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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从“浙江经验”到“中国经验”:一项社区理论本土化研究

郑杭生  2012年11月27日 02:52  :《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温州大学任映红带领科研团队经过长达六年的调研,所著的《城郊结合部和谐社区建设研究——基于温州杭州湖州的实证分析》一书于今年2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记得两年前,我到温州大学讲学,任映红就背着沉甸甸的初稿来征询我的意见,当时我的一个直观印象是:以她为负责人的团队,深入到温州、杭州等地的城郊社区,认真做了调研和概括,对城乡结合部的情况和问题有了系统、深入的把握,提出的观点很有意义,为制定相关社会政策提供了依据。今看到她寄来的书之后,我发现在其后的日子里,这一团队又作了大量的补充调研,实证资料更加丰富,内容挖掘更加深入,体例框架也有较大的修改完善。我欣赏这种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和严谨。综观全书,我觉得至少以下几点值得肯定:

第一,研究有新意,是社区理论本土化的重要探索。

目前国内关于城郊结合部的专门研究很少,作者找准这个切入点,让整个研究有创新意义。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介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和农村社区之外的第三类社区(“边缘社区”)正在持续出现并不断扩大。然而,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域,无论在政策上、管理上还是在研究上,都曾被我们忽视。关于城郊结合部社区建设的研究,很难查到较为完整、系统的研究成果,这使社区理论本土化少了一项重要内容,成为我国社区理论中的一个缺憾。在一定意义上说,本书作为社区理论本土化的一项重要探索,可以认为是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

在该书中,作者把握住了和谐就是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协调这一主线,先理顺管理体制、明确社区建设主体包括个人行动者和集体行动者,再从征地拆迁中利益冲突的协调,社会互动的推进,如社会三大群体间社会距离的缩小、农民市民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到环境污染的治理,人与自然共生体系的形成,再到社区内多元文化冲突的化解,对这一系列和谐社区建设中重大问题的深入分析,使整个研究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推进和突破。

第二,注重抓特征,努力把握城郊和谐社区建设的互动关系。

作者努力梳理和把握城郊结合部自身具有的特征。城郊结合部和谐社区建设之所以复杂,是由于城郊结合部自身的过渡性、动态性和边缘性造成的。城郊结合部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地域概念,是城乡空间结构和各种经济、社会要素的过渡地带,如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交汇地区,是城市管理体制与农村管理体制的过渡地带;城郊结合部结合部处于不断变迁之中,无论是人口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生活条件、空间地域都无时不在发生着变化;城郊结合部人口密度高,人口异质性强,城乡地域交叉、农(民)居(民)生活交叉、街乡行政管理交叉,是管理难度最大的地区。

作者正确把握了社会建设和社区建设的关系。社区建设是中国社会建设的起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微观的社区建设是宏观的和谐社会构建的切入点和抓手。社区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结合,将有力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改善民生既是社会建设的重点,也是社区建设的重点。

我认为,从“单位”到“社区”的转变,表明社会管理的重心从“工作场所”向“居住场所”的转移。这种转变和转移,意味着社会管理的基础单元的转换,意味着社会日常生活的支持网络的转换,意味着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配置机制的转换。这是中国社会极其深刻的变化之一。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建设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和谐社会”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范畴,是指社会协调发展、良性运行,反映的是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人际协调、天人协调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谐社区”也是这样协调发展、良性运行的社区,即它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自然舒适、生态优雅、秩序井然、邻里关系友好、居民互相帮助的社区。结合中国实际说来,和谐社区有如下的特点:一是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建设,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二是具有完善的社区服务设施,社区居民生活便利。三是具有良好的治安管理,社区居民安居乐业。四是具有优美的生态环境,社区居民生活温馨。五是具有祥和的人文环境,社区居民文明礼貌。六是具有和谐的人际关系,社区居民团结互助。 和谐社会的创建不是也不能只是一句口号。当前,弱势群体的数量仍非常大,物质文化生活贫乏,又因为没有话语权或很少话语权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假如无法减轻来自经济、社会和心理的巨大压力,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弱势群体身上爆发,危及社会稳定。因此,政府和社会应关心关爱弱势群体,共同分担社会进步代价,共享社会进步成果,这样,和谐社会才不会是一句空话。

第三,从实际出发,基于对现有问题深入分析提出对策。

本书对城郊结合部存在问题的分析是比较全面深入的。城郊结合部位于城乡边缘,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差、流动人口多、管理不到位、治安形势严峻、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已成为我国目前各种社会问题集中、管理最为棘手的场域之一。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其一,土地问题是利益分化与冲突之焦点。城郊结合部土地产权关系复杂多变、模糊不清,管理权限交叉,征地拆迁频繁,利益纷争叠起。其二,制度缺口是管理症结与社会失范之根源。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许多城郊结合部社区没有明确的行政隶属关系,“多头管理”和“管理真空”并存,制度规范尚未健全。其三,外来农民工生存状态堪忧。城郊结合部存在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普遍培训机会少、整体素质不高,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就业和生活质量低下,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子女就学困难。其四,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社会保障不健全。由于流动人口多,成分复杂,城郊结合部社会治安压力陡增,刑事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加之警力不足,打击和防控差强人意。其五,农民市民化障碍多,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难。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无论在身份认同、文化水平、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上都有较大差异,使得新生代农民市民化更有一些特殊困难。其六,城郊结合部地理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公地悲剧”不断。城郊结合部的“过渡性”、“公共性”、“公地性”使社会管理出现“盲区”,“人口聚集效应”、“候鸟心态”、环境监管缺位,客观上使城郊结合部的生态系统成为最特殊也是最脆弱的区域,环境污染和治理现状令人担忧。

作者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一是要协调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冲突;二是加强制度创新,理顺管理机制;三是优化外来农民工生存状态,缩小社区各群体间的社会距离。四是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促进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五是消解城郊农民市民化的障碍,加速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六是发挥地理优势,整治环境污染,促进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这些建议对策对于基层政府解决城郊结合部问题有着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第四,有开阔视野,为“中国经验”添砖加瓦。

社区研究是我的研究旨趣之一。因为社区研究是社会研究的起点和具体化。社会是由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社区所组成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在具体的社区里进行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社区就是一个小社会,是大社会的缩影。某个社区所面临的问题,往往不是独有的,而是在更大社会范围内的问题的具体表现;同大社会相比,社区范围较小,问题较具体,易于把握,立足社区开展典型调查研究,可以见微知著,既可发现同类地区的共同问题和表现形式,又可发现和解决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探索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因地制宜地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

我一直认为,对于社区建设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来说,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摸索阶段,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模式,这时候,基层社区自下而上的经验、创造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它们构成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的一个个亮丽景观、一根根坚实支柱。也为不同层次的高端设计提供草根基石。我曾多次指出:“整个中国经验由中央经验、地方和部门经验、基层经验三个层次构成。在三个层次的实践创新和探索中,中央经验是“中国经验”的核心、灵魂和指导。地方和部门经验、基层经验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经验”一个个亮点、一个个支点,共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社会主义历程的一个个轨迹点、成长点。”我们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城市进行深入调查,希望将中国不同类型城市的不同探索展现出现,形成一个概括和对比,以求在实践中的相互借鉴,并挖掘实践背后所凸现的深层理论问题。

基于此,我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心就一直着眼于深入探究中国各地社区建设的特色性实践。因此,从2006年起,我曾先后到武汉、南京、杭州、上海、苏州、济南、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做社区建设专题调研,还带领学术团队对武汉、广州、深圳、郑州、杭州等城市社区建设做了系统研究,为了系统总结基层的“中国经验”,我主持了一套“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调查研究报告系列丛书”,反映了“郑州经验”、“广州经验”、“ 深圳经验”、“杭州经验”。 我一直强调要总结提炼社区建设的最基层的“中国经验”,因为它是人们社会生活基本单元的城市社区和农村村落建设的经验,在整个“中国经验”的体系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

浙江是我的故乡,温州是我的祖籍老家,杭州是我的出生地。这些地方经常热情邀我去调研或讲学,乡情让我感动,故土让我流连,所以我也十分关注浙江的社会学研究。20089月,应杭州市委的邀请,我曾带领学术团队到杭州开展“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的理论与实践”学术调研,在深入调研后,深深感到我们多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与杭州市的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实践探索在深层理路上不谋而合所带来的欣喜;20096月,我带领“上城特色和谐社区建设实地调查研究”课题组到达上城,受到热情接待,深切感受到令人目不暇接“上城模式”、“杭州经验”的创新探索,已成为整个“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亮丽的篇章。

本书也是立足于浙江的实证调研,向读者呈现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在城郊结合部地区的重大社会问题及其严重性,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和解决机制,就是城郊结合部和谐社区建设最草根、最实际的基层经验。先发地区往往是最先接受现实挑战的区域,其社区发展的进程、出现的问题、解决的思路,都对后发地区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因此,本项研究也可以说是城郊结合部和谐社区建设的“浙江模式”,构成了“中国经验”的支点。浙江各地的和谐社区建设还在不断探索、推进和发展中,如能从城市推向城郊结合部、再从城市结合部辐射到农村,这可能是突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一条有效途径,期待能给我国其他地区的城郊结合部和谐社区建设以更多的更好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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