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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转型心理学:以群体资格为中心

方文  2009年2月5日 12:43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给中国社会心理学者提供了独特的社会实验室。为了描述、理解和解释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人心理和行为逻辑, 应该呼唤直面社会转型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或转型心理学的研究, 以超越文化特异性路径和稳态社会路径。其可能的核心构念是多元群体(成员) 资格。

关键词:文化特异性路径 稳态社会路径 转型心理学 群体资格

作者:方文, 哲学博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北京 100871) 。

一、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 社会心理学的挑战和机遇

从1978 年的改革开放开始, 30 年来的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历史意涵, 可以和波兰尼的“大转型”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以及布洛维的“第二次大转型” (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相提并论。

波兰尼的大转型历经漫长的历史过程, 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体制对于封建体制的优势。其核心是市场专制主义的逻辑: 自我调节的市场用交换原则吞噬了人类经济体系的互惠原则、再分配原则和家计原则, 使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成为虚拟商品。(注1)其结果是市场和商品原则, 水银泻地式地渗透在西方社会生活中, 并激发了自主社会空间的抵抗、发育和自我保护。

而中国社会转型正发生在波兰尼的“第一次大转型”和布洛维的“第二次大转型”(注2)的交汇点上。(注3)或者说, 中国社会转型浓缩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变革, 它超越了常规的社会变迁, 具有文明转折的意涵。(注4)“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重大的事件, 都发生在中国, 而坎布里奇(哈佛大学所在地) , 仿佛已成为边陲小镇”。(注5)

中国社会转型向社会心理学者提出了严肃的挑战, 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心理学者难得的机遇。中国社会转型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法律体制的改革, 也不仅仅是社会结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深刻变化, 内中还有不同社会力量的此消彼长; 其中, 不断生成的新型社会力量和原有的力量之间或有对抗, 或有合作。但它们都力图雕刻所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诉求, 也力图争夺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行动承诺。置身于其中的中国人, 其社会行动的语境、认同建构的资源和行动逻辑, 都在发生可探测的深刻变化。(注6)

如何系统描述、理解和解释置身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逻辑和机制? 如何把社会转型的现实灌注到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 以缔造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独特品格? 如何培育中国社会心理学者对持久的人类困扰和紧迫的社会议题的深沉关注和敏感? 所有这些是中国社会心理学不得不直面的挑战, 也是它理智复兴的机遇。

本文的目的是抛砖引玉。文章先概要评论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基本成就, 并尝试概括其主宰性的理论视角: 文化特异性路径和稳态社会路径; 然后论证一种捕捉和把握社会转型的转型心理学的路径, 其核心构念是群体(成员) 资格(group memberships) ; 论文还将关注转型心理学的一些紧迫议题; 最后是简短的结论和讨论。

二、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心理学: 概要评论

改革以来, 中国社会心理学已经有了重要的理论及经验积累; (注7)可将其主宰性的理论视角归结为文化特异性路径和稳态社会路径。

(一) 文化特异性路径

文化特异性路径首先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国际学术运动, 始于1960 年代。其基本精神在于确定社会心理和行为的文化嵌入性(cultural embeddedness of social mind and social behavior) , 并已经产生庞大的跨文化或文化比较(cross-cultural) 的学术产业; 其基本成就在于确立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中的解释地位; 其意旨在于比较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的差异, 以揭示文化语境和社会心理及行为之间确定的逻辑关系。在这场学术运动中,中西文化差异以及相应的中国人/ 西方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的不同面向和不同水平的差异, 受到广泛探讨, 并产生了影响广泛的研究成果, 如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维度的构造。(注8)

文化特异性路径经过1970 年代中国港台社会/ 行为学者的努力和传播, 对大陆社会科学界包括社会心理学界产生一定影响; 其别名是中国文化特异性取向。在此框架下, 中国社会心理学已经有了相关成果, 如中国人的人情/ 面子/ 关系模式、中国人的认知方式以及自我观念等。这些研究致力于探讨中国文化的特定面向对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塑造方式, 为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文化特异性路径所蕴涵的智慧启迪功能正慢慢衰竭。(注9)系统的检讨和质疑正在精致化, 其替代方案亦在成熟之中。

检讨和质疑涉及它的元理论层面与经验资料的收集和解释层面。概括起来, 文化特异性路径的元理论预设主要是文化实体论和文化—行为的因果决定论。

对文化特异性论者而言, 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似乎存在凝固的和同质性的文化实体。而在中国人的文化语境中, 被假定作为主要代表的儒家传统, 亘古不变地塑造着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姑且承认这种宿命论式的文化观和汉族中心主义的傲慢, 但是, 改革开放以来甚至远自五四运动以来, 中国人的文化语境能简化为儒家传统吗?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伦理, 无论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领域, 也都扮演了基本角色。如果要粗略勾画当代中国的文化地图,马克思主义占据核心, 而市场经济伦理至少和不断重构的传统文化(它绝不止是儒家传统!) 具有类似地位。

文化实体论又和文化—行为的因果决定论密切关联。其逻辑简洁、切合直觉: 不同的文化共同体有不同的文化模式, 不同的文化模式决定其语境中的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和行为模式, 其结果就是文化比较研究中所发现的不同文化模式中的个体与群体的心理和行为差异。这实际上是“文化归因谬误” (cultural at tribution fallacy) 。(注10)

跨文化框架下的经验资料的收集和解释也面临严格而细致的检讨。第一, 文化变量的操作化问题。跨文化研究中的自变量首先是国家; 国家变量被不合理地归为文化变量。换言之, 在跨文化研究中, 有实质性的非文化变量( noncultural variables) 渗透进来, 成为含混变量(confounding variables) , 如生态变量、人口变量或个人特征变量。(注11)

第二, 文化间和文化内的差异以及文化一致性问题。有大量的跨文化资料显示, 社会心理和行为在文化间的差异( inter-cultural differences ) 小于文化内的差异( intra-cultural differences) ; 甚至文化间没有差异, 而文化内部则有重大差异。文化变量存在过度解释、随意命名和标签化倾向。

第三, 文化维度问题。最有影响的文化维度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欧瑟曼等人在长达70页的评论论文中, 对1980 —1999 年期间所有与之有关的论文进行了元分析(mata-analysis) , 或曰定量化的文献评论。(注12)他们发现, 对所谓的美国文化而言, 欧裔美国人并不比非裔美国人更多个体主义倾向, 也并不比日裔或韩裔美国人更少集体主义倾向。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来描述西方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也不确切。

第四, 孰因孰果问题。即便文化和行为之间有关联, 是文化导致行为还是行为导致文化的箭头方向也并不明确。(注13)

而文化特异性路径的替代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案也在不断完善之中。

首先是美国社会理论家斯维德勒的工具箱模型。她的基本命题是“文化在行动中” (culture in action) 。对作为能动行动者的个体而言, 他/ 她不是文化体系的木偶。通过濡化或文化化过程(enculturation) , 行动者所习得的文化语库(cultural repertoire) 只是其行动中可调动的符号资源或“工具箱”(the tool-kit) 。(注14)行动者策略性地选择和权衡相关的符号资源, 并且在行动中建构和重构这些符号资源。于是, 不存在凝固的文化实体; 而文化之于社会行为, 也没有粗暴的因果决定论。斯维德勒的文化模型已成为美国新文化社会学的基石之一, (注15)并催生了新的文化模型, 即文化体现在特定群体的社会行动中, 或“文化在社会互动中”。(注16)

其次是法国认知人类学家斯培尔贝的文化表征的传染病模型。对斯培尔贝而言, 特定文化有其物质性的“文化表征”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 它们在文化共同体内部和文化共同体之间不断地生产、传播和再生产。而文化化过程就是文化表征的传播过程, 或文化“病毒”的传染过程。即使置身于同一文化共同体中, 文化表征的传播在每个个体身上的分布也是不一样的,如同病菌的传染。在传染病流行的时候, 有的人重度感染, 甚至死亡, 有的人只轻度感染, 还有的人对其完全免疫。剥离其病理学的外壳, 在同一文化共同体中, 不同成员的文化化过程就是文化表征的感染过程( the epidemiology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 有不同的分布状况。(注17)其结果是同一文化体系对不同成员的“感染程度”有质的差别。

上述理论模型基于理论论辩。在社会心理学的语境下, 以文化认知和知识激活( knowledge activation) 的理智脉络为背景, 以典范实验程序文化启动(cultural priming) 为基础, 文化—社会行为的新模型被构造出来。这就是赵志裕和康萤仪夫妇的文化动态建构论( dynamic constructivism of culture) 模型。因为不同的机缘, 如移民或跨国的工作经历, 有部分人生长和生活在双文化甚至多文化语境中, 他们具有“双文化或多文化的心智” ( bicultural or multicultural mind) 。(注18)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 所有人都可能具有双文化或多文化的心智, 因为没有人生活在同质性的单一(亚) 文化语境下。禀赋多元文化心智的行动者, 在特定语境下的心理和行为表现, 因此转变为“领域—特异的” (domain-specific) 文化知识如何被启动和激活问题。他们创造性地构造了以文化符码/ 意象(cultural icons) 作为启动因子( the primes) 的文化启动程序。他们发现, 文化之于社会行为的意义, 遵循以文化启动为基础的文化框架转换(the switch of cultural frameworks) 和知识激活原则。(注19)

(二) 稳态社会路径

稳态社会路径并没有系统的理论主张, 但它内含在大量的经验研究之中。这类研究的共识特征体现在其问题意识、方法论偏好和资料收集的程序等诸多环节。

它们的问题意识更多的是源于对西方主流学界尤其是北美社会心理学界认真的追踪、模仿和复制, 并常常伴随中西文化比较的冲动。在积极意义上, 稳态社会路径的这种问题意识, 不断地帮助国内学子研读和领悟主流学界的进展; 在消极意义上, 它使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精神品格蜕变为北美研究时尚的落伍追随者。北美社会已经是高度稳态的程序社会, 北美学者问题意识的生长点主要是稳态社会的枝节问题; 而偏好稳态社会路径的中国学者置身于其中的是转型社会。社会心理现象的表现形式、成因、后果和应对策略, 在稳态社会与转型社会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异。

稳态社会路径的方法论偏好可归结为真空中的个体主义。在研究过程中, 活生生的行动者被人为地剔除了丰富多彩的特征, 而被简化为高度同质的原子式个体。本该面向社会关怀的社会心理学蜕变为“非社会的” (asocial) 社会心理学或个体心理学。(注20)

而资料收集程序, 依照泰弗尔的批评, 乃是真空中的实验或问卷。(注21)宏大的社会现实被歪曲或简化为实验室或田野中互不相关的个体之间的虚假互动。

在文化特异性路径和稳态社会路径之外, 已经有一些直面社会转型的精彩研究, 如周晓虹的有关农民工城市生活体验的研究, (注22)王春光的有关新生代移民认同危机和认同重构的研究, (注23)胡荣的有关农民上访和政治信任流失的研究, (注24)杨宜音的有关当代中国人公民意识的研究。(注25)这些研究的基本品质在于研究者对社会转型的不同侧面的高度敏感性, 并以之为基础构造研究的问题意识。

三、转型心理学的核心构念: 群体资格

(一) 转型心理学的基本逻辑

1. 人的社会存在特征: 多元群体资格

群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的集合。这些个体认为自身是同一社会范畴的成员; 在对这个群体和群体成员资格的评价上, 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共识, 即至少有一个他者的承认。(注26)所以,群体的识别以及群体成员资格的获得是内群自我界定和外群社会界定的互动结果。而外群的社会界定, 在宏观上就是个体置身于社会范畴化体制或社会分类体制( the system of social categorization) 的限定中, 在微观上就是在场他人的社会范畴化过程。但无论是社会分类体制还是在场的他人, 都使自我界定的主观意味具有客观内涵。

每个个体从出生开始就是能动的行动者或“被驱动的策略家” ( the motivated tactician) 。(注27)他/ 她需要和社会语境中的多元力量不停歇地终身争斗和博弈。这些社会力量都力图在个体身上铭刻印记, 型塑自我意象。而个体则在生命历程中力图让这些力量各得其所、各安其位, 使之成为建构自身独特而动态的完整生命(the whole person) 的资源。人之于命运也因此具有一种崭新的历史形式: 多元社会力量的雕刻对行动者动态完整生命的建构。

具体说来, 行动者动态完整生命的建构, 就是在生命历程中每个人都主动参与和建构其独特的群体生活。基于既定的社会分类体制, 每个个体从出生时起就被赋予元群体特征集, 并生长在特定的文化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甚至宗教共同体当中, 同时获得这些共同体的群体成员资格。他/ 她还以之为基础, 力图在生命历程中寻求其他动态而多元的群体资格,如教育程度、职业类别、消费品味等。生命的成长及其社会存在的意义,就是多元群体资格不断获得和丰富的过程。而多元群体资格的获得过程也是个体作为能动者参与社会生活, 习得和建构群体知识和集体记忆, 并展现其终身不懈的认同努力的过程。换言之, 人的社会存在特征也就是个体终身不懈地追求其多元群体资格, 并建构其独特的完整生命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 一树一菩提, 一人一世界。

2. 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心理意涵

中国社会转型已经并正在型塑中国人的历史命运。不存在没有担当者的社会转型, 也没有对社会转型完全免疫的中国人。中国社会转型通过型塑不同的社会力量, 必然在所有的中国人身上烙上独特印迹。

而这印迹绝不是随机的和偶然的, 也不是个别性的。它必然体现在有共同历史命运或共同认知/ 体验/ 意向的个体身上, 使多元群体成员资格的生成渠道和空间、组合方式和权重发生变化。以多元群体资格为核心, 就可能准确刻画中国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主要社会心理现象和过程。

准确刻画中国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主要社会心理现象和过程, 似乎还有其他竞争性的构念,如不断生成的新社会角色或新的社会认同。但群体资格相对于社会角色或社会认同而言更有解释优势。

3. 群体资格在中国主流社会学研究中的兴起

在中国主流社会学关于社会转型的研究中, 群体资格变量已经凸显。这有两层含义: 首先,一些典范研究, 如费孝通先生有关“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和“文化自觉”的思想, 已经深刻地关涉民族成员资格和文化共同体的成员资格问题。换言之, 可以用民族资格和民族认同与文化资格和文化认同来重新诠释费先生的思想。另外, 一些重要研究已经召唤群体资格变量的来临。如陆学艺的社会分层研究, 李培林的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 (注28)孙立平的底层群体和优势群体研究以及沈原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研究, 已经昭示与特定群体资格有关的阶层意识、阶级意识和地位认知等社会心理过程的重要性。

概言之, 群体资格变量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已经凸显。应该有意识而系统地将它灌注到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中, 使之成为新的解释资源和理论构造的灵感。

4. 转型心理学的基本逻辑

转型心理学的基本逻辑可总结为图1 的形式。

中国社会转型已经并正在改变中国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语境及种种基本的社会力量, 并对每个行动者进行雕刻。社会转型的雕刻过程类似于文身。第一, 社会转型必然会在每个中国人身上烙上独特印迹, 借助独特而敏锐的研究方案可以揭示这印迹的形态和流变; 第二, 这种雕刻过程不是社会转型对人单向的强制过程, 而是文身师和被文身者之间的互构过程; 第三,雕刻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社会艺术的创造。

社会转型的雕刻过程有其阶段性成果。这就是行动者基于社会分类体制而加入不同群体,从而获得不同群体的成员资格。但群体资格的获得并不是“全或无”的逻辑; 它存在非群体资格—部分资格/ 准资格—完全资格的梯度特征, 如入党积极分子—预备党员—正式党员。群体资格的梯度特征也许和群体的元资格或者先赋资格无关, 因为先赋资格的获得就是“全或无”的逻辑; 但所有的非先赋资格的获得几乎都存在梯度特征。这种梯度特征不仅体现在个体的多元群体资格中, 也存在于法人或组织的成员资格中, 如国际组织中的非成员—观察员/ 候补成员—正式成员。尽管部分资格/ 准资格(the partial memberships) 的研究刚开始, 但其设置和获得过程可能隐含了社会运作的独特奥妙。(注29)

任何群体资格的获得也都伴随认同建构或解构/ 重构的过程。但群体资格和社会认同之间质的区别, 几乎在所有的社会认同视角中都被混淆或被忽视, 它们被误解为同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社会认同是行动者对特定属性如自身群体资格的积极的认知评价/ 情感体验和行动承诺。先有群体资格, 后有可能的认同, 但它们并不必然对应。行动者对自身的群体资格并不必然有认同感,或者说群体资格和认同并不必然协调一致。而这种不一致会激发行动者放弃或改变这种群体资格, 去寻求新的群体资格。行动者新的群体资格的寻求和获得过程, 也就是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过程。(注30)通过认同建构或解构/ 重构, 个体在培育和营造着其动态的多元社会认同。

前述所有过程都可归结为社会转型中的行动者终身不懈的认同努力(identity work) , 以求缔造其动态而同一的完整生命。援引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的精妙构念: 在社会转型中, 每个个体作为能动行动者, 通过终身不懈的认同努力, 都在缔造自身独特的“多元一体”的完整生命。“多元”是指每个行动者身上的多元群体资格; 这些多元的群体资格又以行动者的肉身(及其延伸) 作为具体表征, 成就其独特的完整生命。(注31)

(二) 社会转型对基本社会心理过程的型塑

个体多元群体资格的获得与认同建构或解构/ 重构的过程, 内含基本而普遍的社会心理过程。社会认同理论家已经揭示了这些基本的社会心理过程的运作逻辑: 社会范畴化过程、社会比较过程、认同化/ 认同建构过程(identification) 和认同解构/ 认同重构( de-identification/re-identification) 。(注32)但中国社会转型已经渗透在所有这些基本社会心理过程中, 使中国人多元群体资格的生成渠道和空间、组合方式和权重发生深刻变化。

1. 社会转型中的范畴化过程

社会范畴化或社会分类是群体资格获得的基石。因为社会分类的尺度和标准是多元的, 所以行动者的群体资格从出生时起就是多元的, 并且在生命历程中不断丰富和拓展。

范畴化过程具有交互性。其一, 行动者一出生, 就生长在既定的社会范畴化语境中, 被分类和标定。其二, 行动者以自我为中心, 对自身和在场的他人进行分类, 把自身和他人纳入确定的群体之中, 同时行动者自身也被在场的他人所分类。其三, 行动者的分类和他人的分类具有最低限度的重叠共识。也正因为如此, 对群体资格的评价是社会共识性的, 并且社会范畴化体制是共享实在和社会表征体系的一部分。(注33)

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 社会范畴化的结果就是依照特定的品质或维度型塑我们—他们(我群体—他群体, 内群—外群, 局内人—局外人) 之间的群体符号边界, (注34)同时也导致种种的内群偏好(ingroup favoritism) 和外群敌意(outgroup hostility) 。

在行动者多元的群体资格中, 有的资格会被贬损, 从而被标上“污名” ( stigma) 印记。污名成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核心构念主要归功于戈夫曼。(注35)而污名内含复杂的逻辑: 首先是辨析并标定差异, 然后把差异和消极特征相关联, 并区分“他们”和“我们”群体, 最后是作为结果的地位缺失和歧视亦即社会排斥。(注36)

污名化过程( stigmatization) 或污名标定预设两类行动主体: 污名标定者或施污者( the stigmatizer) 与被标定者或受污者(the stigmatized) 。(注37)污名化过程对施污者而言, 具有一系列积极的意义, 其结果是他们对社会资源、机会和权力的垄断, 及其优势地位或权势地位的建构、维持和再生产。(注38)

但对于受污者而言, 污名化过程不仅使他们丧失了作为共同体有机成员的正当的权益、福利和生活机会, (注39)也会对他们的社会心理生活产生致命的伤害, 其核心是认同威胁(identity threat) (注40)和自我耗竭(ego depletion) 。(注41)而认同威胁和自我耗竭则会危及行动者动态的完整生命的建构, 以及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精神创伤或本体安全感的缺失。(注42)更严重的是, 基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th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 fMRI) , 与污名相伴的社会排斥,作为社会伤害, 和生理伤害类似, 有其大脑的神经相关物。(注43)

尽管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分类体制的变化还没有被系统研究, 但一些基本事实已经呈现出来。中国社会转型对范畴化过程的所有方面都有显著影响。第一, 每个中国人从出生开始就遭遇的社会分类体制在转型前后经历深刻变化。改革前的社会分类标准从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档案身份转变为改革后的多元尺度。第二, 社会分类体制中的某些部分正在发生改变, 如以出生地为尺度的户籍分类方式。第三, 新的分类尺度和线索在不断生成, 群体资格的获得渠道和空间在不断拓展。

2. 社会转型中的比较过程

特定群体资格的显著意义只有在和他群体的比较中才会呈现出来。(注44)我属群体(one's owngroup) 的评价基于对特定的他群体的参照。这种参照依据价值—负荷的品质和特征通过社会比较而获得。内外群之间积极的差异比较(discrepant comparison) 产生高声望, 而消极的差异比较则会导致低声望。通过内群—外群比较, 积极评价我属群体的压力导致社会群体力图把自身和其他群体区别开来。(注45)

中国社会转型已经并正在改变中国人群体资格的比较尺度和参照标准。第一, 社会分类体制中的地位评价标准在发生剧烈变化。第二, 比较尺度和参照标准迈向多元化。第三, 特定群体因为社会比较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在不断增强, 而不满也在累积。

3. 社会转型中的认同建构过程

通过社会范畴化, 行动者秉承多元群体资格建构特定的内群偏好和外群歧视, 并型塑内群和外群之间的符号边界。通过与外群的社会比较, 内群强化其群体特异性( group distinctiveness) 。所有这些过程及其结果, 不过是行动者认同建构的资源。而社会认同化过程,即认同建构过程, 也就是行动者将其成员资格内化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 是行动者对其群体资格的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行动承诺。

过分主观化的社会认同化过程, 必然体现在可预测的规则化的社会行动中, 并以之作为可察觉的行为线索。(注46)或者说, 对特定群体资格的认同建构一旦获得, 它就是动态的而不是凝固的, 它必然通过规则化的社会行为不断地彰显出来。规则化的社会行为有两个基本功能。其一,它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可感知的群体标志。而这些群体标志是识别和评价群体资格的基本线索,同时也是群际符号边界的线索。这些标志主要有话语行为模式(注47)和消费模式等。其二, 规则化的社会行为是群体记忆和社会表征体系的载体。其结果是群体资格的显著性( salience) 被不断地激活, 社会认同和群体符号边界在行动中被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

而社会转型所解放的自由流动空间扩大和丰富了中国人的认同建构资源。

4. 社会转型中的认同解构/ 重构

行动者的特定群体资格和特定的社会认同并不必然对应。换言之, 行动者并不总是认同自己的某些特性, 如男性不愿再做男性, 这时认同解构就发生了。

认同解构含义简洁而质朴。它意味着行动者对其身上的某种群体资格不再有认同感, 他/ 她寻求放弃或脱离这种群体资格, 并致力于追寻新的群体资格即认同重构。认同解构和认同重构因此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向。

认同解构/ 重构必然伴随对应的行动策略。(注48)其一是个体流动(individual mobility) : 个体会试图脱离以前的所属群体。其二是社会创造性( social creativity) : 通过重新界定或改变比较标准, 群体成员为内群体寻求积极的特异性。其三是社会竞争( social competition) : 群体成员通过与外群体的直接竞争寻求积极的特异性, 以试图逆转内群和外群的相对位置。

社会转型在拓展中国人的认同建构资源的同时, 也不断丰富了中国人的自主选择空间和渠道。认同解构/ 重构的方式、机会和策略因此在不断分化。

总之, 社会转型在型塑和雕刻所有的与群体资格有关的基本社会心理过程。

四、转型心理学的紧迫议题

(一) 多元群体资格及其权重: 度量问题

群体资格要成为转型心理学的核心构念, 其测量方式的构造就成为最基本难题, 因为它是群体研究定量化的基础。而群体资格的量具设计必须满足几个基本条件。

第一, 简洁、有效而可信。它能真实测量个体的多元群体资格而不是其他, 并且重复测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第二, 测量的结果能够反映多元群体资格的类别、优先顺序和权重等级。或者说, 群体资格的测量, 能够反映个体多元群体资格之间的权重差别, 也就是群体资格在实体性感知(perception of group entitativity) 上的差别。(注49)

第三, 它能关注多元群体资格在社会转型中的变迁轨迹。行动者的多元群体资格的构成、组合方式和相对权重, 在生命历程中会不断发生改变; 而量具的结果应该能解释其变迁的轨迹。

第四, 它能为公民社会的共时和历时比较提供一种度量方式。因为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熟程度与个人后致的群体资格密切关联。

围绕着群体资格的度量, 试研究(pilot study) 已经开始, 并且有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二) 转型中国的群体地图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结构地图已经被系统勾画。(注50)但社会结构地图并没有关注当事人的社会心理过程。而要系统刻画中国人的所知、所感和所行, 必须从结构层面深入到人心层面。群体地图的目标就是要勾画转型社会中不同群体的构成特征、认知方式、情感模式、惯例行为模式和生命期盼。

特定群体样本, 如留守儿童群体、(注51)新生代流动群体(注52)和北京基督新教群体, (注53)已有初步研究。这些研究开始关注所及群体的特征、认同方式、行动模式和符号边界的建构逻辑。但整体的群体地图还几乎是空白。

社会转型催生了许多新群体, 如新生代流动群体、留守儿童和留守配偶群体、新工人群体、下岗群体、宗教群体、兴趣群体和新社会阶层。社会转型也重新界定了既有群体的生命轨迹,如政党群体、公务员群体和军人群体。所有这些群体都有待系统研究。

物理地图的修改和变化体现了社会生态的变化。而群体地图的绘制也应能体现群体变化的轨迹。因此, 关注不同群体, 并积累相关的追踪资料, 也是研究的基础性任务。

(三) 国家建设: 公民认同和世界公民意识难题

中国社会转型及其和平发展已经拓展了中国人的活动舞台和空间。在国际层面, 它伴随着地缘政治格局和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 而在国内, 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和不同户籍人群之间的社会认知和利益分化甚至是冲突, 也在不断加剧。所有这些都对国家建设提出挑战。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国家建设目标, 就是牢固确立宪法作为共同而超然的政治语法, (注54)培育和强化哈贝马斯所勾画的“宪政爱国主义”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的情操, (注55)以超越和统合人民共和国内部的不同地域、族群、宗教和语言等多元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差异。换言之, 在共和国所有公民的多元群体资格和多元社会认同结构中, 政治共同体的群体资格和公民认同及国家认同应该占据相对的优先地位, 以超越地域、族群、宗教和语言的分歧和差异。

国家建设的现实严峻挑战是台独、藏独和疆独势力。它们不仅是国内问题, 也是国际问题:矮化和敌视中国的不同国际势力都想乘机介入。台独、藏独和疆独的社会心理意涵有两方面含义: 对这些分裂势力而言, 他们企图用地域认同、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来凌驾甚至替代公民认同和国家认同; 对国际敌对势力而言, 他们企图用种种方式来丑化和打击中国人的公民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认同信心(identity confidence) 。

在对共和国公民认同的培育中, 如何构造从容而自信的认同技术, 调动认同资源以锻造和强化公民认同、国家认同和世界公民意识, 是紧迫的理论难题和实践难题。

五、未竟的结语: 迈向转型心理学

在宏观层面, 中国社会转型通过不断建构或解构/ 重构的社会分类体制, 或者在改变中国人先赋群体资格(如性别、民族或出生地) 的意义和评价, 或者为后致群体资格(如教育、消费和公民参与) 的获得渠道和机会拓展空间, 或者在制度性地标定和生产新型群体资格(如不断涌现的新职业资格和污名) ; 在微观层面, 行动者的旧的群体资格的放弃和新群体资格的获得,也就是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过程。

以群体资格为核心的转型心理学可为直面中国经验的社会心理学提供洞识和灵感。这种中国经验不是基于所谓的文化特异性, 而是基于独特的转型过程和转型逻辑。第一, 群体资格能从结构深入到人心, 从而为中国社会转型研究提供替代视角。第二, 群体资格能成为一种可能的概念框架来统合不同传统的认同研究, 如元认同、文化/ 族群认同、公民/ 国家认同、宗教认同和污名。(注56)因为这些不同的认同类别都可以转换为行动者对其自身的特定群体资格的积极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行动承诺。第三, 它可能为理解宏观—微观的二元对立提供新思路。因为就任何一个个体而言, 他/ 她确实是微观的, 但在这微观的行动者身上, 我们能够发现和揭示宏观力量的印记, 这就是行动者所获得的多元群体资格。第四, 它可能提供替代视角来研究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熟程度。

以群体资格为核心的转型心理学还具有实践意义: 第一, 群体地图的构造有助于理解群际冲突与和谐的内在机制, 从而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和民生关怀提供有益的建议和对策。第二, 培育和强化国民的公民认同/ 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治理和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目标之一。通过对行动者多元群体资格的研究, 有可能提供从容而恰当的认同建构技术。

直面中国社会转型, 我们满怀期许和信心: 中国社会心理学正在理智复兴的征途上。

 

注释: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 年度重大项目《行动者群体资格研究: 转型社会的实践与理论》(项目批准号: 06JJD840001) 的部分成果。本文的基本思路受惠于沈原和郭于华的启发和激励, 而“转型心理学”的概念是沈原构造的; 本文的写作和修改受惠于匿名审稿人的批评以及高明华的帮助。谨此致谢。

注1: 参见卡尔·波兰尼:《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冯钢、刘阳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

注2: M. Burawoy , “A Sociology fo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 vol. 26 , 2000 , pp. 693-695.

注3:参见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 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 第170 页。

注4: 孙立平:《社会转型: 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1 期

注5:转引自孙立平:《转型社会学: 发展趋势与面临的问题》, 未刊稿, 2007 年。

注6:方文:《群体资格: 社会认同事件的新路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1 期。

注7:乐国安主编:《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进展》,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注8:G. Hofstede , Cultureps Consequences :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 Beverly Hills ,CA : Sage , 1980.

注9:赵旭东:《反思本土文化建构》,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注10、注11、注13: D. Matsumoto , and S. H . Yoo , “Toward a New Generation of Cross-Cultural Research , "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 vol. 1 , no. 3 , 2006 , pp. 234-250.

注12:D. Oyserman , et al. , “Rethinkin 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es ," Psychological Bulletin , vol. 128 , no. 1 , 2002 , pp . 3-72.

注14:A. Swidler , “Culture in Action : Symbols and Strategies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vol. 51 (April1986) , pp . 273-286.

注15:P. Smith , ed. , The New American Cultural Sociology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 y Press , 1998.

注16:N. Eliasoph , and P. Lichteman , “Culture in Interaction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vol. 108 , no.4 , 2003 , pp. 735-794.

注17:D. Sperber , Explaining Culture : An Naturalistic Approach , Oxford , UK : Blackwell , 1996 ;赵旭东:《表征与文化解释的观念》,《社会理论学报》(香港) 2005 年第2 期。

注18:C.-Y. Chiu (赵志裕) , and Y.-Y. Hong (康萤仪) , Social Psychology of Culture , New York : Psychology Press , 2006 , pp . 281-307 ; Y.2Y. Hong , et al. , “Multicultural Minds : A 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Culture and Cognition ," American Psychologist , vol. 55 , no. 7 , 2000 , pp. 709-720.

注19:E. T. Higgins , “Knowledge Activation : Accessibility , Applicability and Salience ," in E. T. Higgins andA. E. Kruglanski , eds . , Social Psychology :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 New York : Guilford Press ,1996 , pp. 133-168.

注20:方文:《学科制度精英、符号霸权和社会遗忘: 社会心理学主流历史话语的建构和再生产》,《社会学研究》2002 年第5 期。

注21:H. Tajfel , “Experiments in a Vacuum ," in J . Israel , et al. , eds . , The Context of Social Psychology : A Critical Assessment , London : Academic Press , 1972 , pp. 6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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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3: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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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7:方文:《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1 期。

注28:李培林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注29:方文:《群体资格: 社会认同事件的新路径》,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1 期;刘爽:《部分群体资格: 高校学生入党经历研究》, 未刊稿, 2008 年。

注30、注31:方文:《群体资格: 社会认同事件的新路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1 期。

注32:M. Hogg , and D. Abrams , Social Identifications , London : Routledge , 2001 ; H. Tajfel , and J . C.Turner ,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 in S. Worchel , et al. , eds . ,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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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9:Abrams , et al. ,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 New York : Psychology Press , 2005.

注40:B. Major , et al. ,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tigma ,"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 vol. 56 , 2005 , pp. 39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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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2:方文:《群体资格: 社会认同事件的新路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1 期。

注43:N. I. Eisenber ger , et al. , “Does Rejection Hurt ? An fMRI Stud y of Social Exclusion ," Science , vol. 30(October 2003) , pp. 290-292.

注44:H. Tajfel ,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1 , pp. 256-259.

注45、注46:方文:《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1 期。

注47:乔纳森·波特、玛格丽特·韦斯雷尔:《话语和社会心理学》, 肖文明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注48:H. Tajfel , and J . C. Turner ,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 pp. 19-20.

注49:V. Yzerbyt , et al. , eds . , The Psychology of Group Perception , New York : Psychology Press , 2004.

注50: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注51:叶敬忠等主编:《关注留守儿童》,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注52: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3 期。

注53:方文:《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1 期。

注54:陈端洪:《宪治与主权》,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7 年。

注55:F. I. Michelman , “Morality , Identity and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 Ratio Juris , vol. 14 , no. 3 ,2001 , pp. 253-271.

注56:方文:《群体资格: 社会认同事件的新路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1 期。


〔责任编辑: 刘亚秋〕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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