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犹太—基督教的宇宙观图式中, 存在着一位全能的、至善的上帝, 他是世界的创造者和护理者。然而, 信徒们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 世界上的恶从何而来?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位上帝, 那么恶就不应该存在。但是很显然, 恶的确存在, 并且还具有某种令人畏惧的力量, 所以, 上帝的至善或全能就遭到了质疑。或者上帝不是完全的善, 所以他允许恶, 甚至他本身就是恶的始作俑者; 或者虽然上帝是至善的, 并且会竭尽所能地防止恶,但他不是全能的, 没有力量制止它。第一个问题指向的是上帝的本质, 第二个问题怀疑上帝防范恶的可能性。要反驳前者, 必须阐明恶的来源, 并证明这一来源与上帝的至善没有矛盾之处; 要反驳后者, 则必须回答恶如何被纳入到上帝的管理之中, 又如何被上帝的全能所包容。从早期犹太教的拉比到新教的神学家, 都一直试图从逻辑上给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泰勒在《关于恶的神学思想( Taylor , Donald : Theological thoughts about evil ) 》(pp26～41) 一文中, 就为我们梳理了犹太- 基督教中关于恶的思想。

在早期犹太人那里, 并没有经常讨论到恶, 因为一神论的前提不允许把恶视为与上帝对等的势力。但是, 他们仍旧意识到了某种神秘的、造成危害并使人害怕的力量, 并把它具体化为邪恶的灵界存在(evil spirits) 。抽象的恶的概念在犹太教制度化以后才开始出现。这个时候, 对恶的理解被放置于上帝与人的契约关系之中, 人对契约的破坏就会造成恶。在宏观层面上, 恶体现为对秩序的损害; 在微观层面上, 恶则体现为人的不洁净。

到了启示文学的时期, 犹太先知(以但以理为代表) 开始使用动物的象征描绘恶, 但并没有明确定义魔鬼撒旦的形象。早期基督教发展了恶的实体化程度, 撒旦形象的逐渐清晰使它的宇宙观偏向二元论, 但邪恶的势力最终会被上帝所战胜。在对观福音中, 作为上帝力量代表的耶稣与撒旦形成了强烈的对抗, 耶稣的死和复活标志着上帝的胜利。这一故事在大众宗教的层面展现了善恶的故事, 但是, 天主教的神学家们并不想停留在这里, 很快, 他们就开始试图从理论上阐明恶的起源。

与犹太教的拉比一致, 首先, 神学家们否认上帝与恶有任何关联, 恶的原因只能从人类身上寻找。然而, 人类也是上帝所创造, 既然上帝知道人类可能作恶, 又为什么要给予人类作恶的能力? 如果作恶的能力是从上帝而来, 那么, 人类是否不应该为恶负责? 对这一系列问题做出最明确回答的是奥古斯丁。他指出, 恶的来源是人类的自由意志。正是自由意志使人类有了作恶的可能, 但是, 自由意志本身又是善的, 因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人类也就没有行善的可能。因此, 上帝把自由意志赋予人类是正当的, 而恰恰是人类对自由意志的误用才导致了恶。(参见Augustine , 1993) 对恶的来源进行的这种追溯最后落脚于原罪说。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背叛了上帝, 人类所有的后裔就都被打上了罪的烙印, 这使得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被作恶的倾向所辖制, 没有行善的可能。

改教运动之后, 新教开始对原罪说持怀疑态度, 认为人们作恶不是因为原罪, 而是因为本性上的欠缺。可以看到, 犹太- 基督教对于恶的问题虽然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解释, 但归纳起来, 有着以下几个明显的共同特点:

第一, 恶的定义被放在了上帝与人的关系中去考察, 这种关系不会因为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改变。上帝的标准具有绝对性和普适性, 任何违反上帝的行为都是恶。

第二, 恶绝对不是从上帝而来, 上帝与恶不可能有任何沾染。造物主是绝对完美的,恶并不是必然, 只是因为偏离造物主而得以实现的一种可能。

第三, 善恶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对立, 没有任何妥协余地。最终, 善必定会战胜恶。

这种关于恶的论述是否是唯一的? 这即是《恶的人类学》( The Anthropology of Evil ) 这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除犹太- 基督教之外, 书中的数位作者还为我们描述了不同宇宙观之下的恶的概念。这些“恶”或多或少都与犹太- 基督教图式下的恶有所不同,甚至从根本上南辕北辙。如果说多样性是人类学一直以来的追求, 这本书就把多样性的视角投向了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道德规范, 把比较研究的领域推广到了伦理的层面。下文所选取的案例并没有涵盖全书所有的民族志, 但已经足以体现它们与上文所列举的恶的特点之间的差别。

首先, 让我们来到霍巴特笔下的巴厘社会。在这里, 印度教、佛教、古老的爪哇宗教以及巴厘社会自身的宗教观念被糅合在了一起, 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恶”。秩序和规范不是由一位至高的上帝所制定, 也不是普遍性的, 而是对于每一种存在都各不相同, 并且会随着时间、地点、情景而变化。吃人是老虎的事, 攻击别人则是巫师应该做的事, 虽然它们会给人带来痛苦, 但这些行动本身是无可指责的。同一位神灵既可能是瘟疫的起源, 也可以在瘟疫流行时期是人类的庇护者。与犹太- 基督教“万物本于一”的观念不同, 在巴厘, 生命的不同形式都拥有自己形而上学的预设, 并且由此产生不同的知识、理性及生存目标, 它们之间的碰撞构成了巴厘的主旋律。善恶在其中没有一致的标准, 对于同样的事情, 不同的人也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断。( Hobart , Mark : Is God evil ?pp165～193)

其次, 让我们来考察印度教的一支。在曾经占据印度教主导地位的Pancaratra Vaishnavas 派的宇宙观中, 世界是由三种不同的基质( strand) 形成的。这三种基质的等级有所不同, 所创造的东西也各不相同。从最高的基质中产生了秩序和道德, 从中等的基质中产生了更新的能力, 从最低的基质中产生了毁灭的倾向。世界不能仅仅只有最高的基质,而必须同时拥有三种基质才能存在。最低的基质即包含了恶, 因此, 恶就是世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没有人能够创造没有恶的世界, 造物主也不能。此外, 世界在产生之后不是静止不动的, 而是一个活着的存在, 它会一直处于变动的进程之中。这样的进程由永无休止的出生、成长和死亡组成, 而三者又分别与三种基质相互对应。也就是说, 恶不仅仅是在创世时必不可少, 在之后宇宙的运转过程中, 它也是无法避免的力量。在这里, 不存在全能、至善的上帝与恶如何共存的问题, 因为恶就是上帝的一部分, 没有它, 就没有宇宙的生命。并且, 虽然人们总是试图削弱恶的影响, 但它总是比善更为强大。( Inden ,Ronald : Hindu evil as unconquered Lower Self , pp142～164)

再次, 马来苏非派(Malay Sufi) 也同样拥有自己独特的宇宙观和对恶的态度。他们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又做出了自己的发挥。“万物都源自安拉”, 这是伊斯兰教和犹太-基督教共有的思想, 而苏非派则把它推向了极致, 认为不仅仅存在一位至高的安拉, 并且除了安拉以外, 就什么都没有。安拉与宇宙同一, 安拉既同等又完全地存在于每一件事物之中。同时, 与伊斯兰教和犹太- 基督教大多数派别为人类的自由留有余地相反, 他们把安拉绝对的预定也推向了顶点, 是安拉创造了善, 也是安拉创造了恶。但是, 他们又认为, 至高尊贵的安拉只意愿(will) 善。在这里, 苏非派似乎把自己逼到了绝境, 然而,在“极端的必然( radical necessity) ”中, 他们找到了出路———如果安拉使某人作恶, 然后又惩罚他, 那么安拉就是不正义的, 然而, 安拉在创造之前就已经在他自己里面预定了这一切, 也就是说, 作恶的人在本质上就是罪人, 而这又属于宇宙秩序的一部分, 因此,安拉的惩罚是正义的。更进一步, 在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作恶者和受惩罚者存在, 一切都是安拉, 安拉既是作恶者, 也是承受惩罚者。正是在这样的循环中, 安拉显示了他的力量和威严。(Bousfield , John : Good , evil and spiritual power : Reflections on Sufiteachings , pp194～208)

如果Pancaratra 只是把恶视为一种无可避免的存在, 而苏非派则使得恶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合法性, 那么, 在巴厘人对困扰西方人几千年的神正论的嘲讽的大笑中, 恶的正当性就被推演到了极致———上帝不仅仅允许恶存在, 也不仅仅是恶的制造者, 他在本质上就是恶的。如果上帝不是既善又恶, 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知道某种行动或思想是善的, 因为没有东西和它比较。只有上帝既是善的又是恶的, 人类才可能谈论善恶, 世界上也才可能有善恶之事存在。这一回答对于整个犹太- 基督教宇宙图式是致命的: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假设, 至高全能的上帝也是至善的? 即使不得不承认恶的存在, 犹太- 基督教的信徒们也坚定地相信, 至善的上帝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然而, 巴厘人把这一陈述的顺序倒转了过来: 如果善总是会战胜恶, 那么, 胜者就是善的。( Hobart : pp188～189)

或许, 西方的神学家们会为这些宇宙观贴上“相对主义”、“泛神论”、“实用主义”等各种标签, 为自己的绝对权威进行辩护, 然而,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中, 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恶的正当化过程, 只不过所采取的路径与上述三个社会又有所不同。

从早期犹太教到中世纪天主教, 恶是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它带来恐惧, 带来污染,带来破坏, 因此, 繁复的消除恶的影响或者恶本身的仪式由此产生。由大祭司主持的犹太教的赎罪仪式包含两方面的功能: 一是代表以色列人进行忏悔, 从而恢复与上帝的关系;二是通过把人的不洁净转移到祭物身上, 使人得以洁净。天主教提出的原罪概念也类似于不洁净状态, 但它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不是寻找替罪羊, 而是洗礼。在洗礼之后, 如果人又犯下了罪, 就需要通过制度化的补赎圣礼加以弥补。新教则不同意洗礼除去原罪的说法,认为: 罪人的本质不会变化, 而洗礼只是作为信仰的一种宣告, 使得罪人在上帝面前“称义”; 此外, 弥补自己犯下的罪也不需要制度性的规条, 只需要罪人向着上帝单独地忏悔。( Taylor : pp26～41)

到了这个时候, 对于罪恶的关注已经从社会转向个人, 很快, 它又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相互结合, 开始了善恶模糊化的进程。“贪财是万恶之根” (《圣经·提摩太前书》6 : 10) ,这种对于金钱的态度源于基督教建立初期, 它使得长久以来的西方文明陷入到受欲望束缚的痛苦之中。然而, 从亚当·斯密开始, 对于金钱以及与金钱相关的交换、贸易、积累等行为的评价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维度, 个体欲望、对于金钱的爱慕及对于利益的追求开始获得了正当性。到了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 金钱的价值更是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英国, 善恶本来就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概念, 并没有绝对的黑白之分, 而现代社会中的金钱则彻底抹杀了绝对的道德观念。财富需要从邪恶的欲望中产生, 贪财这一万恶之源同时也成为了万善之源, 如果没有它, 资本主义社会就将不复存在。(Macfarlane : The root of all evil , pp57～74)

从罪恶的来源和表现, 到“必要的恶”, 再到社会德行的无上体现, 曾经被视为“万恶之根”的个人欲望所经历的正当化过程, 正是恶在西方历史命运的缩影。但是, 对于个体的恶, 社会的态度又是矛盾的: 一方面, 它高举欲望的价值, 另一方面, 它又想方设法要将个体欲望限制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以内。无论是按照霍布斯的观点, 将社会视为对追求自我满足的个人所施加的必要限制, 还是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 将它看作对个人自由的不必要的强制, 从个人为了避免无休止的欲望所引发的争斗而形成社会的时候开始, 社会和个人就一直处于对抗性的关系之中。(参见萨林斯, 2000 , pp13 , 33～34)

没有法庭, 没有监狱, 没有审判, 没有刑罚, 个体在道德上是绝对自足的, 不需要强制性的规范, 只需要个体内在的平衡。个体自由与社会和谐不是相对的, 正是个体自由才能保证社会和谐。在西方人看来, 这样的国度只能在天堂找到。然而, 仅仅通过颠倒对于人性的基本假设, 这一理想国在Piaroa 就得到了实现。在Piaroa 的观念中, 自然状态的个体是中性的, 相反, 恰恰是在进入到社会状态之后, 人类才开始具有攻击性。人的本性不是恶的, 然而, 不幸的是, 在获得社会必需的知识和能力的时候, 他也就同时获得了作恶的可能。原因在于, 知识和能力本身具有毒性, 会使人难以控制自己的欲望, 而一旦失去了审慎, 他就会作恶。(Overing , Joanna : There is no end of evil : the guilty innocents and their fallible god , pp244～278) 可以看到, Piaroa 延续了西方传统中社会是人存在的必要条件的假设, 但又带有了更多无奈的意味。人们所要驯服的, 不是罪恶的本性, 而是有毒的文化。

恶从何而来? 不仅仅是犹太- 基督教,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不同的人们都在追寻着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把这些答案看作一个窗口, 我们就能发现不同的宇宙观和建构社会的方式。即使是在同一个社会, 善恶的概念也会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动。因此, 虽然所讨论的是看似普适的道德问题, 但也仍旧不能忽视不同的故事讲述方式, 不能离开具体的文化和历史情景。这就是本书对人类学者们做出的最重要的提醒。

参考书目:

Augustine , 1993 , On Free Choice of the Will , translated by Thomas Williams , Indianapolis :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 Inc.

Parkin , David (eds) , 1989 , The Anthropology of Evil , Southampton : The Camelot Press Ltd.

戈登·菲、道格拉斯·斯图尔特. 李瑞萍译. 圣经导读(下) ———按卷读经[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马歇尔·萨林斯. 王铭铭、胡宗泽译. 甜蜜的悲哀[M] . 北京: 三联书店. 2000.

[作者简介] 刘琪(1983～ 　) , 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2005 级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原文出处：《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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