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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危机提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

  2009年3月4日 12:50  经济观察报

作者: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以经济危机方式呈现的挑战,这还是第一次。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和评估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挑战,在短期的意义上和在长期的意义上可能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只有在此基础上,立足长远,面对眼前,才能对这场危机做出正确的应对措施。

在此提出短期和长期问题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对于危机在短期意义上的严重性,以及在短期意义上应对的困难性,不能估计过分,尤其不能只顾眼前,而采取贻害长远的应对措施。 为此,有三个问题是需要做出准确判断的。

第一,对危机本身的严重性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疑是显而易见的,有人说是百年一遇,有人说是继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这样的形容也许都对,但尽管如此,这次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程度,还是要恰如其分地判断。其中最重要的,是危机的反向传导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会不会出现。

我们知道,这次金融危机在美国是沿着 “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实体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顺序传导的。在中国,则是直接发生在实体经济的层面,并引发包括失业在内的种种社会问题。这都是一种正向的传导过程。而且由于这次金融危机有一种波浪式推进的特点,这种正向传导过程可能会多次发生。但就中国来说,只要反向传导的过程不发生,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有限的、温和的。这里的反向传导,最主要是两个环节,一个是实体经济危机向金融危机的反向传导,即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导致银行大量坏账的出现,金融业不能正常运转(尤其是房地产业);另外一个环节就是社会危机、社会问题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反向传导,主要是失业和社会预期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或金融体系的正常运作 (这在历史上都是由先例的)。无论是从中国经济本身的情况来看,还是从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来看,上述的反向传导过程都不太可能完整发生。

第二,对于失业问题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金融危机中的失业问题是发生在我国就业压力本来就很大的背景下。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之下,许多中小企业的破产倒闭,一些企业的裁员等无疑会为这种状况雪上加霜。因此,在中国应对的过程中,将就业问题放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无疑是正确的。但对失业问题的估计还是要恰如其分。就目前情况而言,失业问题主要体现在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两个群体上,由此引起的问题也是需要采取积极措施解决的。但尽管如此,其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可能没有一些人想象或描述的那么可怕。一是因为大多数农民工还有承包的土地,二是因为大学毕业生中的大部分人还没有结婚,失业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成为新的啃老族或者是延续啃老的时间而已。可能问题最突出的,还是城市中已经有工作经历而且又是已经成家的失业者。对于他们来说,失业即意味着最基本生存条件的丧失,有的还承担着房贷等沉重的债务负担。

第三,对于危机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经济危机中社会矛盾的增加甚或激化,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此,在历史上发生的历次经济危机中,总会伴随不同程度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甚至社会动荡。危机中社会矛盾的增加甚至激化,无疑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但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另一个相反的倾向也会产生,即对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产生夸大性误判。我认为,在正视社会矛盾的增加甚至激化的同时,也要看到,就总体而言,这次经济危机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在国际上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值得警惕的倒是在有关调控措施开始发挥作用、经济出现复苏的时候,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的发生,这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可能会更为明显。

目前存在一个倾向则是,对短期问题估计得很严重,而对长远问题则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应当看到,中国尽管经历了30年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也已经建立,但中国仍然是一个行政权力有着重要作用、政府掌握大量资源的国家,因此在短时期内集中大量的资源、集中应对某些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对今年保8的目标都抱着一种乐观的预期。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挑战应该是在长期的意义上。中国正在经历的是一场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但又不同于美国金融危机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实质上,中国的危机并不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危机过程。中国发生的还不是金融危机,而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即使没有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引发,中国的这种生产过剩危机迟早也会发生。基本的原因,我曾经反复强调过,这就是中国已经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而如果这时没有相关的制度安排和结构条件,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几乎可以说是这个时代必然的伴生现象。

意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

首先,生产过剩危机将可能周期性发作,而且将会成为我们要不时应对的一个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用了差不多30年的时间才真正完成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其间要解决消费信贷、城市化、中产阶层发育、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不时爆发就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中国来说,这场危机实际上标志着一个经济时代的结束,一个社会时代的结束。其实,这次金融危机也会导致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根本性变化,从而对中国的发展方式产生根本性影响。从短期来看,西方发达国家进入经济衰退期,需求萎缩,对中国的进口减少,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驱动力之一;从中期来看,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将会是一个明显的趋势,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可能要比过去几年不利得多;从长远来看,全球化过程可能要进入一个新的探索期,中国发展外部环境中的变数会明显增加。因此我们不能把这场经济危机看作是一个插曲,从现在起,我们需要用一种平常心来看待这种今后可能会不时发生的经济危机。

其次,必须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这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如何理解这个机遇?目前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趁机建立资源储备是一个机会?世界上其他地方出现空白,我们填补进去是一个机会?但我认为,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下决心进行社会变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那么,要转变发展方式,究竟要转变什么呢?有人认为,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就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但我认为,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将发展转到内需的基础上来。内需问题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国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因此,发展方式转变需要的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走出经济危机的重要出路,就是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这种社会变革从眼前来说是创造形成内需的社会条件,从而成功应对这场经济危机;从长远来说,则是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奠定新的基础。

再次,形成承受和应对经济危机的制度化条件。为什么要提“承受”二字?有两个原因:其一,前面已述,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可能是我们今后要不时面对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也需要一场经济危机,需要借助经济危机的压力和动力,把发展方式真正转变过来。其二,从这次金融危机的情况看,我们承受经济危机的制度化条件是很差的。为什么要保8,为什么只有8%这样高的增长速度才能使一些问题不致于恶化?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应对经济危机的含义之一,就是应当正视经济危机的某些破坏性后果,该破产的就应当破产,该倒闭的就应当倒闭。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承受这种冲击和震荡?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在的相关制度安排是很脆弱的,我们的思维也是很脆弱的。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承受经济危机震荡的制度性条件,包括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安全网。

而这,恐怕才是这场危机给我们提出来的一个真正的问题。 (原载《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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