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结构几乎都经历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调整和转型,就业、人口和社会福利体制发生的重大转变导致了城市贫困及相关的社会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城市贫困及相关概念;其次分析了西方国家在就业、人口和福利制度领域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及其引起的城市贫困风险;最后,探索了城市贫困在社会经济空间上的成因机制,总结和归纳了西方学者的理论解释。

关键词　城市贫困　社会排斥　社会极化　西方

一、关于城市贫困的各种概念和理解

        在西方社会,人们对贫困的认识和理解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逐步深化的过程,其间存在不同的理解和争论。总体而言,人们对贫困的认识沿着行为和结构两个途径,由经济领域深入到社会政治领域,由静态描述转向动态分析,经历了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一个认识过程。

        1. 城市贫困

        贫困是一个常见而又复杂的社会现象,对贫困的认识在理论上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例如斯皮克(Spicker ,1993) 认为,贫困描述的是一系列生活条件,是描述人们生活条件的一种方式。巴拉茨和格里格斯比(Baratz and Grigsby ,1971) 列举了一系列与贫困紧密相关的因素,如身体严重不适,健康不佳,缺乏安全和保障,缺乏福利以及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等,认为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人们陷入贫困。有些学者把贫困理解为缺少物质资源,认为贫困是由于穷人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保障其基本需求所造成的。资源匮乏究竟怎样导致贫困,对此学者们有着各自的认识。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Sen ,1985、1992) 指出,贫困不是对人们所拥有的全部资源的反映,而是对他们能够有效用来满足基本需求的那部分资源的反映。意大利学者明焦内(Mingione ,1996) 把贫困定义为持续面临经济困难而不能满足基本需求的状态。他之所以如此定义,是因为他认为穷人贫困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支配的资源总量低,而是这些资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能提供一个社会可能接受的生活条件。汤森(Townsend ,1993) 则从剥夺(deprivation) 的角度来分析贫困,认为如果人们缺少必要的满足生活条件的某种物品或者资源就被认为处于“剥夺”状态,但这不等于说被剥夺就是贫困。汤森认为,剥夺可以分为物质剥夺(与食品、衣服和住房等有关) 和社会剥夺(与家庭、娱乐和教育相关) 。他所关注的焦点是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而不仅仅限于物质领域。由此看来,贫困还具有社会性。森( 1992) 认为, 个人的能力(capabilities) 非常重要,能力就是获取有价值的功能的机会。据此,生活可以被视为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功能(functions) 组成。森氏的“能力说”非常重视有价值的功能,这些功能既包括物质方面,如吃得饱、穿得暖和有住所,又包括较复杂的社会成就,如参与社区生活,能够出入公共场所而不遭到羞辱困扰等等。在他看来,能力的集合反映一个人能够获取的各种功能的总体,以及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所以能力概念包含贫困的政治和社会内容。森表示,在富裕的西方国家,收入仅仅是贫困的一个影响因子,多样的社会条件和特征(医疗设施不足、城市暴力、社会关怀缺失) 都可能影响贫困,因此也必须给予考虑。

  　    2. 社会排斥

        在上面的讨论中,最新的贫困概念抓住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某种程度的政治要素,这为社会排斥概念提供了起点。森的能力概念除涵盖生活水平,还可以延伸至社会关系领域和政治领域。社会排斥是一个用来分析西方国家社会问题的新概念,它不仅指因为缺少收入和财产而被排斥在基本需求之外,而且还指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民权和政治权利之外。（注1） 一方面,社会排斥同广义理解的贫困有着相类似的特征,但它在经济和政治内涵上比贫困概念要丰富。因此,贫困与社会排斥是相互关联的。另一方面,社会排斥是一个鲜明的概念,强调新的社会问题。社会排斥概念不仅关注分配方面(distributional) ,而且也注重社会关系方面( relational) 。社会剥夺不仅包括物质剥夺,还包括剥夺的结构(社会) 方面,但目前的西方学术界对剥夺的研究大多数还是集中在物质剥夺领域。

        贫困在分析人们在物品和服务方面受到的排斥时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概念。一个人可能基本生活需要没有被剥夺,可能还能够继续进入某些劳动市场,拥有物质资源,享有政治权利和义务,但却变得贫困。传统的贫困概念局限于缺少可支配的收入,而社会剥夺作为更综合的概念指保障全部公民权的社会制度的失效和崩溃,但不排除经济地位对人们享有某些政治权利的影响。在工业化国家,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贫困转向社会排斥,日益关注在社会交换、事务和权利方面受到排斥的个人和特定区域。在欧洲,采用社会排斥的概念有其政治和概念方面的原因。政治方面,欧洲国家对使用贫困一词持有看法,认为排斥反映了它们所经历的结构性的社会问题;而贫困的概念在欧洲福利国家的大环境里不能充分反映问题,因为福利国家制度保证了穷人获得最低收入和能够享有基本的服务。以收入为基础的贫困概念作为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也被认为过于静态和狭窄。因此社会排斥概念在两个方面可能优于贫困概念:一是它关注剥夺的多元特征,为理解造成穷人被持续剥夺的累积因素提供了一种观察的角度,二是使人们有可能把剥夺当作一种动态致贫因子的结果来分析。

        经济分配问题和社会关系问题是排斥概念的核心。这一概念超越了贫困的经济和社会领域,涉及到政治方面如民权、政治权和公民权。所以排斥概念包含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的内容。经济排斥是关注收入、生产以及享有商品和服务的权利。在实践中,经济排斥的症状能够从收入不平等和收入的分布状况随时间的恶化中发现。社会排斥的概念较重视社会关系问题,特别关注的问题包括:是否能够利用社会服务(如健康和教育、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 是否能够进入劳动市场;社会参与程度。社会排斥的概念重视的是某些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的人权和政治权利,包括个人的安全保障、法制、表达的自由、政治参与和机会的平等。（注2） 这些还可以推广到工会的权利(或集社的自由) 和广义的民主化过程。马歇尔(Marshall ,1964) 认为,这些权利可以归纳为公民权利的三大类,一是民权(表达的自由、法制或者伸张正义的权利) ,二是政治权(参与政治运作的权利) ,三是社会经济权利(个人安全、机会平等,享有最低健康医疗和失业救济金等的权利)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有这些权利,公民可能享有社会经济权利,但却不能享有政治权利。在欧洲,政治排斥主要是由于缺乏政治代表和被排斥群体的影响力弱小所致,而不是来自对政治和人权的限制。

       3. 底层阶级

        底层阶级( underclass) 是默达尔(Myrdal ) 在1962 年首次提出的,因为他认识到,在现代后工业社会,一个大规模的失业群体正在出现。他把底层阶级定义为“一个失权的阶级,由失业者、潜在失业者和隐形失业者组成。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同国家的其他群体分离得越来越远,不能分享生活、进取心和成就”。（注3）

        西尔弗(Silver ,1993) 指出,底层阶级的概念自创立以来,其内涵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一是试图在阶级分化的总体框架内建立底层阶级概念。在一般的社会阶级框架下,穷人或者失业者被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被视为处于劳动年龄的家庭成员,他们被阻隔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这一派以马歇尔的公民权概念为参照,重视阶级的分类和边界的界定,不重视穷人的种族内涵和亚文化属性,属于社会结构学派,在英国占主流。二是沿文化角度或行为角度发展。持这种研究方法的学者属于社会行为学派,在美国占主导地位。这一派认为,底层阶级不仅包括失业者和穷人,还特别包括一系列行为特征,如空间集中,犯罪,滥用药物和单亲家庭。甘斯( Gans ,1993) 比较和分析了底层阶级概念在美国的演变。他指出,最初默达尔的“底层阶级”的概念是结构性的,因为他所指的底层阶级是经济的牺牲品。但在美国,底层阶级的概念朝行为方向发展,增添了种族的内涵,贴上了种族的标签,美国的底层阶级专指黑人底层阶级。20 世纪70 年代末,在刘易斯(OscarLewis) 的“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 和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 的“下层阶级”(lower class) 的影响下,默达尔的底层阶级概念在内涵上开始发生变化。虽然社会学家威尔逊(Wilson ,1987) 和一些社会工作者继续按照默达尔的理解来定义美国的黑人底层阶级,但是美国新闻记者的大规模报道使底层阶级变成了一种行为概念,指具有犯罪、越轨行为或者具有非中产阶级的行为方式的穷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黑人,这已经被社会大众所接受。

        底层阶级的行为概念存在一些问题。莫里斯和欧文(Morris and Irwin ,1992) 通过底层阶级概念与失业关系的研究,认为“底层阶级”的特征多种多样,无法形成一个地位鲜明的阶级。伍德沃德(Woodward ,1995) 认为行为角度的“底层阶级”是个混乱的概念,因为组成底层阶级的人彼此之间可能毫无关系。底层阶级概念没有考虑结构、形式和原因过程,这一标签掩盖了成因和过程的复杂性。他举例说,具有犯罪记录的长期失业人员与女性为户主的单亲家庭在“底层阶级”标签下被罗列到一起,然而影响这些人生活的原因、过程及个人条件可能完全不同,前者的失业是由经济调整和重组引起的,而后者则是不断变化的社会性别关系的后果。也有一些美国社会科学家批评和拒绝使用这个词。里德(Reed ,1990) 批评说,在美国使用这个词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嫌疑。麦克尼科尔(Macnicol ,1987) 则认为,在过去的100年间,底层阶级作为贫困的一部分实际上一直存在。

        由于底层阶级概念的上述缺陷, 明焦内(1993) 偏向用“新城市贫困”一词而不用“底层阶级”。他指出,新城市贫困人口是不断增长的各种各样的人口的一部分,它包括被社会孤立的老年人、不具备教育背景的年轻人、长期失业的成年人和被隔绝在社会网络之外的移民。他用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 的三个转变来解释“新城市穷人”的产生和形成:工作条件的日益多样,低报酬、短期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膨胀;家庭结构的差异与生命周期的变化,人口模式的变化;还有人们需求和消费行为的日益多样化。但在西方国家,许多社会科学家仍然继续使用底层阶级一词,并侧重其结构方面的内涵。

二、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经济转型及其贫困化影响

　　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化国家几乎都经历了经济结构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调整和转型,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经济关系全球化过程为基础的后福特经济积累体制与地方服务业的相互作用;二是大制造业工厂中稳定就业的减少;三是福利国家的财政和国家保障危机导致国家福利项目的削减和私有化。西尔弗(1993) 、甘斯(1993) 、明焦内( 1996) 、卡泽普夫和赞杰克( Kazepov and Zajczyk ,1997) 和巴德科克(Badcock ,1997) 等许多学者都先后研究了社会经济转型在就业制度、家庭和人口结构、福利供给等关键领域发生的变化以及引起的城市贫困化风险。

        1. 就业制度的转变及其对城市贫困的影响

        在西方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就业制度的转变表现为大制造业占主导的就业体制被服务业就业体制所代替。在过去的20 年中,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大幅度下降,这个过程在低技能人口比较集中的传统工业地区表现得非常明显。在制造业部门,新增的工作岗位总量上还是少于失去的工作岗位,长期失业的水平几乎在每个工业化国家都有所上升。失业水平的上升与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之间存在很强的统计相关。其次,在服务业部门所创造的大量就业岗位报酬低,没有保障,工作不稳定。在西方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中,由于专业文凭低而被永久阻挡或者边缘化在劳动力市场外的人数不断增长,他们不再正式寻找正规工作,而是转入临时性的、不稳定的工作。餐饮业、旅馆业、办公室工作、休闲和娱乐、小买卖和商业、清洁、维修和保安等城市服务部门的工作岗位大幅度增加,在这些行业工作的人报酬低,没有职业前途,他们创造的收入不足以支撑一户家庭的生活水平,家庭会陷入严重的困难境地。劳动市场的变化引发了恶性的循环,加剧了失业的风险。年龄、性别、失业时间、承担不稳定的工作的时间、家庭支持的能力和社会政策对失业人员的保护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会加大贫困的风险。以女性为户主的单亲家庭最容易陷入贫困。在多数西方国家,以女性为户主的单亲家庭的大幅度增长已经导致贫困的女性化。高失业率还对福利国家的财力产生冲击。高失业必然严重制约公共支出,使纳税的公众反对国家支出。

        2. 社会家庭和人口的变化及其对城市贫困的影响

        西方社会家庭的变化表现为人口老化、亲属关系的弱化和合法婚姻的脆弱化以及对外来移民的歧视不断加剧。人口老化产生了大量低收入家庭。移民人口的流动为西方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移民家庭被排斥在社会网络之外。而依赖赡养的老年人、单亲家庭、被社会孤立的个人和资源有限的家庭等,由于需要供养许多陷入困境的家庭成员,家庭负担繁重,抵抗贫困风险的能力减弱。

        3. 福利国家的财政紧缩和私有化政策及其对城市贫困的影响

        由于财政危机和对国家干预的过多需求,西方福利国家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甚至私有化政策,结果国家干预的数量和质量都呈现下降趋势,国家对社会民众的保护程度减弱,城市居民的贫困风险增大。埃斯平- 安德森( Esping-Andersen ,1990) 提出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三种不同的福利模式:保守福利模式、自由模式和斯堪的纳维亚福利模式。在这三个不同的福利国家模式下,国家对国民的保护程度是不同的,因而贫困的风险也不同。明焦内(1996) 、卡泽普夫和赞杰克(1997) 等对不同国家福利体制下城市贫困的风险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德国和南欧国家的保守福利模型下,贫困风险主要存在于家庭、亲属、社区及自愿团体的保护能力与国家保险、收入支持和财政再分配的国家政策交叉的地方。如果家庭和亲属承受的责任和义务负担过重,一旦福利国家体制失效,家庭就会陷入贫困。在英国和美国的自由福利模式下,贫困很可能是劳动力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竞争力弱和技能较差的个人,他们在家庭和国家福利服务两方面都得不到很好的保护与补偿。少数民族群体、新移民和受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 影响的工人家庭,在劳动力市场享有较少的权利,他们的这种弱势地位会传给下一代,因而陷入恶性循环。劳动力市场的作用还引起机会较多的群体与那些受排斥的群体之间的社会劳动分工,并由此产生了持续的两极分化现象。与上述模型不同的是,斯堪的纳维亚模型中建立了国家主导的直接和普遍的福利服务。高昂的国家福利制度保护了所有的公民免遭市场力量破坏性的影响。然而由于就业制度的结构变化,使享受国家保护的人日渐增多,导致国家财政紧张并形成恶性循环,从而损害了国家的金融状况。福利政策可能引发的金融崩溃正在导致贫困化危险的蔓延。

        社会经济的转型已经引起了西方社会的贫富分化,城市贫困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产生了大量的弱势群体。其中,老年人、单亲家庭、失业和低收入者、少数民族族群以及外来移民在社会经济转型中最容易沦为弱势群体,成为城市贫困群体的主要成员。

三、城市贫困化的机理:社会极化与社会空间隔离

　　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引起了日益严重的城市贫困和社会排斥现象。为此,西方学者提出了极化理论,认为社会极化和社会空间隔离两种机制导致了现代西方城市贫困的再现和加剧。

        1. 社会极化理论

        根据扎森(Sassen ,1991) 的理解,社会极化是指社会经济分布的底部和顶部的增长,即低技能、低收入家庭和高技能、高收入家庭比例的增长和数量增长。她在对伦敦、东京和纽约三个国际大都市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城市正经历着社会极化过程,表现为收入分配的极化和职业结构的极化。即在工作报酬的阶梯上,高报酬和低报酬工作的发生率比较高,而与制造业部门相关的中等收入工作数量则下降,由此形成一种极化。马尔库塞(Marcuse ,1989) 则形象地定义道:“‘社会极化的分布’可以形象地比喻为鸡蛋和记时器的形状:城市的人口通常都是呈鸡蛋形分布,中间最宽,而逐渐向两头变小。当收入极化发生时,中间部分变窄,而两头扩展,直到看起来像漏斗形状。”（注4）

        哈姆尼(Hamnett ,1994) 批评扎森的定义模糊,没有说明她是根据职业结构还是收入结构来定义极化概念的。他(1998) 给出的定义是:“ (社会极化是一种) 社会分布的变化,是从统计上的正常状态或者鸡蛋形的分布向底部和顶部相对地或者是绝对地增大过渡,而牺牲中间部分的过程。”（注5）他认为这是绝大多数学者的解释。但是,收入极化并不一定伴随职业极化(Buck ,1991) 。奥洛克林与弗里德里希(O’Loughlin and Friedrichs ,1996) 就认为,极化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数量方面,一个是结构方面。而其中结构上的变化最重要。他们指出,失业者、无家可归者和单亲家庭在西方国家都不是新现象,但他们的数量在过去20 年里都有了显著的增长,这些变化的综合影响应该给予考虑。

        然而关于极化是否产生二元城市的观点还有很多争议,法因斯坦和哈罗( Fainstein and Harloe ,1992) 在研究伦敦和纽约响应国际经济重组时,发现虽然社会极化变得很明显,但是这些全球城市却存在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他们警告人们慎用二元这种简单的词汇,因为这些词汇只是部分地或者模糊地反映了经济调整和城市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结论。哈姆尼(1998) 认为扎森从纽约得出的二元极化观点不能推广到所有城市。因为根据他对英国的研究,英国的经济活动人口正在不断经历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 过程而不是极化(1998) 。

        2. 社会空间极化与空间隔离理论

        经济重组和社会经济转型,也影响到城市的土地利用、居民的社会—空间分布和贫困的分布。奥洛克林与弗里德里希(1996) 在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收入的变化这个假设前提下,指出社会极化可以从收入与劳动力市场这两种角度来研究,而且这两种研究方法可以统一起来,因为职业的极化将会相应引起收入的极化。由于不同的家庭能力不同,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住房选择(不考虑歧视或者把生活方式作为居住街区的选择标准) 。因此,极化过程通过住房影响到城市社会空间的变化,在空间上引起穷人的居住区的隔离(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根据奥洛克林与弗里德里希(1996)的研究,在欧洲所有的大城市,在20 世纪90 年代以前,由于租出率低或者国家政策的原因,政府控制减少社会房的建设,造成了今天低收入群体住房的短缺。现在越来越多本土的低收入居民与外来移民都在为越来越少的社会房而竞争,结果导致无家可归者越来越多。此外,以前由底层和中层阶级居民居住的内城已经开始绅士化过程(gentrification) ,这也是低收入者住房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

        住房市场还导致贫困家庭在空间分布上的集中。社会房通常集中在城市的某些地区,低收入家庭和靠政府转移支付生活的居民就集中在这些地区,结果在城市中贫困居民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集中现象。社会学家威尔逊(1987) 的研究表明,在美国,萧条区域的数量已经增加了,在这些地区贫困的总量也增加了,相对富有的家庭从这类地区大规模迁出,极化的后果在美国比欧洲更为明显和突出。奥洛克林和弗里德里希(1996) 认为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欧美的差异。首先,在欧洲,虽然存在对人口占少数的种族的歧视,但是这种现象不是历史俱来的,这些群体也没有因此遭受伤害;其次,尽管也存在萧条区域,但在欧洲几乎所有的城市,城市规划和福利项目有效地遏制和避免了像美国那样的城市区域萧条和衰落。因此,贫困在城市空间的分布和集中是城市经济状况的反映。

四、结　论

        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全球经济调整和重组对西方国家的城市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的经济由于制造业向边缘和半边缘国家转移,制造业的就业水平急剧下降,就业机会向服务部门转移。西方国家政策也转向信奉自由贸易的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主张减少国家干预,结果西方国家都产生相似的后果。在城市层面,大量稳定的工作岗位丧失,福特时代就业稳定的工人阶级如今陷入贫困化的困境,领取福利和失业补偿费的人数因此有了明显上升。在结构单一的工业城市这些影响更是剧烈。随着服务业的发展,需要高学历的服务部门和那些只能提供微薄工资给非熟练工人的服务业部门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政府的税收和支付政策日益偏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的福利导向政策,扩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极化。越来越多的家庭陷于贫困线以下,对政府服务的需求特别是社会房的需求上升。外来移民的到来又与当地工人阶级群体之间产生矛盾,他们之间在就业、福利等生存方面的竞争加剧。在社区层面上,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冲击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空间上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城市由于住房市场控制严格,贫富的空间分离不明显。相反,在美国的大都市,贫困家庭在空间上隔离明显,以致人们日益关注“底层阶级”的命运。城市新贫困、社会排斥、社会极化和空间隔离成为西方国家在全球化和经济调整新条件下面临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是社会经济转型导致的直接结果。

注释：

注1：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Human Settlements (HABITAT) , 1996 , An Urbanizing World : Global Report on Human Settlement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注2：UNDP , 1992 ,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注3：Myrdal ,G. ,1962 , Challenges to Affluence ,New York ,Pantheon.

注4：Marcuse , P. ,1989 ,“Dual City”:A Muddy Metaphor for a Quartered City ,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3 ,pp. 697～708.

注5：Hamnett , C. , 1998 , Social Polarisation ,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Welfare Regimes , in Musterd , S. and Ostendorf ,W. ,Urban Segreg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参考文献：

1. Badcock , B. , 1997 , Restructuring and Spatial Polarization in Cities ,i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1 ,2 ,pp. 251～262.
2. Benassi ,D. ,Kazepov ,Y. and Mingione ,E. ,1997 ,Socio-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Urban Poverty under Different Welfare Regimes ,in Moulaert ,F. and Scott ,A.J . (eds. ) , Cities , Enterprises and Society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Pinter Press.
3. Bhalla ,A ,S. ,Lapeyre ,F. ,1999 , Poverty and Exclusion in a Global Worl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4. Baratz ,M. S. ,Grigsby ,W. G. ,1971 ,Thoughts on Poverty and Its Elimination ,in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 (2) .
5. Buck , N. , 1991 , Social Polarisation ,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Labour Market Change in London and New York , ESRC Research Centre Occasional Paper 2 ,Colchester ,University of Essex.
6. Esping2Andersen ,G. ,1990 ,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7. European Commission , 1992 , Towards a Europe of Solidarity ,Brussel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542.
8. Fainstein ,S. ,Harloe ,M. ,1992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Fainstein S. , Gordon, I. and Harloe ,M. ( eds) , Divided Cities : New York and Lond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Oxford ,Blackwell.
9. Gans ,H. J . ,1993 ,From“Underclass”to“Undercaste”:Some Observations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Postindustrial Economy and Its Major Victim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7 ,3 ,pp. 327～335.
10. Hamnett ,C. ,1994 ,Social Polarization in Global Cities :Theory and Evidence , in Urban Studies ,31 ,pp. 401～424.
11. Hamnett , C. , 1996 , Social Polarization ,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Welfare Regimes ,in Urban Studies ,8 ,pp. 1407～1430.
12. Kazepov , Y. , Zajczyk , F. , 1997 , Urban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Concepts and Debates ,in Moulaert , F. and Scott ,A. J . ( eds. ) , Cities , Enterprises and Society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Pinter Press.
13. Macnicol , J . , 1987 , In Pursuit of the Underclass , in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6 ,pp. 293～318.
14. Marshall , T. H. , 1964 ,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w York ,Doubleday.
15. Mingione ,E. ,1993 ,New Urban Poverty and the Crisis in the CitizenshipPWelfare System: the Italian Experience ,in Antipode ,25 ,pp. 206～222.
16. Mingione , E. , 1996 , Urban Poverty in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World : Concepts , Analysis and Debates , in Mingione ,E. (ed. ) , Urban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A Reader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
17. Morris ,L. , Irwin , S. ,1992 , Employment Histories and the Concept of the Underclass , in Sociology , 26 , pp.401～420.
18. Musterd , S , Ostendorf , W. , 1998 , Segregation ,Polarisation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Metropolitan Areas ,in Musterd , S. and Ostendorf , W. , Urban Segreg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19. Loughlin , J . , Friedrichs , J . , 1996 , Polarisation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Social and Economic Roots and Consequences , in O’Loughlin , J . and Friedrichs , J .( eds ) , Social Polarisation in Post-industrial Metropolise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 Reed ,A. ,1990 ,The Underclass as Myth and Symbol :the Poverty of Discourse about Poverty , in Radical America ,24 ,pp. 21～40.
21. Sassen ,S. ,1991 , The Global City , New York , London ,Toky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2. Sen , Amartya , 1985 ,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Amsterdam ,North2Holland.
23. Sen , Amartya , 1992 , Inequality Reexamined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4. Silver ,H. ,1993 ,National Conceptions of the New Urban Poverty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 in Brita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7 ,3 ,pp. 336～354.
25. Spicker ,P. ,1993 , Poverty and Social Security :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London ,Routledge.
26. Townsend , P. , 1993 , The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Poverty ,New York ,Harvestter.
27. Wilson , W. J . , 1987 ,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 The Inner City , the Underclass ,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8. Woodward ,R. ,1995 ,Approaches towards the Study of Social Polarization in the UK, i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 ,1 ,pp. 75～89.

本文作者: 钱志鸿,男,1966 年生,博士,西南交通大学,610031;黄大志,男,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

除特别声明外，本站不拥有文章版权。如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
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
在网站转载敬请注明出处：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www.sachina.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