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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宜音:当代中国人公民意识的测量初探

杨宜音  2008年11月28日 14:16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提要:公民是公民社会的基石,公民性的测量将可以提供对现代中国人政治、社会行为的解释以及对人群的分类,以便预测他们的社会行为及其变化轨迹。然而,什么样的行为属于公民行为? 公民具有什么样的心理特质?本研究试图以调查数据为基础,对中国人的公民性测量工具的编制提出基本构想,即从两个维度来测量公民性取向: (1) 倾向于关注公共事物与利益的程度, (2) 以契约权利方式处理公私矛盾的程度;从而区分四种原型: (1) 高公共性且高契约性取向,表现为典型的公民行为; (2) 高公共性且低契约性取向,表现为典型的臣民行为; (3) 低公共性且高契约性取向,表现为典型的消费者或商人行为(或曰市场行为) ; (4) 低公共性且低契约性取向,表现为典型的熟人或自己人行为。本文还报告了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关键词:公民意识 公民性 心理测量

 

一、导 言

公民是公民社会的基石,公民意识是法治进程的内驱力。当我们研究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水平或公民行为特征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应该如何测量?

西方比较流行的政治态度测量工具的内容,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经济价值观与不平等、民主价值观与政治容忍度、种族态度、政治疏离感与效能感、党派行为以及政治参与(Robinson et al . , 1993) ,与我们的目的是吻合的。然而,这些测量都是以个体的理性和独立性作为理论预设,因此,更适合于测量那些在西方文化中生活着的人,特别是北美的中产阶级男性,而对于测量当前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则存在测量效度的问题。

如果我们准备发展出有效测量中国人公民意识的工具,那么,所面临的问题当与发展一般心理测量工具不同。从心理测量学的角度看,一个好的、有效的测量工具,最重要的当然是工具本身达到较为理想水平的信度和效度,特别是建构效度。然而,发展测量公民意识的工具,不仅需要对公民身份及其意识的含义做出清晰的界定,并据此形成测量工具,而且,这一测量工具的形成必须建立在中国特定文化/历史/社会的框架之上,否则就无法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换言之,这一测量工具不仅必须测量出公民意识的水平,而且要测量出公民意识与传统中国文化中其他主要社会身份意识的关联。实际上,对测量当今中国人的公民性来说,这两项任务是无法分离的。当一个公民性测量用于回答“是什么”(有没有公民性,公民性的高低) 的时候,无法回避回答“不是什么”(非公民性) 、“如何是”(怎样形成公民性) 以及“为什么如此则是”(为什么如此可能会形成公民性) 的问题。这就是公民性测量与一般心理测量(例如智力测量或一般态度测量) 的不同之处。

关于公民(citizen) 的定义,理论界的观点并不统一。一般认为,公民身份处理的是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Faulks ,1999) 。公民文化和公民道德是指:参与民主政治过程所需要的文明性(civility)与公民德性(civic virtue) ,包括尊重别人意见,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自我肯定及知识和能力。公民社会是指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社会机制(林毓生,1999) 。按照比较有影响的学者乔纳斯基的定义,“公民身份是个人在一民族国家中,在特定平等水平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权利与义务的被动及主动的成员身份”(Janoski ,1998 :11) 。这一定义包含了获得公民身份的四个重要意义: (1) 民族国家的成员身份; (2) 权利与义务;(3) 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权利与义务; (4) 平等。从这一定义看,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公民身份果然如萨默斯所言,包含着一个“制度化了的过程”(Somers ,1993 :598) ,也如特纳所言,是一组政治、经济、司法和文化上的实践(Turner ,1993 :2) 。而所谓过程性和实践性,在中国文化处境中,是“文化的同质化”与“文化的异质化”这两股力量较劲的过程和实践(金耀基,2004 :ix) 。

本研究试图以“变迁中的公民性与社区公共参与”课题在北京市六个社区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公民性测量工具的编制提出基本构想。

二、理论框架

一般而言,当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后,公民身份因国籍的获得而自然生成,然而,公民意识却并不能够因此而自然生成。公民身份的获得及认同会有自身的本土资源和心理基础。因此,当下中国社会的公民性,在内在结构上必然会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公民社会形成的过程性和实践性中体现出来。

在本研究中,公民性(citizenship) 被界定为在个体与政治共同体(国家) 之间形成的某种社会心理联系,表现为(1) 坚持平等、正义与自治的价值理念, (2) 身份获得带来的情感体验,以及(3) 具有普遍意义的权利与义务的特定身份行为规范及行为意向。公民性的测量将可以提供对现代中国人政治、社会行为的解释以及对人群的分类,以便预测他们的社会行为及其变化轨迹。

在讨论公民性及其测量这一问题时,必然会涉及几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即:国家、市场、社会和个人。其中,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不仅“国家与市场”(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依然处于政治学、经济学争论的焦点,而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近年来亦备受政治学、社会学关注(张静,2000 ;邓正来,1997a ,1997b) 。

从经济社会制度变迁和转型的历程看,经过拉扯过程,一个分化的轨迹逐渐显现出来。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国家大一统的、只有政府,没有市场、没有社会、没有个人的情况,即四个因素被一个因素独立掌控、吞噬和覆盖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相反,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市场的独立性和社会的独立性。而在这两组关系发生改变的同时,“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也一直在发生改变,而对这一关系的讨论,特别是其中“身份协商”(identity negotiation) 的过程,无论在政治学还是在社会心理学领域都还十分欠缺。

“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不能离开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讨论,而且还必须透过市场和社会来讨论。换言之,市场与社会自身的独立程度,市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将影响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因为在国家与个人这一关系当中,市场提供了一种规则的模本,而社会则提供了一个双方交涉的空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儒家的“文化设计”中没有我们所说的“社会”概念。儒家的概念是“天下”,而不是“社会”。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和国家天下观,国家几乎就等于天下,所以,从个人到天下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层次和中介。由修身、齐家,直接到治国、平天下,中间缺少“社会”这一层结构。在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中,五伦中有明确的角色定位,但在家族之外,除了君臣、朋友,对一般陌生人应该如何相处,并没有明确的行为规范(焦国成,1991 :81) ,正如余英时指出的“, 修身、齐家”属于“私”之领域,“治国、平天下”则属于“公”之领域,其中有一道鸿沟是难以逾越的(余英时,1993) 。

第二,国家与个人之间有着两种不同的心理联系途径。一个是自下而上、由内到外的,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从修身,经过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当个人的胸襟变得越来越博大时,个人与国家甚至天下之间就没有什么分别,一个“小我”就变成了“大我”。另一个途径则是自上而下、由外到内的,即通过国家对个人的道德要求,使个人服从国家的指令,忠实于帝王代表的国家。这样一拉一推两种力量,就将个人与国家形成一种相互包容合一的关系。同时,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又随时会在推拉力量不足时发生变化,或是个人远离国家而去,或是向国家过多索取;或是表面服从国家,实际上却远离国家。因此,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理解中国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需要重视以下三个重要的文化心理机制。

(一) 自我边界

中国文化社会中的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自我边界,它既不同于西方人独立式和自足式的自我,也不同于马卡斯和北山(Markus & Kitayama ,1991a ,1991b) 提出的东方人互赖式的自我,它是一种以“差序格局”为特点的包容式的自我(Sampson ,1988 ;杨中芳,1991) 。这种自我的心理边界是通透和流变的。人们根据已有关系基础上的交往,从情感的和/或工具的角度,来判定将什么人纳入自己的边界,将什么人推出自己的边界。于是,自我的边界内被包容的可能就不止个人自己。正是因此一特殊的自我边界的特质,谈到自己,对于中国人来说,在不同的情境下,可以仅仅是指自己一个人,也可以是一家人,也可以是很多亲朋好友,甚至是全天下(费孝通,1985/1947) ,端赖一个人的修养和情境的激发或曰启动(priming) 。中国人的这种包容式自我具有“选择性”(在什么情境下使用什么原则与自己所包容的他人以及未包容的他人进行交往) 和“动力性”(对边界变化的掌握) ,具有“自我主义”的特征(费孝通,1985/1947 ;杨宜音,2001) (参见图2、图3) 。

图2 是东西方自我结构对比示意图。图中的X代表概念的心理表征(参见Markus & Kitayama ,1991a , 1991b)


中国人这种自我边界的特性在于个人与他人的边界不清晰,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会导致“自己人”现象,即在某些情境下看起来会是一盘散沙,在另一些情境下看起来会是团结一心、同仇敌忾。这样的自我边界特征也将影响中国人对群己关系的处理。一己之私并不一定局限于个体本人的利益,而可能是对他人甚至是其他想象的共同体的包容,我与他、群与己、公与私是相通的。

(二) 公私边界

私,在中文中为一个首尾相衔的“自环”——“厶”,是指“属于己”的私田,公的含义是平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公的解释是: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背厶为公。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指出:“中国的‘私’这个字,从字形的角度考察,构造它的‘厶’也用来构造‘公’,显然‘, 私’与‘公’共有‘厶’这个字”(沟口雄三,1995 :52) 。

在中国文化中“, 公”的概念从先秦出现起,历经千年,不仅形成社会的价值理念(例如:公道、公理、公器、公正等) ,而且形成了与“国”、“官”相联系的“以国为公”、“国家至上”的含义(刘泽华、张朋荣,2003) 。在中国“, 公家”与“官家”是相通的,没有“公路”,只有“官道”(金耀基,2004 :160) 。国家的公也就是君王的私,个人对国家或群体事务的参与或贡献,其含义就会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道德意义和服从上级、国家至上的政治含义。因此,在中国,我们会看到多种现象并存:一方面损害公物、不关心自家以外的任何公共场所(即所谓“有私无公”,只讲个人拥有的一份使用公共财物权利) ,另一方面把纳税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只讲作为臣民的一份义务,例如俗语有“养儿当兵,种地纳粮”;“皇粮国税,自古有之”的说法) 。公私格局反映了官民对立的关系和道德要求。

(三) 情理原则

家国同构的国家社会结构、公私同构,使得人情法则也成为处理公私关系的法则。情与理被混为一谈,成为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徐冰,1999) 。以致中国人认为恰当的行为方式和是非判断标准就是“合情合理”。人情的核心内容是根据关系远近来决定人们之间的“应有之情”的浓淡(身份规定的亲疏情感) 。在出现争论的时候,要由长者主持调节;婆媳冲突中,即便婆婆不对,儿子也要劝妻子让步。正因为有了应有之情以及行为和责任的伦理规范,亲属之间才会相互信任,而对陌生人总是不予信任,甚至要欺负、蒙骗的(杨宜音,1995) 。

用情理来规范秩序与用契约来规范秩序是不相同的。情理依据的是远近亲疏和自己自我边界伸缩的状况,因而不能一视同仁,也就不能体现平等的原则。在中国“, 公事公办”是不近人情的意思,而不是通情达理的意思。

根据上述三个特征,中国人“国家与个人”关系中测量与分析,特别是对公私观的测量与分析就不能直接采用特里安迪斯(H. C. Triandis)等人提出的“集体主义/个体主义”分析框架——以单一维度来测量国家与个人关系中透射出来的个体社会价值取向(Triandis ,1989 ,1994) 。因为“集体主义/个体主义”分析框架的预设是,个体为一个独立自我。在这一预设下,测量“国家与个人”方面个人权利义务意识水平和价值取向,可能会将臣民的服从及国家的拉动与公民的认同及参与混为一谈。因而,揭示公民性本身在中国的真实的实践过程这一目的将无法实现。而一个符合分析和测量中国人在“国家与个人”关系方面社会价值观的分析框架应该不仅包括公与私,而且包括契约与情理两个维度。只有用两个维度,而不是一个维度,才有可能将中国人基于自己人式边界的自我形成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的特质揭示出来。

因此,本研究经过对调查数据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出了下述由“公共性取向”与“契约性取向”两个价值维度构成的分析框架(详见表1) 。

这个分析框架从两个维度来分析中国人的公民性取向: (1) 倾向于关注公共事物与利益的程度; (2) 以契约权利方式处理公私矛盾的程度。因此可以区分四种原型: (1) 高公共性且高契约性取向; (2) 高公共性且低契约性取向; (3) 低公共性且高契约性取向; (4) 低公共性且典型低契约性取向。

三、公民性测量工具的编制

关于公民性的测量将从公共取向以及契约取向两方面进行。根据理论构想,在“社区公共参与问卷”中设计有48 题为编制公民性量表的测题。以下将分别探讨该量表的信度、结构效度、构念效度,以及效标关联效度。

(一) 信度

首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KMO 检验(01823) 和Bartlett’s 球性检验(p<0.000) 表明这48 道题目可能存在潜在共享因子,可以进行因素分析。从碎石图可以看出,萃取4 个因子比较合适(参见图4) 。


分析过程中删除因子负载小于0.30 的题目和出现双重负载(double loading) 的题目(A310 , A311 , A314 , A321 , A322 , A325 , A326 , A328 , A333 , A334 , A335 , A341) ,剩余36 道题目,结果如下:

因子1、2、3 的信度系数良好,因子4 的信度系数较低(0.49) 。但是都可以接受(参见表2) 。

(二) 结构效度

为了进一步验证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 ,结果如下: Chi-Square/df = 2.52 , RMSEA = 0.047 , GFI = 0.87 ,NNFI = 0.73 。

结果表明该量表的四因子维度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根据各个因子对应的题目,我们把因子1 命名为“人情/非契约”,因子2 命名为“公共利益”,因子3 命名为“私人利益”,因子4 命名为“权利/契约”。

(三) 构念效度

可以发现,因子1 和4 都是对应“契约性取向”的价值维度,而因子2 和3 都是对应“公共性取向”的价值维度,因此在后续的分析中将因子进行合并,成为“契约—人情”和“公共—私人利益”两个维度,并以此作为标准对人群进行分组:“契约—人情”取50 %点作为高低分分界点,对应数值为0.89“, 公共—私人利益”取50 %点作为高低分分界点,对应数值为1.00 。据此将人群分为以下四组(见图5 ,其中第一象限为公民,第二象限为臣民,第三象限为熟人,第四象限为商人) 。

从图5 可以看出,基本可以吻合最初的理念框架,说明了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构念效度(参见表3) :



        这个分类是从两个维度来分析中国人的公民价值观: (1) 倾向于关注公共事物与利益的程度; (2) 以契约权利方式处理公私矛盾的程度。因此可以区分四种原型: (1) 高公共性且高契约性价值取向,表现为典型的公民行为; (2) 高公共性且低契约性价值取向,表现为典型的臣民行为; (3) 低公共性且高契约性价值取向,表现为典型的消费者或商人行为(或曰市场行为) ; (4) 低公共性且典型低契约性价值取向,表现为典型的熟人或自己人行为。

(四) 效标关联效度

为了进一步考察该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我们做了四种类型的人在A5 - 14 和A9 上的选项比较,这两道题目反映了个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主动性(如图6、图7 所示) 。


根据四类人在这两道题目的答题结果可以看出,公民和臣民都更愿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这也跟他们的“公共性”高是相一致的;而“消费者/商人”和“熟人/自己人”的得分低,也与“公共性”低相一致。

总而言之,从信度、结构效度、构念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等项指标来看,本研究编制的“公民意识量表”能够较好地从“契约—人情”和“公共—私人利益”两种价值取向对中国人进行测量。

从两个维度构建的框架中,我们可以描述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四种典型的行为类别,或者说原型类别。这四种行为类别的基本特征是:

(1) 公民型。这一类人的特征是,在面对公私冲突、人我关系矛盾时能够为公共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并以契约精神和方式处理这些关系。他们的权利与义务是平衡的,作为个人,相互间强调平等。

(2) 臣民型。这一类人的特征是,在公与官合一的文化中,面对公私冲突和人我关系时,因服从差序权力而能够牺牲个人利益;作为个人,边界是不清晰的,自我是被君王或国家包容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平衡的。

(3) 商人型。这一类人的特征是,在面对公私冲突、人我关系矛盾时不能够为公共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但注重以契约精神和方式处理这些关系;作为个人,边界是清晰的,强调个人权利胜于强调个人对公共事务的义务。

(4) 熟人型。这一类人的特征是,在面对公私冲突、人我关系矛盾时不能够为公共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也不能以契约精神和方式处理这些关系;他们倾向将他人分为“自己人”或者“外人”,把各种社会和国家的事务分为“份内”与“份外”两种,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处理方式。作为个人,边界是不清晰的,完全不讲权利义务;而是讲自己人之间的亲密、责任、信任。

四、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试图借助调查数据的分析,提出一个测量当代中国人公民性的理论框架,用以描述、解释和预测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社会行为。限于条件和能力,本文仅仅做出了一个尝试。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和筛选题目,进行项目分析,并通过四类人(目前看来分化程度还不高)对公益活动的参与、社会公正理念、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等方面去建立测量的效度,以检验这一分类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其次,我们还应探讨不同类型的人是否可能出现在类型上的改变,改变的条件是什么;不同类型的行为是否可能以情境行为的方式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是否有可能在一个维度上得分高的人,在另一个维度中处于不高不低的水平上,而形成另外的类型? 例如,公共性高,情理中庸型。第三,如果根据中国人包容性自我边界的特征,不同情景会有启动效应的话,那么,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是否中国人头脑中具有两套以上供选择应对情景的行为策略。为公、为私;契约、人情。这种构想可能会从社会心理机制的角度支持传统社会的现代转换的假设,或者支持中国人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性应对。最后,从试图对人群进行区分的这一量表的功能上看,对于落在不同维度水平上的个体,还仅仅具有原型分析的意义,在实践中,身份意识的建构,与环境、他人及群体的对话等问题尚未涉及。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注释: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建的公共空间:变迁中的公共性与社区公共参与研究”(2004 - 2007) 课题的部分成果。该项目负责人为杨宜音,项目组成员为缪青、王俊秀、马艳、吴莹。作者特别感谢参与此项研究工作的首都经贸大学亓昕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育辉博士和协助进行入户调查与访谈的研究助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孙克争、白利红、李捷、尹素娟、闻翔、张晓芳、崔伟等同学,六个社区的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以及所有受访者。同时,作者感谢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允许使用2004 年全国调查数据进行公民性测量的探索性研究,感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03 级本科班130 位同学参加该量表编制的预备研究。

参考文献:

刘泽华、张朋荣,2003,《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邓正来,1997a,《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b,《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 1985P1947,《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沟口雄三,1995,《中国的思想》,赵士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焦国成,1991,《中国古代人我关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金耀基,2004,《中国的现代转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林毓生,1999,《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瞿海源、顾忠华、钱永祥主编《自由主义的发展及问题:殷海光基金会“自由、平等、社会正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 》,台北:桂冠图书公司。

徐冰,1999,《情理与审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社会心理学阐释》,《社会学研究》第2 期。

杨中芳,1991,《试论中国人的“自己”:理论与研究方向》,载杨中芳、高尚仁合编《中国人,中国心——社会与人格篇》,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杨宜音,1995,《试析人际关系及其分类——兼与黄光国先生商榷》,《社会学研究》第5 期。

——,2001,《自己人:一项有关中国人关系分类的个案研究》,《本土心理学研究》(台北) 总第13 期。

余英时,1993,《群己之间——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个循环》,《明报月刊》,转引自金耀基《中国的现代转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张静,2000,《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Faulks , K. 1999 ,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Janoski , T. 1998 , Citizenship and Civil Society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kus , H. & S. Kitayama 1991a , “Culture and Self :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 Emotion ,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

——1991b ,“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Self-concept . ”In J . Strauss & G. R. Goethals (eds. ) The Self :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 New York : Springer-Verlag.

Robinson , J . P. , P. R. Shaver &L. S. Wrightsman 1993 , Measures of Political Attitudes . London :Academic Press.

Sampson , E. E. 1988 ,“The Debate on Individualism: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ir Role in Personal and Societal Function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s 1.

Somers , M. 1993 ,“Citizenship and the Place of the Public Sphe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

Triandis , H. C. 1989 ,“The Self and Social Behavior in Differing Cultural Contexts. ” Psychological Review 96(3) .

——1994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 In U. Kim, H. C. Triandis , C. Kagitcibasi , S. C. Choi & G. Yoon (eds. )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 Theory , Method and Applications . Thousand Oakes , London and New Delhi : Sage.

Turner , Bryan 1993 , Citizenship and Social Theory. Newbury Park , Calif : Sage.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罗 琳


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P5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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