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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定:社会学与总量—结构的宏观政策

刘世定  2009年2月12日 12:40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诸多社会矛盾的呈现,提示人们在宏观政策的制定和运用中,不仅要注意总量分析(如运用国民总产出、总供给、总需求、价格总体水平这些概念进行的分析) ,而且也要注意社会结构分析,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总量—结构的宏观政策,并不断完善之。

在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共同影响下,在政府宏观政策思想中逐渐形成并流行开来的公式是:政府管总量,市场管结构。这里所说的“结构”实际是指产业结构。然而,社会结构并不限于产业结构,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结构要素;并且,市场不仅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且也因与之相联系的其他社会结构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结构因素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并进而影响着财富的生产、分配以及社会的和谐。社会学可以从结构分析着手介入宏观政策研究(当然还有其他的入手点,此处暂不谈) 。

在这个方面有许多工作可以做,并可以和总量分析基础上的宏观政策研究结合起来。比如,在下面的框架下(见图1) ,就有不少问题可以提出来研究。

此处仅举几个与时下常用的政策措施有关的例子提出一些具体问题,以抛砖引玉。

1. 当前,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的扩张和收缩中是一项重要政策。然而,财政政策的实施总是在一定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群体结构下进行的,那么,它是在怎样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群体结构下面运作实施的? 在一定的结构下面,调节总需求的扩张性或收缩性财政政策施与的不同渠道在运行机制上是否会存在差别? 对一定时期中的投资乘数或消费乘数是否存在不同的影响? 从而,对于国民总产出及社会代价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不同的政策施与渠道对社会分化状况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如果存在,在国民总产出和社会分化状况之间做何权衡? 相应地,应选择怎样的财政政策施与渠道?

2. 在短期中,权力结构和利益群体结构是既定的,但在长期中则是可变的。考虑到结构的可变性,需要研究在不同的结构下面,特定的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对国民总产出、对社会的分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长期着眼,怎样的社会结构可以使财政政策工具发挥更好的作用? 配合以怎样的政策,可使更理想的目标得以实现?

3. 金融政策是影响国民经济运行和社会分化状态的另一重要政策变量。金融政策的实施,离不开一定的金融组织结构,离不开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占有、控制结构。那么,就短期而言就必须考虑:在政策实施期当中,这些结构是怎样的? 在一定的结构下面,货币政策措施的不同组合将通过怎样的利益机制影响国民经济总产出和不同群体的收益? 在两者之间怎样协调和权衡,并选择怎样的货币政策措施组合?

4. 在长期中,金融组织结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的占有结构是可变的。那么,不同的结构会对国民经济运行和社会结构的再变化产生怎样的影响? 怎样的结构值得争取并具有可行性? 考虑到这些因素,怎样把用于短期结构—总量调节的金融政策和有利于长期发展的结构—总量政策结合起来?

5. 总体价格水平是判断宏观经济走势以及相应可能发生的某些社会问题的重要依据,也是制定相应宏观政策的依据。然而,总体价格水平的确定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而且与社会结构有关。众所周知,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有不同的消费支出结构。因消费支出结构不同,价格变动只要不是在所有商品之间按相同比率发生,则对不同货币收入群体之实际收入的影响就会不同。基于此,如果用价格指数来调整价格变动对实际收入的影响,那么,不同的收入水平的群体事实上会有不同的价格指数。这意味着,在宏观政策制定中,根据一个价格指数来估量价格变动对人们实际收入的影响是存在忽略结构性差异的问题的。在引入社会结构思维的前提下,要弥补这一不足,需要利用按收入分层的价格指数。

6. 对谈判地位较弱群体的保护性政策(如最低工资政策) 也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组织结构中实施的。在一定的结构下,怎样的政策能够在谈判地位较弱群体状况的改善和国民总收入的增加之间建立相互促进关系? 怎样的政策会在两者间造成不可兼得的替代关系? 怎样的政策会既不利于经济增长又造成弱者更弱的格局? 这些问题都需要经过将结构和总量结合起来研究方能给予较好的回答。

这类问题还可以提出若干。举出这些示例的问题无非是想说明,把社会学的社会结构分析和国民经济总量分析结合起来可望得到更丰富的政策成果。这里涉及总量宏观政策的局限。指出这种局限并不意味着总量政策毫无成效。总量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平抑过大的经济波动乃至解决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如失业和通货膨胀引发的社会问题)方面的确有相当显著的成效,但它的局限也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学视角的介入,有利于弥补其局限性。

建设性宏观政策取向的结构—总量分析,对中国的社会学者来说,还是一个需要努力探索的领域。甚至以此取向的结构分析部分,对于以结构分析见长的社会学者来说也并非轻车熟路。不过,形势至此,社会学者有责任做出自己的贡献。


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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