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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绍杰:浅论国外学者关于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群众动员

杨绍杰  2012年2月6日 09:27  《湘潮》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的逝世,在这26年中,全国性的运动共计有70多次,这包括1950-1952年的土改运动,1956年的除四害(鼠、蝇、蚊、雀)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1962-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群众动员规模最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些运动以富有鼓舞性的言词表达出来,如“高涨”、“激流”、“亿万人民”、“在光荣的斗争中”焕发出“无穷的热情”的巨大“风暴”,让人们感觉置身于令人无法抗拒的洪流之中,每一个富有感情和道义的人们都被卷入进去。这些混乱的事件像中国南方的台风一样按季节定期地横扫政治领域,尽管它们的精确时间、方向和最终作用是无法预测的。毛泽东何以能如此频繁地发起群众动员并且每次都能“一呼百应”呢?

一、毛泽东的群众路线

        毛泽东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群众路线观点即: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对农民群众有种特殊的感情,他对农民群众十分信任,并把他们的位置放的很高,以至于有时超出党之上。毛泽东在1927年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不仅把农民看做革命的民众基础,而且把革命创造力和政治判断标准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党才具备的东西,赋予了农民自己。实际上革命后的年代里,毛泽东主义中那些倾向农民的思想仍居于支配地位,毛泽东总能在农民当中发现许多优点,“我在乡下和农民一道待了很多日子,他们经历过的许多事情使我深受感动”,毛泽东在文革前夕说“他们知识丰富,我比不上他们”。毛泽东对农民的赞美与重视使得一些国外学者将其与俄国民粹主义做了比较,因为“讲毛泽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关系,是就它们某些独自显露出来的、相似的革命思想方法和具有某些共同的问题和困境而言的。”[1]P66 其中民粹主义中的“人民”代表、反都市偏见、深刻的唯意志论信念与毛泽东的群众观点相符合。

        人们经常把群众动员和群众动员混为一谈,或等同视之,这说明了两者之间的界限不容易界定,但这样也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左”的错误,经济建设出现了严重的挫折。刘少奇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中,提出了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贯彻群众路线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而群众运动时期中的一种方式。但“有些同志,把群众运动当做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汤森认为,群众路线表达了一种民众主义的倾向,表达了与人民相认同和对人民负责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在掌权之前的大部分岁月里与农民紧密相连,亲身体验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条件,这些人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如此强烈的革命冲动。1949年以后,中共不可避免地疏远了这种经验,但群众路线关于“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的劝诫仍然提醒人们保持与大众需求的联系,人们认为这曾是使革命合法化的因素。[2]P57

二、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根源在延安时代早期就表现出来了,1937年,埃德加.斯诺富有预见性地写道:“切莫认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绝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明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及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3]P121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毛泽东是“救世主”和“人民救星”的认识更加广泛地流行开来。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开始盛行,有时甚至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1955年夏天,毛泽东发动了加快农业集体化的运动,不顾并越过了党的领导,直接向党的地方农村干部,并通过他们向农民群众发出了呼吁。涉及千百万农民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由党的领袖说句话就可发动起来,而无视党作为一个组织的作用,这一点成为有助于个人崇拜进一步生长的新的政治气候的又一个因素,[4]P141 实际上,这不但是助长了个人崇拜风气,并且是长期对毛泽东崇拜积累的表现。在1958年毛泽东区分了“正确崇拜”和“不正确崇拜”形式,而他相信自己拥有“真理”,因而应该受到崇拜。虽然大跃进运动的动荡减弱了对毛泽东的崇拜,但毛泽东并不甘心于无权状态,他一直为重新掌权做不断的努力。迈斯纳认为,20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利用人民解放军,为了达到现实的政治目的而人为地制造了对他的个人崇拜,无论如何,到1965年,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已经普遍化了。毛泽东会见斯诺时,直率地承认了这种崇拜的存在,并且的确承认,他认为个人崇拜是政治资本。当崇拜形成了一种习惯,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发出“文化大革命”的号召后,数千万人被动员起来投入到了所谓关系到革命是否成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使命还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生死搏斗中。这场运动正是群众在个人崇拜的合法权威下,以“向毛主席表忠心”的方式起来造反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中国农民和他所发动的旨在表达农民利益和愿望的社会运动有惊人的一致性。

三、毛泽东群众动员运动价值观

        正如1955和1956年毛泽东发动农业集体化运动时所说,是为了使穷苦农民“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第一个“一五计划”为了发展城市工业造成了城市剥削农村的后果,然而毛泽东很快就抛弃了苏联模式,代之以毛泽东的主义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更加强调农村发展,导致了糟糕的“大跃进”运动。毛泽东相信动员起来的群众数量越多,越能促进经济大发展,正所谓“人多力量大”;毛泽东还相信通过广泛的群众动员能够解决官僚主义问题,能够改造人们的思想,使人们更加注重集体主义思想、奉献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著名的“老三篇”正是毛泽东政治动员价值观的体现。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发动群众动员的初衷都是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结合的,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运动的支持者,虽然这些运动成效在理论界争议比较大,但是对于解放后的中国人民来说,他们希望尽快改善生存环境,热切希望能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份力量,他们积极的热情以及淳朴的理想被毛泽东有效地利用起来对他们加以动员,为实现他自己的计划和目标而效力。马德森对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的价值观持怀疑态度,“毛泽东为什么要如此频繁地发动群众动员运动?毛泽东认为运动有利于摧毁官僚主义的例行公事,提高生产效率,铲除社会不平等和教育中国人民对于忘我的贡献的衷心热爱。然而,毛对于群众动员运动的价值的看法不为大多数的非中国的观察者所接受,在他们的普遍观念中,人们不能经常地像搞群众动员运动那样打断行政的例行公事而能打下稳定的经济增长的基础;人们不能经常地激起人民的感情而不造成心理枯竭;人们不能经常地要求完全的自我牺牲而不引起人民要求自主的反叛性的需要。”[5]P101 并且他断言“正像现今的领导人们对毛主义的遗教的批判所受到的欢迎所显示的那样,这种看法似乎最终也遭到许多中国人的遗弃”。

四、动员对象—农民和青年学生

        毛泽东十分相信农民的革命潜力,毛泽东在1957年2月的讲话中谈到中国的“文盲”优越于西方的财富。“从总体来说,农民是全体人民中最为贫穷的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受到物质享受的侵蚀较少,对现代世界的狡猾奸诈最为无知,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在道德和革命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6]P40然而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的农民对国家政策了解极少,不但经济上贫困,思想上更加空白,在政治大动员中,他们的行动大都是盲目的,并且持有乐观积极的态度。而在毛泽东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的青年学生成为运动的重要对象,青年从本身来说就具有特定年龄阶段的特征如富有激情、冲动、理想化等等,他们缺乏理性思考,从众心理普遍存在,他们极易受到激进口号的左右而盲目地随从,“文化大革命”中,最早最热烈的崇拜者是中国的年轻人,他们把毛泽东看作是以往浪漫的革命历史的纯洁代表。

        农民的迷信传统也和动员运动能“一呼百应”密切相关。农民的生活和传统与领袖崇拜有很大关系。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以“能够死里逃生,大难不死”而名声远扬,他能带领中国人民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更使他富有传奇色彩。在新中国成立时,人们经过天安门下面都要下跪,将其当做神一样地膜拜。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毛泽东也比较善于利用人们的迷信思想,在大跃进期间,“敢叫日月换新天”,“改天换地”口号广为流传。文革中,“天”成了毛泽东的象征,“太阳毛泽东主席”被称为“最红最红的太阳”,他的光芒着凉了一切革命者的心。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毛泽东使对他的个人崇拜降温时,发现崇拜的各种仪式不容易取消,因为毛泽东认识到要人民克服三千年来崇拜皇帝的传统是困难的,显然,这种传统在农民中间最为广泛、最为根深蒂固。[7]P181

        1949年以后,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中共领导人从未放弃农村,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及50年代后期放弃苏联模式后转而对农业发展的重视,六七年代提倡平均主义的领导者鼓励农村工业、农业机械化等来高农业产量,中共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努力改变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母体,提高了政治觉悟的总体水平,也增大了涉入政治的公民所占的比例;中共开展的大规模的政治教育运动,动员人们直接参加政治活动和基层事务,这种动员肯定有助于大众参与;正规教育的扩大化,使人们增长了政治技能、提高了文化水平、获得更多的知识。当群众获得了政治参与的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后,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他们积极的热情使得他们不愿放过任何一个参与的机会。


参考文献:
[1][4][7][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插图本)[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著.《中国政治》[M].江苏人民出版社
[3]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自传》[M].中英文影印典藏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5]萧延中[传说]的传说——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四卷[M].中国工人出版社
[6]转引自[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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