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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

葛剑雄  2009年1月17日 14:37  《南都》1.12讲坛

存在“国民性”吗?

在我们国家,不断有人讨论一个问题,即所谓中国人的“国民性”。也有人说这是伪问题,不存在国民性。我想这主要在于国民性怎么解释。如果把“国民性”解释为“中国人所共有的特点”,或是“普遍的特点”,这是很难成立的。因为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有农业民族、有游牧民族,以前还有狩猎民族,怎么找到大家共有的特点呢?

但是另一个方面,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中的主体汉族,或是受汉族影响比较深的民族,总是有共同性的。这种共同性不一定要扯上“国民性”这样的名称,而是一定地域范围内,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生活的群体的共同特征。

我们以前讨论国民性或地域文化的共同性,往往存在以偏概全、以书面记载代替实际情况等毛病。比如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历来都是尊老爱幼等等。请问世界上哪个民族不是勤劳勇敢、不是尊老爱幼的呢?只是尊老爱幼的表现形式不一样。要考察文化的地域性共同特征,不能仅仅根据某些人的几句话,仅仅根据个别的几个例子,而要使用社会学的方法,用证据来说话。很多学者都说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强调集体,实际真是如此吗?根据是什么?然后再和别国做比较,这样的讨论才有意义。

以前我们比较多的是用毛泽东所倡导的典型的调查研究,找出来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但问题是,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要找典型,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地找到各种类型的典型。比如学生厌学,我给你找一个勤学的典型,说富人为富不仁,我给你找一个富而慈善的人。以前还有一个理论,说要区分主流和支流,你看到这么多其实只是支流,我举出的例子虽然少,但却是主流。你说社会道德不行了,我找几个拾金不昧来给你看看,这才是主流。用毛主席的话来说,要分清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可是谁有资格分清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呢?那就是最高领导。

由于我们今天的情况,就可以想到历史的情况。历史上很多记载,到底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实际,这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如果我们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充分去了解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人群的特征,这才是真正我们要讨论的所谓国民性,或者所谓地域性。

文化的优劣关键在是否适应环境

中国历史上说的华夏诸族,是以黄河中下流地区为基础形成并逐步扩展的。它的生产方式基础是农业生产,有很多观念就是适应了这样的需要。我们以前老是讨论中国儒家文化对或错,其实一种文化能沿袭这么多年,就证明它适应了这个社会。特别明显的,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外来的民族入主中原,他们开始希望用自己的文化来取代中原的,但都没有成功。军事上的征服者一次又一次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道理很简单,地理环境改变了,维持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得不偿失。比如说鲜卑,南迁到山西大同,曾经想开辟大量的牧地,但后来发现,牛羊到了那里是长不好的。

西汉时,中行说受汉文帝派遣出使匈奴,后来投降了匈奴。汉朝使者说匈奴不尊重老人,把最好的衣食都给了青壮年,中行说就说,汉人家里的孩子要去当兵,也是把最好的衣服给他穿、最好的食品带走,汉使说对啊,中行说就说那不是跟我们一样吗?匈奴人年纪大了打不了仗,让年轻力壮的人吃一点好的不是跟你们一样吗?汉使说匈奴没有礼仪,男女老少都是睡在一个帐篷里,中行说就说,我们没有汉人这么多钱,我们睡在一个帐篷里有什么关系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化的优劣,关键在于是否找到适应地理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如果环境有了变化,当然也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再死守这一点就不对了。到了宋朝开始,历代特别强调寡妇守节了,甚至出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言论,这难道仅仅是道德观念吗?不要忘记,宋朝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一亿,此后人口不断增加,到了明朝的最高峰是2亿,到了鸦片战争之前是4亿,太平天国之前是4.3亿。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希望少生,于是道德就占了上风,寡妇不能改嫁,甚至还没有结婚丈夫死了也希望你守节,这是对社会有利的,正好适应社会的需要。

从天下观到世界观

如果我们从小范围讲,汉族生活的农业地区有没有共同性呢?我认为是有的,简单归纳起来,集中反映在其天下观、伦理观、义利观和宗教观中。

首先来谈天下观。今天我们比较多讲的是世界观,但是在古代是没有世界的概念,中国古代说的是天下。中国自古以来,都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有中国在天下中心的范围,而其他的周围都是“夷”。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越是靠近中间越是了不得,那是中原,在今天洛阳一带。如果边疆什么地方发达了,也会自称“小中原”。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越南、朝鲜等,甚至是日本。越南说自己是“小中华”,或是“南天中华”,越南的旧王宫里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匾额。

唐朝时的长安像是个国际城市,各种各样的外国人都有很多,但是唐朝有没有派人出去留学呢?没有,去印度取经的玄奘是偷渡出去的。宋朝时,泉州已经形成了阿拉伯人的社区,也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但是基本上也只是人家来我们不出去的。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最好,出去干什么?

这种观念一直到明朝、清朝都是如此。乾隆皇帝赐给英国使者的诏书里,还是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无有”,天朝什么都有,难得你们国王派你来给我们祝寿,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你的,我们不稀罕你的,还是这样的一种心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打败了,当时看到总得融入世界了,派湖南人郭嵩焘做英国大使,后来湖南人还组织了抗议,认为郭嵩焘丢了湖南人的脸,把他开除湖南省籍。

西方人以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但是他们来了之后,发现连官方都称呼他们为“夷”。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条约里专门有一条,今后不能以英夷、法夷相称,我称你大清国,你要称我大英国、大法国。开始清政府成立了“通筹夷务全局”,后来改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了辛丑条约,专门加了一条,大清必须成立外务部,清朝没有办法,1901年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今后改为外交部。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概念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还没有解放,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台湾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着解放军去解放。“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做了十几年教师,我整天讲这些,我一度对这些深信不疑。即使到现在,我们的教育还是说,中国历史上都比外国强。我是教历史的,不信到大学历史系做调查,有几个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在世界上到底排在什么位置?都认为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其实中国的历史在世界上最多是中等的,我们说自己是五千年文明,其实到现在能证明的也就只有四千年,这个历史跟古埃及有什么好比的呢?人家公元前五千年的东西还在,距今已经七千年了,跟巴比伦也不能比。

中国的确在世界上处于先进的时候,这种天下观没有多大的影响,当中国孤立于世界时,也没有影响。但是当中国进入世界体系,如果还是这样的观念,那是相当危险的。这种天下观彻底解决,就是在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中国人从天下观进入了世界观,从自以为是天下最发达、最文明、最了不得的国家和民族,到承认是世界上很多国家之一,有长处也有短处,这是靠改革开放。

至少现在没有哪一个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国的天下观形成至少有三千多年了,现在改变过来,这是改革开放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要讲中国的国民性,我认为这是国民性很大的进步。

中国人的伦理观是农业社会的产物

中国人的伦理观,是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建立起来的,中国人的伦理观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的。比如孝,现在有人讲弘扬孝总是好的吧,其实孝的本质并不是尊老爱幼,尊老爱幼哪一个民族没有呢?只是尊和爱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孝对农业社会特别重要。像游牧民族、采集民族、航海民族是凭本事吃饭,但农业民族不能比谁种粮产量高,不能凭武力,而是靠周而复始比较简单的重复。民国时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汉朝时没有多少的进步,甚至粮食产量更低,因为人多地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年纪大的人靠什么维持呢?不能靠劳动能力了,那就得靠礼仪制度,通过一种规范保持老年人的地位。中国的伦理,尊老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当时没有社会保障制度,要靠子孙供养,反过来子孙也要依靠家族,所以形成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正因为这样,最早的国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宗族血缘关系上。为了维持这样一套制度,也有一个要求,就是家族要得到繁衍,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后”不包括女儿,只能是儿子。

有一次一个大学生问我,提倡孝有什么不好,我说那明天你老爸老妈给你找一个女孩子,父母之命让你们结婚,明年马上就生孩子,按照孝你必须服从。今天讲孝只能回到尊老爱幼,能回到“以孝治天下”吗?不可能的了。

守节的概念也不是一开始就有,汉朝时妇女还是比较自由的,汉朝皇帝的老婆,一大半的都是“拖油瓶”(编者按:指寡妇带着孩子改嫁),还有不少是再婚。刘秀姐姐的丈夫刚死,她就托刘秀再找一个。当时并不觉得改嫁有什么了不得。为什么后来逐步改变了呢?社会到了一定时候,不再是刺激人口多生,而是要尽量少生,于是就在伦理上造出一整套理论。汉朝已经有人造了这样的理论,但是流行不起来,一旦社会有这个需要,这个理论就上升为普遍化了。到了明清时更加厉害,明清的时候到处造贞节牌坊,树立社会的典型,大家要注意,社会树立的典型往往是社会的稀缺资源。今天一些地方如果到处表彰见义勇为,那可能这个地方乱得不得了。

分家的问题,也是中国伦理的大问题。几代同堂往往受到赞扬,但是实际上往往很少,因为统治者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征税的。比如商鞅变法就有规定,一个家庭有两个成年男子就必须要分家,独立门户,赶快生育,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一方面统治者拼命表扬四世同堂、多少代不分家等,但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征税等希望都是小家庭。大家庭的伦理一直是作为一个典型,实际上仅仅是维持社会的稳定,社会实际并非如此。

改革开放之后大批的人口离开了农村,将中国最后的宗族观念的基础瓦解、消解了。现在广州城里,有几个是大家庭呢?现在各地修家谱、族谱,什么地方的人最积极呢?老家的,县城某某修谱会等。这种伦理观的维持,是靠原来的体制,把人都束缚在土地上,户口不能迁、人口不能流动,但是如果人口频繁流动了,这种观念就会改变。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的需要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促使很多观念发生了变化。最典型的例子,上海已经连续15年本地户籍人口负增长,已经到了维持人口更替的最低标准,已经达到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适当多生一点。上海市这几年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两胎,取消对不生育子女家庭的奖励等。这主要是社会的变革造成的,现代人主要依靠社会保障,靠子女供养观念基本上消解了,相应的伦理观也就发生了变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个观念的比较大变化。

改革开放后敢说“富是光荣的”

第三个观念是义利观。

中国长期以来,财富的来源主要是两个,即所谓的“耕读”。耕就是农业生产,读就是通过科举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这个意思。古代一个家庭被称为“耕读传家”,就不得了。中国古代商人要么非常低调,要么就结交官府,到了清朝时就买一个候补道台做做。很多商人即使赚了钱,也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的子女回归到儒,培养他们念书,或者想办法买一个官做做。

传统中国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的,这一点大家好像都有误解。中国历代都是“权力所有制”,所有财产都是属于皇帝的,所有的大臣、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过是为皇帝管理资产,皇帝可以随时剥夺。皇帝剥夺财产,是不需要讲什么道理的,只要一道命令就可以。传统中国从来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汉朝时每年财政收入分三份,一份是政府开支,一份用于皇帝家族的开支,还有一份最荒唐,给皇帝造陵墓,做皇帝第一件事是先修墓把老皇帝葬掉,还有给自己修墓。

中国历代所谓的“均贫富”,其实都是“均贫”,富是均不了的,因为富的基础就是权力。要均贫富,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打下来然后分掉,但是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很大的破坏。而且一旦真正掌握了政权,政策马上改变了,如果真的坐了天下,不纳粮,统治者吃什么呢?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不是开了这个门,纠正了对财富的观念,能有今天这样的情况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确是带来了不少社会的弊病,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一个政府能够把富民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采取了措施,使它真正地富起来。

为什么其他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基督教的伦理,原来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新教的伦理就通过对教义新的解释,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富裕,不仅是你自己的事,而且是荣耀上帝的事,这是为上帝增光。通过正当的手段致富,上帝也有面子。同时又告诉你,富了之后,应该做慈善、社会公益等等,所以你们的富是堂堂正正的。

根据新教伦理的解释,富说明你有能力,是上帝眷顾你,你也是在荣耀上帝,只要你信上帝就能富,富是光荣的。而中国在义利观上长期是对立的,你要讲义就不能讲利,富了就是为富不仁。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们说富是光荣的,这话能说吗?多少年来我们灌输的,就是把很多优良的品质和贫穷联系在一起,好像富了就没有优良的品质了,“饱暖思淫欲”之类。

因果报应是中国人的准宗教观

最后还想说一说宗教观。大家都知道,中国历来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除了偶然有一段时间皇帝特别尊崇佛教或道教之外,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的情况。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宗教观、信不信宗教?好像都不信,但好像又都信,什么道理呢?

宗教最大的魅力,就是它能够解决很多世俗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解决方法非常简单。为什么说非常简单呢?我们对世俗的观念、伦理或法律,我认同它都要经过一番论证,比如说这条法律为什么对,而宗教不需要这样,宗教信仰是不需要验证的。诺贝尔奖得主信仰上帝的大有人在,有人问科学这么发达,但你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吗?他一句话回答你,上帝不需要验证,上帝就是上帝,这是信仰。有人问太空人,你们到了太空遇到了上帝吗?他的回答是,我在太空的时候更加相信上帝,更需要一个上帝了。

科学再发达,也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前不久我看到一个报道,福建一个人借了人家的钱,他不想还,就赌咒发誓说如果我借了你的钱就被雷劈死,结果他真的当场被雷劈死了。世界上偶然现象太多了,没法用科学来解释,但是宗教就可以解决。一个社会再发达,它会没有突发的困难吗?能没有冤案吗?没有误解吗?再清明的政府、再好的社会保障都是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宗教可以解决。

还有,人的追求,世俗只追求本人,最多涉及到子孙,但是宗教可以有来世。今世有再大的不幸,他知道可以升天、灵魂可以得到超度,下一辈子可以进入一个光明的世界,他就会得到安宁。正因为是这样,全世界所有民族、所有人群,都存在宗教或是准宗教,包括中国。

中国一开始是因为世俗的力量太强了,世俗已经行使了宗教的作用,所以宗教就不发达了。早在春秋时,人们就认为天是通过君主来统治天下的。太阳里有黑子就暗示着君主出现了错误,皇帝就要穿上素净的衣服,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反思自己。如果出现了地震,那是不得了,上天来警告了。如果天文官没有提前预报日食,那是要撤职的,日食表示皇帝被小人影响了。汉光武帝刘秀和严光一起聊天,晚上就睡在一张床上,严光睡着了把腿搁在皇帝的肚皮上,结果天文官第二天就报告,昨夜有“客星犯御坐甚急”。其实这就是政教合一,老百姓长期认为皇帝就是代表天的意志。

现在也有人认为儒教就是宗教,要恢复儒教的地位。我认为儒教在古代确实具有准宗教的事实,但在中国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儒学,而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儒、道、佛,甚至外来的宗教,逐步促使中国民间形成的一种观念,这个观念最大的特点,简单一句话就是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才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一种准宗教观念。这和儒教一部分的理论是一致的,比如说早期儒教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维系了中国社会长期的稳定。你的命不好,还有来世,今世做好事来世就好了,如果这个人很坏,恶有恶报,来世做牛做马。这样大家就解脱了。

很多人说中国没有宗教,或者不信宗教,我认为这不是事实,但是说是完整的宗教体系,也并非如此。这样的层次其实比宗教低,因为宗教有完整的体系,追求的除了物质之外还有精神,甚至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众生、世界。而中国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因果报应观念,更多是追求物质或是自身,或是保佑子孙。比如说子女要考大学,到庙里烧香,如果考上了就还愿,如果考不上是不会去还愿的,这是很功利的。台湾的朋友告诉我,如果到庙里许一个愿,成功了就会烧很多香、点很多灯,但是如果不成功,可能会带很多朋友把这个庙砸掉。这就很难上升到理性,更加适合现代的层面。

我说这些和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呢?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完全的答案。中国的未来是不是需要宗教,我们能不能避免宗教?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本土的宗教?我注意到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怎么发挥宗教对社会的积极作用。我刚才说了,再伟大的国家、再高效的政府,都不可能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问题。一个社会总是有相当一部分人需要宗教,而且通过宗教来解决会使社会成本很低。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找到答案,我觉得比较可行的,政府应该制订宗教法,不是着眼于控制,而是着眼于管理。本土的宗教如果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一般来说比外来的宗教好得多,而且更加适应中国的特色。

不管怎么样,改革开放已经为我们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历来的宗教观念,面向这个事实,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这是我们以前所不可能出现的。

总而言之,我觉得中国人的现代化,除了个人的努力,的确是有群体性的提升。不一定是看整个国民,离开了特殊情况,奢谈国民性是不妥当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群体性的这些问题联系中国的现代化,我想改革开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在天下观、伦理观、义利观和宗教观等方面已经到了前人所没有到达的高度,我想今后的前途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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