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同性恋伴侣的性存在：社会性别的重要性[1]

卡尔雷因·M·G·施鲁尔斯（Karlein M.G.Schreurs）

关于女同性恋伴侣之性存在的研究少之又少。以前，对同性恋性存在的研究往往是从个人角度进行的，试图解释同性恋现象的种种成因，或研究同性恋者的心理机制。物换星移，对同性恋性存在的接受与日俱增，研究者更加关注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如何理解她们的生活与他人的关系。Bell和Weinberg的研究（1978）是此类研究的开山之作。其论文名为《同性恋的多种性存在》（Homosexualities），旨在强调同性恋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该研究带动了对同性恋关系角度的考察，丰富了早先的个人角度的研究。

对女同性恋伴侣之性存在的研究缺乏的第二个原因是，与男同性恋性存在相比，女同性恋性存在更加隐蔽。从来如此。女性表达爱意[的行为]更容易被接受；男性对指定、规定的性别角色行为的反叛更加惹人注目，也更令人惶恐不安，因为男性通常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行为越耸人听闻，研究者越趋之若鹜。此外再加上多数研究者身为男性。这恐怕造成了在男女同性恋研究中的性别关注失衡。

女同性恋伴侣之性存在的研究缺乏的第三个原因是，性关系领域的研究和性存在领域的研究各自独立发展，几乎各自为政。很多关于性存在的研究，考察焦点过分集中于性行为，这导致了对性关系的忽视，而多数性行为往往是在性关系的来龙去脉中发生（Clement, 1990）。于此相对应，对亲密关系的研究同样忽略了性存在（Duck, 1991）。

经验主义研究的匮乏，并未阻止女同性恋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理论，即：在推论女同性恋伴侣之性存在的形成过程（可参照Nichols, 1987, 1988）中，格外重视对社会性别（gender）的考察。无论何种性存在假说，都强调“社会性别的重要性”。在研究女同性恋伴侣性存在形成过程领域，有学者将性存在看作一种与生俱来的固有天赋动机，也有学者将其看作是社会人际关系的建构桥梁，两派都将“社会性别”看作是最重要的研究变量。第一种学派观点假设，遗传学和内分泌学决定了女性和男性的性存在之程序源代码是截然不同的，男性的性冲动程度高于女性。

第二种学派强调社会化和性别角色——女性自发的[受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性感受，被社会认为是有失体面的、不够检点、有伤大雅，而男性被鼓励在性方面积极、活跃。这两派观点都认为，男女两性的性脚本具有本质区别。盖格农（Gagnon）和西蒙（Simon）（1973）在研究同性恋女人的时候，描述了女性性脚本，对女人来讲，爱情的地位高于性存在的讨论。情感、亲近或亲密是重要方面。女性似乎把“性存在”跟“罗曼蒂克”联在一起，不像男性那么热衷于对待短兵相接的“生殖器性行为”[genital sexuality]。多数研究者认为，在女同性恋关系当中，上述女性性存在特征格外清晰，因为发生关系的双方都是女人。

前面对女同性恋伴侣的性存在作了一番概述。下面将集中探讨在形成女性同性恋伴侣的性存在过程当中支持社会性别首位的经验主义[来自实验或观察的]论据，稍后讨论用该理论来理解女性同性恋伴侣的性存在，得出的推论结果。在考察论据之前，容我回顾相关研究并讨论方法论方面的一些话题。

方法论争论

鉴于研究资料匮乏，本文将收录对女性同性恋的个案研究和对女性同性恋伴侣的研究。这两方面的研究里，性存在的角色和作用都不显著。笔者仅收录那些有可能推导出结论的调查研究。关于研究年代，从Bell和Weinberg（1978）调查开始。该调查可以说是同性恋研究领域的一个转折点。现存的欧洲研究资料不多，故在此收录一项较早完成的对西德女同性恋者的非临床研究（Schäfer, 1977）。学术回顾详见表1。纵览表1会发现，多数研究的样本来自美国。数据来源是被试的自我报告，几乎都是填写的问卷。多数研究比较了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和/或异性恋女人[之间的差异]，或女同性恋伴侣、男同性恋伴侣、已婚配偶和同居者[之间的差异]。早期研究并未包括二次抽样的人口学差异控制。

表1研究回顾

 [译注：女同：女同性恋抽样数目；女异：异性恋女性抽样数目；男同：男同性恋抽样数目；男异：异性恋男性抽样数目；人异：人口学差异控制；]

我们怎样评估上述研究资料？Clement（1990）给出一个方法论“四步纲要”，此纲要在评估性学调查[的被访者]时都应借鉴：1、普通参与调查；2、部分参与调查；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