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一个“共同富裕”的集体经济村庄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社会分化和阶层分化现象;但上述分化没有撼动村庄共同体层面的社区整合。为什么?本文通过村庄事实的呈现,试图揭示这种村庄分化中复杂的权力关系:权力既是分化的主要操纵因素,又是被分化的对象,亦是控制分化的达成共同体整合状态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分化　阶层化　权力　整合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

从本土跨入工业文明的H 村人,与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不同,尽管他们的收益曲线逐年上扬,但他们的生活半径却没有扩展,依然在自己熟悉的村庄里从事生产、居家度日。一如既往的集体主义观念、血缘乡亲的人际脉络、“领袖”威望、共同富裕的集体经济以及时常见诸报端的集体荣誉,持续显示这个村庄共同体井然有序的一面,即村庄高度整合的一面。但正是这个坚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传统村庄,在改革开放持续不断地推进市场化、工业化的时代变迁中,借助其独特的共同富裕的集体经济之力,正在向着工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演进;与此同时,作为具有庄稼人特征的传统农民群体,也不可避免地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现代社会结构变迁意义上的阶层分化。

本文着重在社区整合意义上讨论H 村的分化。这里所涉及的分化(differentiation) 概念,既指结构系统的分化,同时也指社会成员的阶层分割。这里所涉及的整合(integration) 概念,可简单地概述为:某一整体或社会中,各行动主体之间的一种均衡、协调、合作和有序的关系状态。相对两种分化, 整合亦被分解为两种形式: 系统整合( system integration) 和社会整合( social integration) (Angell , 1968 ; Crow , 2002 ;Habermas ,1984 ;Lockwood ,1976 ;Luhmann ,1982 ; Parsons et al . ,1953) 。其中,系统整合(functional integration) ,着重在实现和维持系统各单元(各部门或子系统) 之间有序和谐的交换关系;社会整合常对应于规范整合(normative integration) ,强调实现和维护行动者之间具有共享价值规范的有序团结。本文将在这层意义上讨论H 村的整合。

被誉为“社会主义典范”的H 村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结构分化———阶层的分化。从表面看,村里人住一样的房子,人人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家家有让城市普通人羡慕的摩托车或私家车,村庄犹如一个由大家庭组成的共同体,村民们小心翼翼地维护它。由于这种努力是不露声色进行着的,村庄的一切都像自然现象那样静悄悄地依照次序展开,包括人们不在意或不愿意谈及的分化。其实,用高度分化来定义H 村的现状恐怕并不为过,它与村庄自身发展过程所经历的两大转型息息相关,即社区内部正在发生的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型,以及构成社区之外在环境的由计划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前一转型引发了社区的结构分化、身份分化和职业分化;后一转型促进并制造了干部与村民、本村村民与外来者之间的利益分化。村庄的分化过程实际上受到三种逻辑的共同支配:工业化逻辑、市场化逻辑,以及坚守至今的社会主义再分配集体经济逻辑(简称再分配逻辑) 。

对于这种独特的社会分化形态,本研究依据相关理论及认识,预设了三个有待检验的“分化一整合”命题。

1. 分化遵循工业化逻辑,与经济增长相关联。工业化带来急剧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越迅速,分化越明显。社区分解为若干子系统(结构分化) ,子群体(阶层分化) 。这些子系统、子群体在结构功能上的互相依赖,对社区整体的运作和秩序具有正功能作用。分化有利于群体整合,而且一定导向新的自我调节的系统整合。

2. 分化响应市场化逻辑,与成员竞争相联系。市场化引入竞争机制,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分化越显著,由分化出现的子系统、子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明显,从而危及社区的整合。分化后不可能出现社区整体机械意义上的整合。

3. 分化受控于再分配逻辑,与行政的权力控制有关。社区共同体的权威、意识形态或制度的控制力越集中、越强大,越容易出现人为控制的分化局面。控制的分化会带来整合效果。分化后的整合发生在社区层面上,而不发生在子系统或子群体层面。

本研究主要采用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两种方法收集一手经验材料,同时收集、分析相关的二手文献资料,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求较深入、较切实地认识被调查对象的相关实践。笔者曾先后9次去H 村做调查,阅读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采访过32 位村民,与多数被访者有2 次以上的一对一面访。2003 年,在村庄414 户人家作隔户问卷访问,回收有效问卷2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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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再分配逻辑的作用

村庄分化了,但它的整合一如既往。村民能够清楚意识到村庄的阶层分化,意识到自己所属的阶层位置,可是却没有在价值观认同和行为取向上形成各企业、各阶层内部的团结。至少在价值观念上没有任何挑战村干部阶层的迹象,没有任何对村庄共同体固有的共享的集体理念的颠覆。分化没有影响村庄整体的整合。这种村庄“分化—整合”的事实,理论上支持前述我们预设的工业化逻辑和再分配逻辑的命题,市场化逻辑命题则被否定了。但市场化动力引起的村庄分配形式的变动、村民收入与财富的迅速阶层化以及阶层意识都实实在在存在着,所憾的仅是村庄整合的事实不符合整体碎片化的市场化逻辑。问卷数据明示过,作为社区共享的价值认同,不论是对集体主义目标、社区变迁的认同,还是对回报以及社会交往的认同,村民表达的价值理念明显沿袭公社集体化时代的传统。比如,对“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信念”的执着期待“, 家本位”“、村本位”的行为取向和对村庄社区变迁的理性判断等都反映村庄人在价值理性上依然以社会主义集体富裕的精神理念为本,以追求集体主义为理念。而村庄股份分红收入、奖金收入的引入、由这些收入造成的阶层分化,以及村民对这类收入的器重,则反映村民工具理性的实际考虑,即追求效益化的个人需求和利益的经济理性的一面。这一面显然与追求集体主义的精神理念是分离的。因为村民中意的收入选择, 不是带有集体经济性质的按劳分配,而是按资分配的股金分红收入。两种理性的分离反映了村庄分化与整合的分离:股金分红是H 村阶层分化的第一要素,遵循个体主义取向的市场逻辑;共享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是村庄在整体层面保持整合的精神支柱,反映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取向,更多继承以往政治时代的再分配逻辑。

两种理性、两种逻辑的分离及其共存,是村庄事实向既有理论的挑战。为何两种理性、两种逻辑能够分离又共存共处? 为何在两种理性分离、两种逻辑共存的状况下,村庄依然有集体的整合? 像诸多中国研究学者在“市场逻辑”与“再分配逻辑”间发现“关系逻辑”作为中介解释变量那样(周雪光,2005 ; Parish &Michelson ,1996 ;Boisot & Child , 1996 ;Oi , 1992 ; Walder ,1986 ; Wank , 1995 ; Peng , 1992 ; Bian , 1997) ,前一个问题促发我们思考两两间是否存在中介变量? 后一个问题则是村庄故事已经作出回答的,这就是,H 村的分化尤其阶层分化明显带有人为的权力控制特征, ① 更多服从再分配逻辑。

作这种判断的依据自然得自上述村庄事实:在H 村: (1) 随收入、财富和职业的不同,村庄主要出现了两大阶层的分割:掌权的干部与无权的村民的分割(见表3、表4) 。即主要的分层标准围绕权力。(2) 根据权辖范围与程度的不同,干部内部又分为村庄权力持有者与企业一般管理人员两层。即权力的大小亦决定分层。(3) 人为制定的村籍户口使村民与非村民间存在一道明显的不可逾越的边界。因而整个村庄区分为四个阶层(村庄权力持有者、企业管理人员、普通村民和外来打工者) 的事实就直接反映了人为分化之特征。不管是直接以权力为标示的分化,还是制度导致的分化,都受控于村庄延续至今的再分配权力。权力操纵着整个村庄的分层,权力把持者最终在使自己成为村庄最大利益获得者的同时,还通过户籍制度保护本村村民享有高出他者的比较利益,以达村庄内部整合之境。

当然,人为分化的可能性多半发生在外部环境存在离心作用的场景中。问村里人“何时开始能够感觉到村庄干部和老百姓之间的差距?”有人回答“近3 年以来”,有人回答“企业实行‘一三三三’制度以来”(1994 年) ,也有人笼统地说“改革开放以后”……不管怎样说,问卷数据分析表明,村民之间的分配差距最主要体现在奖金和分红收入上,村民能够从企业获得的奖金取决于村庄规定的“一三三三”分配制度和企业效益,村民的股份多半来自奖金的记帐收入。因此,1994 年以后村庄的分配差异才真正在制度规范下凸现出来,随着各企业产值的逐年提高,这种差异日益彰显。1994 年全国正处在市场经济加大推进,苏南模式纷纷改制的经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下海潮”、“私有化”、“暴发户”等个体经济利益重重围抱着村庄,构成具有诱惑力的外部环境。因而,用制度性的强制分化激励村庄的干部和村民,既是外环境所迫,又是内环境整合之需要。问村里的干部“如何看待分化”? 他们的回答极其简炼、实际:

村里人是分化了,可是,我们的最富者与外面的私营老板比不算富裕;我们的普通村民与周围的甚至全国的农民比却是“富农”(2002 年8 月3 日,H 村证券公司办公室,与SYN 访谈记录)

以外环境作参照而人为制造分化,以保证内环境的整合似乎不无道理。这里,导引出的一个推理是:村庄再分配逻辑的作用受外环境市场化逻辑的推动;在整合层面上是再分配逻辑最终遏制了市场化逻辑的实现。

当人为控制意味权力作为时,权力在我们分析中就显示为两方面的功能:一是权力直接充当经济分化的载体;二是权力能使分化获得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和制度上的合法性。两种功用在H 村都付诸现实后,村庄的分化就是实现社区整合所需要的了,或称寻求整合之分化。这类分化显然迥异于西方社会面对纯粹的市场竞争,依靠个人努力获取位置而达至的社会层化。那么,一个有待引入的思考是:在讨论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分层、讨论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延续性的今天,人们关注的再分配权力维续、关注再分配权力精英依然是市场过程的获益者等等相关议题时,是否想过权力维系在分层过程里的作用呢? 它是否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换句话说,如果权力维系意味再分配逻辑的作用,那么再分配逻辑依存的地方,其分化一定处于严格的控制中,整合就是一种整体结构化的,而非碎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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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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