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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新: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亟须改变

李建新  2011年8月23日 06:04  商务周刊

         30年前,即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标志着我国在认识和判定人口问题上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此,“一孩”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实施。在这《公开信》中,有“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的承诺,如今进入2011 年,30 年期限已到,还需要这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的计划生育吗?

          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举世公认的巨大变化,人口领域更是如此。我国人口历时半个世纪完成了由传统型的高出生、高死亡向现代型的低出生、低死亡社会转变。中国人口于1990 年代中期进入了低生育率水平国家的行列,目前人口总和生育率已在1.5 以下,属于超低水平。由于今后生育主体“80 后”乃至“90 后”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转变,且生育机会成本和养育成本奇高,新生代不愿和无力生育的比例会不断上升,加之我国不孕不育人口由20 年前的3% 增加到了12%,甚至更高。所以,我国今后“人口增长问题”已不再是个问题,而生育水平“回天乏力”倒会是个新问题。毫无疑问,中国已进入了一个超低生育水平的时代。

          在30 年前的《公开信》中,曾预见到一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后果,但由于人口政策实施后果的渐进性和滞后性,其滞后累加性后果被大大低估。从微观上讲,我国独生子女家庭激增,家庭结构急速单一化,其不稳定性和脆弱性风险日渐大增;而且,家庭“资源”陡然稀缺,少儿女、缺亲情,“断绝”了家文化的根基;从宏观上讲,则导致了人口结构的严重失衡,出生性别比偏高后的婚配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和人口年龄结构急速老化等。

          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固然有传统观念之影响,但1980 年代以后严紧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主因。从2010 年以后,1980 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口渐次进入婚育期,男多女少的婚姻挤压现象已开始显现并积累。2020 年前后,我国“婚姻市场”将会发生质的变化,这是因为持续而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1985—2000)将完全进入婚配期(20—34 岁)。推算数据显示,2020 年,22—34 岁男性人口将比其婚配的女性人口多出2600 多万。由于这种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从1980 年代持续至今,所以,适婚男性人口绝对过剩的婚姻挤压现象会越来越严重且延续到2030 年以后。如此严重的婚育人群性别结构失衡,势必将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人口老龄化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我国独生子女政策无疑加快了这种进程。联合国人口数据显示,2010 年我国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高达8.4%,比发展中国家超前20 年(2030 年不含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此比例为8.1%)。又由于没有进行适时的政策调整,致使我国成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大国。如今,我国养老金超万亿元的“空账”是我们这个“未富先老”型社会的表征之一。2020 年以后,庞大的1960 年代生人开始步入退休之年,届时退休人口平均每年净增1000 万以上并持续10 余年(2022—2033 年)。相反,由于长期低生育率,支撑经济增长和赡养、抚养的新增劳动力人口不仅不能替补这些“空缺”,反而以平均每年600 万人的速度持续递减,这种人口年龄结构极其不平衡的替代变化,将会给我国不够强盛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相当不完善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带来前所未有的全面冲击。

          人口这些内在结构的严重失衡,不仅给未来社会稳定带来威胁,也使我国今后经济失去了可持续增长的活力,失去了大国博弈的竞争力。今日老欧洲及日本等国家的发展困境皆与其人口老龄化有关,而我国由于人口性别与年龄结构问题叠加,情况只会更糟。2010 年8 月,美国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指出,印度2013—2015 年期间有望超过中国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无独有偶,同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封面文章为中印百年之争。两篇文章的结论相似之处是印度超越中国,原因之一在于印度拥有源源不断的年轻劳动力供给,而作为社会基础的我国人口内部结构却严重失衡。

          新中国60 年来,我国关于人口的认识和政策大体上可以以1980 年为界,分为前30 年和后30 年两个阶段,前30 年我们说人多力量大、认为人口是资源、是优势,国家的政策取向在于其人口素质(健康和教育)的提高。1980 年至今,对于同样事实的认识和判断转变成为:人多是负担,人口是压力、是劣势。当我们把“人口众多”视为“包袱”时,国家的政策投入在于对人口数量的控制,千方百计尽快甩掉这个“大负担”。不同的认识产生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政策带来不同的后果,前者为30 年后即改革开放打下了雄厚的人力资本基础,后者则为今后30 年持续发展埋下了“衰落”的隐患。

          如果当年能继续实施1970 年代的“晚、稀、少”这种适合当时国情民意有弹性的生育政策,或者及时做出政策调整,那么,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将不仅不会付出巨大代价,还会使人口自身再生产内部和谐,也有益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今日反思计划生育政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如果我们还“教条”在30 年前的认识之中,那将是中国社会的悲哀。我国人口已经进入了超低生育水平,进入了一个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时代,继续实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只会带来更大范围更长久的危害。无论是从人口社会变化的态势,还是从以人为本、追求长期均衡发展,都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实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了。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的计划生育时代需要终结,以鼓励调节人口结构和提高人口质量的后计划生育时代应尽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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