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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乾:制度限制与个体选择——读苏力《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的反思与启示

杨乾  2009年2月16日 14:14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摘要:《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是一个由法学家所写的历史文本,但“由法入史”的角度带来方法和表达角度的创新时,却在历史哲学的常识中犯下了法学家的错误。历史充满了偶然性,苏力用法学家的规范性思维试图将历史剧本化,用历史决定论的观点来分析梁祝悲剧的必然性。然而,这种事后叙述的故事化手法却难以被严肃的历史科学所接受,历史决定论的危险早已被自由主义思想所揭露。

关键词:制度变迁;梁祝;历史决定论;未来合理性

一、方法和表达

捧读苏力教授的《法律与文学》,发现作者从文学中发掘法律问题的视角和方法确实独树一帜,尤其对《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一文颇多感慨。苏力通过这篇文章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态度以及学术研究的一种诗化表达。这种方法和态度承袭了费孝通在《乡土社会和生育制度》中的实证主义脉络,费孝通立足于现代中国的鲜活现实,试图吹散“教条主义者”不切实际的烟云。而作者在此文中则立足于中国某一传统时期的固化现实,并且“历史”地置身于其中,努力地观其所观,想其所想,脱离当下环境进入特定语境,以试图突破和澄清主流社会的对于历史题材的一种感性解读的迷雾。是的,学术来源于现实,学术始终不能脱离于现实,学术的有用性正在于与现实的紧密结合,而且正如生物链所蕴涵的道理一般,只有与最底层的现实靠的最近最关注现实的一级学说,才能拥有丰富多样的色彩和激动人心的吸引力,而与底层现实离的最远的学说,比如哲学,则如森林之王狮子一样孤单,寂寥,也正是这样,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才孕育出了一个孔子,以及其它几个数得清的什么“子”,而古希腊以及欧洲近现代及当代的许多伟大的思想和思想家都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其源头和宗师,不是现代的堕落导致不再诞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是自然社会为人类思维所提供的素材所形成的思维食物链只能供养起一个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我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为自然人在遥远的古代可能确实存在,但是他们的言语和思想却是后人不断地堆积不断地提升的结果,也就是说作为思想者作为一种思维人他们的思想存在却是后人的创造和加工,因此他们处在人类思想史的颠峰完全是人工堆积的结果,是全人类的共同思想努力的结晶,为了给这部分思想和智慧以一个便于传承的指称,我们便冠其以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名字。只要看我们尚能感受的马克思及其思想便能知道其中奥妙。因此人类的思维对某些稳定现实的概括或建构总有一个顶端,这个顶端单调而呆板,也正是如此顶端的哲学需要后人不断地阐释和发展,这种阐释和发展其实也就在不断地走近和走进每个时代具体的实践,正是通过走进和走近实践,真正的学者才有思考的动力和激情,而不是囿于对空洞学说的苦心编织或者对逻辑体系的迷恋。所以作者在此文中体现的是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以及一种真正做学问的实证主义方法和态度。

这是作者对问题的一种切入方式和姿态,当作者置身其中并且对问题拥有一定的感悟思考后,作者对问题呈现出一种诗意随性的表达,正如学者朱大可一样对任何深刻的社会问题都冠以巧妙的文字比喻和意象转换,做到了游刃有余和信手拈来的境界。这种诗化的表达和散文化的形式给大众砍掉了学术研究领域的第一道莫须有的门槛,也使本文成为雅俗共赏变成可能。

这道门槛便是严格的论文形式以及一本正经的晦涩学术语言,我称之为语言制度,它不仅阻隔着大众社会而且也毒害着学术自身。

它使学术变得高高在上,变成琼楼玉宇中的遥不可及的东西,阻隔着普通人与它的接触和亲近,它以专业化的术语来划定自己的边界和奠定自己的某种独立学科地位。这种语言和形式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正在越来越失去它的原本意义,成为存在于学术论文中的一套日渐空虚的毫无意义的符号和呆板形式,这种假道学似的学术语言在不断地引起层层的误解。并且由于它们本身是某种现象的一种固定概括,是一种语言制度,所以它们正如法律制度遭遇特殊现实问题的尴尬一般,在不断的误导着人们的理解以及遮蔽着人们对真正事实的正确把握,而且通过这种误导和蒙蔽,另一方面也在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不合理和弊端,是一种需要扬弃的东西。作者在本文中的论述打破了这种语言制度的规则,卸下了学术的伪装,使学术的外表变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至少让人们能够轻易地跨进他的思想,明白什么叫深入浅出。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篇文章不是什么学术,是一种思想随笔,但是这种随笔起码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准确还原和对问题的一种生动展示以及吸引了人们对问题的关注。也许这篇文章是分析性和阐释性的,而不是建构性的,但是要想树立起学术的高楼大厦,必先得扫除基础上的一般碎片,使最结实可靠的地面展现在建筑者面前。

二、一种简单的历史逻辑——早孕导致流产

如前所述,这篇文章从整体的基调上看是属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强调立足于现实,历史地看待现实,一方面作者通过前半部分的大量分析尽量地在还原历史事实,重构当时的社会面貌和民俗风情,而后通过这个基础,分析梁祝的悲剧在于自然和社会的冲突,以及包办婚姻的制度和特殊个案的矛盾,更深刻的在于,不知道何时应该改变制度。我同意作者前两点的原因分析,但对于所谓更深刻的悲剧症结,却不敢苟同。

制度代表了一种历史理性,是人类的行动的产物。换言之,包办婚姻制度是传统农业社会无数男女实践后得出的一种稳定习惯,它的功过得失和合理性只有后来人旁观者才能体察和感悟。即它的合理性是后人在自己的时空维度所赋予的。我称其为“未来合理性”。但是现实世界中的特殊个案却无法自我认识到自己的行动是否具有这种“未来合理性”并且正当可行。特殊个案的价值选择和行动选择是受制于“当下合理性”的,问题在于梁祝不可能认识到这种“未来合理性”。他们无法改变制度,但同时又拒绝接受制度的改变,他们选择了被“未来合理性”所接受认可的自由恋爱的方式,并为此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双双徇情。

在文章对于第三点原因的表述中,作者却又回到了一种唯心主义的武断中了,而且越到文章后面,这种臆断也就越多,比如这段话:

当我们拉开历史距离时,我们可以作出一种判断,这种判断一般来说并不对我们自己的存在产生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是作为历史进程中的行动者而不是作为回顾历史构建制度的合理性的思考者时,我们——就如同梁祝二人一样——并不能知道某个具体问题自身是否具有足够的合理性乃至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制度的特例是正当的且可行的(例如,保留当时仍然必要的父母包办和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允许梁祝作为一个特例);我们也不能知道,社会是否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巨大得足以废除某个已有的具体制度(例如,在梁祝的情况中,废除包办婚姻)。因此,人类永远是要在一种对现有和未来境况无法具有完全信息的条件下做出影响甚至是决定自己未来的决定。

这段话的言下之意是,假如作者知道某个具体问题自身具有足够的合理性时,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制度的特例是正当且可行的,那么作者便会选择这个特例的行动,而不管发生什么现实性的后果。也就是说,作者是试图用未来合理性即未来的价值标准(假如可以预见并且知道的话)来超越和取代当下的制度判断,给予制度中的行动者一种超越制度的参考和指导。这只能是书生式的天真思维,与迂腐相反,显得过分的超前。因为假如梁祝知道自己作为制度的特例是正当而可行,按照作者的意思梁祝就能够选择这个“未来合理性”标准,那么梁祝也许就结为连理幸福的生活成为古代自由恋爱成功的典范,避免悲剧的发生。但是作者忘了考虑,如此一来,梁祝也就违反了“当下合理性”即面临着现存制度的考问和批评。也许同样会使其遭受社会的压力和贬低评价甚至被强行拆散。所以,梁祝的选择,完全只能是根据现有的境况和当下的制度判断作出的选择,而无法根据未来的“合理性”来行动,因为,如果梁祝知道自身问题具有足够的合理性正当性,梁祝仍然会考虑行动成本,假如依照未来合理性勇敢地进行自由恋爱选择勇敢的生存,也许他们遭受的社会评价和压力以及家庭的阻挠和谴责,会使他们生不如死度日如年。他们对未来自由恋爱的信念(假如他们看到这种合理性的话)使他们过度得前卫和超脱,因此不被社会包括亲戚朋友所接纳,不被制度所接纳。所以,不管梁祝是否双双殉情,梁祝的自由恋爱在他们的历史情境中,注定是艰难的,注定是悲剧性的结果。

那么,梁祝的悲剧并不是作为个人无法预见何时该改变制度的悲剧。梁祝的悲剧在于个人的选择永远无法超脱自己所在的历史定位,假如超脱了(这种人具有非凡的先见和智慧),那么这个人所付出的代价将是十分昂贵的!所以梁祝的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历史长河中社会和生物的进化链条上偶然生出了一个枝杈(这种枝杈很多很多),这个枝杈所指的方向不是与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历史拐向一致,而是与进化之链的某个遥远未来的走向吻合一致,所以不被现世认可,而注定被现世社会所抛弃。所以梁祝的故事的发生是偶然的,但是他们的故事的悲剧结局却是必然的,不管梁祝个人是否预见何时该改变制度,他们的故事注定是悲剧性的结果。制度不是依靠脆弱的个体去扭转和改变的。目光有限生命渺小的个人要想站在宏大历史视野中根据过去看清未来社会脉搏和走向,进而作出自己超越时代的选择是不可能的,即便有这样的人,也会考虑行动成本,为了追求可以遇见的理想而抛下俗世成未来之仁就未来之义,那么代价将是何其昂贵的。一言以蔽之,梁祝故事在封建社会的早孕必将导致自由恋爱的流产。

三、历史没有剧本

梁祝爱情故事在封建社会的流产确实是历史与自然以及常规与例外的一种冲突,但若论“悲剧因素之三”是个人不知何时改变制度,本文不敢苟同。

梁祝爱情故事的真实性程度我们无法估计,但是梁祝在大众文化中却是一个文学剧本,用来歌颂爱情自由。作者在此将这个文学剧本结合历史情境进行准确还原,进而将其从文学层面的解读提升至社会与制度的思考,成了一个法律读本和历史读本,但是正是在这种提升中,却蕴含着一种很强的历史决定论的思维定式。

如果没有梁祝的悲剧,人们就不会认识到传统的包办婚姻制度的弱点和局限,就无法看到其他选择的可能性。没有许多青年男女由于偶然相识或长期交往而自我产生的不符合当时社会婚姻制度的爱情,传统的婚姻制度就将继续保持原样。在这个意义上,梁祝的悲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充分反映了悲剧的特征,即“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社会必须支付这个代价之后,才能使人们逐步有所体悟。

我认为,这段话也是臆断之言,人们认识到传统婚姻制度的弱点和局限,并不是通过梁祝的悲剧,而是通过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一种转化所呈现出来的生活模式的转变,使得人们的习惯适应这种生活模式,在婚姻制度上体现为自由恋爱习惯的盛行,而且当这种自由恋爱盛行,带给人们生活上更多的便利和好处时,人们才逐渐体会到包办婚姻的不合理。就是说,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向自由恋爱的转变缩小到到历史宏观的视野上看是一种革命性转变,但是放大至普通生活中的现实维度上,则是一种平和的过度。与作者所认为的观点恰好相反,正是自由恋爱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和给人们的需要带来了许多便利和好处时,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传统的包办婚姻制度的弱点和局限”,才能给予梁祝的殉情以一种悲剧性的解读,认为梁祝的故事乃是一种自由恋爱在包办婚姻制度下牺牲的悲剧。难道人们认识到传统婚姻的弱点和局限,就必须得学习梁祝的悲剧吗?

同理,梁祝的悲剧从社会生活和历史演绎的多样性来看,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说从作者指的“这个意义上”认为不可避免,却是唯心主义的武断了,作者仍然认为,人们自由恋爱的革命突破,需要梁祝这样的悲剧的上演和冲击。因此,必须也必然出现梁祝的悲剧来为自由恋爱吹响号角。

我认为,梁祝悲剧的逻辑这样展开,先有梁祝的死亡悲剧,再有自由恋爱的盛行,再有自由恋爱牺牲在包办婚姻下的梁祝悲剧,最后才有作者眼中的梁祝无法改变制度适应个体案例的悲剧。而推动这个逻辑发展的,不是梁祝悲剧的反复上演,也不是“许多青年男女由于偶然相识或长期交往而自我产生的不符合当时社会婚姻制度的爱情”,而是社会历史的自我发展。

作者在此陷入了一种历史决定论的错误观点,以一种事后人的视角将历史的各种偶然事件之间的缺口贴上现代意义的封条。赫尔岑认为历史并无预定路线或模式,“历史是一支杂乱无章的即兴曲,它没有纲领,没有预定的目标,也没有不可避免的结局。”历史不是一部剧本,“在发展的每一部中,都蕴藏着无限多的可能性,插曲和新发现。如果抹煞的历史中蕴含着可能性,那么历史将变得枯燥乏味,而了无生气”,“历史每天每时都只是其自身,而不是通向另一天的中介。”作者在此正是将梁祝的悲剧过度的剧本化了。正如历史学家朱学勤所言:“事后人的视角总是容易把展现在他眼下的那一过程看作是向着他的发展,而历史恰好正是这种事后叙述的结果;从人的后视镜里看去,历史确实是像为了能让他看到才娓娓走来;既然纷纭万物能够辐辏而来,它理该有意义有方向乃至有决定性动力才显得合理,一旦没有这些,反而成为不可理解的神秘之阵”,“然而,这种高纯度的决定论阐释,恰恰是人为了事后能够拿出事先就已经植入的东西,出入之间,知识总量未必增加,学术神话却一圈一圈膨胀。”伯林说“历史本身转变了所有的道德体系,在回顾反观之中仅仅给那些存活并成功的原则赋予了正当性。”⑤以当今的自由恋爱的道德体系来反观梁祝的包办婚姻,确实能够实现对包办婚姻的制度批判,对梁祝自由恋爱的道德同情。但是伯林认为历史本身转变了所有的道德体系是一种无目的的意识,也就是没有一种外在的抽象理念没有一种崇高的目的来决定历史未来的发展方向。苏力却言之凿凿:“梁祝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冲突。”赫尔岑仿佛对梁祝解释说“我们在经验性的亲身遭遇中所体验到的关于人类生活与关系的复杂性、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无穷多样性与易变性,以及生命中机遇的作用,都不能与那种历史具有一个脚本和终极目标的信念相调和一致”

制度给社会生活度身定做了一件外衣,历史穿戴着制度这件外套进行正常自如的发展,但是当历史出现拐向变化,原来的外套显然不能适应历史的走向,但是处在这个拐向上的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却无法意识到历史进行的拐向,正如我们沿着一条马路笔直的行走,并不能意识到马路拱形的弯曲一样,只有将视野脱离地面拉至空中我们才能看见马路的曲度,所以生活在时间中的人如同生活在地面上的人一样,无法看清时间的轨迹,历史的脚步。制度的外套也随着历史的脚步紧紧跟随,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自我改变和修正,那么处于制度中的人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这种调整中,制度被前卫者一点点地修改和发展,再由随后的保守者一点点稳固和确认,制度就是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通过前卫者的开拓和保守者的确认慢慢地紧随着历史的走向而发展,这种开拓和确认至少在婚姻制度上是温和的,当然前卫者的开拓必须面对社会无形的巨大压力,也就是所谓制度的巨大的压力,梁祝的悲剧也就仅仅在于此,他们是封建社会的前卫者,面对的只能是固化制度的压力和压迫,而不管他们行动的未来意义是什么。因此包办婚姻制度和特殊个案的矛盾正是梁祝悲剧的原因,而不是个体何时应该改变制度的问题。个体无法认识到制度的合理性,以及未来制度的模式,即便能够有所感悟和察觉,也无法将这种制度的评价适用到个体者的行动上。我们不能用现世的制度评价强加给历史情境中的古人,因为两者的历史定位和视野尺度都不一样。正如苏力自己所言,《法律与文学》运用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作为根基,这种唯物论的根基万万不能扩张成为一种历史的决定论,这是需要警惕和防范的一种危险,以一种历史的必然性的态度来论证过去的某种倾向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已经是一个认知性的错误,更可怕也更加可能的是,运用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制度合理性”扩张成一种未来的历史目的,而已此再来指导或者决定当下的实践,其后果往往是“导致生命的祭献与人性的牺牲”。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 

原文出处:《东南学术》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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