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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泽泉: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农民工:重大理论问题与认识判断

潘泽泉  2009年1月9日 19:51  中国社会学网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推动着我国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这种社会结构转变的人口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和程度之深,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空前的。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土地向非农产业的迅速转移,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集中,为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带来强大动力,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和整个社会的面貌。回顾这30年,国家始终把解决农民工问题作为改善“民生”一个重要议程,但是,所有的重要议程和社会政策只是停留在关注国家政策与流动农民工的身份合法性问题、进入门槛的问题(即如何控制问题)、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或者从经济角度考虑引导农民进城、提高农民工收入,而缺乏较为完善的社会政策促进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定居并最终融入城市生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随着我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和城市现代化的积极推进,国家在调整农民工政策应重新思考农民工作为“主体”在城市中的发展和主体性地位问题,重点转向对流动农民工进入后的整合政策,思考如何实现他们与城市的社会整合,实现社会融合;如何帮助他们实现劳动市场介入、提升能力和提供收入支持;如何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即如何实现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整合和发展问题。

一、解放思想:重建农民工的理论认识和判断

胡锦涛总书记在“6·25”重要讲话中提出四个“坚定不移”,第一个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把“解放思想”写入大会主题,并提出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胡锦涛总书记如此高度强调解放思想,昭示全党全民应该重新认识解放思想的伟大意义,迎接解放思想的新高潮。同样,在中国农民工问题上,也同样进入一个重新认识阶段,即重新解放思想,重建关于农民工的认识判断。

1、中国农民工进城的过程,是现代工业发展的过程,也是现代城市发展的过程,是政府推动和促进发展的过程。大量移民由乡村移入城市,这是世界各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大量的移民为工业发展和推动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

一方面,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国际分工的调整、中国经济外延式扩张、民营资本在服务业大量投资、制造业、建筑业的外延式扩张,尤其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在中国的突飞猛进,这是农民工进城的经济的原因;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是最大的体制背景,这也是农民工进城的重大的社会事件和重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这种制度背景需要他们离土不离乡。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于,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管理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减少工业化过程中对劳动力的吸收,断绝农村劳动力的职业转换和农村人的身份变换。或者通过把盲流遣送回家,即在市场准入上规定了各种行政不许可的歧视行为,即在一些行业、地区、城市,中央或地方文件规定不准招用农民工,清退已工作农民工;第二阶段:不改变城市的供给制度,农民工可以离土不离乡,但是是有限制的,通过有条件地允许农民工进城并收取一定的管理或调节费,提高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成本,以按城市需要调节农民工进城的数量;第三阶段:消除歧视,一视同仁,鼓励与支持,但政策不配套不系统,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3个方面82项政策,政府改革的方向是取消制度性歧视和收费,这是推动农民工进城的制度原因。

2、农民工进城是一场重要的农民运动,是亿万群众的伟大的实践,完全符合工业化发展的规律,是一个事关全局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创了政府主导、全社会关注、城乡统筹的新的农民工现象,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更是改革开放的创造者、推动者,是农民工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是用自己的双手建设了自己美好的家园。事实上,中国农民的大规模城市流动这一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不但冲击着实行了多年的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也迫使城市做出持续的制度和政策调整:从“盲流”阶段的农民的自由流动到以户籍政策为核心的保护城市政策中的被禁锢,再到社会身份与职业身份相分离的“农民工”出现,从暂住证制度的实施,到计划生育实施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双重管理,再到打工子弟学校在城市空间内的艰难生存,这是农村三大伟大的创造之一,即土地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民工进城,这同样是是中国农民的又一次伟大的实践。对于农民工对城市的贡献需要重新认识,即农民工进城,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为乡村规模经济的发展积累资金,为农村经济建设积累资金;改变了农村人现有的生存状况,引入了现代城市文明,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自由择业的机会和能力,拓展农民生存和发展空间,摆脱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关系,快捷地接触现代城市文明;农民工进城推动了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改变了公共服务的态度,这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3、农民工进城和素质提高是工业化升级的重要条件。

发展中国经济必然要求改善和提高社会的购买力,而广大农村是中国未来最大的消费群体,中国经济的发展重点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购买力。农村普遍低收入不利于进一步改善农村家庭收入状况,提高购买力;中国城市、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民工。随着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扩张,农民工构成了中国最重要、数量最庞大的一支产业工人,如果城市、农村的产业升级,2亿多农民工的素质没有得到提升,产业升级就难以实现,因此,农民工素质提高是工业化升级的重要条件。因此,中国农民工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关系、农民工素质与工业化升级换代之间的关系,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新的思考。

4、研究流动农民工必须放在全球化背景中的世界劳资关系和工人运动的行动背景及力量对比、世界劳工的地位、经济一体化的劳资关系的框架中来理解,这是一种新的劳动关系,也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新的矛盾问题,经济全球化使中国劳工问题不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研究中国农民工必须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离不开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经济分工体系,需要一种以世界体系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或社会的成员,无论涉及的范围有多么广泛,都涉及了“共同在场的情境”,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的一个生产基地,成为一个为全球生产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世界工厂”,要求我们在“世界工厂”的劳资关系中来理解中国流动农民工,80年代以后中国的开放政策使中国纳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大批发达国家在中国沿海城市设厂,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劳动链条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也逐渐向世界工厂的转变,这是中国全面开放的必然结果。

二、改革开放30年:重建中国农民工的问题意识

十七大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摆到了一个突出的地位上,这是我们党历史上首次在报告中单列篇章来阐述民生问题。这表明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民生正成为我们党工作重点,也显示出我们党对现代化认识更加深刻。中国农民工问题仍然是改善民生所必须面临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农民工问题不解决,必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重建中国农民工的问题意识。

1、许多现实问题需要立即得到解决,涉及到农民工最直接、最现实、最关心的问题,包括工作问题、工资问题、工伤问题、工时问题等。

这些问题体现在:如何预防以拖欠工资为重点,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如何实现以签订劳动合同为重点,加强劳动管理;如何以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为重点,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如何实现以提高农民工实用技能为重点,搞好职能培训和就业服务;如何实现以继续扩大工伤保险为重点,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工伤保险、医疗范围扩大到什么程度;如何实现以保障农民工子女上学为重点,逐步扩展农民工公共服务范围;如何实现以发展区域经济为重点,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解决;如何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从理论上丰富、规范和发掘“中国农民工文化精神”,等等。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涉及到中国社会体制的变革。不仅需要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同时需要长期规划,包括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劳动合同的制定、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问题。

2、农民工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日益凸显,涉及到农民工相关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问题与社区管理问题。

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以前主要是自己最基本的人身安全,现在要求融入城市生活,提供城市公共服务,包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疾病预防和医疗问题、计划生育、住房需求(农民工往往被排斥在购买经济适用房之外)、城市管理和户口、养老保险,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为将来留下沉重的包袱,尤其是现代城市农民工必须面对的以后养老问题、儿童的教育和心理问题,养老问题包括滞守农村的老人、村妇以及以后这些农民工必须面对的自己的养老问题,儿童的教育问题包括留守儿童以及随父迁往城市的儿童的教育问题,留守儿童都是未来中国社会建设和政治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农民工在城市中是否纳入中国城市建设的中长期规划。

3、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民主政治诉求越来越强烈,涉及到与农民工问题相关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政治权力诉求。

农民工的诉求不仅仅只是局限在劳动权益的保护,他们开始出现文化意识、民主政治意识的崛起。在城市,农民工中有大量的1980年后出生的、年满18岁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些人大都初、高中毕业,他们的现代意识、未来期望和精神文化需求凸显,他们要求逐步参加中国民主政治,登上中国历史舞台,而不是简单的、片面的、碎片化的利益诉求,这些农民工开始出现集体谈判、联合起来,积极参加工会等,这是农民工民主政治意识崛起的一种表征。

三、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民工与新的政策判断

在中国,农民的大规模跨区迁移,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它不但冲击着实行了多年的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也迫使城市做出持续的制度和政策调整。但是,所有的政策对农民工规律总结得还不够,农民工在城市中面临的具体问题,如劳动合同、工资问题,带有很强的社会性、群众性、地域性,因此,农民工政策更应该以指导性为主,重点放在工作方法与研究方法上,重点在于宣传与鼓动。

1、坚持推动改革与制度创新。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制度改革需要从长计议,关注体制制约性的问题,更多提出制度创新性要求,不能照搬国际经验,如欧洲的移民式做法、墨西哥的放任自流做法,我们要关心那些关系到农民工问题的最切身利益的问题。对于农民工进城,我们需要一种忧患意识,需要辩证思维,农民工进城需要一种过渡形态,这种过渡形态有利于对城市公共管理与服务的缓冲。

2、坚持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引导农民劳动力合理有序进城,鼓励农民进城转移就业,或回乡创业。

以往农民工进城组织化程度较低,大量涌入城市,城市不堪负重,将来对农民工输出将走县、小城镇的道路,将来国家重大课题在于如何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小城镇的道路,大大分散农民工集中的风险,社会管理上合理的、政治上主动的。

3、坚持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强化服务,积极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引导鼓励农民工自立自强。

坚持从实际出发,既有统一工作日要求与措施,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大胆创新。

4、流动农民工的社会政策策略应该与城乡经济整合相结合,重构我国社会政策体系,将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社会政策总体模式和长期规划问题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的基本框架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政策调整趋势应从控制策略到整合策略,总体的政策定位在于在城市社会中大力提倡公民融合政策,全面和充分地理解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和“工人阶级的新成员”这一重要判断和命题的政策和法律含义,提高社会融入程度,减少潜在的社会排斥;更应重视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工”的社会整合,通过国家调整政策改善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重视移民与主流社会的和谐关系,促进流动农民工与主流社会的整合:帮助新移民尽快适应社会生活;扩大移民的社会和政治权利;规范和降低入籍限制,加快永久性流动农民工的归化进程。

作者简介:潘泽泉(1970-11),男,湖南武冈人,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理论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社会心理与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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