纪念五四,是一个很好的主意。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社会调查的鼻祖陶孟和。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陶先生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其学问不在李大钊之下。1919年3月,远在欧洲的张奚若收到胡适寄来的几份杂志,读过后他曾向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履恭似乎还属学有根底,其余强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所作《Bolshevism的胜利》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虽前者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ki[布尔塞维克,下同]的实在政策,后者结论四条思律,不无mechanical[机械的],而通体观之,尚不大谬,可称新潮。”(《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1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这里所说的陶履恭就是陶孟和,然而浏览近年来的书报杂志,除了与陶孟和共过事的个别人写过几篇回忆文章外,几乎没有人提到他的名字。

    假如仅仅是忘记了陶孟和等人,倒也不算什么,可怕的是丢掉了五四传统和五四精神。最近中央电视台的“幸运52” 非常火爆,据说是因为把知识性与娱乐性熔于一炉,再加万元大奖的缘故。今年6月30日恰逢这个节目播出,当主持人问到五四运动中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是指什么时,场上选手在关键的时候竟然答不上来,与大奖失之交臂。这也许是个偶然现象,但是与上述调查联系起来却耐人寻味。换句话说,在中共建党80周年前夕,假如国人连这些问题都不了解,也不关心,那还侈谈什么幸运?

先后留学日本英国

    尼采说过,“有福之人便是那些健忘者:因为他们同时也忘却了他们的愚昧。”愚昧是专制的产物,五四运动就是反专制的。在五四运动80多年之后,国人仍然如此健忘,并不是件好事。可见只有恢复五四在人们心中的记忆,才能摆脱健忘和愚昧。

    陶孟和原名陶履恭,1888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读书人家,其父陶仲明曾在严氏家馆(南开学校前身)担任塾师,他亦在此就读。陶仲明于1901年去世,由张伯苓继之。严馆改为敬业中学堂之后,陶孟和以首届师范班毕业生的资格被送往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攻读教育学专业。两三年后,他因事回国,改赴英国求学,入伦敦大学专攻社会学,获科学学士学位。留日期间,他编译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外地理大全》。这套书颇受读者欢迎,以至十年内再版七次。留英时,他受费边社的影响,主张经过社会调查进行社会改良,并撰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这时他才二十七八岁。巫宝山在《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一文中说,此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认为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和核心;二是最早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中国与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各有其特点,各有其利弊;三是肯定了中国的祭祖风俗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积极作用。(《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任教于北大

    陶孟和大约是1914年学成回国的。回国后先入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曾在《新青年》发表《人类文化之起源》、《社会》、《女子问题》、《新青年之新道德》、《(社会调查)导言》、《欧战以后的政治》、《我们政治的生命》、《论自杀》、《游欧之感想》、《欧美劳动问题》、《贫穷与人口问题》、《新历史》等文章,并翻译了易卜生的剧本《国民之敌》。这些文章影响很大,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当时正在北大读书,他在日记中写道:“杜威云,读历史不是解决现在,是明白现在。陶孟和君推衍之云,历史之用,是要求明白现在情形及思想,而先知其如何经过,故要明白现在,必须对于过去具有充分知识,不是要研究过去事实如何产生现在的事实,此即所谓新历史的研究也。”(《静晤室日记》第一六八页)他还说,“……新历史之研究,为陶孟和著论之出发点,吾人此后研究历史,能知从此处着眼,则于史地学均思过半矣,曷可忽乎?”(同上,第一八三页)

主张从调查入手改革社会

    关于社会学研究和社会调查的现实意义,陶孟和是这样说的:要使民国真正成为人民的、民主的国家,就必须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要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首先应该了解问题之所在,这就需要开展各方面的社会调查。《新青年》曾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就是他的主意。专栏开栏时,陶在《导言》中说: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愿望除了学术上的趣味以处,还有实际的功用:既可以了解我们社会的长处,又可以找到社会的弊病。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提出应该首先从调查农民的生活开始。在他的倡导下,《新青年》曾多次发表这方面的调查报告。

    1919年初,陶孟和曾赴欧洲考察,鲁迅在2月12日的日记中有简要记录:“向晚同往欧美同学会,系多人为陶孟和赴欧洲饯行,有三席,二十余人。夜归。”(《鲁迅全集》第14卷第3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同年年底,正在英国的陶孟和致信胡适,谈到李四光和丁燮林的情况,说他们是“不多觏之材,望与校长一商,如能得两君来吾校,则大佳矣。”(《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79页)后来,二人果然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并且在各自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新青年》同人中,只有胡适与陶孟和是英美留学生,因此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见《丁文江的传记》第五二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20年夏,陈独秀将《新青年》移至上海,引起陶孟和等人的不满。不久,陈在致胡适信中有“我对于孟和兄来信的事,无可无不可”一语,(《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14页),说明陶已经正面表达过自己的意见。这一年年底,陈独秀将编辑事务交给陈望道负责,自己去了广东。尽管他在信中提到陶孟和等人“已久无文章来了”,但陶孟和还是主张停刊了事(同上,第117页)。这让陈独秀十分恼怒,他给陶孟和的信言词激烈,动了感情(同上,第120页)。从后来的情况看,胡适还给《新青年》写过几篇文章,陶孟和却再也没有露面。可见在《新青年》分裂的过程中,陶孟和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

    《新青年》的分裂除了深层的原因外,主要与胡适不谈政治的“戒约”有关。不过,胡适他们也有不得不谈政治的时候。1920年8月,胡适和陶孟和、蒋梦麟、王徵、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说:“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于是,我们便产生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的精明,首先要依靠人民的觉悟。如果没有养成“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就不会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没有肯为自由而流血流汗的人民,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一一页)这就是胡适当年为什么要与大家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戒约,后来又不能不谈政治的原因。换句话说,当年不谈政治,是想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以便为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基础,使国人具有为自由而战的精神;后来要谈政治,是因为现实的政治无时无刻不在妨害他们,所以他们只能奋起抗争。

《努力周报》的创办

    值得一提的是,在自由知识分子中,丁文江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据胡适讲,他与丁文江的认识,是陶孟和介绍的,从此丁文江成了胡适最好的一位朋友。1922年5月初,胡适在丁文江的影响下,一改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创办了以谈论政治为主的《努力周报》。由于丁文江认为“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革的必要条件”,所以他对胡适的“戒约”有非常严厉的批评。他常说:你们“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是先从思想文艺下手”的;事实上,“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他还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而是因为少数自由知识分子没有责任心、也没有能力负责任的缘故。(《丁文江的传记》第五八至五九页,)

    《努力周报》问世后,在第二期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丁文江、陶孟和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尽管他们所倡导的好政府主义很快就失败了,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的一次非常可贵的努力。前不久,唐德刚在一篇文章中把胡适称为“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是很准确很有见地的。与此同时,唐先生也分析了胡适所信奉的民主和自由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实现。他说,胡适对民主政治是坚信不移、老而弥笃的,但由于他对政治学的理解没有超过高等常识和经验论的范畴,再加上他只谈政治不搞政治,因此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缺乏有用的知识和操作的经验。(《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胡适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位置》,《传记文学》第77卷第6期)他的意思是说,胡适谈政治还可以,搞政治却不行。依我看这也怪不得胡适他们。在中国,由于军队始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改变社会黑暗、官场腐败的状况,只能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但是这又容易导致“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所以为自由知识分子所反对。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处于“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尴尬境地,在无权的知识与无知的权力的较量中,总是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中国社会政治迟迟不能进步的症结之所在。


    《努力周报》仅仅办了一年半就停刊了。停刊的原因,是因为“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胡适语)。在此期间,陶孟和虽然是胡适的盟友,却只写过两篇文章。在《努力周报》出到第40期的时候,他写了《心理上的革命准备》一文。所谓心理上的革命准备,其实是指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的改变,可见对于政治问题,陶更愿意从学理的层面去讨论。在第65期上,还有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文章说,中国的问题本来是非常复杂的,但人们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却非常简单,如立宪、革命、开明专制、物质救国、联邦制、好人政治等等,仅仅是立足于某一个角度。许多人不敢在自然科学方面逞能,却喜欢以政治家、社会改革家自居,以至每个写文章的都要标榜一种政策,每个有权力的都要提倡一种主义。这种状况已经是到达“神所不敢践的地方了”。至于有些人以某种方案为旗帜来谋取私利,则更为可恶。文章结束时,作者认为只有对中国的问题有所了解,才有资格提出解决的方案。毫无疑问,要对中国的问题有所了解,开展社会调查是唯一的途径。看来,在对待政治的问题上,丁文江、胡适、陶孟和的观点也有微妙的差异。尽管如此,当胡适因病不能主持编务时,陶孟和还是与高一涵、张慰慈等人替他做了许多工作。

为《现代评论》撰稿

    《努力周报》停刊后,《现代评论》于1924年年底在北京创刊。《现代评论》的性质与《努力周报》类似,也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刊物。所不同的是,它的作者面更宽,内容更丰富,存在时间更长,影响也更大。作为学术界的一个重镇,陶孟和自然是它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特别是在《现代评论》的前期,即1927年7月迁往上海之前,每隔几期就有他的一篇文章。这些文章涉及到教育改革、学生运动、经济独立、科学研究、土地人口、种族问题、政治宣传、国际评论等诸多领域,可见作者的通与博。读陶氏文章,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善于运用现代文明的基本原理评论现实的社会问题,二是喜欢以通俗易懂的文字阐明深刻的道理。比如1925年4月18日发表的《言论自由》就是很好的例证。文章一开始就说:人有自认为全能全知的吗?我想除了最狂妄最无知的人以外,没有敢这样自认的。能力越大的人,越觉得自己能力微小。知识越高的人,越觉得自己的知识有限。但是也有人认为自己全能全知者,他们凭借特有的权力,无视他人存在,一意孤行,为所欲为,这就是言论不能自由的根本原因。紧接着陶先生举例说:假如邻居在你的门前倾倒垃圾,你还可以与他理论;倘若那个倒垃圾的是政府官员,你要是批评他,就可能被扣上妨害公务的罪名。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状况,陶先生做了如下分析:第一,政府的职能是维护社会治安,但维护社会治安决不能成为强迫人民服从的借口。第二,政府首脑也是普通人,他们或许有特别的知识或高人一筹的本领,但他们并没有长着三头六臂,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第三,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这就更不是少数官员能包办的事情了。在这篇文章中陶先生还反复强调:政府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组成的,所以政府犯错误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现代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团体都是为人民发表意见而设置的。政府有过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了过错不肯承认,不允许批评。不认错不仅会给人民带来危害,还使政府丧失改正错误的机会和长期存在的可能。因此文章的结论是:“恶政府视言论自由为毒害,为仇敌,好政府视言论自由为兴奋剂,为滋养品。言论自由是每个好政府必不可少的要素。”(《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九期)读罢该文,我只想补充一句:倘若没有言论自由,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胁肩诌笑、趋炎附势的风气就会弥漫于整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腐败、道德的沦丧、人性的泯灭就势不可挡了。这也许是陶先生始料未及的。

    同年5月30日,陶孟和还发表了《我们为什么意见不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文章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同的意见,当然非常美妙,但实际上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的。人与人之间有不同意见,首先是由于“人的禀质不同”,比如对于日落的景象,乐观者会有“夕阳无限好”的感慨,悲观者却会有“只是近黄昏”的哀叹。再加上所处的环境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每个人的利益不同,要想让大家意见一致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为所有的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让每一个人都有实现其愿望的可能。这也是政府存在的理由。(《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此外,徐志摩当年主持《晨报副刊》时,还约陶孟和写了《再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一文,试图引起争论。这是作者《论自杀》一文的续篇,可惜除了徐志摩的两篇文章和陈衡哲的一封来信外,这个话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主持社会调查所

        1926年2月,美国一个社会宗教团体愿意捐赠三年专款,委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增设一个社会调查部,并聘请陶孟和主其事。1929年,陶将它改为社会调查所,成为一个独立机构,开始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从此,陶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一事业之中。

    关于陶孟和在这方面的贡献,曾在社会调查所工作过的巫宝山在上述文章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在这里,我只想补充两条材料。一是千家驹的一篇文章,题为《怀念陶孟和先生》(《怀师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1932年,千家驹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因一篇发表在小报上的文章深受胡适赏识,被推荐到陶孟和那里。一开始,陶听说千是共产党还有些踌躇,在胡适说服下才勉强答应。千家驹进所后,最大的感受就是陶的宽容和信任。千说,陶先生是知道我的政治立场的,但他颇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风范。他从不干涉我们的研究自由,他评判一个人的研究成绩,是看他的成果,而不是其他。此外,陶认为研究工作应该以自愿为原则,有研究兴趣的人会日以继夜地工作,没有兴趣的人让他整天坐在办公室也没用。千家驹说:“我对社会调查所最满意的是它没有签到制度,工作时间每天6小时”;相比之下,翁文灏主持的地质调查所就没有这么自由。

    另一条材料是费正清的回忆。抗日战争期间,费正清与陶孟和相约,由重庆出发,沿长江到达宜宾附近的李庄。在路上,费正清被中国内地千奇百怪的现象所吸引。当他看到一个呼吸困难的男子躺在地上,想上前帮助时,陶孟和却不让他多管闲事。陶说,这也许是个圈套,你一旦碰了他,就很可能被缠住,迫使你花一笔冤枉钱。可见陶孟和对下层社会是非常了解的。李庄是中央研究院所在地,在这里费正清目睹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后,颇有感慨地说:“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了。(《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6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当时,陶孟和的妻子沈性仁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这对他来说不啻于雪上加霜。沈女士也是一位学者,早年在《新青年》上就有译作发表,1920年与陶先生合译凯恩斯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被纳入《新青年丛书》出版。沈是1943年病故的,费正清说“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据巫宝山介绍,夫人去世之后,陶先生的生活非常孤寂,但是他对扶植研究事业的热忱,一仍往昔。在陶先生的感召下,社会调查所于战争时间完成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培养了严中平、梁方仲、汪敬虞等一批很有才华的研究人员。值得一提的是,陶先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估计和谈判情况非常了解,所以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就着手抗战损失的研究,为战后的赔偿作准备。巫宝山说,在中日复交的谈判中,周恩来还派人了解过这方面的情况,但不知为什么中国政府又主动放弃了索赔要求。

政治立场左倾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孟和率领社会调查所迁回南京。1948年,中央研究院奉命迁往台湾,陶对所里的人说:“朱家骅(当时任中研院院长)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会把我怎么样。”(《近代中国》第5辑,第390页)与此同时,他还反对文物图书南迁计划。陶孟和立场左倾,可能与他的连襟钱昌照有关。钱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他虽然与宋子文关系密切,却一直是中共的统战对象。据《竺可桢日记》记载,1949年5月,竺由杭州潜往上海,听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说:“陶孟和颇赞成共产,近来大发议论,于首都陷落前三日赴京……”(《竺可桢日记》第124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虽然任、陶二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经在使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的问题上有过矛盾,但是陶孟和的左倾立场却与《新青年》时代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到1949年10月新政权问世之后,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社会学所的所长。不久,陶、竺二人又返回南京、上海,以他们的声望和影响,动员旧日同事共赴北京。

    然而从50年代开始陶孟和的处境却不容乐观。据当年中国科学院的真正负责人张稼夫回忆:“1930年我在河北搞农村调查时,认识了北平社会调查所的韩德章等人。韩德章等知道我到了北平,就和我取得联系。这时我才知道他们在天津《益世报》编副刊,叫‘中国农村经济’,每星期出一至二期。韩德章知道我在西北安村当过村长(按:张稼夫是山西省文水县西北安村人),对农村情况比较了解,就约我为《益世报》副刊写文章。我刚到北平,生活无着落,当下也难找到北方局,就答应了。把我在山西农村了解到的情况写了一篇文章,以张稼夫的名字,发表在《益世报》的副刊上。我用张稼夫的名字公开发表文章,意在找党,其实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庚申忆逝》第3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天津《益世报》委托社会调查所办副刊一事,千家驹在回忆中也谈到了。他说,是陶先生答应下来之后,让他编这个副刊的,副刊名为《农村经济》,而且那是千家驹从广西调查回来之后即1933年的事。我不知道张、千二人说的是不是一回事,但是从张的叙述来看,他在学问上是不如千家驹的,更不要说陶孟和了。当时张是以副院长兼党组书记的身份成了中国科学院“掌院大臣”的。有意思的是,上任伊始,张要“整顿一下”科学院,曾组团去苏联取经。为了有个像样的名分,代表团给他“报了个历史学家的头衔”。(同上,第122页)

专业不保 晚年遗憾

    当时,年过六旬的陶孟和虽然是科学院的副院长,却是一个可有可无不尴不尬的角色。这一点,从张稼夫回忆中可以看出。张说:“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李老、竺老、范老(范文澜同志)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同上,第127页)按说陶孟和也是个副院长,但是却不在“事先交换意见”的行列。让他焦急的是,自从新政权建立以后,知识分子便陷入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之中。1951年土改结束时,陶孟和还天真地希望把科研工作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但由于当时科学院“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研究所没有党员副所长”,有的研究所甚至连一个党员也没有,所以任何工作都无法开展。(《庚申忆逝》第132页,《近代中国》第5辑第393页)这与当年千家驹进所时的遭遇迥然不同。没过多久,社会学所就被改为经济所了,整个社会学专业也被无情地取缔。一个德高望重的学者,到头来居然连安身立命的专业都保不住,其内心的痛苦和精神上所受的打击可想而知。

    1957年反右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科学院曾散发关于陶孟和某些言论的材料。据说他不顾个人安危,曾在一次大会上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当受到敌视(大意如此)。(《近代中国》第5辑,第394页)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回忆,当时陶先生还讲了许多“过头”的话,他甚至说当时的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有人说,浩劫一词,是陶先生第一次使用。因此在总结时大会主席曾对陶提出警告,所幸最高当局没有把他定为批判对象,他才逃过一劫。

    早在20世纪30年代,陶孟和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小民的希望》。在这篇文章中他向当权者提出三个要求:一是尊重生命,二是尊重财产,三是尊重人格。这三个要求条件不高,很容易做到,但当时却很难实现。因此他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能有一个这样的地方。陶先生是在1960年大饥荒的时代去世的,可见直到去世他也没有找到这么一个地方。我想,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遗憾。

                                              2000年8月初稿                    2002年2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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