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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友月:迁移、挫折与现代性:兰屿达悟人精神失序受苦的社会根源

蔡友月  2008年11月4日 16:43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本文目的,以社会受苦概念探讨兰屿达悟人的迁移经验与高比例精神失序的关系,并藉此反省九年代之后,基因研究取径与原住民健康议题之间选择性亲近的关系之限制。主要分析的对象,为晚近达悟人精神失序发病所集中的25 到60 岁之间的青、壮世代。本文认为:要理解达悟人晚近广泛而独特的精神失序现象,不能简单地诉诸单一因素,譬如生物医学方面的基因解释。因此本研究强调深入田野,接近达悟人的生活世界与日常经验,同时辅以各种文献资料,厘清长久的历史处境与当代命运的关连。本文同时也指出:兰屿卫生所登记精神失序的个案中,半数以上首度出现不正常征兆的地点,都是在台湾本岛。达悟青、壮人口被迫来往迁移于兰屿与本岛之间谋求生计,是这个离岛少数族群某种集体的社会「脱序」(anomie)重要面向。这种原本与外界相当隔绝而孤立的少数族群的社会脱序,是无可选择地被卷入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结果。在平均年龄15、16 岁只身离开原乡、没有父母陪伴下来到以汉人为主的台湾社会求学工作的艰辛过程中,他们所遭受的种种困境与挫折,与流行于他们这个世代的高比例精神失序之间,有极密切的关系。这个世代由于迁移经验而来的身心创伤,来自开始接受现代教育所必须面对的共同命运,超越了个别成员各自不同的个人遭遇。原乡兰屿经历快速的社会变迁,迫使达悟人离乡背井以谋生计,而他们的特殊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则形塑、甚至加深青、壮世代在迁移台湾过程中的困境与创伤,因而诱发了高比例的精神失序现象。

关键词:基因 达悟人 迁移  社会受苦  精神失序

Migration, Mental Frustration, and Modernity: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Mental Disorders of the Tao Aboriginal People on Taiwan's Orchid Island
        Yu-Yueh Tsa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uffering,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igration experience of the Tao aboriginal people on Taiwan's Orchid Island and their mental disorders examines the limits of the genetic approach to aboriginal health based on the biomedical model of medicine after the 1990s. The focus of the study is on the cases of mental disorder of young and adult generations, ranging from 25- to 60-year-old population. I argue that the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among the Taos cannot be explained by any single factor, such as a genetic disorder.My fieldwork and a variety of documentation and statistical data show that the Taos'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are shaped by their particular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interacting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n almost all cases, people with the experience of migrating to Taiwan and their symptoms of mental disorders began in Taiwan instead of in their isle community. I argue that the fact that the Tao members of the 25-60 age group have to migrate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aiwan and Orchid Island to pursue education and find jobs creates a significant state of anomie in their aboriginal society, which, in turn, is a consequence of this society's invol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Migrating to Taiwan, a Han-dominated society, at the age of about 15 or 16 with little support from their families, they are prone to experiencing frustration.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ir common frustrating experience of migration and the mental disorders prevailing among them.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traumas caused by the particular migration experience are not just individual experience. They represent the common dilemmas that those Tao members who receive modern education in the postwar period encounter. Under the siege of dramatic social change in the aboriginal society, they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to leave their isle to make a living. Tao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their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interacting with the outside world, however, have intensified the traumas from which the migrating members suffer and contributed to the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among them.

Keywords: gene, Tao minority, migration, social suffering, mental disorder


一、问题缘起与问题意识

2000 年3 月4 日,我第一次到兰屿。从台中出发,坐了五个多钟头的火车,抵达台东新站。一出车站门口,便见到一长排的出租车阵。我问了一下价格,从火车站到机场,不到十分钟的车程,一律要价300 元。当时有一辆已经载客的出租车,正要离去。我马上试着拦下,心想这样可以赶快摆脱那些出租车阵的纠缠。突然之间,一个看似「大哥」的人物从一旁冲了出来叫嚣着:「如果你敢载我们的客人,我就要你死得很难看。」面对这样的情境,我只有自行走路到机场。到了兰屿,我向来接我的Syaman H谈到一路所经历的交通状况,他生气地告诉我:

出租车还是敲小笔的,航空公司更是敲竹杠,有次我妹妹开学了急着要回台湾读书,结果直升机人没坐满,就要求一个人要付双趟的钱,从兰屿到台东一个人一趟5600元,我们去反映也没用,航空公司还说:这是一条赔钱的航线,要不然就停掉,就吃定我们了。(2000-1B-2)

Syaman H的抱怨不是特例。长期以来,当地的居民对交通问题,一直相当不满。1968 年开元港开设,兰屿轮始航,1969 年小飞机定期飞航兰屿与台东之间。交通的改善,加深兰屿对外界的依赖,却未必使达悟人迅速走向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往后的田野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达悟人来台的艰辛。除了交通费非常昂贵外,(注1)相较本岛原住民回家的过程,台湾到兰屿的路途必须承担更多不确定的因素。有时遇到气流不稳,坐在小飞机上有如云霄飞车般惊险。或者,遇到气候不佳,小飞机停飞,在机场耗费好几天等待补位,夜宿台东或滞留于兰屿好几天飞不出去,二十一世纪初这些达悟人司空见惯的生活经验,体现了他们进入现代社会的窘境。

1995 年《联合报》报导达悟青壮世代迁移台湾经验与岛内精神疾病比例增高的关连,有以下的描述:

……兰恩基金会总干事林茂安说,这些「发疯」的达悟(雅美)人,(注2)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都很年轻,而且都是去台湾本岛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回来就成了精神病患。……兰屿青年施明发说:当初期望太高,失望也大,而异乡游子无亲无故,家又在海的那一边,一切都要靠自己,此时若加上环境的刺激,当然会有可能变成精神病。那么,问题回到根本,达悟孩子为什么非去台湾工作不可?乡长廖班佳的话一针见血:兰屿根本没有工作机会。(联合报 1995/6/5)

上述报导指出一个事实:从1972 年第一届兰屿国中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毕业,大多数达悟年轻人在15、16 岁国中毕业后,就必须来台求学、工作。兰屿特殊的地理位置,交通不便,来回交通费的开销,加上只身在台缺乏家庭支持、恶劣的工作情境,诱发了年轻人罹患精神失序(mental disorder) (注3)的可能。在往后逐渐深入的田野调查中,我也渐渐理解到:达悟人高比例而独特的精神失序现象,是他们做为一个孤立小岛上的少数族群,别无选择地被卷入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所造成的结果。在这个难以回避、因而无可奈何的变迁过程中,达悟人因为相对于台湾本岛与汉人社会的边缘少数族群身分,经常充满进退失据的困窘与挫折。达悟人的这种集体困境,集中呈现在目前25 到60 岁之间的青壮人口身上,事实上他们就是晚近精神失序发病所集中的世代,也是达悟人开始接受现代教育的第一代。他们为了维持自己与家庭的生计,几无例外地必须来到台湾本岛求学或谋职。上述出租车与小航机的问题,具体而微地反映他们不得不来往迁移于兰屿与本岛之间所经历的痛苦;而这种交通问题,只是他们所普遍遭遇的种种困窘与挫折的一小部分而已。就像我的两位受访者所说的:

妳从小到大就知道在兰屿的另一个地方,是比这里资源更多。妳就会想说向往要去台湾,学更多的东西,找更好的工作。(33岁,达悟年轻人 2003-4A-9)

每一个兰屿的年轻人都想飞到他的梦想—台湾,可是飞的过程有人会掉到海里去,有人翅膀会断掉,有人会残废,像我们这里就有啊,工地工作掉下来脚受伤,结果回来。回来他娶不到老婆,没有人愿意嫁给他,他也没有办法去海里捕鱼,这个就严重啦!喝闷酒啊,久了就酒精中毒啊!(前兰恩基金会执行长黄道明 2003-3A-12)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兰屿达悟人的迁移经验与高比例精神失序的关系,并藉此反省九年代之后,基因研究取径与原住民健康议题之间选择性亲近的关系之限制。主要分析的对象,为晚近达悟人精神失序发病所集中的25 到60 岁,即开始接受现代教育的青壮世代。本文的主要论点认为:达悟青壮人口被迫来往迁移于兰屿与本岛之间谋求生计,是这个离岛少数族群某种集体的社会「脱序」的重要面向。这种原本与外界相当隔绝而孤立的少数族群社会脱序,是无可选择地被卷入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结果。在平均年龄15、16 岁,没有父母陪伴只身离开原乡,来到以汉人为主的台湾社会求学工作的艰辛过程中,他们所遭受的种种困境与挫折,与他们这个世代的高比例精神失序之间,有极密切的关系。一个具体的事实:根据我的田野资料,半数以上兰屿卫生所登记为精神疾病的个案,首度出现不正常征兆的地点都是在台湾,而非兰屿。这个世代由于迁移经验而来的身心创伤,超越了个别成员各自不同的个人遭遇,而具有某种清楚的「集体性」。这种集体性,来自于开始接受现代教育的世代所必须面对的共同命运。他们的原乡兰屿经历快速的社会变迁,而达悟人的特殊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则形塑、甚至加深青壮世代在迁移台湾过程中的困境与创伤。我认为,要理解达悟人晚近广泛而独特的精神失序现象,不能简单地诉诸单一因素,譬如生物医学方面的基因解释。我们必须深入田野,接近他们的生活世界与日常经验,同时也有必要辅以各种文献资料,厘清其长久的历史处境与当代命运的关连。

二、文献回顾

(一)基因论的原住民精神失序研究

晚近达悟族人精神疾病比例大幅增加,是一个引人注意的议题。2000-2001 年一项由国科会补助的「达悟族原住民精神分裂之基因连锁分析」研究计划指出,近二、三十年,兰屿达悟族人精神疾病的比例有增加的趋势。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其比例高于台湾的五倍以上(台湾汉人为0.3%,达悟人为1.6%)。该研究假设达悟族在五、六百年前由菲律宾迁移至此,过去由于种种因素被隔离,几百年来盛行族内通婚,为一孤立种族的族群。由于近亲通婚的结果容易出现易感性的基因,因此提出基因与高比例精神疾病关连性的假设。(注4)

上述基因论的研究,反映1950 年代之后世界精神医学中的生物医学范型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普遍具有独尊地位(Conard 2001: 225),朝向一种无心灵的生物精神医学(mindless biological psychiatry)发展(Desjarlais et al. 1995: 36)。在台湾,九年代之后,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达,基因研究成为国科会的重点补助项目。(注5)基因预设也成为近年来探索原住民高比例酗酒、精神失序等健康议题的重要研究取径。(注6)

本文并非要完全驳斥分子遗传学的进步对人类可能的贡献,不过上述基因预设的研究计划,可能过于简化,会让我们忽略达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的问题症结,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

第一、现有统计数据显示,达悟族精神疾病比例增加是发生在近二、三十年,九成五集中在开始接受现代教育的青壮世代,基因研究并无法为我们提出历史过程的解释。1947-1953 年精神科医师林宪与林宗义主持台湾最早有关原住民精神疾病的研究,比较泰雅、排湾、赛夏、阿美四族,发现这些「高山族」精神疾病比例为0.39%,几乎与汉人0.38%相同,发病率低是四族共有的现象。虽然这个研究没有包括达悟(雅美)族,但林宪医师推测,未开化社会的人际关系较密切,而部落同族间之相互扶助,可能使得严重精神疾病的发生减少,使功能性精神疾病的发生频率较低,而愈后也较为良好(林宪1978:22-25)。距离林宪等人的研究四十多年后,一些研究报告指出原住民的健康已经亮起红灯。1999 年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台湾原住民的健康报告指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台湾原住民与汉人的精神疾病比例并无重大差异,但1960 年代之后,原住民酗酒、精神疾病比例有大幅增加的趋势(Cohen 1999: 24)。

现有文献与兰屿卫生所的数据也同时显示,最近二、三十年达悟人才出现精神疾病比例增加的现象。1960 年代人类学家李亦园的研究认为,达悟传统的文化结构,维护了该族的基本心理卫生。他根据前卫生所廖庆源医师的报告指出,当时在兰屿只发现四人有精神疾病症状,而其中两人为癫痫病患(李亦园1960b)。1982 年公共卫生学者姚克明第一次大规模收集与达悟族健康有关的生活方式与行为的资料,指出工业社会常见的文明病,如高血压、消化性溃疡、精神官能症等,在兰屿并不常见(1982: 19)。刘珣瑛医师等在1993 年的研究报告,则首度指出岛上精神疾病的比例异常增加。但当时台湾其它离岛区域的精神疾病盛行率,则并未有类似的显著增加。(注7)截至2006 年2月为止,兰屿卫生所登记的精神疾病个案共58 位,加上现住在玉里或其它疗养院的患者,以及少数在台湾曾接受精神科治疗而卫生所未曾登记的患者,那么达悟人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至少有60 多人以上。我的田调发现,这些个案九成五以上集中在25-60 岁者,亦即开始接受国民教育的青壮世代。他们成长于现代性的外力开始严重冲击小岛,族人大量迁移台湾工作之际。根据上述六○年代至今的文献纪录,以及晚近发病集中的年龄层,我们可以合理地指出,达悟族精神病患比例开始增加,是在这晚近二、三十年的时间。

第二、根据以往人类学的研究,近亲通婚的预设,并不符合达悟人的传统文化规范。人类学家的研究早已指出,达悟人的婚姻多数在第三从表外的远亲,而在亚世系群单位内有很强的外婚倾向。其中禁忌的范围,包括第一类的同一家宅内亲属、直系亲属、双系近亲群、半兄弟姊妹等近亲禁忌与仇家禁婚,以及第二类的夫兄弟婚、妻姊妹婚、叔与侄媳、侄与婶母等不受欢迎或可耻的婚姻(卫惠林、刘斌雄1962: 67-77)。晚近的研究也强调,达悟人直到现在仍禁止血亲婚姻。父母的兄弟姊妹之子女,禁止通婚,直到这些表兄弟姊妹的子女开始,方可通婚(余光弘、董森永1998: 4)。

第三、回溯更久远的历史,基因研究者假设达悟人为一孤立的「种族」,更值得商榷。1970 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体质人类学教科书,基本上已经不认为立基于生物差异的种族(race)分类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而质疑种族做为一种实存范畴的合理性(Littlefield et al. 1982:642)。近年来的研究也指出,所谓的种族团体之内比其之间常有较多的基因变异性(Morrison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Resource Studies 1999)。美国人类学会于1998 年5 月针对种族议题所做的一项声明中清楚的指出,大部分种族内生物性的差异高达94%,而种族间基因的差异却仅有6%。(注8)以澳大利亚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为例,他们之间有明显肤色差异,但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这些差异会影响疾病的分配(Saggers and Gray 1991: 117-120)。这种假设某种族、族群与基因的脆弱性的研究,近年来在医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当某族群的人口在流行病学上被标定为具有风险,往往很容易形塑出一个申请自身资源的通道,在努力寻找某族群基因脆弱性的背后,医学也越稳固地建立其科学的地位(Poudrier 2004: 25)。当研究上标示特定人群在生物上的缺陷,某种程度也发挥污名化他者与建构特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强化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人群分类。

上述基因角度的研究,将原住民精神失序的受苦经验,缩小到分子层次来理解,无法解释为何兰屿达悟族的精神疾病比例大幅增加,是这二、三十年才发生的事,且高比例集中在青壮世代。这个取径既不重视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也对失序者的主观受苦经验缺乏兴趣。为了弥补上述基因取径的缺失与不足,本研究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达悟人迁移经验、长期社会变迁与其精神失序之间的关系,以分析达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的核心肇端。

(二)迁移、精神失序与原住民面对的现代性历史变迁

二十世纪初因战争、工业化、全球化发展,全世界跨国移动与境内城乡迁移的人口增加,不同背景的移民与迁移地的关系,逐渐成为社会学持续关怀的重点。英语世界有关迁移与心理健康的研究,最早是以美国社会为主,分析不同移民文化冲突与调适的社会心理问题。在同化主义的架构下,早期Rober E. Park (1928)、Everett Stonequist (1937)将同化视为一自然过程,认为移民最终会同化至美国社会的大熔炉中。如Park 边缘人(marginal man)的概念,即描述移民无法融入主流社会,长期遭受文化冲突与认同危机所导致的负面边际人格。1960 年代之后同化主义的观点受到质疑,强调不同族群间在美国移民社会彼此的异质性,认为不同族群的移民者会再制族群与文化内涵,而非成为美国化的牺牲者。不过这些论述的关怀对象,主要是跨国移民与其后代,而非往返于都会区和保留区的印地安人。事实上,原住民被迫迁移的历史过程往往迥异于上述讨论对象,一些研究者因此特别指出,我们必须敏感到原住民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脉络所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O'Nell 1996; Kleinman 1988: 11)。

此外,上述所引的移民研究的讨论,大多并未将心理健康进一步连结到精神失序。将二者扣连的,主要是基于早期两个量化研究的假设:选择性论(selection hypothesis)者,认为那些具有精神失序的基因,或本身已罹患精神疾病的人喜欢迁移;压力假设论(stress hypothesis)者,则认为移民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心理压力,容易让人罹患精神疾病(AI-Issa and Tousignant 1997: 4)。早期美国医疗社会学有关心理健康致病因的讨论,正是延续了压力假设所发展的一系列有关社会压力源(social stressor)、压力的适应模式、生活事件的改变、压力与社会群体的研究(Cockerham 1992: 71-80)。就探讨少数族群精神失序的发病因子而言,我认为这些量化取向的研究普遍有两点限制。首先,将压力以标准化的方式度量,不但复制了精神医学放诸四海皆准的诊断模式,也无法充分地说明少数族群、不同文化群体面对不同生活事件的压力时,彼此的差异。换句话说,量表评估的是压力改变的量,并不涉入当事人对生命事件的意义诠释。而精神失序之所以异于其它疾病,正是在于精神失序者的自我概念明显受到影响。关注个案的生命史与主观感受,并试图贴切地描述分析这一个个受伤的自我,及其较大社会历史脉络的关连,正是本研究从质性研究出发的重点所在。其次,精神失序的致病因,往往并不是一个单向因果关系。具有精神医师背景的人类学家Arthur Kleinman 就反对以X ←Y 变项间的简化因果(causation)机制来探讨精神疾病的致病因,他说:「精神疾病的因果,是脆弱的生物、心理、与那种容易使人陷入突发事件的险境之社会来源之间彼此复杂的互动。往往某一类型的脆弱性会被其它类型所强化,这并不是孤立分离的风险因子,而是一个系统性彼此相互关连的网络,因果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误导」(1988: 58)。换句话说,以变项来分析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较缺乏对社会结构宏观面向的探讨。因此,当我们思考迁移与精神失序的复杂现象,必须深入不同移民者的族群背景、社会结构位置等所涉及的各种风险条件。不能简单地专注于某个单独的因素,也不能窄化至基因分子层次来理解,如此才能厘清问题症结。

在九年代后的台湾,由于全球化与跨国迁移的热潮,有关外籍劳工、外籍配偶、偷渡客的讨论增多,如:夏晓鹃(2000)、蓝佩嘉(2002)、赵彦宁(2004)等等。这些研究触及了移民社会学中有关国族想象、性别认同、社会不平等的议题,提供我们了解台湾新移民可贵的参照,并有助于我们重新思索台湾族群关系的内涵。然而,相较于全球化浪潮所引发的社会学界对这股「新」移民潮的高度关注,原住民青壮世代城乡迁移的经验、外劳引进后对原住民社会的冲击、以及急速社会变迁下产生的家庭功能弱化、传统社会文化规范解组,进而出现行为失序的现象等,这些当代台湾原住民生存持续恶化的「旧」族群议题,则较少受到晚近社会学界的青睐。

过去有关台湾原住民迁移与心理健康的研究,主要在「都市原住民」的概念下,指出六年代之后,台湾各族原住民因生计经济型态的改变,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从原乡迁移至台湾各城市,面临文化冲击、城乡差距、弱势族群身分三项主要社会心理适应症结(傅仰止2001;林金泡1981, 1996 等等)。人类学家李亦园(1978)也指出,迁移平地的原住民职业多属工人阶级、收入水平低、人际关系孤立,并因此推测迁移城市的原住民容易有较高比例的精神官能症。精神科医师林宪(1978)则认为,少数族群精神异常比例较高的原因,与社会文化本质及文明化的过程有关。这些讨论,大多不是针对特定族群,把不同族的原住民统归于「都市原住民」的类属,容易忽视各族原住民不同的迁移历史经验与文化差异。我以下的讨论将指出,日本殖民统治以锁岛政策管理兰屿,使达悟人相较于本岛原住民,与外界接触晚、互动更少,这些结构性、历史的缘由都使得六年代后才陆续迁台的达悟青壮世代,相较于本岛原住民或汉人的城乡迁移,更加艰辛。

许木柱、郑泰安(1991)曾比较泰雅族与阿美族的个案,指出泰雅人由于受到迁村及年轻人大量外流的结果,导致传统的社会组织崩溃,减低了对成员的社会心理支持。相对地,阿美族的伸展家庭型态与强调人际合作的特性,对族人的健康所提供的支持强度明显不同。他们两人的研究也提醒我们必须注意到,不同族群的社会组织、家庭型态与文化特质等,都可能会影响着精神失序发病的可能性。这样的研究结果,也响应一些英语世界的实证研究发现,亦即迁移并不必然会诱发精神失序,国家政策、社会支持网络、家庭结构、文化冲突的处理方式等,才是决定移民者罹患精神疾病的关键因素(AI-Issa and Tousignant1997; Portes and Rumbant 1996; Kitano 1969 等等)。根据2005 年2 月兰屿乡各村里住户人口统计资料,兰屿岛居民共计3,659人,留在岛上的人口约一千多人左右,外移的人口已从1970 年代的四成多,增加为六成。(注9)达悟为台湾十三族原住民中人口较少的一族,人口仅多于邵族与噶玛兰族,迁移人口呈现多核心分散全省各地的聚居模式。这使得传统分享互惠的社会支持网络在台湾缺乏运作的机制,再加上长达数十年的家屋改建政策造成的家庭功能失调比例增高,这些特殊的因素都增加迁移台湾达悟青壮世代的精神失序可能性。然而,相较于自然科学或社会人文学者对兰屿其它方面的重视,岛上达悟人面对现代性冲击的自我认同与心理健康,尤其是越来越多迁移台湾、摆荡于汉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青壮世代及其精神失序等相关问题,则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注10)

站在上述研究的成果上,如果我们进一步参照世界其它原住民经验,那么可以发现,从长期历史变迁的分析角度,对于理解达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的特殊现象,尤为重要。1999 年世界卫生组织一项针对原住民心理健康的报告指出,社会失序、流行病、人口减少与征服,使世界各地的原住民都有高比例的忧郁与焦虑,而他们普遍经验了创伤与土地迁移,以及长期的压迫。不过关于各地原住民心理健康与治疗所需的实际资料,至今都相当缺乏(Cohen 1999: 2-3)。一些关于前苏联、中南美洲等世界不同地区原住民健康的个案研究也指出,他们被迫迁移、家庭解组、文化丧失等所造成的历史创伤(historical trauma),才是心理问题的根源(Vakhtin 1992; Almeida-Filho 1987: 9; O'Nell1996)。在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世界原住民心理健康报告中,Alex Cohen曾在警告基因研究与原住民健康议题结合的危险时,如此综结:「如果你想要将原住民精神疾病当成是来自遗传的,一个更明显的证据,贫穷、战争、被迫迁移可能是更重要的。不管在世界任何地方,不同的年龄、性别、文化,危及心理健康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的混乱瓦解」(1999: 18)。从长远的历史变迁来看,在近几百年来现代世界的发展下,原住民往往变成现代性进步下的牺牲者。与上述世界各地的原住民一样,达悟人也面临现代性给少数族群带来的严酷挑战。

从现代性长期社会变迁对原住民社会冲击的角度来剖析,我们可将他们的精神失序当成是Kleinman 所谓的一种「社会受苦」(social suffering)。Kleinman 认为疾病受苦的经验,基本上是社会的。首先,受苦本身是「相互主体性」的(intersubjective),譬如癌症、忧郁、心脏病等疾病,事实上都涵盖人与人之间的某种经验,是一个具有关系性的受苦类型。其次,所谓受苦是社会的,意味着心理或健康问题有社会结构的根源。因此,社会受苦强调一种整体性的分析视野,而非将受苦窄化为一些可测量的变项。最后,社会受苦一方面既源自于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力如何作用于人们,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响应这些社会因素及变迁的方式所造成的结果(Kleinman 1995: 396-397;Kleinman et al. 1997)。达悟人高比例的精神失序,不仅是他们长远以来身为离岛原住民的独特少数族群处境所激发的现象,也是他们不得不以独特方式响应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快速剧烈变迁之下的结果。这些回应方式,涉及年轻世代被迫迁徙于台湾本岛求学求职而连带产生的生存压力、焦虑、自我认同危机等,都加强了精神失序发生的可能性。将达悟人精神失序视为一种社会受苦来理解,亦即不单单以生物基因,或相对的以少数变项间的关系来理解疾病根源,而是将疾病视为长期社会变迁下人们处于不利与无力的位置所造成的负面结果。

本文将达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视为一种社会受苦,分析焦点为青壮世代迁移来台的特殊历史际遇与多重受挫经验。第一部分主要探讨相较于本岛其它原住民,达悟人迁移过程的历史特殊性。第二部分分析迁移来台的达悟年轻人所面临的各种工作、求学、生活的困境。根据我的田野调查,卫生所登记的个案半数以上在台湾发病。究竟他们来台工作或求学遇到什么挫折?这些挫折是否与少数族群不利的社经结构有关?在族群接触过程中,他们所承载的达悟传统文化特质在汉人为主的台湾社会产生什么冲突?本文将指出传统/现代的夹心饼干压力下,让这些国小、国中毕业后直接来台的达悟年轻人,必须不断游移于台湾与原乡之间。这些低学历的年轻人在台湾向上流动的管道受阻,加上达悟传统文化强调个人成就,于是使他们处在无法挣脱的双重束缚中。来台的达悟人口少,奠基于传统部落"zipos"血缘关系所形成的人际网络已明显弱化,使得15、16 岁只身来台的年轻人,在无依无靠的情形下容易发病。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

2000 年春,我首度随着马偕医院的「兰绿计划」工作人员到兰屿,进行偏远医疗的专题采访。当时我是台湾某家报社医疗版的编辑,在五天的采访中,我随马偕医院的精神科医师与兰屿卫生所护士,马不停蹄地跑了六个部落,探访大约30 多位经医师诊断为精神疾病的达悟人,以及当地有关独居老人居家照护的问题。

回学院念博士班后,我持续关注这个议题,从2003-2006 年,我共有六次以研究者的身分,随着马偕的医疗团队飞往兰屿,并跟随精神科医师与兰屿卫生所护士进行全岛居家访视,每次待在岛上的时间约一个月左右。田野期间透过报导人以及部落中一些熟识朋友的协助,我大多于部落内个案的家庭进行深入访谈与田野观察。根据2006年兰屿乡卫生所收案的58 位个案资料文件,扣除长期住院与在台失去联络的个案,本研究以51 个个案与他(她)们的家人,做为田野观察与访谈对象(表一)。此外,我认为要了解达悟人迁移来台的经验,必须关注他们在台湾的生活状况。因此,从2002 年初开始,我也陆续以滚雪球的方式,在台湾寻找愿意接受访谈的达悟族青年,这些访谈大多在他(她)们租屋处、同乡会与非正式聚会进行。方法上我主要以开放民族志的田野观察,进入原住民部落,以加深对于经验现象的了解。在资料的搜集、过录与概念提炼上,运用Barney Glaser 与Anselm Strauss 所提倡的「扎根理论研究法」(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approach) (Glaser and Strauss 1967)。在田野数据搜集的过程中,从资料中抽取概念,逐渐将现象范畴化,进而厘清不同范畴现象间的关系,发展为本文的论点。我同时也搜集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包括学术机构或民间团体的报告、档案、二手的统计资料、兰屿当地的出版品、报章杂志、期刊等。这些资料有助于我掌握达悟人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等,并与田野中所观察和访谈的个人生命史交叉对照。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达悟人迁移台湾的历史变迁与特殊性

分析田野中51 个个案最初迁移台湾的动机,有44 人是为了工作,有7 人是为了求学。对于这些来台求学工作的达悟青壮世代而言,台湾代表追求现代性下美好生活的一个标竿。仔细分析他们迁移来台的理由,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看似个人的因素,背后呈现的是一个少数族群在社会变迁下被迫迁移的结果。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这个现象放入历史脉络来分析,才可厘清相较于本岛其它的原住民族,这些接受现代教育的达悟人迁移经验的历史特殊性。

1. 第一阶段:日据时期(1895-1945 年)

居住兰屿岛上的达悟族,因地处海上的孤岛,发展出特有的渔捞经济。传统经济主要以耕种山芋、水芋等自给的生计经济为主。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兰屿随同台、澎割让给日本。当时日人认为兰屿无开发价值,并以保障学术研究为理由,将兰屿特意封闭为日本人类学家研究的后花园。相较本岛其它族原住民,日人的闭关政策使得兰屿较少受到外力干预,仍维持着较为传统的生活方式。1918 年日人虽在兰屿设立交易所,隶属台东县警察协会,由当地警察管理,交易方式主要是以物易物的方式(李亦园等1990: 286)。

地处离岛的达悟族,接受汉人传入的新文化极少,相较本岛原住民,涵化程度与生产力都很低,收入也最少,在教育、交际、卫生、娱乐的支出近乎于零,是当时台湾原住民生活水平最低的一族。此外,由当时各原住民的自给率与消费状况,也可以看到兰屿达悟人比其它原住民族更孤立的情况。根据王人英的研究,以1933 年为例,原住民其它各族的自给率大约在84%到91%之间,而达悟族则高达99.19%,将近百分之百。王人英因此指出,「可见Yami 族社会十分孤立,涵化程度最浅,社会文化接触对经济生活改变的影响最少」(1967: 155-156)。

2. 第二阶段:中华民国政府来台初期(1945-1960 年)

台湾光复之初,原住民的社会经济运作情况大体上仍属于封闭系统。1950 年代,政府推动的三大运动,如:「山地人民生活改进运动办法」、「奖励山地实行定耕农业办法」和「山地保留地管理办法」,才逐渐与大社会有较密切的接触。但前两个运动与兰屿关连不大,生活改进运动因缺少实质动作而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宣告;定耕政策因不符合兰屿生活习惯,以及定耕作物无法纳入台湾市场体系而无成效。山地保留地管理办法则在经济整合目标掩护下,合法而片面的让政府各部门在兰屿的聚落空间中进行改造(李亦园等1990: 168)。

1958 年台湾省民政厅开始实施山地保留地地籍测量与调查,这是台湾原住民社会真正因外来力量引起较基础性的变迁,加上国内工商业开始有重大改变,因此市场经济的观念开始影响原住民(黄应贵1975;李亦园1978: 718)。由于外来力量作用不同,也造成各原住民的变迁过程有所差异。从日据时期到中华民国政府来台初期,台湾各族原住民已经开始有小型的商业交易行为。但是,对生活在隔绝小岛的达悟人而言,货币、交易等商业的知识,却是低度开发的状况。鲍克兰指出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

原始的社会,有其特殊的经济制度,与我们现行的经济制度迥不相同。其最大的特色为没有货币,不以货币为交易的媒介和价值衡量的标准。……直到最近为止(笔者注:当时为年),雅美人尚不知道使用货币。他们获得一些银币,即用来做饰物,或融化之而打做成银盔。当他们与巴丹岛交往时,他们始以猪、山羊和山蔗与巴丹岛人交换金子。(1959:185)

在日据时期与中华民国政府来台初期,相较于本岛其它原住民族,达悟人与汉人社会接触极少,经济型态仍维持自给自足的生计经济。对外的交通极不便利,岛内的环岛公路尚未接通,整个岛仍过着无水电的单纯生活。

3. 第三阶段:快速变迁期(1960 年之后)

从达悟族的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1960 年代以前,达悟人仍是处于一个自给自足、较为孤立的社会。1960 年代之后,各种外力进入,兰屿门户大开,整个社会结构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前所未有的改变,这也推动了光复后出生的达悟青壮世代开始大规模迁移台湾。对于我们理解晚近达悟人高比例精神失序的现象,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分析这段历史变迁过程的特殊性,才可以厘清这些接受现代教育迁移台湾的达悟人,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何以如此巨大。

1960 年代,市场经济模式逐渐进入原住民部落,完全封闭的自主经济早已不存在。黄应贵从一些个案研究中指出,(本岛)高山族社会中,市场经济绝非突然发生。事实上,农产品的商业化等,在日据时代已开始,虽然比例很小,但并非绝无影响。尤其日人推广的水稻种植本身,更影响了私有权观念乃至最大利润追求态度的建立(黄应贵1981: 115-116)。由于前两个时期兰屿维持的封闭性,使得达悟人比其它本岛原住民更欠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学习。1967 年外来民间资本以「观光业」形式进入兰屿,1968 年机轮船通航、开放观光以及引入外来资本,打开了兰屿的门户,从1960-1970 年代开始,短短的三、四十年,整个岛经历快速的变迁。原本在前两个时期与外界隔绝的兰屿,受到台湾经济体制的牵绊,开始纳入「商品交易」与「市场经济」的依赖关系中。货币所带动的商品消费习惯也开始渗透到传统的部落社会,这些原本靠海为生的达悟人逐渐进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成为薪资受雇人。

从1960 年代开始,台湾一些本岛原住民陆续迁入都市。原住民在1960 年代后期到1970 年代初期,开始大量前往都市地区,主要可归诸两个因素: 省民政厅1958 年起开始测量、调查山地保留地的地籍,使原住民对土地私有权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1960 年代左右平地工商业有重大转机,工厂对劳工的需求量大增(黄应贵1975,1981;李亦园1978: 718)。整体而言,山地农业的式微、货币与市场经济的介入、台湾经济起飞夹带的就业机会,以及消费习惯进入部落社会等,都促使新一代的原住民对都市充满向往。

在外在大环境的冲击下,这股外移的现象也同时影响离岛的达悟人。达悟人迁移到台湾的历史并不长,主要从1960-1970 年代开始,受到内推外拉两股结构的力量。一方面,六○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经济结构转型产生拉力,亦即台湾经济朝向出口导向,新兴的劳力密集制造业亟需大量劳动力投入(蔡明哲、傅仰止等2001: 2)。另一方面,六○年代中期,达悟人开始面临人口增加,(注11) 传统生计不足应付的困境。七○年代开放观光、外来资本进入,在货币经济冲击下,达悟社会逐渐远离传统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观光、外来资本,造就了少数人在当地的就业机会。但是兰屿当地观光事业的经营,大多掌握在汉人手里。大多数达悟人既缺乏大资本的投资,也没有经营技术。外来资本在兰屿当地所创造的,只是低收入的服务工作(如侍者、服务生、脚夫、店员等),并没有真正提供达悟人充分的就业机会。根据兰屿户政事务所1989 年的统计资料,兰屿乡就业人口95%以上是属于自营作业者和无酬家属工作者,亦即除了小部分经营获利低的商店外,大部分仍从事传统的渔、耕等维生方式。至于受雇于他人以换取货币者,比例很小(李亦园等1990: 385)。简言之,兰屿岛上受到各种外力的冲击,传统生计经济逐渐式微,加上缺乏适当的就业机会,因此加速青壮世代外移到台湾,出卖劳动力以换取生活所需。

一些相关移民研究,都指出移民如何透过资本与人脉累积,在移居地的社会经济体系中向上流动。例如移民文献中强调少数族裔移民群企业丛(ethnic enclave economy)的重要性。这种企业丛不但能够吸收新近移民劳力,使新来移民容易在移居地社会就业,免于受到主流社会就业市场各种制度的约束系绊,在移民进入本族裔的企业丛后,更能在资本、技术、社会网络等各种资源上彼此协助,方便在职业位阶上求进一步的发展机会。另外在同族裔的企业内就业,可以免于族群偏见和其它歧视因素,而由比较熟悉的网络管道爬升(Portes and Manning 1984;Wilson andMartin 1978)。分析这些25-60 岁具有来台谋生经验的达悟人,受限于少数族群与第一代移民的身分,普遍缺乏资金、技术、社会网络等条件。1990 年代之前,这些达悟移民很难形成少数族裔移民群企业丛,争取集体向上流动的可能。柯志明(1993)对五分埔成衣制造业者的研究发现,这些五分埔成衣制造者大多来自农村移民,早在他们迁移都市前,台湾的农村早已高度商品化。出身农家的移民其实累积了相当多的市场经验,有助于适应都市的市场经济,并有可能创造向上流动的空间。相较于早期台湾农民移居都市之前所具备向上流动的市场条件,达悟人也不具备。这群1960 年代之后迁移来台的第一代达悟人多数受锢于社会、经济的不利位置,很少有往上流动的机会,(注12)这些结构性的限制与不利的处境都加深这些迁移来台的达悟青壮世代的挫折与冲突。

(二)现代性社会变迁与个人认同转变:达悟青壮世代与迁移

1968 年政府把国民义务教育延长为九年。1969 年兰屿国中在红头试办,次年在椰油正式设校,规定全体学生一律住宿。兰屿卫生所登记的精神疾病个案,大多是国民政府统治后出生的青壮世代,他们大多经历国中集体住校的生活。国家教育所宣扬复兴中华文化的汉化教材,无形中强化台湾社会进步、富裕的印象。现代教育的训练也使得年轻一代逐渐远离传统的生计技术,培养进入台湾劳力市场的基本能力。在缺乏就业机会与升学管道的情况下,(注13) 15、16 岁远离父母只身来台工作或求学,也成为开始接受现代教育的达悟青壮世代共同的命运。

根据兰屿卫生所的病历纪录,以及我的田野资料,目前被收案为精神疾病的个案,只有三位60 岁以上的老人(一位于2004 年逝世),这两位老人是在日据时期受教育与成长的。近二、三十年达悟人高比例的精神疾病个案,九成五以上集中在开始接受现代教育的世代。他们出生于二次大战之后,成长期间涵盖兰屿与台湾接触尚不频繁的阶段,以及兰屿开始受到现代性力量冲击的阶段。换句话说,这个世代是集体来台工作或求学的第一代,其成长过程经历了社会不同价值体系与生活方式剧烈的改变。

达悟人称「货币」为"niz-pi",原本用来指称一些「古老而有价值的东西」,后来「货币」传进兰屿之后也渐渐被达悟人认定为「现代而有价值的东西」(杨政贤1998: 14)。随着社会转型,不同世代的达悟人,受到货币经济影响程度的不同,迁移台湾的模式也不尽相同。我将这些被纳入卫生所收案的个案,划分为老、中、青三代,分析比较这三个世代的迁移模式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关系(表二)。(注14)

不管是来台零星打工的老人家,还是开始接受现代教育的青壮世代,他们来台工作后,资本主义的货币逻辑便形塑了一套新的价值观。2003 年春,我随医师、护士访视70 岁的个案Sypan-Da (No.23),当时他与太太住在山上临时屋,他只会说传统达悟语与日语,看到我们的来访,高兴的与医师握手,并不断的对着我们说:「台湾钱多多」(2003-B-3)。「台湾钱多多」是他唯一会说的国语,也是横跨这两个不同世代对台湾共同的想象。

现代性社会变迁的冲击下,达悟人的认同也明显发生变化。青壮世代经常充满迁移来台的压力与渴望,有着跟不上外在世界的焦虑。现年48 岁的陈海成(No.1),13 岁国小毕业即来台湾工作,19 岁因自杀未遂被送回兰屿,他共有五次自杀自残的纪录,精神医学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他的弟弟海一谈及这一代必须来台的压力:

海一:最初他(指哥哥)来台时间也不是很长,在我记忆里面也不是做什么好工作啊,不是在工厂里面,要不然就是造林,砍树啊、砍杂草啊。对于接触台湾,这些就是起头,造林是最起头。

问:你觉不觉得你哥哥如果没有去台湾,就安安静静的待在兰屿,他可能就不会有问题?

海一:会,可是不出去你又会停留在那个地方,原地踏步喔!我们生活也不能永远停留在那个层面,土包子,也希望多看一点。他那时候去台湾喔,他一定跟不上,脚步跟不上是一种压力。而且,现在跟你同辈的都出去工作了,你留在这边,你也会不好意思的。

1980 年代环岛公路、公交车、水、电等现代化设施相继在兰屿完成,电视机也逐渐成为家庭必备的用品。2000 年左右的兰屿,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在田野访查中,我经常看到听不懂国语的老人盯着屏幕哈哈大笑,或者年幼的孩子们躺在床上看电视,看电视成为达悟人重要的休闲娱乐之一。透过电视与广告传送出的讯息,无疑加深年轻人对资本主义消费习惯的向往。大众媒体加上学校现代教育的影响,推动年轻一代达悟人逐渐认同现代生活的方式、标准与价值。表面上经济与生计的改变固然是达悟人迁移台湾社会的主要动力,但背后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年轻一代对现代性生活的方式、标准与价值的肯定。对他们而言,到台湾本岛去,是追求现代生活的重要途径。这种长期社会变迁下形塑的个人认同转变,则是加速他们迁移台湾的内在动力。

现年32 岁的真翎(No.15)是另一个例子。她在17 岁国中毕业后,即随同学到台中鞋厂工作。问她为何要去台湾,她告诉我:

那种心情就是我们兰屿很无聊啊,国小到国中就这样子,觉得乡村很乏味,就一定要跑到外面工作。国中毕业学姐介绍,先去台中鞋厂做了一年,我就决定去台北。那时候兰屿也有高中,以前是成功水产职业学校,但我四个好朋友不习惯在兰屿,全部跑来找我,走我们一起去台北,去闯那个世界。(2003-2A-10)

真翎28 岁在台湾工作时,开始出现幻听、抑郁等症状,精神医学诊断为情感性精神疾病。2003 年初回兰屿养病,家乡没有压力的环境,让她病情获得了暂时的稳定。但失业的她,却担心着自己的未来。她说:

真翎:如果都没有工作,就这样无所事事,喝酒,你喜欢这样子吗?让自己有工作,不要跟那些酒掺在一起,我就很希望自己有工作,就是赚钱而已,我们的生活维持就是赚钱而已!还好现在兰屿在海边资源丰富,山上海边都有菜,要不然我们吃石头算了,哪有钱过日子。

问:你现在还会不会想去台湾?

真翎:会啊,烦死了。都几个月了,你总该看看外面的世界。你每天已经看腻了,那个石头就是在那里。

2003 年8 月真翎决定来台暂住台东姊姊家,极力寻找下一个工作机会,并且一直到2005 年底,都没有再回兰屿。真翎的生命际遇是田野中许多开始接受现代教育个案的缩影。这些众多年轻的个案,在病情稳定后,仍然想回到「现代化」的台湾社会,充分显示现代性社会变迁下他们面临的压力、渴望与认同的转变。不断游移于原乡与台湾之间,是开始接受现代教育达悟青壮世代的集体宿命,也是位于边陲的少数族群被迫卷入现代性社会变迁的一种无奈的响应方式。然而由于上述所指出的达悟人迁移台湾的历史特殊性,亦即他们与外界接触较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准备不足、不熟悉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等因素,他们在台求学工作的压力,一般要比其它本岛原住民更大。这些特殊的历史性缘由,促使这些第一代的达悟移民更容易遭受巨大的心理挫折,面临着精神失序威胁的风险。

除了上述历史性因素容易造成迁移来台的挫折外,那些经常面临迁移压力、渴望现代性的成就而充满焦虑的当代达悟青壮世代,在迁移过程的前后,也遭受许多具体的限制与冲突,加深了他们的心理挫折。这些包括教育准备、职业经历、文化冲突、亲属连带、成就期望等面向。本文接下来就一一分析这些使他们的迁移经验经常面临挫折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仍是来自达悟社会所遭受现代性冲击下的变迁。

(三)教育:向上流动的凭借或心理挫折的来源?

教育成就一直是少数族群、低下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管道。然而达悟青壮世代在迁移台湾、步入现代社会的谋生竞争之前,教育条件所能赋予的准备能力相对缺乏。1969 年兰屿国中成立,一直到1990年合并原来的成功商业水产职校兰屿分班,1997 年扩充为完全中学。亦即,九○年代以前,兰屿本岛的教育体系只到国中,教育资源相当的匮乏。就学历而言,近年来高中以上人口比例有相当大的进展,但仍与汉人有极大差距。国中以下的学历高达49.5%,教育程度偏低使得来台从事基层体力劳动的人口占多数。(注15)

达悟普遍的低教育程度、在就业市场的劣势地位、以及社经地位的低下,也影响族人青壮世代的成就动机,限制他们对未来的期望。以赵怀光(No.3)为例,他从小学开始就有寒暑假在台打工的经验,他的家庭环绕在母子两人罹患精神疾病、叔叔自杀、妹妹先天性心脏病、父亲酗酒、全家失业的阴影下。16 岁时他开始出现幻听、傻笑、跑去坟场等异常行为,医学诊断为躁郁症。2004 年就读兰屿完全中学的他,距离高三毕业剩最后一学期,他却告诉我想休学到台湾工作:

我想去台湾工作,那边没有人认识我,重新开始。我不想念书了,在这边也没学到什么东西,都是在混,我比较重视实质所学到。我想先休学和表哥到台北三重去工作,我以前暑假曾在那工作二十多天,赚了一万七千多元。先到台湾赚钱,存一点。(2004-B-3)

当我劝他再熬四个月,好歹拿到高中文凭,再去台湾。他却大声回我:「我们这些都做劳动、粗工的人,难道也会看文凭」(2004-B-3)。这些达悟青壮世代普遍的结构困境,似乎已塑造他们的自我认同与对自己未来行动的选择。

赵怀光所说的「在这边也没学到什么东西,都是在混」,同时透露少数族群接受主流社会教育所产生的问题。九年义务教育与规定集体住宿的国中生活,所传递的是以汉文化为主的现代生活。学童在学校禁止说母语,学习汉文化为主的教材,这些都促使接受现代教育的孩童,逐渐远离母体文化。加上早期兰屿因地处偏远,学校师资普遍不佳,缺乏良好的学习环境,许多达悟中年人对学校的印象就是要做劳作、抓青蛙。

即使是原本在兰屿成绩较好的孩童,当纳入台湾以智育为导向、高度升学竞争的教育体制,也普遍经历了跟不上别人的焦虑。这些少数能来台求学者,部分也面临适应不良的问题。现年24 岁的衫明(No.37),因为爸爸是牧师,国小毕业后就只身到台湾某教会学校读初中与高中。高中毕业后,在原住民加分的保障下,他进入北部某大学的宗教系就读。离开了教会学校单纯的环境,大学生多彩多姿的生活,反而让衫明觉得不适应,他说:「去Pub、KTV 能放松吗?我很怀疑。」别人用计算机打报告,他却习惯用手写的,他说:「我的打字很慢,如果用打的不习惯,因为我接触计算机的时候很慢嘛,上高中才接触。」对大学生活的不适应,大二时因出现恐惧、害怕、睡不着觉等症状,休学返回兰屿,精神医学诊断为忧郁症。他对我这么解释:

压力是在那课业上面,我们就是高中成绩没有打好,老师在讲什么,我们听不太懂,加上我参加很多社团,时间弄得很紧。我会觉得闷闷的。考试的时候会睡不着,想太多了睡不着,就一直会担心。(2000-7B-15)

家里开杂货店现年29 岁的小灵(No.39),高三时在台出现异常征兆,精神医学诊断为躁郁症,她的妈妈这么告诉我:

她小学功课很好,得过台东县儿童创作第二名,后来国中毕业就出去,到外面精神压力大,读台东高商住别人家又心理不平衡,加上她父亲去世,可能是这样才生病。病好的时候,她会哭说:我为什么得这种病。(2004-5A-3)

当护士Si-Ma 谈到和她国中同班、现年32 岁的慧珊(No.18)发病的归因时,她认为是为了考公务人员,用功过度而生病的。慧珊的爸爸也说到女儿发病的经过:

她高中毕业以后,她半工半读啊!她工作很勤劳,没有休息过。她想半工半读,但不顺利。发病回来兰屿后,她天天看书,参考书就买了好几千块啦。她看书啊,晚上不敢睡觉,又说:一个男孩子在旁边。(2004-5B-3)

1990 年代前这些少数能够直接来台读书的个案,基本上都是家境较好的个案。衫明、小灵、慧珊三个在求学与升学阶段发病的年轻个案,他(她)们的父母都是现今达悟的中生代,亦即接受现代教育的第一代,因此能对现代教育抱持较为肯定的态度。不过受限于自身的条件,他们对于孩子的求学状况并无法给予太多协助。绝大多数迁移到台湾的达悟青壮世代,是为了工作赚钱,而非继续升学。他(她)们社会经济的不利位置起因于教育成就低落,但是,教育成就低落又与上一代低下的社经地位与边陲的处境有关。

田野中这些25-60 岁迁移到台湾的青壮世代,他(她)们的父母亲大多数未接受现代教育,仅少部分受过日式教育,普遍的对于孩子进入现代教育制度的学习并不关心。这种不关心,涉及了两个世代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世界观彼此差距所产生的代沟。一、这使得老一辈对孩子接受现代化教育方式,产生排斥、抗拒的心态,也影响了孩子教育资源的取得。二、他们大多没有能力提供孩子在台教育过程必要的支持(无论在经济或学习上)。三、如同前面提到的,货币价值进入兰屿也改变了老一辈的认知方式,他们重视孩子经济资本的取得高过教育资本的成就,进一步造成这些在台受教程度较高孩子的压力。

例如真翎(No.15)国中毕业后,便来到台中鞋厂工作一年,存了一年钱,原本想半工半读,缺乏父母奥援迫使她放弃学业,她说:

一年级下学期我就没读了,压力太重,我们是半工半读,太远了,工作、学校、租房子的地方都很远,时间上的问题,又租房子,金钱上的问题,很多压力,太累了。学费都自己付啊,父母亲哪有在帮你,全部都靠一个人这样啊!那个钱的方面,什么都是要缴钱啦,压力很大。才一万多块的薪水啦,我不晓得怎么用,我真的没有办法支撑。(2003-2A-2)

休学后的真翎进入卡拉OK 店当服务小姐,她告诉我:「你不知道很多原住民为了钱压力很大,就去那种地方算了,所以我才会去接触那种场所。问题是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不好的场所,所以才会学到的、看到的一大堆」(2003-2A-2)。进入卡拉OK 店让她的生活掀起了重大的波澜,生病后的真翎只简单的告诉我,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教育往往是少数族群能够力争上游的有利途径,然而,早期兰屿教育资源缺乏与师资不良,都使得来台读书的达悟人,在升学的路上走得并不顺遂。另一方面,十多岁远离父母亲的庇护来台打拼,也加速他们与母体文化脱离,形成两代间的代沟。大部分来台的青壮世代碍于家庭经济的不利处境,阻碍了他们继续升学的可能。

(四)求职谋生中的挫折:来回迁移的底层劳动力

「没有赚到钱」、「赚的钱根本不够用」,这是我在田野中最常听到个案与家属的抱怨。接下来我将分析达悟青壮世代在职业结构中的普遍处境,指出他们向上爬升的困难,以及这些经验带给他们的心理压力与创伤。

1. 被迫卷入台湾劳动市场的最边陲

原住民的工作环境通常被形容为最「深」(矿坑、隧道)、最「高」(大楼鹰架)、最「远」(远洋渔船)、最「暗」(酒家、娼馆)的工作情境。战后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原住民大量的填补了这些底层、边陲的工作,并逐渐走向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一环。居住兰屿的达悟人相较于其它原住民迁移台湾的过程较晚,加上人口少,不容易累积社会资本,因此在就业结构与生活适应上,又比其它原住民处于更不利的位置。

1960 到1970 年代,当台湾农业的劳动力逐渐转向非农业部门,劳动方式较为辛苦的林业,便出现了林工难求的情况。在这样内推外拉的过程下,不少原住民被吸入造林业,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林班工人(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1989: 31)。1960 年代第一批赴台的达悟人,大量的在台东、屏东一带山区的林班工作,从事山林劳动,填补了底层劳动的空缺。

1970 到1980 年代是台湾工业部门进入外销导向出口工业的主要阶段,需要密集的劳动力。因此,台湾社会经济发展带动了周边工业蓬勃发展,大量原住民投身于制造业与营造业两大行业。七○年代初期,达悟年轻人开始离开林业成为运输工人、捆工、建筑铁工、或水泥工。七○年代中期以后,年轻人又陆续成为工厂工人,进入纺织、染整、成衣、冲床、皮革、家具、电镀、制鞋等部门。我们可以看到与早期林业同样的现象,达悟年轻人所能进入的产业部门通常比汉人要晚十年。也就是说,当达悟年轻人开始进入某个产业部门时,这个产业部门往往已经是台湾的夕阳工业(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1989: 32)。因此,许多高危险的建筑与非技术性工作,大多数当时台湾年轻人不愿从事的工作,也逐渐由达悟男性所替代。现年34岁,目前在原住民电台工作的达悟人欧斯,说到这样的历程:

五○年代末、六○年代初期台湾制造业才刚要起步,有一个外国神父叫丁松青,带一批兰屿的青年到台湾,大部分都是先做林班,这是第一波的上来就业的人。紧接着就是台湾的制造业开始起飞,制鞋、罐头工厂、加工业、制造业,那时候陆续更多年轻人开始投入到台湾的就业市场。七○年代到八○年代初期,制造业之后建筑业开始起飞,大量的男孩子就往建筑、板模工这些方向。(2002-B2-7)

从整体的职业结构来分析,达悟人迁移来台的时间比平地劳工与其它本岛原住民较晚,我们发现从早期的林业到后来的制造业与营造业,第一代移民的达悟年轻人所填补的都是台湾经济转型最边陲的位置。加上达悟人口少,社会关系不足,对于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学习起步非常晚,货币的使用与市场运作的逻辑都处于低度开发的状态,这也限制了他们自行创业的可能。从达悟人近年来职业别的比例,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们极少进入金融、银行等商业部门工作,而成为大公司的管理阶层几乎是零,普遍缺乏专业、商业人才,职业别绝大多数仍为农渔牧业,(注16) 自然不易创造向上流动的空间。

2. 不断的在底层劳动市场横向流动

吴玉琴(1992)针对221 位在台湾工作的达悟年轻人进行研究,指出达悟年轻人大量外移,投入台湾的劳动市场,从事高危险的建筑及非技术性工作;外移人口以男性居多,教育程度集中在高职、国中;信仰以基督教为主,未婚者居多,绝大多数仍设籍在兰屿。这些青壮世代个案的生命史也显示,他们几乎都属国小、国中的低教育程度,平均15、16 岁来台,大多在同乡、亲人的引介下进入次级劳动市场或非正式就业部门。男性大多从事生产、操作、制造、营建、运输等工作,女性则以工厂作业员、服务业的小妹居多。他(她)们从事的都是一些基层体力劳动,入行前大多未能透过学校或职业训练所习得相关的技术,这类行业对技能的要求较低,虽然比较容易进入,但也容易频换工作。因为缺乏技术的累积,使得这些个案大多只能在类似的职业结构中「横向流动」。

现年28 岁的陈安安(No.7),精神医学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父母失业,家中有八位兄弟姊妹,他排行老二,16 岁国中毕业时与部落的人一起来台工作,18 岁在台中搬家公司上班时,出现幻听等症状。生病八年,前后入院八次。出院后病况稳定时,他又会跑到台湾工作,大多从事铁工、搬货、捆工等临时工,工作时间都不长,平均只有三至五个月,当自己觉得不对劲时,就会跑回兰屿,不断徘徊在台湾与原乡成为他这几年生命的写照。由于父亲也是精神科收案的个案,安安的发病很自然的被医护人员归为家族遗传的个案。但是,安安自己这么解释最初发病的原因:

安安:那时候是想太多。

问:想什么?

安安:想到要不要换工作啊,找另一个工作,因为领不到钱,领到就是很久,还有有时候就是一天没有吃几餐。

问:一天都没有吃几餐?那你同乡的人会不会照顾你?

安安:也是会,但是我不敢跟他们借钱,才会回来兰屿。加上,也听到声音。

问:在台湾就听到声音了,会害怕就回兰屿?

安安:对!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种声音?

问:那个声音都叫你做什么?

安安:我看电视的时候,那个声音就好像会责怪我。会一直想家里的事。

问:家里的什么事?

安安:家里的环境,心想说爸爸的病什么时候才会好,因为那时候我在台湾,就是说很不放心家里。(2004-26B-10)

2003 年1 月四度出院后的陈安安,病况暂时好转,来到台湾与同乡的人从事搬货的工作。不料两个月之后,有天他骑车不小心与货柜车相撞,住院了一星期,他的妈妈说:「警察说这种事故,对方没有办法付钱,他一个人在医院,因为我们没有钱去照顾。」车祸后丢了工作的他,回到兰屿,他告诉我:「因为工作丢了又车祸,心情很郁卒,就喝酒,后来听到声音就又去住院。」2003 年9 月他第五度住进精神科病房,离他前一次出院,中间只隔了八个月。辗转来台工作这么多年,他都无法累积财富来改善自身与家庭的劣势地位。他的妈妈则说:「他自己都难保了,也不会拿钱回家。」不断的游移在兰屿与台湾,因为没有稳定的工作,以及固定的经济来源,间接导致安安缺乏自信与自尊。

现年33 岁的林茵(No.16),是另一个例子。对台湾充满幻想的林茵,国中毕业后本想即刻来台,因为担心半工半读、没钱缴学费的压力,她决定选择不用缴学费的兰屿完全中学。直到18 岁高中毕业来台工作,22 岁在北部某家鞋店担任店员时,出现幻听、幻觉等征兆。她的工作史,包括制造业与电子工厂的女工、鞋店的服务员与美食街的外场人员。她不甘心不断的在既无技术,薪水又少的工作流动。生病后的林茵这么告诉我:

我想念护理获得一技之长,但是以前都没有相关的信息,现在更不可能。范医生跟我讲说,你这样的状况,除了药物以外,还是要靠自己去安排你的作息。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总是觉得一片的空白,因为你毕了业,最主要是你没有一技之长,没有一技之长,你就会觉得空空的,就是人生一片空白那样子。(2004-13B-27)

此外,底层劳动市场的共同特性:升迁机会小、工时长、待遇低、工作环境不良,无形中也加重这些来台打拼的年轻人的生活压力。现年30 岁的夏伊因经济不景气目前返回兰屿待业中,他谈及前几年在台工作的经验:

价钱压得很低,工作的时数很长。有时候晚上两三点才下班。第二天照样八点半上班,而且迟到也是扣薪水,不留情面的那种。一个月做得很累,薪水才两万初。加上现在租房子一个月要七千多块,生活费根本不够。(2004-5B-11)

或者,有些个案来台后,以打临工的方式维持生活所需。这些资本主义产业后备军,因为无法进入正式的雇佣关系,也无法获得契约制度的保障。一旦遇到职业灾害、意外事故,田野中的个案大多是自付风险。受制于移民与原住民双重不利的身分,他们并无法在这样的职业流动中,为自己挣得一席之地。这些在台工作而出现异常征兆的15 个个案中,有12 个是未婚男性,也就是个案多集中在年轻的未婚男性。在15、16 岁身心未成熟的情况下便投入台湾恶劣的劳动市场,父母又不在身边,也间接的诱发了个案精神失序的可能。

3. 过客性的来回迁移与家屋改建

2003 年我随马偕精神科医师每个月固定的家庭探访,正遇到刚从台湾回家的白志鸿(No.4),白志鸿国中毕业后,即随姊夫在台湾鞋厂与制造厂工作。他告诉我们:「上一次去台湾,做一做老板跑掉,11月就回来了。景气不好啊,因为都在裁员」(2004-18B-3)。2004 年去探访杨洋(No.33),原本在台湾做铁工的他,告诉我:「因为家屋改建需要人手,加上赚的钱太少,才刚从台湾回家帮忙」(2004-12B-19)。

类似白志鸿、杨洋这种来回迁移的模式,正是这些学历不高个案的最佳写照。相较于台湾其它的原住民族,居住于兰屿的达悟族是唯一拥有完整地理疆界的原住民。近年来由于全岛经历多次的家屋改建,达悟族人口迁移的模式,普遍呈现一种过客型移民的型态。亦即,他们的户籍大多留在原乡,来台湾大多为了工作、赚钱维持生计。由于父母多留在兰屿,家乡的亲人也发挥了实质牵拉的效用。

八○年代初,李亦园针对泰雅、阿美、布农、排湾、达悟五个族群的青少年研究就指出,他们有相当高的工作转换率,在每一个机构的时间通常很短暂,达悟族中更换多者更高达十次(1979: 6)。此外,1990 年前后到台湾工作的达悟人,多从事无保障的劳力工作,常以打零工方式赚钱,往往流动率高,平均三个月换一次工作(李亦园等1990: 387)。1999 年原民会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原住民离职原因前三名,以「季节性或临时性的工作结束」最多,占21.5%,其次是「对原有工作不满意,占18.1%,再其次是「工作场所停业或业务紧缩」,占14.4%,而其余原因均只占6%以下。如果再细分族别来看,九族的原住民因「季节性或临时性的工作结束」而离开前次工作者,以达悟族的35.4%比例居所有原住民之冠(表三)。为何频换工作?个案林茵(No.16)就说到:「工作最久的是八、九个月,那最短的是一个月这样子。(问:你为什么都做不久?)要不然就是嫌薪水太少。要不然我已经习惯了做了一阵子,再回兰屿」(2004-2A-3)。

黄町峰(No.26)国中毕业后,姊夫带他到桃园做瓦斯的工作。他的工作经验包括彰化的牛仔裤工厂、三重的鞋厂、台中工地的板模工人。39 岁在台湾工作时,开始出现恐惧、妄想等症状,精神医学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问他为何如此频繁更换工作,他告诉我:「会不适应啦!主要因为同仁的关系,因为没有熟人会不习惯」(2004-B-2)。2004年过年回乡时,因部落的大船下水需要人手,町峰便决定暂留在兰屿。只是回乡不到一年,2004 年底,他又不顾家人的反对再度迁回台湾。

兰屿因地处离岛,返家一趟交通费昂贵,通常年轻人返乡一次,往往希望逗留较长的时间。加上有时遇到气候不稳无法如期返台,或者3-8 月飞鱼季需要捕鱼人手,以致因回乡被迫中断工作或失业,是这些收入不稳定的个案普遍的经验。这无形中也诱发这些来台的年轻人喜欢选择临时、不受正式制度规约的工作。

迁移来台时达悟人转换工作频繁,除了主观上对在台收入不满意,也有的是在汉人社会遭受歧视、偏见,宁可频换工作。或者,「非正式就业部门」的特性也提供他(她)们常换工作的客观条件,经济不景气工厂倒闭、老板逃跑、工程结束等也是年轻人不得不返乡的原因之一。事实上,这些接受现代教育的世代,夹杂在传统文化(兰屿)与现代社会(台湾)的双重压力下,使他们无法长期从事一项固定的工作。

长达数十年岛内集体的家屋改建,也是迫使年轻人必须不断的游移在台湾与原乡之间的重要原因。从1966 年起政府补助兴建的「示范住宅」陆陆续续在岛上出现,到了1970 年代后半更在《改善兰屿山胞住宅计划》推动下,企图以现代国宅取代传统住宅(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1989: 10)。政府对兰屿国宅的兴建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6 年至1974 年,主要以每年16 户,在各部落原有传统聚落外另觅地兴建的方式进行。1974 年「中华妇女反共联合会」赴兰屿考察后,建议省政府加强改善兰屿乡「山胞」住宅,于是展开第二阶段1975-1980 年的大规模改建。到了1980 年代为止总共兴建了566 户,此阶段不仅改建的户数增加、在不同的部落同时进行,更重要的是开始拆除传统家屋,对部落带来相当大的冲击(张兴杰1998: 19-20;陈玉美1995: 133-166)。

从1966 年起分两阶段的国宅改建,每一户约12 坪大,达悟人住进不到五、六年,房子开始掉落水泥块、钢筋外露锈蚀,许多房屋形同危楼。自1994 年证实兰屿国宅是海砂屋后,达悟人以行动向政府求偿,获政府以每户45 万元自行就地改建的方式处理。原兰恩基金会执行长,达悟人董恩慈就指出:

近几年来,冲击兰屿就业市场最深的莫过于政府的海砂屋五年重建计划,许多族人为了配合政府补给每户万,不得不放弃原有的工作,来投入这个变更穷的重建计划,本来族人的邮局存款就已经很薄弱,却因这个计划把一生的积蓄都投入在重建里,家庭子女往后的教育经费来源和家里紧急支出的问题将会是雪上加霜。这几年也因这计划改变了族人的就业型态,从事季节性或临时性工作的人增加。(2004:1-4)

由于政府所补助的45 万元并无法建造一栋现代化的房屋,因此大多数达悟人必须在台湾工作自筹建屋经费,存了一点钱便买材料回兰屿盖房子。2003 年见到个案真翎(No.15)与丈夫,两人处于失业状态,他们的房子是尚未完工的水泥房,真翎告诉我:

那个房子是自己去想出来的,没有人教你们怎么弄,那台湾都要叫什么设计师啦,绘图啦,水电啦,我们除了电话啦要牵电话线,那个电表啦,才有叫外面的电信局,其它的都是我们自己去买的材料、砂子啊!政府补助我们海砂屋重建的经费根本不够,盖个地基都不够了,盖到一半就去台湾工作,赚到钱回来盖这样。(2004-2A-9)

在传统的达悟文化中,住屋是个人社会地位的象征。没有结婚以及没有建造房子是「不完全的人」,代表他们无法进入家屋发展的各个阶段,因此住屋的兴建也被视为男性权力的象征,重建家屋的压力,让这群从事体力劳动来台打拼的年轻人,必须不断奔波于台湾与原乡之间,更难以开发个人的专长与累积技能,这也限制了他(她)们职业的选择与向上流动的可能。

4. 没有办法存钱?

父母离异多年的郑齐国(No.11),在1980 年代晚期,18 岁从兰屿完全中学毕业后,便直接来台。22 岁在台中工厂工作时,因收入不多,经济压力大,开始出现幻听等症状。现年27 岁的他目前在台工作状况稳定,但因为收入不高,往返交通费昂贵,没办法存钱,也无法常常回家。他父亲说到目前的状况:

一个月两万出头,他们自己的生活都不够了,抽烟和房租费啊,光房租就要多少钱啊,还要基本生活费,还会剩多少钱。他很久没回家了,这次部落小米祭也没办法回来,回家花费太大了。(2004-21A-6)

齐国的际遇反映了这些低学历、低技术的年轻人的窘境,他们出卖劳动力所得的薪资,难以负担个人或家庭的生计。在台的生活开销大,也让这些薪资不高的达悟人,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此外,兰屿与外界接触晚且早期教育水平不佳,也限制了青壮世代达悟人对资本主义的商业逻辑的学习。早期迁移来台的达悟人不但很难习得所谓「储蓄」的美德,又欠缺理财能力,在台湾所赚的钱也没有妥善的运用。个案江家力(No.47)的哥哥就这么说:

我去台湾赚的钱没有办法存钱。我们那一代是第一届国中毕业( 年)去台湾,我去台湾没有计划,把这个钱好好的存,对我的将来有好处。没有什么计划,就赚多少就花多少!我是开销比较懂,什么计划存到邮局,没有人教啊。(2005-36A-21)

学历只有小学三年级,不识字的陈土楠(No.30),曾随姊夫到台中鞋厂工作,因为教育程度低,不懂得如何到银行存钱,只能将赚来的钱,偷偷藏起来,他说:「我赚的钱都自己花。我不会写字啊,会写字的话到银行那里存啊。我不会写字啊,没有人帮我存,钱就自己藏起来」(2004-33B-6)。

这些接受现代教育迁移台湾的第一代,前脚走进台湾的现代化生活,后脚却仍附着在父母亲传统生活的包袱中。在台湾他们必须应付少数族群身分伴随的种种社经结构的不利位置,回到家乡又必须兼顾照顾上一代的责任。这种「夹心饼干」的处境,让他们挣扎在传统与现代的世代冲突中,徘徊在兰屿与台湾的双重压力下。现年38 岁的海一,说到他们这代的共同处境:

成长过程中当然哥哥姊姊比较重要,他可以带你,你可以被带。可是爸妈就没有东西给我们,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你们台湾人的小孩真的很幸福,你们永远可以有爸爸妈妈当靠山,可以被帮助。可是我们这代没有很实惠的从父母亲那边收到一些,讲难听一点,就是好处;相反的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就要反哺了,就要对他们要照顾,对他们要付出。(2004-13A-22)

在迁移台湾的过程中,只会说母语的父母亲,往往无法理解孩子在台湾所必须面对的冲击。甚至,当货币逻辑改变了传统老人的价值观,金钱成为孝敬父母亲的主要方式之一,反而形成另一股压力。34岁在台念书的美穗,就这么说到这一代的压力:

年轻人常被岛上的老人家误解说,你们在台湾有工作,为什么还赚不到钱回来呢?他们没有办法把工作之外的生活必要的开销加进去,所以都觉得你不可能是负债的,无形之中也给孩子很大的压力。他们没有想到说,突然被裁员的这一段期间内,孩子要怎么过?他不可能向家里要钱,那这些风险是岛上的人完全想不到的,他们只会想到说,过年为什么有的孩子会带钱回来,但是我的孩子没有带钱回来?没有带钱回来的孩子,他会不好意思,其实很可怜的。(2004-B3-4)

达悟的传统文化强调彼此共享与互惠,透过夸富式的宴请(如:房屋落成礼)来彰显自身的社会地位。那些最早迁移台湾的达悟人,普遍缺乏私有财产观念,也不善理财与储蓄。许多个案来台后,往往把刚赚来的钱,用在大肆宴请或流连声色场所。有的则是被资本主义的消费习惯所吸引,不但没赚到钱,还积欠大量的债务。2003 年刚出院返家休养的林茵(No.16)就告诉我她未来的还债计划:

调整自己,就是这一年好好的把自己整理起来,再出去工作打拚。因为我信用卡的帐款都还没有缴,要缴十几万啊。那个是累积、逾期的,譬如这个月的帐款是八千块,我没有缴,然后下个月你就又累积,那个利息累积,就变成……。所以要靠我拚命,每天都拚命赚钱还那个帐。(2004-13B-17)

这些达悟青壮世代来台闯荡的过程中,大多数的受访个案都是在类似劳动条件不良的情况下,不断横向的更换工作。加上对主流社会的资本生产方式不熟悉,台湾生活开销又大,使得他们出卖劳动力所得的薪资,并无法累积足够的积蓄来达成他们的心愿。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往往是这些迁移来台的个案心理重挫的原因之一。

失业也是达悟的底层劳动者经常面临的威胁,并带来极大的心理挫折。妮妮的哥哥郑自时(No.40),五年前发生车祸后长期失业,太太带着女儿与他离婚,开始出现精神失序的征兆,目前在花莲玉里长期疗养。妮妮嫁给隔壁部落的吕健永(No.10),健永的三个哥哥,大哥年轻时在台湾自杀,二哥吕国辉(No.8)在台工作时出现异常征兆,三哥吕阿安(No.9)本来很正常,部落的人认为,是因为在台湾没工作,回兰屿又长期失业,一天到晚闲晃才开始出现怪异的行为。两人的精神医学诊断都是精神分裂症。因为沉重的家庭压力,健永三年前也被诊断为忧郁症,在妮妮的世界中,哥哥、二叔、三叔、先生共四位亲人被纳入精神科的诊断中,她说到自己亲身的观察:

我们这种病患机率太大了,一个岛屿就那么多。经济不景气呀,然后再加上原住民的身分,他们没有办法做到比较中阶层的工作,比如说在工厂啊……工厂又解雇……倒闭的话你就没头路了啊!回来也有压力……每天无所事事,不然就在那边喝酒,看看家里也没做好(笔者注:指家屋改建),那个心,再加上又没有工作的话,精神上就算再怎么有能耐的人,也没有办法去承担。(2004-27A-5-6)

晚进台湾劳动市场的变化,使达悟人青壮世代来台的边陲职业处境,又面临雪上加霜的失业挑战。1989 年开始政府为重大公共工程引进外籍劳工,三十多万合法与非法外籍劳工涌进台湾制造业与营造业,对原住民形成强大的排挤压力。营造业、制造业大量引进外劳,剥夺了依靠营造、建筑为生的男性达悟人的工作机会。表四显示,近十年来其它原住民族的失业率远高于台湾一般民众,而达悟族的失业率又比其它原住民族高出许多(2001 年9 月除外)。以2001 年3 月为例,台湾一般民众的失业率为3.89%,其它原住民族失业率为9.24%,而达悟族的失业率高达14.63%。达悟青壮世代迁移来台谋生的前景,似乎更加黯淡。由此而来的心理挫折,也进一步加深对高比例精神失序现象的冲击。

(五)文化冲突:族群接触下的愤恨与创伤

文化冲突的先决条件是两个文化有所接触,而达悟人从食、衣、住、语言、姓氏、丧葬等整套的文化设计,基本上都与汉文化有极大的差异。本文这些青壮世代的个案,在老一辈达悟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同时也接受现代教育的洗礼,来到台湾以汉文化为主的汉人社会,他们最先必须面对传统文化所带来的挫折与压力。七○年代时一般大众对兰屿所知有限,大众媒体片面的报导,使得「丁字裤」成为达悟重要的文化表征,许多来台达悟人普遍都经历过「丁字裤」所带来的不愉快经验。现年34 岁的美穗就告诉我:

七○年代末吧,兰屿在媒体上曝光的机率也不是那么很普遍,只知道有一群穿着丁字裤的一群人。他们会问我一些问题,比如:妳们那边会用什么钱?或是妳可不可以把妳的裙子掀起来,妳里面穿的是丁字裤吗?我只觉得我碰到一群很可笑、很无知的人。(2002-B3-13)

除了丁字裤,原住民喜欢喝酒、嚼槟榔的刻板印象,也同样的作用在他们日常生活的互动中。有些不喝酒的达悟人,来台后当明确的表达自己不会喝酒,却被人讥笑,「原住民不是应该要很会喝酒吗?」外观上黝黑的皮肤、鲜明的轮廓,有人三番两次被警察当成「非法外劳」。此外,到了闽南人为主的汉人社会,在工厂、工地的工作情境,不会说台语的达悟人也成为他人嘲笑的对象,真翎(No.15)说到她当初在工厂受到的歧视:「我听不懂(指台语)就算了,他们就会这样刺我说,在台湾这么久了,连台语都不会讲」(2004-2A-3)。这些文化的差异,都是原住民进入汉人社会日常生活容易引发冲突的导火线。有时又因为身处在底层劳动市场,反而成为接近帮派、违反法律的根源。以在台发病的陈海成(No.1)为例,他曾因在台盘缠用尽而与朋友结伙抢劫,由于他负责看门,因此进入监狱服刑七年。海成的弟弟这么说:「我们这边小朋友出去什么都不知道的很多,很容易接触到混帮派的那些人,因为那些混帮派的大部分都是在工厂里面的。他们就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到那些人,都是工厂里头,接触到社会层次比较低的人」(2004-12B-30)。

当年20 多岁的陈海成,只身来台找工作,工作没找到,钱却花光了,因此铤而走险与人结伙抢劫。

问:为什么人家叫你去抢钱,你会跟着去?

海成:那时候找工作,找了一个礼拜,找不到工作,身上还有钱不敢花,就干脆跟他们在一起啊!

问:他们是在哪里认识的?

海成:他们是我以前的同事!其它的我不认识!是宜兰那里做渔网的同事!

问:他们就说要去抢劫,然后你也说好?

海成:对!因为我身上没有钱,也找不到工作,所以想一想干脆跟他们一起!啊,结果就被抓了。

问:那被抓的时候你有没有很害怕?

海成:当然会害怕!爸爸妈妈也没有来帮你。那时候没有钱啦!

迁移台湾的第一代达悟人,大多位于劳动市场底层的不利位置。身处在恶劣的工作环境,年轻达悟男性在族群接触的过程中,也特别容易与人发生争执与肢体冲突。被打、被骗、混帮派、违反法律,是许多达悟男性来台湾工作的普遍经验。在卫生所登记的个案中,许多男性个案(如:No.1, 17, 21, 33, 41, 46)都有与人冲突或被打的经验。

「在台湾被流氓打的」是部落的人对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家进(No.17)、维凯(No.46)之所以变得不正常的普遍归因方式。现年42 岁的维凯,国中毕业后随同部落的人一同来台工作,曾有无故被人追打的经验,从台湾返回兰屿后,开始疑心病加重,他的妹妹这么告诉我:

他大概、岁的时候,就变得不对劲了。那时他在高雄工作,好像被人追打,自己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在甘蔗园里面。从台湾回来后就变得疑心病很重,喜欢独处,脱离人群,还说我大嫂煮饭会下毒。(2005-30A-10)

家进17 岁国中毕业后,本来被保送军校,来台一星期,在路上被不良少年殴打,害怕的他便放弃军校生活而回到兰屿。他的哥哥说:

他国中毕业后就保送军校,那时候我们家人听到的时候都反对他,可是他还是要去。才去一个礼拜就给人家欺负。因为他第一次出社会,所以还不了解台湾的生活,他吓到的,就想办法要跷学,就没有去好好读海军陆战队。(2003-9A-18)

回家后的家进,因为兰屿没有工作机会,又随着同部落的人,一同到桃园鞋厂工作。家进20 岁在桃园某家工厂工作时,开始出现严重幻听、幻觉等症状,被家人带回兰屿。八年前,35 岁的家进又随哥哥来台,住在台东的妹妹家,他原本想留在台东找工作,不料工作没找着,反而被人打到内出血,送进医院紧急开刀,他的哥哥说:

我们住妹妹的家,弟弟一直想在台湾找工作。想不到老板都不要他这种的啊。后来住在上面的邻居跟他们一起喝酒,我弟弟喝醉了之后就这样闹,……把我弟弟打得很严重,后来胃出血,很痛苦,我弟弟真的很可怜,我在想为什么我弟弟被打成这个样子,都没有人去帮他。开完刀后,我就把他转到精神科住了一个月。(2003-9A-20)

田野访谈中发现,面对日常生活因文化差异产生的人际冲突与怨怼,这些来台的达悟年轻男性解决冲突的方式,仍承继了既有文化的惯行。陈国钧(1955)从事兰屿社会组织的调查指出,达悟人并无酋长、头目统治的政治组织,也不依靠法律制度维持社会秩序。卫惠林、刘斌雄(1962)提到达悟部落间冲突的解决模式,先由社中老人会商,再由中年人组织战斗,战斗武器以棍棒及石头为主。传统达悟人的冲突,是透过不断的威胁与挑衅做为战斗的表现。若有凶杀案发生,通常凶手会立即逃往深山,被害者的家属大声咒骂杀人凶手和他的家人,并且召集自己家人及村内亲戚,前往仇家烧毁家屋。传统秩序的维持主要是透过文化规范而不是法律规范,透过传统解决纷争的方式,也强化了部落内亲属团体的关系。而这种依文化惯习而来,情绪高张的表现方式,也成为达悟男性解决冲突与舒缓愤恨的方式。(注17)

这些迁移台湾的达悟青壮世代,身上仍承继着传统文化惯习解决纷争的方式,面对不同社会文化的冲击,很容易发生互殴、打架的经验。而且在汉人社会与人发生冲突后,他们并无法寻求既有的部落连带,成立复仇团体寻找仇家报仇。这些在台遭人欺侮却无法泄恨的愤怒,也成为某种发病的压力源。例如,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杨洋(No.33),曾在卡拉OK店无缘无故被人打到脑震荡,他大哥这么告诉我:

流氓打一打就找不到人。我不会讲他生病,他不是真的生病,是被人家欺负的,是别人伤害他的。我还要去协助他去回报这些人,可是这些人也找不到。之前这个人长得很帅,家里几个最棒的。自从在台湾被打了一直在挣扎,就是一直在烦,他想去报复。他一直待在这边,也没钱赚、走来走去走投无路、想来想去就喝酒、就操烦(笔者注:台语音)呢!(2003-8B-3)

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李强(No.21),他的弟弟也认为他所出现不正常的症状,是在台与人冲突后的结果:「他年轻的时候在台湾比较冲,和人家很容易起冲突,就是被打。所以他是跟人家起冲突被打,才会产生那种幻觉」(2004-19B-31)。

来台后身处异乡的达悟人,身处于底层劳工与原住民的双重不利身分,很容易成为不良少年欺侮的对象。在台湾社会,由于缺乏既有部落的连带,被人欺侮后并无法循着既有的文化惯行,寻找仇家报仇。无法泄恨的愤怒,间接的成为某种压力源,精神失序便成为心中无法泄恨、怨怼与不满累积后留下的心灵创伤。

(六)社会支持的弱化:迁移与传统亲属连带

达悟语的家族是"asa so inawan","asa" 的意思是表示一个,"inawan"是一口气息,也就是呼吸,引申为生命的意思,所以"asa soinawan"是指一群人起源于同一生命(谢永泉2004: 3)。家族的范围主要由己身向双系等距展开的亲属团体所组成,关系最亲密的亲属是同胞的兄弟姊妹及配偶,再往外推展即是父母兄弟姊妹的子女及配偶,这个亲属团体称为"zipos",该群体向心力及凝聚力极强(李亦园等1990: 410)。

同一个"zipos"的成员彼此互动频率极高,例如婚丧喜庆、建屋造船、捕捉飞鱼时,"zipos"的成员是主要帮手,此外"zipos"成员也有照顾彼此子女的责任。这种"zipos"所延伸的人际支持网络,使得早期来台就业的达悟年轻人,主要靠在台湾的亲戚与同乡的网络,以母鸡带小鸡的方式,透过人际迁移网络留在台湾生活、工作,形成一股「集体性就业模式」。同村的亲朋好友彼此邀约,或一个拉一个的在某一工厂一起工作的情形,成为达悟人移民都市的典型模式。42 岁的山如,谈及她的经验:「我们是一群人,一群人就不敢欺负啦!就是很早出去,跟人有接触,讲话又比较婉转,他们就比较不会欺负」(2004-2A-3)。36 岁的安依也说到:「在一起比较好,比较有安全感,同族的一起比较安心,遇到事情大家一起分担,有什么事情大家可以一起去处理,自己出去的话难免会被人家欺负」(2004-2A-3)。

这种「集体性行动模式」在台湾社会所引发的社会、心理症结,也引发了正、反两方不同的评价。一些研究者指出都市原住民自行隔离的现象,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及行为态度涵化于主流社会的程度,使得文化整合不佳、与其它群体的社会距离增加,造成原住民难以整合到大社会(张晓春1974: 20-21;吴豪哲1988: 95)。但也有人认为,前后期移民和原居地亲朋好友所组成的移民网络,在后续移民谋求住所、职业、适应移居地生活及人际关系时,层层的网络联系通常扮演了一大助力(傅仰止2001)。

根据我的田野资料,这种亲人、部落族人所形构的集体性行动模式,大多提供个案最初来台找工作的跳板,以及初期生活上的协助,如:一起租屋、发泄情绪、生活上的相互照应。由于达悟的人口很少,迁移来台的历史很短,迁移人口呈现年轻化,以及分散全省各地的多核心聚居模式(图一)。(注18)既有"zipos"所延伸的人际网络,主要是透过传统生计、仪式祭典、食物的交换与分享等,凝聚彼此的互动。这种传统部落中亲人、族人"zipos"所延伸的社会支持网络,在台湾缺乏得以持续运作的机制,在汉人为主的台湾社会已明显的弱化,并无法有效的形成保护机制。在缺乏支持与庇护的情况下,使得高比例的精神失序个案集中在未婚,且半数以上的个案是在台无依的情况下发病。

黄町峰(No.26) 18 岁国中毕业后只身来台工作,30 多岁在台湾工作时出现幻听等症状,他自己这么说到在台发病的情况:「刚开始是听到声音,会觉得很害怕,连骑摩托车都会觉得怕。感觉在台湾时大家都在讲你的坏话」(2004-B-5)。

林茵18 岁(No.16)在兰屿念完高职后只身来台,23 岁在台开始出现幻听,她说到当时生病的情况:

我是工作的关系啊,我受不了同事的打击啊!因为老板会骂人说我都没有在工作,只有在领薪水,其实我有在做,只是我另外一个同事一直占便宜就对了。我就很没有信心,会很恐惧,像是有人要害你。很无助啦!就没有人帮助你、救你这样子。(2004-13B-13)

现年25 岁的小柔(No.44),国中毕业后向往台湾的生活,因此不顾家人反对,来台进入可以半工半读的高职建教合作班。高职毕业后,她留在台湾工作。22 岁时出现幻听、幻觉,常会看到各种血腥恐怖的画面,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小柔谈及发病的原因:

我本来在工厂工作,后来想转行当厨师,就到餐饮业。我在厨房工作时,有个厨师很讨厌我,常常嫌我动作慢。后来工作了两个月,他就无缘无故把我。我一直在想到底是我那里做不好,会睡不着。后来就会听到声音或是看到很恐怖血腥的画面,我才打电话给妈妈……。

现年43 岁的家进(No.17),20 岁在桃园工厂工作时,出现异常的行为(自言自语、指挥老板、任意摸他人的手等),而由哥哥、父母亲来台接他回家。说到当时在台的情况,他告诉我:「在台湾就有听到,回兰屿就不会。这是以前的事,那个鬼很多啊,很多在害啊,就知道那个自己的身体,就是遇到鬼啊。那个鬼很厉害,那个鬼很厉害」(2003-B-8)。

没人知道家进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倒是家进的大哥回忆起当时来台的束手无策,谈到一半忍不住哭了起来:

打电话的人说你们买台东往高雄,高雄再到桃园,我就在那个车站等你们,结果想不到去的时候都找不到人,……到那边又不熟,也不会坐车。他们已经带弟弟去医院打针,他就迷迷糊糊的躺下去了,听到我们的声音就赶快起来,全家都一直哭,弟弟怎么变这样,我们也没有钱不敢让他住院。(2004-9A-10)

林仁清(No.41)国中肄业,17 岁时随同部落的人来台,24 岁时在台中工厂出现异常行为,当时他大哥在台北工作,大哥这么说到他的状况:

第一个是文化差异,第二个是可能不了解台湾社会,你们讲的番仔,对山地人轻视,变成他就比较内向。后来他到台中在工厂做事,那个理发厅在拉客的三七仔,会拉你,一去误会,语言又不通,人家就欺负他,变成他内心差异化。加上本身内向又不善于言辞,他比较独来独往,到后来他个性就越来越封闭。(2003-10A-18)

从广阔的大自然来到台湾复杂多元的环境,挤身于狭小的公寓,人与人正式的互动取代传统部落"zipos"所延伸的人际支持网络,都让这些年仅15、16 岁迁移来台的个案,一旦遭受挫折,很容易产生没有安全感、退缩的心理。在他们迁移台湾的过程中,父母亲大多是缺席的,尤其早期电话不发达,父母辈未受国民教育,亲子间亦无法透过书信往返联络。真翎(No.15)就说到自己一个人在台的心境:「我很想念家乡啊,在外面还是很想念。因为你还没有到可以很独立,你会一直想念家,说家里怎么样了,跑了那么远,还要隔一个海,还要坐飞机,然后一直想,还是想回家」(2003-2A-9)。

世代之间的代沟,使得同一代的兄弟姊妹代替父母亲的角色,或者以血缘、姻亲为主,扩散出去的家族连带网络,成为个案在台湾主要的支持系统。在台湾有亲属网络的支持,会让某些个案发病后仍能顺畅的游走于兰屿与台湾。但大多数个案都是在家族连带与社会支持网络不足的情况,一旦遇到工作或学业上的挫折,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特别容易诱发社会心理的适应问题。

(七)双重束缚:个人的成就期望与集体的结构困境

传统达悟社会是个讲求个人表现的平权社会,相当不同于贵族、首长制的排湾、鲁凯族等。达悟部落中并没有统一权威的社会领袖,依不同性质的公共事务选拔出不同的社会权威,包括:部落长老、渔团领袖、复仇战斗领袖、财富领袖、技术领袖,个人的声望与地位并非先天继承而来。因此,在达悟传统文化中,如何凸显自己的后天成就成为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个人身处在这样的社会中,必须依照自己的品德、技术、才能,或举行盛大的家屋落成礼及新船下水礼,透过个人后天的努力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

1960 年代之后,当货币的力量开始渗透到兰屿,货币价值开始取代传统社会的价值,成为衡量个人成就的最重要指标。这也使得来台的达悟人容易陷入一种双重束缚(double-bind)的关系中。一方面,强调个人成就的达悟文化,无论来台工作或读书的年轻人都想积极的达成个人成就。另一方面,对少数族群不利的结构,使他们无法凭借自身的努力取得成就。对于高度重视个人成就的达悟人而言,这往往是心理挫败的主要来源。

分析上述个案的生命史,这些拥抱并接受现代性的生活标准,年纪轻轻就来台打拼的个案,几乎绝大部分都无法有所积蓄,有的甚至欠钱或留下信用卡债务。但吊诡的是,这些在台闯荡多年,来台发病后被送回原乡的个案,台湾依然还是他们梦想的天堂。在大多数个案的访谈中,他(她)们对台湾现代社会的向往,并不因为在台经历种种挫折,而所有褪色。加上电视普及后,从媒体与偶像剧中所接收的讯息,也诱发这些个案对资本主义成功角色的想象(如:大老板、大明星等),台湾成为开始接受现代教育的青壮世代积极认同的方向。然而,少数族群的历史宿命与不利结构,普遍限制了他(她)们爬往现代社会成功的阶梯。在现代性的变迁与矛盾下,一些年轻的个案在台发病后,仍来回游移于台湾与兰屿之间,不断深陷于理想与现实双重束缚的困境中。

现年28 岁的陈安安(No.7),16 岁来台,18 岁在台发病,前后进出医院八次,来台多年并没有任何积蓄。2004 年回兰屿养病的他,这么告诉我:「觉得在台湾比较好,好很多。交通或者是便利。怎么讲,反正比这边的生活繁荣。在这边你都看不到那种什么商业大楼」(2003-B-10)。

现年33 岁的林茵(No.16),18 岁高中毕业后来台工作,23 岁在台发病,在台湾工作多年不但没积蓄,反而信用卡欠了十多万。她始终不甘心留在兰屿协助家人经营杂货店,这几年她不断的告诉我想来台湾:

兰屿的话是自己的家嘛,顶多是这样子而已。在台湾比兰屿好很多,就是兰屿没有的,台湾都有啊!很多赚钱的地方啊,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啊!要不然就像旅游那种,还有信息也很好!在这边没有钱啊,所以要去台湾赚钱,因为在这边没有工作啊(2004-2A-3)

现年53 岁曾任议员的于顺发(No.20),在一场严重车祸后,一度被医师宣告为植物人,在太太细心照料下逐渐康复。车祸后长期失业,加上当时太太为了生计必须到台湾打工,留他独自一人在家,而后逐渐出现不断捡垃圾的异常行为,被诊断为器质性精神疾病。久居兰屿的他在2004 年时告诉我,未来计划是想到台湾。

于顺发:我自己的身体现在是残障、一段时间等身体养好再讲、想再找工作。

问:想在台湾、还是兰屿工作?

于顺发:我想去台湾,这里没有钱赚!能有什么收入?除了种种地瓜、帮人放龙虾网、没有钱哪来的龙虾网。(2004-2A-3)

现年47 岁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不识字的陈土楠(No.30),曾随姊夫在台中鞋厂工作。2005 年底开始在车行担任临时工的工作,虽然每天工资只有一、两百元,他还是觉得到台湾工作比较好:

陈土楠:呃,我是因为钱不够,那时才去台中工作。

问:如果你有钱你还会想去台湾?

陈土楠:想啊,可以上班做鞋子,我以前是做鞋子的啊。这边(指兰屿)的钱不满意啊,很少喔。在台湾有一万多呢,一个月一万多。(2005-33B-23)

现年43 岁的家进(No.17),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 岁在桃园鞋厂工作时发病,生病后回兰屿已经20 多年了,来台多次被打的他,说到台湾:「我喜欢台湾,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工作没有钱,这边盖房子也没钱,捉鱼也没钱。台湾比较好,比较有钱」(2003-B-14)。

现年38 岁的李强(No.21),小学毕业后来台,八年前在台开始出现异常症状。他的弟弟认为哥哥在台湾对病情较有帮助:「如果是在台湾的话,是还比较好一点,因为他有工作可以做嘛,就不会说去想那么多。在兰屿没有工作,然后又没有出去找工作,除了钓鱼之外,还有什么?所以说很不好啊!」(2003-8B-24)。

2000 年我第一次随医师到兰屿访视个案陈土楠(No.30)的妈妈,一位60 多岁仅会说达悟语的老妇人,她透过护士翻译告诉我们:「我儿子很想去台湾工作,可是没有钱去(2000-B-10)。」老妇人满脸都是对儿子的担心与挂念。田野中这些成长于接受现代教育的个案,返回兰屿病情稳定后,通常还是想回到「现代化」的台湾社会。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1960 年代之后快速的被席卷入台湾经济体系的劳动分工中。这些成长在传统与现代世界接轨的达悟青壮年,迁移已不光是经济诱因的需求,无论求学或工作,台湾已成为走向更好世界的唯一途径。分析这些在台发病个案的生命史可以发现,这样的想象并没有因为他们在台被殴、欠钱、挫折、精神失序而有所褪色。

五、结论

本文将达悟人精神失序现象视为当代少数族群面对现代性冲击,所产生的一种多重社会受苦经验。在方法上以扎根式的民族志,进入生命叙事探究其个人主观的感受,辅以历史文献观照变迁中的生存处境,以理解达悟人独特精神失序的历史、社会根源。以「社会受苦」做为一个启发式的概念,提供本文的经验分析几个重要论点:第一、社会受苦的分析角度有助于我们意识到,基因研究取径的不足与限制。1950 年代之后,生物医学的范型对精神医学的影响日益扩大。在台湾,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达,九年代之后,基因研究逐渐成为台湾原住民高比例酗酒、精神失序等健康议题的重要研究取径。一方面当某个族群在基因上被标定为具有风险,就很容易形塑出一个申请研究资源的管道,这或许是近年来原住民健康议题的基因研究显著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达悟青壮世代在晚近二、三十年间发生精神失序的比例大幅增高,反映出不易察觉却影响深远的问题,亦即处在快速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一个传统原住民社会结构濒临解组、导致迷乱的现象。本文无意直接挑战基因论述的生物成因,而是透过达悟人的个案研究去反省,如果研究者将研究焦点与资源分配过度偏重在基因面向,不但会让我们忽略原住民健康议题背后的结构性症结,也无法提供对症下药的正确处方。我在田野中也发现,从基因角度理解精神失序,在达悟人间似乎已逐渐产生某种自我污名化的负面效应,这一点有待后续的研究。第二、基因研究将精神失序的痛苦化约至分子层次来理解,既不重视行动者的疾病受苦经验,也不涉及人类疾病和苦难的社会起源与结构因素。社会受苦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在经验分析上连结个人与结构,不仅强调疾病的主观感受与意义建构过程,也重视形塑疾病意义的社会历史力量。这可以帮助我们跳脱仅从个人角度理解疾病的限制,凸显出疾病受苦所具有的社会性。最后,社会受苦概念提供我们一个整体宏观的分析视野,而非将疾病的受苦窄化成几个可测量的变项,帮助我们掌握达悟人精神失序现象的社会面向,厘清彼此复杂的互动因素,提出具有社会学想象的解释。

本文主要研究最早开始接受现代教育的第一代达悟人,亦即具有迁移来台经验的青壮世代,分析来台求学、谋生等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与挫折,并且探究结构性、历史性的缘由。

六○年代之后,经济压力、生计维持是达悟青壮世代进入台湾本岛社会的主要动力。移居到台湾,也等于走进资本主义的现代生活。然而,从整体的职业结构分析,可以发现第一代的达悟青壮世代移民,大多填补台湾经济转型中最边陲的劳动位置。低学历与缺乏技术,使得这些来台的达悟人大多只能不断地在底层劳动市场进行横向流动。更换工作频繁、重建家屋的压力、以及短期过客般地来回迁移于原乡与本岛之间,这些都使得这群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达悟人,无法长期开发个人的专长与累积技能,因而限制了职业选择与往上流动的机会。升学受挫、存不到钱,对于强调个人成就的达悟人,更容易加深心理压力。相较本岛其它原住民族,达悟人口很少、迁移来台的历史短、在台人口呈现年轻化与分散各县市多核心的聚居模式、以及传统"zipos"亲属关系所延伸的人际支持网络在台湾明显丧失等,这些因素都使得来台的达悟人生活在社会支持不足的情境。发病的个案有四分之三集中在未婚、半数以上是来台后处在无依的情况下逐渐出现不正常征兆,这些都具体反映了上述迁移过程的受挫经验与精神失序的密切关系。

经济因素固然是达悟年轻人迁移台湾本岛的外在动力,但是这些接受现代教育世代迁移台湾的心理挫折感,同时反映他们的认同逐渐朝向现代的生活方式、标准与价值。本文中分析这些平均15、16 岁开始就来往于兰屿原乡与台湾本岛升学或工作的青壮世代,他们绝大多数即使来台闯荡多年,几乎都没有积蓄,其中有人甚至经常捉襟见肘,或者留下大量的信用卡债务。但吊诡的是,对这些在台发病后被送回原乡的个案来说,台湾依然是他们梦想所寄托的天地。在大多数访谈的个案中,会发现他们对台湾现代社会的向往,并不因为经历过的种种挫折而所有褪色。在长远的社会变迁冲击下,这个孤立小岛的少数族群—尤其是他们的年轻世代的「世界观」,已经不由分说地悄悄转变。他们理想中的自我实现方式、生命价值的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形成认同的核心,已经朝着现代性所影响的方向移动。然而少数族群身分、不利的社会位置、文化传统等因素,使他们不断深陷于理想与现实双重束缚的困境。

达悟人做为孤立小岛上的少数族群,面对台湾本岛与汉人社会,原本即处于政治、社会、文化等的边缘弱势位置。在无可逃避地进入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难以享受现代性可能带来的美好生活,反而经常充满进退失据的困窘与挫折。兰屿达悟人独特的高比例精神失序现象,反映了他们在快速社会变迁下的集体失序。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许可以说,当代达悟人承受的高比例精神失序的苦痛,是长远的现代性发展席卷世界,而对原本就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族群所造成的更不利后果。我们可以说,基因研究取径显然把涉及原住民疾病受苦的问题,以相当窄化的方式来理解。即使这种理解方式不完全错误,对于关注原住民健康议题的研究者,也必须寻求适当的超越。

 

志谢:本文初稿曾发表于2005 年台湾社会学会年会,感谢评论人吴齐殷教授与在场诸君的宝贵建议。特别感谢张苙云、张茂桂、吴嘉苓诸位教授的讨论与鼓励。感谢两位匿名评审相当有建设性的修改建议,以及前后任主编谢国雄、谢雨生教授与编委会对笔者的指正。特别是谢国雄教授细心对本文理论、方法、资料分析诠释等提出长达三页的精辟建议,使笔者获益良多。编辑谢丽玲小姐相当专业的叮咛,谨此致谢。衷心感谢这些年来达悟朋友对我的温暖接纳与支持,特别是Syapen Kazyaz 一家人。我多次来往兰屿,总是在他们家自由穿梭。他们全家待我如同亲人,无条件提供我一切所需。感谢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博士候选人培育计划奖助提供本研究部分田野经费与极佳的工作环境。也感谢哈佛医学院社会医学系在我访问期间所给予本文研究上的启发。文中内容若有疏漏,概由笔者负责。

 

注释:

注1:以2007 年的飞机票价为例,台北到台东单程2,060 元,台中到台东单程2,334 元。台东到兰屿,19 人座的小飞机单程1,408 元,轮船则是900 元。所以一趟台北到兰屿飞机往返的票价是6,936 元,台中到兰屿往返的票价是7,484 元。1997 年5 月到2000 年之间,曾有直升机飞往兰屿,有8-12 个座位,单程2,800 元,现已停飞。Syaman H的妹妹需缴双倍的钱,是因为过年包机的班机,乘客没坐满。现在的直升机飞往兰屿以时间计费,一小时十万,属包机式。目前台东富冈港往兰屿的客轮较不固定,必须事先洽询,票价也比往绿岛贵(全票单程1,000 元、来回2,000 元)。资料来源:松山机场国内线核定票价http://www.tsa.gov.tw/2005tax/chinese/c_ticket.htm,查询时间:2007 年5 月14 日。

注2:蔡筱君(1997: 17)针对达悟族人的访谈发现,许多达悟(Tao)人对「雅美族」称谓的看法多认定是当初日人与他们接触时,由于沟通的问题,错将族群面对他者时的称呼「Yami(我们)」,视作族群的称谓。虽然,目前国家认定的官方资料正式族群名称仍为雅美族,可是近年来大众媒体、部分学术论文已经不再用「雅美族」(Yami),而是改用「达悟族」(Tao)。为尊重达悟人正名运动,本文书写上以「达悟族」为主,但在有些旧有文献,原用雅美,我则以原文加括号引用,以做区隔。

注3:本文使用比较中性的「精神失序」(mental disorder)一词,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通常直接指涉精神疾病诊断准则手册中的疾病类别(DSM),本研究并不是完全以精神医学所定义生物疾病的观点来理解,所以精神失序一词较为恰当,对于达悟社会文化如何理解这些被纳入精神医学诊断的个案,请参考蔡友月(2006b)。

注4:见葛应钦(2001),研究者以31 位病人及其一等亲家属为研究对象,有27 位病患(4 位拒绝)及他们的父母、兄弟姊妹、子女等74 位亲属采集血液样本,共粹取出101 个DNA 样品。研究结果虽然没有发现显著的关连,研究者推测也许是样本过小。

注5:国科会从1994 年开始三年期的「基因治疗」群体计划,并于1998 年起和卫生署合作进行「基因医药卫生」尖端计划,邀请全国医学中心与研究单位近百位科学家、医师投入「基因体医学」研究行列。研究领域包括:基因体基础研究、基因治疗、基因药物开发、遗传疾病、实验动物供应、环境毒理遗传基因,以及科技对伦理、法律、社会的影响等。见陈长谦(2001: 7)。

注6:见葛应钦(1998, 2001, 2004)、胡海国(1995)、郑泰安(1997)等。

注7:在1993 年离岛精神医学研讨会中,学者指出澎湖与金门地区的精神医疗状况:澎湖地区人口95,466 人,精神病患者233 人,以每千人口计为2.44 人(张和平等1993);金门地区人口43,000 多人,精神病患者238 人,以每千人口计为5.55(刘文健等1993)。

注8:参见美国人类学会网站http://www.aaanet.org/stmts/racepp.htm,查询时间:2007 年5 月16 日。

注9:根据2000 年度内政部统计数据、兰屿卫生所数据推估而得的数据。

注10:目前有关兰屿达悟族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中研院民族所为主的人类学者在南岛语系研究的架构下,针对传统达悟族社会组织、亲属关系、经济模式、祭典仪式等累积了不少的贡献,例如:李亦园(1960),卫惠林、刘斌雄(1962),余光弘(1994)等。第二、从空间生产的社会过程探索兰屿居住环境的问题,包括传统地下屋的空间记录,如日本学者鹿野忠雄、鸟居龙藏与一些国内早期人类学者等零星的讨论,更晚近的台大城乡所、中研院台史所等相关的研究计划,以及夏铸九、陈志梧(1988),蔡筱君(1997),张兴杰(1998)等。第三、从族群政治经济学所开展出来,有关兰屿的「反核废料运动」、「自治运动」等相关研究报导,如:黄雅惠(1990)、纪骏杰(1997)、卢幸娟(2001)等。既有的研究,对于达悟族在快速社会变迁下高比例的精神失序、日益严重的喝酒问题等都较少触及与讨论。

注11:兰屿在1942 年前是属于传统生活期,人口大致呈稳定状态。除了1916 年发生痲痹症和1921 年赤痢的大流行,致使人口显著滑落外,人口大致保持在1,600 人上下。1946年光复后至1958 年的恢复期,达悟(雅美)族人仍能在保持其传统的生活方式下,人口显著的成长,逐渐恢复到二次大战前的人口数量。从1960 年代开始,达悟族社会文化正逐渐遭受空前的冲击,人口结构亦在此时呈现前所未有的改变,1960 年代人口增至1,982 人(李亦园等1990: 269-270)。

注12:1960 年代社会多元文化多元价值的呼声下,开启了一些空间,让某些达悟族菁英摆脱底层劳动的工作模式,而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例如:立委办公室的主任、公视记者、西餐店的老板娘,但这些个案仍属于极少数,分析他们的家庭结构,并未因个人的向上流动,而推动集体向上流动。

注13:详见本文后面第三节(p.26)有关教育的讨论。

注14:我之所以划分三个世代,主要以是否接受现代国民教育为主要判别。依年龄层区分现代教育的第一代、第二代,仍有稍许的误差,例如有两位30 岁左右个案是属于现代教育的第二代。由于误差不大,因此仍以此做区分。

注15:2005 年底兰屿乡15 岁以上之人口数为2,963 人,学历为国中以下者有1,467 人(49.5%),高中职肄有341 人(11.5%),高中职毕有788 人(26.6%),专科肄有58 人(2.0%),专科毕有99 人(3.3%),大专以上肄有76 人(2.6%),大专以上毕有134 人(4.5%)。参见台东县政统计http://www.taitung. gov.tw/department/p3/12345/p3/2.htm,查询时间:2007 年5 月21日。

注16:根据李亦园等(1990: 304-308)的研究,1978 到1988 年这十年从事农渔牧业的就业人口虽有减少(由1978 年92.2 %到1988 年76.6 %),但达悟人受限于偏远地区的就业机会,绝大多数仍从事农渔牧业。

注17:在田野观察中,达悟人在传统丧礼驱除恶灵的祭典仪式中,以及反核活动所跳的驱除恶灵的舞蹈中,所有参与的成员都处在一种极高张的情绪状态,类似的观察也可参见李亦园(1960)。

注18:根据原委会2001 年全国各县市原住民族群人口统计表,迁移来台的达悟人由于人口少且多分散在全台各县市,以当年的人口分布为例,基隆市22 人,台北市77 人,桃园县149 人,新竹市10 人,新竹县37 人,苗栗县16 人,台中市40 人,台中县78 人,彰化县26 人,南投县25 人,云林县10 人,嘉义市3 人,台南市9 人,台南县16 人,高雄市61 人,高雄县43 人,屏东县46 人,宜兰县21 人,花莲县27 人,澎湖县2人。呈现多核心且分散的聚居模式。http://www.apc.gov.tw/upload/govinfo/aps_/9011/aprp5802.htm,查询时间:2006 年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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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婉娟(2000)乌来泰雅族妇女饮酒经验之探讨。台北:阳明大学小区护理研究所硕士论文。

(英文文献部分略——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注)

附录:在跨界中寻求知识的可能性与定位

蔡友月

我的博士论文共有九章,这篇研究论文改写自其中一章。也就是说,这篇论文所呈现达悟人普遍经历的结构性困境,仅是整个故事的一小部分。我的博士论文试图从社会变迁的历史视野来回答:「精神病是什么?」理论的对话主要环绕在此核心问题。博士论文的具体分析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探索达悟人高比率精神失序的历史社会根源,包括迁移、家屋改建、家庭功能解组、失业、酗酒、自我认同混乱等面向,藉此反省台湾九年代之后从基因角度研究原住民健康的盲点。第二部分探讨现今交错影响达悟人精神失序的三个典范,亦即达悟传统、基督宗教与现代精神医疗,并且分析不同世代达悟人所面对不同阶段的社会变迁与世界观的转换,如何形塑其相异的疾病经验。不过在这篇研究论文,我把原先所关注「精神病是什么?」这样一个较高层次的问题,重新聚焦在「迁移、挫折与精神失序」彼此的关系上。在寻找理论对话对象的过程中,我发觉一个本地社会的重要现象,往往未必是以欧美为主的国际学术社群理论关注的焦点。对我而言,这样的紧张是珍贵的养分,形塑了我发问的起点、回答问题的方式、以及研究的某种基调。

从问题意识的浮现到决定进入田野,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到离岛的原住民部落从事一个对我而言是高难度的民族志研究,融合了我从护理训练、医院临床工作、媒体编辑到学习社会学一路以来的探索与追寻。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癌末病人,探讨现代人垂死历程「医疗化」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指出医院科层化组织制度与科技理性运作方式,在面对现代人的死亡时都有一定的限制。这样的结论刺激我进一步思考:我们能不能从历史、社会文化面找到可以帮助我们面对生、老、病、死的其它力量?2000 年担任报社医疗版的编辑时,我注意到达悟人高比率精神失序的特殊现象,同时决定以解答心中的问号做为重回学院努力的方向。在找寻答案的这些年,我开始经历几个不同面向的跨界所带来的冲撞:一、地理的:兰屿、台湾、美国;二、族群的:原住民、汉人、美国人;三、社会型态的:传统、现代、高度现代性;四、现代社会规范的:正常人、不正常人;五、知识的:医学、社会学。身处这些跨界的拉扯中,我不断思考自身知识的可能性与定位,并由此萌生出路。

我到兰屿的第一个夜晚,部落的朋友把我安置在牧师家。那几天,牧师的儿子衫明正从高中放寒假返乡,他热心地带我爬屋顶看海,高兴地弹着吉他,和我分享在高中演唱会所唱的歌曲。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两年后再度拜访,牧师告诉我:「我的孩子也变成你的研究个案了,他现在已经从大学休学回家了。妳要不要和他聊一聊?」我不知道那些原本只被我当成研究假设的命题,一旦活生生在我的眼前被验证时,我的社会学知识追求本身的意义何在,而社会学知识要如何帮我厘清这些荒诞背后所彰显的意义。

我也永远忘不了陈安安第四次出院那天,在他家仅有四、五坪大的简陋铁皮屋中的一段景象。仅有国中毕业程度、没有任何计算机相关技能、家人明白表示根本没有碰过计算机的他,却一脸认真地告诉我:「我未来的工作目标,是要到台湾做因特网。」在这个远离台湾社会、与世界的核心相隔渺远的小岛上,许多人、许多画面就像安安认真的表情一样,慢慢地烙印在我脑海,久久无法离去。

然后带着这些印记,我飞向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2004 -2005 年我获得公费奖学金,到美国参与一个「跨文化精神医学」的研究计划,接受为期一年的上课与训练。临走前我对着一位达悟的好朋友说:「回来后或许会比较能够体验你们迁移台湾的辛苦。」后来,我才明白这是自己的大话。支撑我到美国深造的机会结构,远超出大多数迁移台湾工作或求学的达悟孩子所拥有的。我既接受美国生活的全新刺激,也开始下意识的比较兰屿与它们的不同。这样的经验有点类似长期在海地进行田野研究,同时兼具哈佛教学医院医师与人类学家的Paul Farmer 的体验。他说往返于肯吉(海地)和波士顿的旅途,总令他心情起伏不定。一边是严重营养不良,另一边却是衣着光鲜者大谈减肥之道。摆荡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促使我去问更深刻的信仰问题。Farmer 说得好:在一个表面上无神论、崇拜金钱与权力、讲求个人效率和升迁的世界,上帝的存在仍然有迹可寻,可以从穷人所受的苦难去寻找。在这段学习历程中,我幸运地经历到神的带领,并从中领悟到:不管是现代医学或社会学,或者其它的知识与实作,在舒缓解决人类的受苦与创伤上,都有一定的局限,因此应有谦虚与自制,才不会导致特定知识或世界观衍生的权力滥用,转而制造人们的另一种受苦与创伤而不自知。

在论文写完之际,一些田野中受访者的年轻生命有如流星,以极快的速度陨落。原住民平均余命远低于汉人、意外事故频繁、死亡率集中在青壮人口等健康报告中的统计,活生生的不断展现在我所见所闻的那些受访者身上。在田野中,我逐渐发现,探究目前在兰屿岛上任何一位达悟人的"zipos"亲族网络,一定可以找到自杀、酗酒、发疯、意外死亡的成员,无人能够幸免。经过长期的社会学角度的观察与探讨,我相信达悟人青壮世代高比率的精神失序,那些田野中不断遇见的身心创伤,不是偶遇的、随机的,而是一个少数族群集体性的宿命,是与族群身分、地理位置、文化传统等有关的社会不平等结构位置带来的多重受苦。我期望这些研究发现,有助于寻找对症下药的处方。


附录:个案资料表(略)


作者单位: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

原文出处:《台湾社会学》第13 期,页1-69,2007 年6 月出版。收稿:2006 年3 月29 日;接受:2007 年3 月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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