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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

秦晖  2009年4月16日 10:53  天益网
    自由、福利双膨胀肯定是有问题的,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不能想收税就收税,但是公共福利开支不能想减就减,这个国家非高负债不可。同样,美国的病因也许就是我们的良药。我们用学习美国的方法来“反美”,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这种东西在美国走火入魔了,但在我们这里还是有或无的问题。所谓学美国,其实就是学民主国家,既学他们的自由主义,也学他们的福利制度。

2009年4月11日,秦晖教授在燕山大讲堂做了题为“两种危机的互动:十字路口的全球经济 ”的演讲,以下为主要内容:

美国人的恶习

全球经济危机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那么,如果将此次危机与1929年大萧条相比,有何不同? 1929年危机的特征是投资积累过度,而导致的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在今天的世界上,恐怕中国发生的是这种类型的危机,我们的过剩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一直叫做内需不足。但是中国的危机没有1929年危机的破坏性那么大,因为我们的过剩,由于强大的外需被缓解了。这次由于美国的危机,外需缩减,导致我们的情况凸显出来。

而美国发生的危机,几乎是一种完全相反的危机。我们总是说自己消费不足,但在美国恰恰相反,大家都公认美国人的消费过度导致了这次危机。讲的简单一点,他们过度消费、在全球进行透支,导致信用链条的崩溃。这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种危机。有人认为,这是福利国家的危机。大家知道,福利国家其实是对狭义资本主义的一种对抗,是一种反资本主义行为,就是通过政府行为来逆资本主义的规则而动。

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美国发生的危机有虚拟和实体两个层面。虚拟层面就是次贷,美国人过分支持穷人买房子,而实体危机较为典型的就是美国汽车业。按照众口一词的说法,他们的工会太强大,福利太高,自由的雇佣关系几乎不存在,导致他们的竞争力下降。

有人编了一段通俗的对话解释1929年危机。煤矿工人的孩子对妈妈说,“我冷,为什么我们不生火呢?”妈妈说,“我们没有煤,爸爸失业了”。小孩就问:“为什么我爸会失业呢?”妈妈说:“因为煤太多”。为什么煤会过剩呢,因为劳工太弱势,消费能力不够。但是在今天的美国恰恰相反,有人编了这样一段对话,通用的职工对老婆说,“这个月我们不供房了,因为房价下降了”。老婆问:“为什么房价跌了?”说:“因为政府收紧银根,不贷款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要‘铁饭碗’,企业需要的补贴太多,财政受不了”。“为什么要这么补贴呢?”,“因为我们都要买大房,所以导致我们都不供房了”。

很多人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仍然想用传统的意识形态来解释美国的危机。有些人说,美国还是消费不足,穷人要靠借钱买房,为什么不用现钱呢?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穷人可以用现钱买房呢?即使他可以用现钱买房,你仍然说他为什么不买一座城堡。消费不足从来不是对消费欲望而言的。同时,消费不足也不是针对贫富差异而言的。古代曾经有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那时没有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消费不足其实就是全社会的消费相对于资本积累而言,资本积累过度,产能太强,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无法容纳。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发生了过剩危机,一个最简单的指标是消费率和积累率的对比。中美几乎是两个极端,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中,中国的消费率最低,美国的消费率是最高之一。

因此大家都骂美国人,说美国人有恶习。1929年时我们总说美国穷人如何可怜,但是今天我们嫌他们太挥霍。我们现在的左派也经常说美国人太不象话,如果都像美国人这样消费,要20个地球才够。我觉得美国人的确该骂,他们过度消费,向全世界透支,透支那么大个窟窿出来。讲的简单一点,这个危机就是美国人透支消费造成的一个大窟窿。美国人的恶习的确该骂,但真正的问题是美国人为什么会有这个恶习呢?是资本主义制度吗?按照以前的说法,资本主义制度其实应该造成相反的现象,消费不足才是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福利国家的弊端吗?也很难说得通,因为美国不是福利国家的典型,欧洲比美国更加福利国家,但也没有出现这种恶习。

有人说和经济制度没关系,可能和文化有关,叫做美国消费文化,美国人就是喜欢超前消费。而我们中国是相信天人合一的,因此很会克制自己,所以我们是低消费的。这样的说法太悬了,因为一谈到西方文化,我们就会想到韦伯,韦伯提到过新教伦理。与消费文化恰恰相反,新教伦理说新教徒都有禁欲、节俭和积累的现象。美国人大多数过去都是新教徒,现在也仍然是新教徒,他们的消费行为怎么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这里我还要说一句,其实美国人的消费也是说变就变的。最近几个月美国的储蓄率正在很快回升。你要说这是文化,恐怕很难说通。

美国人的“宝葫芦”

其实直接原因很简单,美国人超前消费就是因为有个宝葫芦,那就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就是美元的全球透支功能。全世界都认美元,美国可以随意发行。谁拿着这个宝葫芦不会超前消费呢。我们能拼命的印人民币去世界上消费吗?不行的,全世界只有美国可以。

问题在于美元真的是宝葫芦吗?有人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和黄金挂钩,就不会发生这种危机。但由于美国无力给全球美元提供兑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这里有个问题不好解释,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谁逼美国建立的吗?不是的,是它自己要建立的,那时正是美国如日中天的时候。为什么会垮掉呢?因为美国相对而言不那么强势了。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的时候,全世界反美舆论欢欣鼓舞,包括中国人。我最近翻一翻旧日记,在1972年我是18岁的知青,在离县城200里路的小山村里插队,还曾写了一首打油诗叫“美元危机”。这里有个问题,最强势的时候是有制约的,不强势了反而没有制约了,这能说得过去吗? 总而言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美国滥透支有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不只是对别人,对美国人来讲也是很危险。正因为这样,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美国当局一直把它们的巨额逆差,向全世界透支当成一种不好的现象而力图改变。他们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就怨天尤人。比如说怪中国,说我们向他们倾销,但这是没有道理的,是美国愿意买。但也不能说美国的怨天尤人是装出来的。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这样无限制的超前消费,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出大问题。

今天美国发生问题,很多人都说“我早就预料到了”。比如写《货币战争》的先生说他一年以前就预料到了。我们发展研究中心的王健先生说,他五年以前就预料到了。其实你看看美国的舆论界,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人做这种预料。不管是学者还是政论界,很多人都讲这样很危险,包括美国当局也这样讲,但就是解决不了。为什么解决不了?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原因不在于经济制度,也不在于文化,那是不是和政治制度有关呢?我觉得可以从这方面去考虑。我是支持民主的,而且我认为中国也要民主化。但是我并不是民主浪漫主义者,民主也会有它的问题,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尺蠖效应”。我们需要政府,授予它权力,所谓授予权力就是约束我们的自由。我们为什么要授予它权力,约束自由呢?因为我们希望它能承担责任,给我们安全。这个安全包括广义的安全,就是社会保障、福利……这就有两种选择,有些人认为我需要更多的保障,要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授予政府比较多的权力。这就是所谓福利国家。有些人认为政府权力太大很危险,可以侵犯我的自由,所以希望政府权力小,但也不敢奢望它能承担多大的责任,这叫自由放任国家。

从逻辑上来讲,这两种做法都是宪政民主下的自有之义。如果非宪政状态就会出现一种现象,这种社会也会有左派和右派,但是左派和右派都是看“皇上”的脸色行事的,“皇上”需要左派因为他要扩张权力,“皇上”也需要右派,因为他要推卸责任。这么搞就会使统治者变得权力很大,但是责任很小。权力大,大家的自由就被侵犯了。责任小,大家的福利就没有了。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的。

为什么要有宪政制度呢?宪政制度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让统治者的权责必须对应。我授予你权力是以你承担责任为前提的,我不允许你只有权力而不承担责任。但是民主制度在某些条件下也会产生一种反向的“尺蠖效应”。其实老百姓和皇上在人性的局限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都从自己考虑。为什么民主国家的老百姓会把右派选上台,因为老百姓希望有更多的自由。但如果要取消福利,老百姓很可能就不干。为什么老百姓会把左派选上台呢?因为老百姓希望有更多的福利。如果左派上台要减少自由,老百姓还是不干的。换句话说,民主制度下会产生一种和专制制度下相反的“尺蠖效应”。左派上台福利要提高,但是自由不能减,右派上台自由要提高,但是福利不能减。这样的结果就会使自由和福利双膨胀,这是不能持续的,道理很简单,你又要高福利,又要低税收,这怎么可能呢?自由意味着不能劫富,福利又要济贫。从理论上讲,统治者的权力最小化,又要他的责任最大化,这就会出现问题,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实际上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有这种现象,只不过看它能走多远。这种现象走不了多远就会碰到问题,碰到问题当然就会出现一些小危机,逼得你不得不改变。如果你走得很远,本来不该持续的东西,却持续的很长,窟窿肯定越来越大,一旦暴露了,就会更严重。

以美国而论,从罗斯福新政到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美国都在向福利国家发展。罗斯福搞新政要使穷人免于匮乏,肯尼迪约翰逊讲“向贫困宣战,搞伟大社会”。但后来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70年代整个西方出现滞胀,使得凯恩斯主义破产,美国出现向右转的趋势。从尼克松上台,一直到小布什,这30多年虽然也有克林顿,也有比较左的几年,但是大体上被称为保守主义回归的时代,也就是美国向右转的时代。虽然被称为向右转的时代,但这30多年间,美国财政的实际趋势却相反。无论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扶贫济老,还是在增加妇女及少数主义机会等各个方面,政府的作用都在明显加大,这些方面的财政开支增加了4倍之多。也就是说,右派上台并没有把福利压下来。欧洲也有这样的问题,所谓右派执政的典型就是里根?撒切尔。撒切尔夫人毫无疑问是反对福利国家政策的,她一再讲她上台要搞改革,要结束公共开支难以控制,国家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但是她上台以后就发现这个事情做不成。撒切尔夫人连续当了两届首相, 7年过去英国的社会保障开支反而增加了1/3。在她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觉得实在忍无可忍,就搞了一场税制福利改革。这个改革刚一公布,就引起强大的反对,大家把她赶下台。撒切尔夫人的第二任期实际上没有任满,之后接替她的梅杰马上宣布取消改革。

福利、自由双膨胀的问题

研究福利的学者也指出,在议会民主条件下很难减下来福利,充其量是能够延缓它增加的速度。右派要搞福利改革,往往是说得容易,做得难。话又说回来,削减福利无所作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别的方面就无所作为,压缩不了福利,但是可以增加自由。怎么增加呢?政治自由老实说不知道他们还能走多远,已经自由到这种地步了,而且在这方面,左派和右派也没有什么区别。

实体经济的自由、基本财产的自由,国家不能强制拆迁,这些早就已经没有什么余地了,还能怎么提高呢?于是所谓的增加自由,基本上是朝虚拟方向发展。讲的简单一点,原来允许你自由交易有形资产,后来可以交易无形资产,也就是信用,最后信用的信用也可以交易,最后衍生的链条越来越长。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动力其实就在于我刚才讲的,左派、右派争相讨好老百姓。按照以前的说法左派是比较亲穷人的,但这里有个问题,右派就敢得罪穷人吗?民主国家不管左派还是右派,都要靠多数票的。

在美国左派经常说我要建立一个福利社会,右派说我要建立一个“业主社会”。 “业主社会”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当“业主”,实际上就是要让穷人当“业主”,因为富人早就是“业主”。左派说我上台国家就会照顾你们,右派说国家再照顾也是寄人篱下,我让你们自己“抖”起来不是更好吗?“业主社会”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当老板,实际意义就是要使美国穷人都要有自己的住房。不是穷人要有房住,而是要有自己的住房。美国公共政策中,住房问题大概是仅次于就业问题的。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住房法案》,一直到70年代美国国会曾经11次通过《住房法案》,为住房保障层层加码。

他们认为住房政策的核心已经不是穷人有房住了,是穷人当房主。哪一个国家能够让穷人当房主?即使是高福利的瑞典,也不过是给穷人提供公屋。让穷人当房主,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一个办法也就是用低首付、长周期的按揭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的次贷照我看,是从罗斯福时代延续的一个传统的极端化。美国从罗斯福时代就推出了低首付、长周期的按揭,而且总的趋势是首付越来越低,按揭周期越来越长。

所谓次贷无非是增加了两个创新,第一就是所谓的可以再按揭。也就是说,如果供房有困难,你可以以房价提高为理由,把升高的那部分作为抵押,再借新的贷款。第二个做法就是按揭的证券化,讲的简单一点就是银行把钱借给你,明明知道你是不还钱的,但是它可以把高风险债权再卖给别人。为了鼓励发债银行发放这种贷款,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两房”,用我们的话说这是政策性公司,既然是政策性的公司,为什么还要上市?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制度延续下来肯定是要出问题的。“两房”中的房利美是罗斯福新政时代建立的,两个创新也是在克林顿时代发展起来的,严格说都是左派执政的时候。美国1999年废除了监管比较严的法律,这个创新的闸门最后被拉开。在小布什执政的8年,次贷有非常大的发展,最后窟窿暴露了,而且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美元全球透支功能的作用下,这个窟窿透支到全世界,大家都麻烦。

次贷的确是个馊主意,说穿了次贷就是为穷人买房,给全球投资者下套。有人说这是一个类似于传销的游戏,的确也是。但是穷人和直接贷款行在这个游戏中都是上线,下线就是最终买了这些风险债权的大投资商。基本上都是那些跨国投资商。按照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美国次贷按揭大概有70%都在雷曼兄弟手里。贷款行没有破产,而那些投资银行大量的破产,他们的股东全球都有,因此全世界都有人破产。

但是,如果没有次贷,也会有别的问题。因为自由、福利双膨胀肯定是有问题的,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不能想收税就收税,但是公共福利开支不能想减就减。不用说美国,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像东欧这些国家现在的处境和美国也差不多,也出现高消费的危机。这种超常消费,首先会造成高负债。自由、福利双膨胀的国家,劫富不可以,济贫是需要做的,那就完了,这个国家非高负债不可。更重要的是它会造成消费者的高负债,因为自由和福利都会推动消费。有福利的人敢花钱,自由多了大家就会花钱,尤其是信用自由,这是一个消费杠杆,它还会放大消费能力。你越自由,消费权利就会被释放得越彻底,甚至会被超额释放。

美国这样的国家大量负债,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大量的印钱,那会产生通货膨胀。第二个办法就是发国债,谁来买?正好世界上有另外一类截然相反的国家,肯定是低消费。这些国家就是天然的买主。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贫穷的中国人补贴富裕的美国人,也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有人说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很怪的现象,有一帮人只消费不生产,有一帮人只生产不消费。

既然这样,民主制度不要了吗?其实我要讲,美国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别的国家如果这样早就出问题了。不可持续的东西,竟然持续如此之久,这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有一个透支工具,这就是所谓的像宝葫芦一样的美元,不管印多少全世界都认。这个条件只有美国有,欧洲、日本都没有,只有美国可以搞这么一个大窟窿。但是这个条件还不够,大家知道借钱毕竟不是抢钱,还要有人愿意借给你。恰巧中国,可以大量长期的借款给美国。

截然相反的两种国家互为条件,构成了一种有趣的互动。这两种国家哪一个都是以对方作为条件,没有中国向美国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只要一张白条,就是顺差,同时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美国人的恶习不会被惯到今天。反过来讲,如果没有美国的巨额外需,中国的过剩危机早就会爆发。在平时好像大家觉得都不错,在这种游戏中美国人得到了高消费,中国人得到了高增长,有人说这叫做“利益共同体”。但是这种“利益共同体”玩下去,会是什么结果呢?最终游戏玩砸了,双方都埋怨,美国人埋怨中国人向它倾销,中国人埋怨美国人开动印钞机就把我们的血汗钱卷走了,而且美元一贬值,我们的白条就全部作废了。

但是又很奇怪,危机一旦爆发,双方虽然互相抱怨,但实际上互相的依赖好像也明显升级。美国窟窿越大,就越希望中国买更多的美债。而中国过剩危机越严重,就越希望保住外需。我们的《劳动合同法》也不怎么提了,增加出口退税。总而言之,我们要想办法把我们的商品卖得更便宜,美国人不是消费能力下降了吗,我们要卖得更便宜,否则外需就很麻烦了。

就程度而言,这次的危机显然不能跟1929年相比。要度过这一次的危机,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是十分难。但是这个机制会不会发生变化呢?如果不发生变化,只是糊了一个盖子把窟窿盖住了,我们照样玩游戏。最后窟窿越来越大,我们连同盖子掉下去了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中国人的低消费

中国人的低消费率,所谓的内需不足,有很深刻的制度原因。中国的消费率曾经有一度是明显提高的,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消费率一度达到52.5%的历史最高峰,以后出现了一段停滞,到了1989年以后就明显的下滑。下滑的趋势发展到1994年已经很严重,但是1994年正好中国做了一件事,就是人民币汇率并轨,实际上就是人民币大幅度的贬值,马上打开了外需市场,就使得中国经济避免了硬着陆。1997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我们开始讲提高内需。第二个转折就是入世。从入世的那一年开始,中国的消费率大幅度的下跌。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全世界的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的廉价商品涌入全世界,中国只生产不消费给美国人填窟窿。现在我们碰到危机了,就讲我们要解决内需问题。但是内需问题能够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解决吗?其实内需本身并不是想提高就能提高的。

去年年底我们在东莞遇到了一场有趣的讨论。吴敬琏先生一直在讲,我们的外向型经济非常吃亏,代工企业生产一双鞋子在美国零售市场上要卖90块钱,但我们的出口价只有10块钱,80%都是被美国人贴了一个名牌就卖那么贵。我们要拉长产业链条,向下游延伸。但是东莞很多制鞋企业的老板很不以为然,他们说,其实和我们合作的美国品牌商,他们的日子很难过,他们的利润率只有1%;而我们的利润率有20%到30%。让我们去学他们,这不是见鬼吗。

这反映了什么问题?这反映了价值链与利润率的悖论。价值链我们只享受的12%,但是12%的价值链高度集中。这里的高度集中不是说企业拿走太多,其实政府拿走了更大的一块。而美国人在价值链拿走了88%,这88%在美国充分竞争的第三产业的各个环节中被摊得非常之薄,从进口到一级批发、二级批发、创意、广告、售后服务等等一系列的环节,这88%的分享面是比较广的。而我们本来就只有12%的价值链,还那么集中,这种状况不改变,消费率能提高吗?改变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是解决我们现在面临问题的根本途径。

重建国际金融体系?

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大家知道,游戏说穿了就是两种“尺蠖效应”通过美元的透支功能来进行互动。这两种“尺蠖效应”我们解决不了,能不能取消美元的透支功能呢?美元现在的确是千夫所指,如果我们能够重建国际金融体系,怎么样呢?这里当然有两个问题。

第一,能不能重建国际金融体系。周小川以及很多人都提出来要搞一个超主权的国际货币。我是完全支持周小川主张的,我觉得也应该提,即使不能实现,把它作为一个筹码来跟美国人讨价还价也是好的。但实事求是的讲,应该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太可能实现。超主权的货币在理论上能不能存在也是一个问题,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货币。既不是真金白银,又没有国家主权作为支撑?有人说欧元是这样的货币,其实大家都知道,欧洲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欧盟的主权化过程,欧盟实际上已经接过了各成员国让渡的主权。

那么,就算我们能够把美国人管住了,或者我们用另外一种不能透支的货币取代了美元,又怎么样呢?我们把现在2万多亿美元的存量债务转换成那样一种假想的货币,即使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只是实现了一个目标,我们手中的这张白条不被赖掉。因为美元只要一贬值,就赖掉了。但是白条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仍然是没有办法变现的,白条还会越滚越大。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外需,不就是靠美国人不守规矩乱透支来维持的吗?如果美国人守了规矩,我们的外需问题就更大了。美国危机爆发以后,短短半年居民负债率就明显下降,储蓄率上升,现在已经达到3%。曹远征提出这个问题,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我们的外需就危险了,这意味着美国人放弃了恶习,变得比较守规矩了,我们的过剩不就更加加剧了吗?所以我觉得,即使美元的透支功能我们能够解决,我们也还需要改变一种玩法。

我们准备好了后美元时代的互动模式吗?这个事情说难办非常难办,因为美国和中国都形成了路径依赖。但是说好办也好办,正是因为两者是互相依赖的,只要其中一个改变了,另一个就很难持续。如果我们不搞“血汗工厂”,美国人就没得透支。如果美国人不透支,我们“血汗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呢。这个事情是周瑜打黄盖,要么是周瑜不愿打,要么是黄盖不愿挨。美国人如果学了中国人,游戏马上就改变了。

张五常先生说中国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体系,他主张福利国家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学无福利国家。不要以为这句话是开玩笑,如果将美国汽车业的罢工权利全部取消,工人想讨价还价,就是破坏招商引资,马上就起死回生。如果美国废弃民主铁腕治民,美国人的消费狂马上就会消失。但是第一个问题是美国人愿意吗?第二个问题假定美国人愿意,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很多人都说你看美国不行,我们行,华盛顿共识破产了,北京共识崛起了,大家应该向我们学习。的确现在左右派都说要学中国,左派说你看中国的自由少,我们应该学它。右派说你看中国的福利少,我们应该学它。我觉得他们也就是说说而已,其实谁也学不了。

话又说回来,假如我们学了美国呢?假如我们的自由和福利都提高了,有保障的人敢消费,有自由的人会消费,我们还存在内需的问题吗?美国人还能透支我们吗?透支不了。即使他们还是民主国家,他们的恶习恐怕也难以为继了吧。这里就有个问题,这次危机是美国人捅的漏子,大家骂他还来不及呢,你还说要学他?这不是很荒唐吗。这有什么荒唐呢?仔细想想,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中美的病是两个极端,那么他们的病因也许就是我们的良药。他们是“肥胖病人”,摄入的热量太多,我们是“干瘦病人”,我们多摄入一点热量,不恰恰是对证入药吗。

有些人总讲,像美国人那样20个地球都不够消费,这句话跟美国人讲是对的,跟中国人讲是什么意思呢?中国不管搞什么主义,都不可能消费到那种程度,我们只当苦力不消费吗?我们操心拉动内需已经十几年,而苦无良策,美国的内需旺盛得压都压不住,我们学学他们能怎样呢?当然美国很糟糕,现在拼命的印钱,先透支然后又赖帐,太缺德了,我们不能学。可是换句话说,我们即使想学,能学得到吗?他有美元的透支功能,我们没有,想学坏都学不坏,欧洲、日本都没有,何况我们呢。退一步讲,就算我们建立了人民币霸权,全世界像认美元一样认人民币,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去透支谁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可以透支中国,中国可以透支谁呢?我们去透支越南?越南毕竟太小。所以我们再怎么学美国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去透支别人,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别人不透支我们。

我不是说中国就要减少出口,但至少可以增加进口。有人说中国进口之所以提不高,是因为美国人向我们搞军事封锁,不愿意卖有可能被军用的东西给我们。但是,哪一个大国的进口是靠军事物资来维持?美国的确不应该向我们搞这种封锁,但我们能靠进口军火来维持我们的贸易平衡吗?怎么东欧的贸易就可以平衡呢?所以我认为真正的问题还是我们的制度。

用学习美国的方法来“反美”

因此,我说我们的确是要学习美国,我们的自由和福利都提高了,我们就可能玩另外一种游戏了。美国人的确很讨厌,他现在借着我们对外需的依赖,可以拿我们一把。我们不依赖这个外需了,不就完了吗?现在有人总要反美,我觉得这就是最有效的反美办法,就是学习美国。

我们不这样反美,还有两种反美法:第一种,还是玩以前的游戏。我们继续坚持低成本竞争,《劳动合同法》不要提了,出口退税要增加。对美国有害吗?似乎没什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办法,我们反美,干脆连经济全球化都不玩了,那美国人肯定是不高兴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愿意吗?

我觉得我们还是用学习美国的方法来反美,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过程完全可以从一些具体的事情做起。我们需要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消除左手压自由,右手压福利的“尺蠖效应”,而产生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的另一种“尺蠖效应”。这种东西在美国走火入魔了,会造成自由、福利双膨胀,但在我们这里还是有或无的问题。我们现在所谓学美国,其实就是学民主国家,既学他们的自由主义,也学他们的福利制度。

以住房而论,美国是低福利国家,他的住房福利覆盖面只有10%。中国在改革之前也有福利房制度,但这是单位按照特权等级分的。农民是没有份的,城市的二级企业明文规定是不解决住房的,国营大中型企业理论上讲是要为工人解决住房的,但是很少兑现。往往是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大龄青年没有住房不能结婚。我们的福利房覆盖面不会超过10%,但恰恰相反,美国覆盖的是最穷的人,我们覆盖的是最“牛”的人,这能一样吗?

为什么就不能学学这种福利制度呢,实际上我们正在学。我们最近在搞廉租房。在美国廉租房给谁呢?没有争议的一点就是失业的人可以申请。我们现在说要扩大廉租房,但廉租房总要有人申请,现在没有住在棚户里的人,谁来申请?如果说美国为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那的确是太过分了。但是我们对农民工的住房,不仅根本不承担责任,还要指责他们自己盖房的做法不改变,就连廉租房都没人申请。 提高自由和提高福利,在中国当下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什么抵触。从根本上我们不能要求自由、福利的两个都最大化,但是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实在是太过遥远。

就自由而言,美国的金融业过度创新的确是应该管,可是我们对正常的民间金融,尤其是农村民间金融也不给生存空间,这不是另一级的过分吗?所以我今天的演讲最终的结论就是两句话,我们要骂美国人的恶习,更要学习美国人的民主。我们要维护中国人的权益,就要改革中国的体制。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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