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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执政党“四个危险”来自哪里

曾子越  2011年9月2日 03:18  南风窗
         盛世不太平
  《南风窗》: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前所未有地提出“四个考验”和“四个危险”,您怎么解读?
  王长江:这说明执政党的危机感还是很强的。有些人老鼓吹,今天是太平盛世、莺歌燕舞,在我看来,今天是盛世不太平。如何提供足够的诉求渠道,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是一个关键问题。相比过去,这种渠道确实是多了,但还是不够。如果体制内提供不了更多的渠道,诉求溢到体制外,就容易出问题。
  《南风窗》:中共走过90年,执政长达61年。从世界政党发展的规律来看,您认为长期执政的考验来自哪里?
  王长江:说到底还是党和人民的关系,一切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经济要解决的是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民生是解决分配问题,民主是解决好人民当家作主问题,文化是解决民族复兴问题,这些统统与人民连在一起。过去存在一种不太准确的认识,认为执政党只要把经济发展好,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但从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来看,有些党经济搞得不错,也可能失去执政地位。党群关系是综合性的,政党是代表老百姓行使和控制公权力的,如果没有足够代表性,就会失去执政资格。人心向背,老百姓的认同,是执政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躲不开,绕不过”
  《南风窗》:胡锦涛总书记也强调,“四个危险”中,脱离群众是中共执政后的最大危险。过去在处理党群关系上,有什么经验教训?今天面临哪些新问题?
  王长江:在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的领导就意识到,最大的危险是党的变质、脱离群众。中共八大时,邓小平也强调,执政时间长了,脱离群众的危险也增加了。但后来还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照搬了苏联模式,以为搞社会主义就是由党包揽一切,这是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执政党不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害怕人们产生新杂念,产生资产阶级思想。过去过分注重意识形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了一边。改革开放以后,发现走不下去了,还是要回到人们对利益的追求,自然就走向市场经济。
  把人对利益的追求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与过去的否认态度,分属两种不同的体制。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存在许多不一样的利益诉求,显然不能再由执政党来代替,执政党所起的只是代表作用,不是亲自去做,而是为老百姓提供渠道。这种情况下,做得太多反而不好。归根到底,执政党还是要转变观念,重新思考如何在执政中体现老百姓的诉求。对这些诉求,执政党应对得不够好,加之存在权力腐蚀问题,老百姓不是很满意,“四个危险”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
   《南风窗》:官僚政治、权力腐败一直是老百姓最为痛恨的问题。
  王长江:这带有一定的必然性。现在还是有人停留在“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党代替人民作主”的老观念中,以为只要权力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就能保证正确运行。但事实证明,权力无论掌握在谁的手里,只要不受监督,都会导致滥用。过去的体制运行了这么长的时间,不仅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缺陷,还沉淀出了一些既得利益。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既得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何防范既得利益挟持改革,是下一步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改革进入深水区,不能再打游击战、敲边鼓,而要打攻坚战了。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有一个表述很贴切,“躲不开,绕不过”。现在很多问题到了非正视不可的程度,推进深层次改革需要勇气。
  
  形成党内共识
   《南风窗》:中共党员已从建党初期的几十个人发展到现在的8000万,面对如此庞大的党员群体,如何将领导层的忧患意识贯穿下去,形成党内共识?
  王长江: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目前虽然规模很大,但是权责关系很弱。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发展党内民主,还党员以权力,巩固党员的主人翁地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理论创新。政党总是由价值观念来形成共识的组织,因此,要统一全党的思想,还是需要理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过去革命时期、经济计划时期的理论与现在的理论混在一起,形成一些矛盾,内部难以取得意识形态上的共识。没有这种基本共识,所谓理想和信念也很难形成。
  其次要承认党员也有自己的利益,在这个前提下,进行利益协调,整合形成执政党的共识。不说清楚这一点,权力与利益的边界就很难划分开来,因此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利益可能变成既得利益,导致腐败问题。
  第三,要使党员、党组织真正地贴近老百姓,具有真正的代表性。如果手中的权力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就不容易因利益问题产生冲突,也可以通过老百姓是否满意来检验工作。
  《南风窗》:党员的权力内涵很丰富,当下最迫切的是还党员何种权力?
  王长江:最重要的是让普通党员对代表党掌权的人有决定权,没有这一条,再怎么鼓励党员大胆、积极地说话都没有用。这点越来越重要。近年来,民主参与、民主监督还是有所进展,但在授权民主,即民主选举方面,进步还是太小。这方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赋予普通党员对掌权者更多选择权、加强党员对干部的监督、定期及时地公开信息、建立更开放的考评机制,等等,让权力使用和运行处于党员的眼皮底下。只有让多数人敢说话,才能形成活跃的党内气氛。但如果缺乏机制的保障,说真话、提意见的风险总由个人来承担,就没有人或只有很少人会站出来。
  《南风窗》:要将忧患意识落到实处,就要适应社会变化,进行机制创新。但在现实中,往往存在这样的情况,党员在体制之内寻求创新,却很难得到认可,甚至被打压,说与做难以统一,问题出在哪里?
  王长江:高层领导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求部门更加开放、更加贴近群众、更加适应社会新变化,但与此同时,体制也要求部门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部门更宁愿采取保守方式,不愿意冒风险。因为对部门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是部门考评,而不是老百姓的满意度。部门不是对老百姓负责,而是向上负责,更准确来说,它也不是向上负责,而是向自己的位置负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领导人到地方,从个人角度来说,他们都是很愿意接近群众的,但制度就想方设法地隔开,因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安全、不出事才是最重要的,为了跟老百姓说几句真心话,而冒部门可能出问题的风险,是他们绝不愿意的。这说明机制出了问题,整个机制运行与要达到的目的形成了冲突,体制体现的不是全党的意图,而是某些部门、某些人的意图。
  
  避免陷入经验主义
  《南风窗》:建党90周年之际,很多地方都在总结经验教训,您认为这个过程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王长江:一个党执政这么长时间,必然有丰富的经验。今天在面临困难时,过去的经验可以提供捷径,但要尤其注意经验的局限性。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无论国内环境还是国外环境,党内状况还是社会状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时代的变化之中,经验用不好,很容易流于形式。那么,怎么能够摆脱局限性呢?就是进行总结归纳,提升到规律层面。要注意总结规律,不要陷入经验主义。
  《南风窗》:具体哪些规律值得注重,哪些错误应该避免?
  王长江:无论姓社姓资,执政党都要遵循一些普遍规律:
  公共权力运行的规律。没有执政党愿意失去执政地位,因此要获得老百姓的支持。
  社会发展的规律,即如何处理好公共权力与社会的关系。执政之前,政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本来就在社会之中,很容易与老百姓融合,但执政党本身具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属性,因此要保证贴近群众,用手中的权力为老百姓服务。
  政党自身建设的规律。在革命时期,政党高度组织化,缺乏沟通渠道,这符合当时的需要,进入市场经济建设时期后,执政党组织形态要向扁平化转变。
  《南风窗》:面对自己的历史,执政党要继承什么、发展什么?
  王长江:我们过去遭受的挫折,许多都与墨守成规、受“左”的思想的束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遇到的问题也往往与不自觉地用革命党的思维思考执政党的问题、用革命党的手段来搞建设相关联。因此在党的建设领域,尤其要强调对改革创新精神的继承。
  联系今天的实际,我认为要在这三方面下功夫:一是观念创新。所谓观念的创新,就是在理论(有时其实往往就是过去的经验)和实践发生矛盾时,不是要求实践服从理论,而是要求理论根据实践的发展来调整自己、完善自己。二是思维方式创新,要抛弃革命党思维,从超越政党性质意义的普遍性、共通性进行理性思考。三是体制创新,推进顶层设计。
  90年的成就来之不易,把已经开创的事业继承下去更加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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