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女性主义人类学就是将女性主义研究理论(Feminist Theory) 与人类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弥补传统人类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不足和偏颇。本文旨在介绍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历史发展、主要理论和方法论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

关键词　女性主义人类学　社会性别　妇女　民族志　西方　当代

  　 在过去的30 年中,西方出现了互相联系的一系列运动——性解放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以及人权运动和少数民族人权运动——这些运动改变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看法。在这些运动所产生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下,针对社会性别、性、身体的研究以及新的理论应运而生。女性主义人类学(Feminism Anthropology ,也译作女性人类学) 就是其中之一。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女性主义”(feminism)的定义是反对妇女的不平等地位,从理论上关注作为主体的妇女,关注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角色和采取的策略。而女性主义人类学就是要将女性主义研究理论(Feminist Theory) 与人类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弥补传统人类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不足和偏颇。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女性主义人类学既有一套专门的理论,也是研究其他学科的视角。女性主义人类学认为并非只存在一种真理,不承认有一种权威的、处于核心地位的声音,提倡“尊重观点的多元”,力图通过“对人和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对女性和社会关系的理解,以达到对文化的理解”(乐梅,1996) 。研究者在提出问题、发展理论概念、设计研究方案、搜集资料、归纳概括并反映社会变迁时把社会性别放在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上,关注对一个社区的男女(尤其是妇女) 而言,社会性别制度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含义是什么。早期的研究主题大多是育儿方式、生育权、资源控制与不平等、侵犯行为、女性生殖割礼等等,近期的研究主要关注文化和社会经济的转变对女性产生的影响,特别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怎样影响女性的生活,以及两性之间权力关系的形成等。女性主义人类学不愿意建立某种单一的认识论途径和方法,反对单一的理论框架和单一的标准,试图拓展人类社会的思考。研究对象(而不是研究者本身) 的诠释对女性主义人类学的思想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展历程

　　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1. 把妇女补充到民族志研究中( 1850 ～1920) 。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发现,尽管以往的人类学对女性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却没有社会性别分析的内容,且大多数研究是男性研究者通过男性信息提供者对女性研究对象进行的研究,以男性的眼光来描绘某一社区的社会文化,而忽略了女性的声音和妇女的生活体验。因此,把妇女的声音添加到民族志研究中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对“人类”这个基本概念进行重新认识和解释,修正以往用“男性”来代表整个人类的研究,揭露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以及传统人类学研究中有关妇女论述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所有这一切开启了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这一时期的研究注重对女性的民族志描述和研究,以女性为调查对象,把妇女作为生产劳动者和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来进行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埃尔西·克卢斯·帕森斯(Elsie Clews Parsons) 和艾丽斯·弗莱彻(Alice Fletcher) 。

        2. 把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分离( 1920 ～1980) 。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家普遍接受了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的观点,把生物因素和支配着人们行为和个性的文化因素截然分开,以研究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二元对立的结构有利于进行比较研究,社会性别的概念把所有的妇女归为一个类别,假定她们有相同的经验和相同的需求。因此,这个时期也被称为“妇女人类学时期”( The Anthropology of Women) 。这个时期的研究以母亲角色、亲属制度和婚姻为主题,重视使用跨文化的比较方法,关注不同社会文化中社会性别角色和社会性别关系是怎样被界定和控制的。主要人物有M. 米德(M. Mead) ,她在《萨摩亚人的成年》( 1928) 和《性别与气质》(1950) 中批判了生物决定论,揭示了文化在塑造性别角色与性别气质中的重要作用,挑战了传统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神话。1974 年米歇尔·罗萨尔多(Michelle Rosaldo) 和路易斯·兰费尔(Louise Lamphere) 主编了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第一本重要论著《妇女·文化与社会》(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1974) ,认为妇女参与了那些超出传统性别角色规范的活动,因此要从整个社会系统中研究妇女。简·科丽尔(Jane Collier) 和西尔维亚·亚娜基萨科(Sylvia Yanagisako) 进一步发展了罗萨尔多(Rosaldo) 的研究,认为社会性别是通过等级制建构的。盖尔·卢宾(Gayle Rubin ,1975) 则提出了性与社会性别制度( sexPgender system) 这一概念,再次把生物的性与人的行为区分开来。这一时期的妇女研究也向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靠近,谢里·奥特纳(Sherry Ortner) 是另一代表人物,她认为(1996) 社会性别的构建是因为妇女是自然的创造者,如生儿育女,男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但是,谢里·奥特纳在《女性与男性的关系是否像自然与文化的关系?》(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 一文中阐明,因为女性在象征意义上与自然密切联系在一起,自然又是受男人控制的,所以妇女从属于男性。性与社会性别的二元对立也有其局限性,它在主流意识中把女人划分为有别于男性的他者,忽视了人类社会中由于种族、性别、阶级、阶层、年龄等因素造成的内在差异,其结果往往是强化了男性的权利。

        3. 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第三个时期是从1980 年开始至今。这个时期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反对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分离,反对社会性别基于生物性别的观点,指出生物性别同社会性别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分类,因为的确存在基于生物性别的社会期望,但是要想严格区分生物因素和文化因素是极其困难的,同样,要区分处于同一阶级中的女性和男性也是极为困难的。此外,大量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资料证明,并非所有的妇女都有相同的需要和相同的经历,妇女解放和女性主义的研究框架往往只代表西方的、白人的、中产阶级妇女的利益与观点。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非白人的、非中产阶级的声音,在阶级、种族、民族、社会经济地位、宗教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以及人类学著作的表述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人类学家与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包括信息提供者)的关系也受到了质疑。80 年代和90 年代的研究重点主要是:生产与工作、再生产与性、社会性别与国家(Lamphere ,1997 ;Morgen ,1989) 。美国学者尤其重视对身体的研究,重视社会性别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并于90 年代提出了“社会性别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Gender) 的概念,研究的视角更为全面。今天,女性主义人类学远不仅停留在倾听妇女的声音和把她们纳入研究中,而是分析劳动大军中的社会性别分化、社会性别关系,以及社会性别与民族主义、妇女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研究重点已从社会性别差异研究过渡到对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这些做法既表达了各个不同群体的声音,又通过各种不同群体的声音丰富了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内容。

二、女性主义人类学的主要理论

　　迄今为止,对女性主义人类学产生较大影响的理论有4 种。第一种理论是实践理论( Practice Theory) 。实践理论源于马克思认为一切社会行为皆是实践的观点。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实践理论关注的是人们的行为,人们在实践中的真人真事,而不是人们具备什么特质(Conkey & Gero ,1997) 。实践理论分析平等与限制的问题,实践理论反对迪尔凯姆认为妇女在象征和符号体系中没有占据一定的位置的观点和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结构。实践理论质疑的是:尽管社会制度和秩序中存在许多动荡的不平衡因素和矛盾因素,但它却仍然能够继续延续。实践理论反对二元对立结构, 用动态的概念如抗争、抵制( Collier and Yanagisako , 1989) 来取代迪尔凯姆的静止概念。女性人类学家们把社会性别的社会构建和象征意义作为全面分析的主题,认为社会性别建构了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反对把妇女不同于男性的角色、身份或地位看成是生物差异造成的,强调文化在造成并维护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差异上的重要性。同时,女性主义人类学也注意到这种差异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文化中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差异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提出理解妇女的生活不能脱离文化的多样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妇女的从属地位也不尽相同。

        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第二种理论出现在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即位置理论(Positionality Theory) 。位置理论是对文化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回应。文化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玛丽·戴利(MaryDaly) 和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 。文化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特性(如重视与他人的关系) ,认为女性不应该与男性争高低,而应该把女性的品行(如抚育子女、相夫教子) 发扬光大。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反对文化女性主义的这些观点,认为文化女性主义忽略了女性本质建构过程中的压迫因素,但位置理论认为否认女性自身的价值无异于漠视社会性别。因此,这一理论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母亲角色、亲属制度和婚姻上。

        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第三种理论是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 。其代表人物巴特勒(JudithButler) 认为,人们的性行为、性倾向、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并不是由某种固定的身份决定的,而是表演的结果,异性恋的性统治是生物性别的强迫性表现,一旦有人偏离社会性别规范,就会遭到社会的排斥和惩罚。表演理论把社会性别看作是话语的结果,把生物性别看作是社会性别的结果,重视话语所产生的作用,而不注重话语的意义以及含混不清和不确定的话语。

        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第四种理论是酷儿理论(Queer Theory) 。酷儿理论是多种跨学科理论的综合, 最初由女性主义者罗丽蒂斯( Teresade Lauretis) 于1991 年提出,主要受福柯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包括朱迪思·梅恩(Judith Mayne) ,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 和戴安娜·弗斯(Diana Fuss) ,以及一些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如莫尼克·威蒂格(Monique Wittig) 等人的影响。酷儿理论并不否认男女之间的不同,更强调人与人之间存在多种差异,试图解构“男性”和“女性”、“异性恋”和“同性恋”的概念,反对传统的性别观念中这种二元对立结构,挑战“正常”的概念,挑战主流的性认识论。酷儿理论向传统的价值观念、性别规范和性规范提出挑战,试图直接揭示社会性别的历史,质疑社会化过程,力图创造新的人际关系格局。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表明,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地域的、民族的、阶级的和年龄的等各种各样的因素构成了非西方社会文化,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妇女有着各种不同的经验,机械地搬用西方女性主义的压迫、剥削的概念并不全都适合非西方文化背景。女性主义人类学批判了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对非西方妇女的误解,意识到西方妇女的问题不能代表世界妇女的问题,女性主义人类学正努力寻求赋权于妇女的方法,以使她们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女性主义人类学对传统人类学的挑战

　　与传统人类学不同,女性主义人类学在进行跨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无意通过实证研究男女两性的行为以寻求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而是努力再现男女的性别角色,特别是女性被压制、误解和她们生活体验中所蕴含的内容。传统人类学研究以“性”( sex) 为切入点,将性纳入婚姻制度的研究中,注重研究亲属关系,关注妇女的地位、性别分工、婚姻制度和继嗣规则,以及与生产和经济关系之间的联系,从男性中心主义的立场进行分析和研究,其目的在于总结、概括整个社会结构中人类的亲属关系和身份的理论框架。因此,在人类学的田野观察记录中,女人的行为虽然同男人的行为一样受到关注和描述,但这种描述大多强化了女性与男性之间的生理差异,掩盖和歪曲了女性的生活体验( 亨德森, 2000) 。萨德拉·摩尔根(Sandra Morgen) 在其编写的《社会性别与人类学》中提出,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研究揭示了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以及传统人类学有关女性的论述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任海, 1995) ,为人类学本身的发展和转变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女性主义人类学对传统人类学研究的客观性提出了挑战,质疑用西方的主观与客观( Keller ,1985) 的二元对立的概念来解释社会性别关系的可行性,认为在跨文化的交流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在自我与他者这对关系中,人类学研究既表达了研究对象的观念,也表达了研究者的观点,完全客观的研究并不存在。女性主义人类学认为,无论是寻求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规律,还是诠释生活方式,传统人类学对妇女的研究是男性研究者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男性信息提供者的理解来描述妇女,而不是妇女自己的表述(More ,1988) 。各种各样的经验和事实经挑选、收集、取舍,被研究者按自己的理解赋予永久的价值。由此,女性主义人类学家重新审视了以男性为中心和视角所建立起来的这些知识的客观性。

        此外,女性主义人类学还揭示研究的主观性,通过口述研究力图解除传统人类学家对其研究对象的权利(控制权、解释权) ,解除访谈者和被访谈者、研究者和信息提供者之间的权利关系,让研究对象以叙述人( narrator) 的身份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采用叙述法,把研究对象作为平等的参与者写进著作中去;不虚构情节,也没有刻意去塑造人物。十分注意区分自己的评论和研究对象本身的声音,没有单纯地把研究对象看作信息提供者,而是把他们当作共同解释者。女性主义人类学重视方法论,并试图探索一种能够更好地反映“实际生活”的民族志方法。女性主义人类学认为研究者的立场和所采用的对民族志文本进行表述的方法不仅制约了研究的问题,还决定了研究的结果。同时,女性主义人类学对传统人类学民族志的写作过程提出了挑战,认为传统民族志方法掩盖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问题,忽略了研究对象之间的社会性别关系。而研究者的写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研究对象看上去是“他者”。传统的民族志描述被当作客观、权威的学术话语,成为一种权利的语言。这种语言与描述对象所使用的语言相距甚远,它更多表现的是研究者和其他有关人员的观点,而不是研究对象社会内部的实际情况,女性主义人类学认为这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的控制工具和手段”。所以,女性主义人类学特别注意把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中的经历反映到民族志的写作中,放弃了简单的“客观”、“公正”的姿态,放弃第三人称叙述方法,承认民族志的不完整性。尽管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们大都是根据访谈录音进行写作的,但她们都阐明自己的研究只具备克利福德(Clifford , l986) 所说的“部分真实性”,承认自己的描述受所设计的问题及自己观点的影响,着力展现资料的收集过程,明确交待自己与当地人的关系,当地人对自己背景的了解认同程度及依据。在一开始的内容介绍中通常按学术惯例交待研究的理论和学术背景,包括对一些最新理论和研究成果的评论和批判。正文描述往往以一位妇女的生活史资料为主线来研究社区内部的社会关系。著作中往往并不关心被访谈者的观点是否全面,而注重被访谈者的叙述本身的动机和情景。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们并没有把自己从著作中完全抹去,但同时也很注意不喧宾夺主。她们或他们认为,在著作中暴露研究者实际上是帮助读者了解研究者是如何建构有关研究对象的知识的。在此,女性主义人类学者反思民族志写作,并时时提醒自己和读者:民族志和人类学调查报告的撰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的建构,这当中存在不可避免的“表现中的文化政治”(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repre2sentation) 的问题(任海,1995) 。在书的开始部分用大量篇幅来讨论研究者自己、写作方式以及理论论述,这已成为90 年代女性主义民族志和理论研究的固定模式。女性主义人类学关注个人生活及变化着的人际关系,认为文化这个概念不足以解释个人生活的复杂性。传统人类学通过一些概念和术语,如一夫多妻制、图腾崇拜等概念来归纳复杂的个人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些词语难免使人认为在政治社会机制中人们的角色是固定的,且无法展现形成这种组织和制度的个人经验。这些概念从理论上建构了一套客体,传统人类学民族志把这套客体从实际生活中剥离出来,成为空洞的社会科学话语,成为制造“另类与他者”的工具。空泛概述个人的生活细节和事件使得“另类与他者”同一化。正如福克斯( Fox ,1991) 所指出的: 人类学不仅仅来自实地田野调查,也是由大学、研究院和受资助机构以及以往的权威的文本制造出来的(Abu - Lughod ,1993) 。

        女性主义人类学对传统人类学仅仅研究异民族的现象也提出了挑战。另类与他者及差异是人类学家的法宝,传统人类学对异民族的研究实际上是在制造“自我”与“他者”的差异。文化这一概念成为区分“另类与他者”的基本工具,所谓“多元文化”也是界定自我和他者的工具。文化差异是传统人类学话语的基础,也是其产物,传统人类学是在制造并维持差异,是一种通过对文化意义的研究来描述、解释和了解文化差异的话语。

四、对女性主义研究的批判

        女性主义人类学认为,没有任何一种女性主义观点能把妇女的不断变化着的多样性完整地反映出来。父权制是激进女性主义的关键概念,认为男人是通过对妇女的性和生育的控制来主宰社会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则认为,女性主义者轻易地把父系制与父权制混为一谈,只关注男性的统治地位、社会性别等级制和性别差异的问题。女性主义人类学把父权制看作是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一种形式,在父权制下,妇女仍然有许多主动性,并采取了一些策略来对付这种制度。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而言,男性在家庭领域对女性的控制与在资本主义市场(公共领域) 中对她们的控制是齐头并进的, 繁殖是造成妇女受男性压迫、服从劳动分工和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并认为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则认为,导致这种结论的原因是由于大部分研究者是男性,而其信息提供者也是男性,因此他们没有听到妇女的声音,导致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同时,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以针对女性经验和社会性别制度的多样性所作的大量出色的研究表明,尽管在世界上许多社会中,男女的生活绝然不同,但所谓普遍的“女性经验”或“女性独有的方式”是不存在的。她们发现,妇女的从属和依附地位并不是因为她们做母亲的角色,也不是因为她们的活动领域是在家里,而是在于她们是否能够控制获取资源的途径、劳动条件和劳动成果的分配这三个关键的因素。

五、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前景

        社会性别的概念要求研究者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去理解男性与女性,对任何文化的研究不排斥对作为个体的普通女性的社会经验、从个人性的问题到制度性的问题、从个人与家庭到群体与社会进行研究。自80 年代以来,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男性进行的研究也逐渐兴起。在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领域也许会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继续进行理论研究,从哲学的高度探求人类的本质和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研究人生的终极意义而不是形式,探索女性与男性的生活与社会性别的内在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女性和男性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女性主义人类学不再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寻求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也不去追究男性占主导地位、父权制、身份认同等问题,既不把男女两性看作是静止的、对立的两个群体,也不把女性、男性看作是两个同一的群体,而是更多地关注由于文化、历史、种族、阶级、阶层、社会性别等因素在男女两性之间和内部形成的各种差异和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揭示男女两性受社会性别制度限制的根源,让处于社会边缘的男男女女的经验都得到一定的体现,尽可能让他们的声音得到表达。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家约翰·博恩曼(JohnBorneman) 1998 年发表的《关心与被关心:把婚姻、亲属关系、性别和性取而代之》一文指出:“人类学为人类进行的对规范性的理想的追求,导致了对关心的压抑和对社会中人的再生产的强调”,从而提出人类学研究应强调“关心与被关心”这一主体程序(ontological process) ,因为“关心与被关心”是“全人类每个人的声音”,是一种“自愿的亲属关系过程”,既代表了多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了人对人的关心。所以,他提倡用“关心与被关心”来取代性、婚姻、亲属关系和性别这些固定的和单纯的分析类型来研究人类学。因此,未来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将会从性别特征、性别不平等等权力差异的范畴,又回到对人的本质的研究,转向对人的终极需要和关怀的研究。

        另一种倾向是把研究付诸实践的倾向,研究计划和结构与社会问题有着明显的联系,提高研究对象的可见度,消除社会强加给他们的性别角色,让研究对象能够从研究中获益。废除男女两性之间原有的权力关系,谋求更公平、更合理、多样化的人际关系,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强调赋权于妇女,倡导无论男女,人们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观念,通过实践将研究转化为影响人们生活的公共政策及个人行为。在这一前提下,研究也不再是单纯的研究,而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相互学习、赋权的互动过程。

        作为一种专门的理论,女性主义人类学仍处在萌芽阶段,许多地方尚不成熟,甚至自相矛盾,难以形成系统。但是,女性主义人类学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和参照。女性主义人类学从强调男女两性的差异发展到强调同一性别群体中不同文化、种族、阶级、阶层、宗教、年龄等因素带来的差异,在研究方法上趋于实证主义、诠释与定性研究结合使用,反对单一方法的使用。未来的研究会继续注重研究者的作用,将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作为研究的主体,研究不同种族、阶级、阶层、性倾向、年龄的群体,强调社会性别的包容性而不是中立性。同时,也注重在宏观或微观的层面上促进社会的变革。

参考文献:

1.〔美〕海伦·费什著,1998 年, 《人类的浪漫之旅:迷恋、婚姻、婚外情、离婚的本质透析》,刘建伟、杨爱红译,深圳,海天出版社。
2.〔美〕盖尔·卢宾等著, 《酷儿理论:西方90 年代性思潮》( Queer Theory :Western Sexual Thought in 1990’s) ,李银河译,2000 年,北京,时事出版社。
3. 蔡一平等主编,1998 , 《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别》,“妇女史学科建设”首届读书研讨班专辑,天津。
4. 彭莉编译,1994 ,“西方女性主义人类学”,载《国外社会科学》,1994 年第5 期。
5. 乐梅,1996 , “关心女性人类学”,载《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上) ,周星、王铭铭主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464～480 页。
6.〔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2000 年, 《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7. J . G. 梅基奥尔著,1999 年, 《福柯》,韩阳红译,北京,昆仑出版社。
8. 米歇尔·福柯著,2000 年, 《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9. 李银河主编,1997 年, 《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北京,三联书店。
10. 禹燕著,1988 年, 《女性人类学》,东方出版社。
11. 王政、杜芳琴主编, 1998 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
12. 鲍晓兰主编,1995 年, 《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三联书店。
13. 乔治·E. 马尔库斯,迈克尔·M. 费希尔著,1998年,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 王铭铭, 蓝达居译, 北京, 三联书店。(Marcus ,George E. and Fischer , Michael M. J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4. 肖巍,2000 年, 《女性主义伦理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5. 亨德森等著,2000 年, 《女性休闲:女性主义的视角》,刘耳、季斌、马岚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6. 任海, “社会性别与再表现的文化政治:女性主义人类学”,载于鲍晓兰主编, 《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1995 年,北京,三联书店,第141～172 页。
17.〔英〕布莱恩·特纳著,2000 年, 《身体与社会》,马海良、赵国新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8. 约翰·博恩曼(Borneman ,John) ,1998 年,“关心与被关心:把婚姻、亲属关系、性别和性取而代之”,载《人类学的趋势》,2000 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 Conkey ,M. & Gero ,J . ,1997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pp. 411～437 ,in Durham ,William (ed. ) , CA:Annual Reviews ,Inc.
20. Collier ,J . F. and Yanagisako ,S. ,1989 ,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Feminist Practice ,in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9 (2) ,27～37.
21. Lamphere , L. , Ragone , Helena and Zavella , Patricia 1997 , Situated Lives : Gender and Culture in Everyday Life ,NY:Routledge.
22. Abu2Lughod ,L. ,1993 , Writing Women’s Worlds Between Stories ,BerkeleyPLos AngelesP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3.Lancaster ,R. N. &Leonardo ,Micaela di (ed. ) , 1997 ,The GenderPSexuality Reader : Culture , History ,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4.Leonardo ,Micaela di ,1991 ,Gender at the Crossroads of Knowledge ,BerkeleyPLos AngelesPLondon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5.Lorber ,J . ,1994 , Paradoxes of Gender ,New York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6.Moore ,H. L. ,1997 , Feminism and Anthropology ,Cambridge ,UK:Polity Press.
27. Moore , H. L. , The Differences Within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n Gender Anthropology.
28. Howell ,S. and Melhuns ,M. ,The Study of Kinship ;the Study of Person ;a Study of Gender ?,in Gender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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