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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两个国家,两种标志,其二:受压抑者

图书名称: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
图书作者:齐格蒙.鲍曼    ISBN:7-208-03490-7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11-1

列夫·托洛茨基在谈到俄国“知识分子”的时候说:“他们被剥夺了在社会生产中的一切独立作用,他们人数不多,在经济上缺乏独立性,……他们正确地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始终想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强大阶级。”寻找这样的一个强大阶级的愿望,其如饥似渴之程度,可以说,俄国比任何西欧国家要强烈得多。因此,在俄罗斯,便更容易考察这一现象。在西方世界,知识分子承担其使命的诸种活动方式,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并且有了一个世纪之久,而俄罗斯知识界对使沙皇变成一个开明君主,对使这一个由沙皇所统治的国家变成一个为理性之进步而组织起来的政治体制,仅只抱着一丝的希望(最微弱的希望),这就是他们在19世纪的进程中所形成的道路(参见罗伯特·J.布赖姆的出色的研究)。无怪乎俄国知识分子为保持对于他们所认为的使命的忠诚,不得不采取激进立场;无怪乎他们四处寻找那一个或许存在着的“强大阶级”,这一阶级出于其本性,倾向于创造这样的一种知识分子为实现其使命所必需的社会制度。

然而,俄罗斯的这种独特环境,只是使这一处境变得具有更加广泛的重要性。纵览现代欧洲史,联合知识分子的力量,是对社会组织理性化的渴望,是对社会组织最终成为一种永恒的“学术报告会”的景象的向往,在此,俄罗斯亦无不同;可以预料,知识分子从他们的集团性的生活方式中,铸造了一个理想社会的图景,同样可以预料,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一理想中加上一种特征:最高权威必须听命于理性及其代言人。他们同样倾向于从以下的这些角度来品评存在着的种种社会形态:与理性王国这一标准模式相似的程度,向着这一标准模式的充分实现而自主发展的可能性。

这就是导致知识分子联盟的基础;而其他的所有东西,均使知识分子分裂成互为敌对的阵营,使他们频繁地卷入相互的战争、相互的仇视,并使他们彼此争斗而无所不用其极,其严重程度要超过他们在反对其他的社会团体或社会阶层时所表现出来的。在一切足以导致他们之间分裂的众多因素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不同部分提出不同的方略来推进他们的社会的理性化程度;他们谋求不同的权力以实现其使命。前面我们已有论述(参见第3、4章),这一使命的孕育并形成,首先是在专制君主政治居统治地位的背景之中的,而它对社会行政管理技术的要求是前所未有的。开明君主及其行使政令以改造社会现实的无限能力,只能表现为这种赤裸的权力和策略,这是最自然的。但是,作为此一种角色的开明君主,不可能存在太长的时间。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或者普鲁士的腓特列大帝,并不就是早期乐观主义时代的伏尔泰们、狄德罗们、达朗贝尔们或卢梭们所期望的,也无法成为他们所期望的。路易十四的后裔中,没有一个像这位“太阳王”一样在哲学家的天空中发出灿烂的光芒,这位国王是艺术和科学的令人难忘的保护人。

从那时起,知识分子便始终处于分裂之中。首先,“分裂”是一个规模逐渐扩大的过程:一些领域,由于利益及发展的需要,从主干上旁逸斜出,随着进一步的发展,这些领域与最初的理性化纲领之间的距离在不断地增大。Les philosophes的后裔成了各式各样的专家,他们到处进行殖民活动,或者说,开拓一个新的社会领域,他们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来控制这些领域,或在这一领域中享有高度自主权——所有这些发展,只会使他们与最初纲领之命运的关联愈来愈缺乏直接性,愈来愈空洞。这一进程的另一结果是,作为核心的总体性知识分子(general intellectual)的数量日渐稀少,这些知识分子依然专注于他们的使命,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与国家的政治权力发生遭遇,或者,与之相冲突。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在这一进程中,这两个方面的发展程度恰成反比。局部性的知识分子(partial intellectual)愈成功,其封闭孤立的专业领域就愈受文化精英阶层的欢迎,对后者就愈具吸引力,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新的参与者。总体性知识分子愈是缺乏出色的表现,就愈不敢果断地卷入与政治的冲突之中(反之亦然)。让我们牢记这一个观点,接着,我们将集中分析总体性知识分子的所有遗产,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他们的这种生活模式的守护者和践履者,他们的遗产保存在对理性时代的希冀、成就和挫折的集体性记忆之中。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自身内部的分裂。

现代社会的阶级和阶层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的面貌,通常由同一类艺术家所绘制,这一类艺术家就是知识分子。为了替这些阶级和阶层绘制肖像,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要运用他们自己的关于美的或丑的标准。纵览整个现代阶段,令人吃惊的是,美的标准完整地被保存下来了,这就是:与进步的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所谓“进步”,就是铲除任何阻碍,扩张理性的版图;赞赏合理性的价值,强烈主张需要启蒙;崇尚真理,尊重能够辨别是非并拥有真理的人;在塑造并管理社会及其成员之生活时,愿意赋予理性以最高的权威。对于丑的判断标准竟也始终如一:反对合理性法则;压制于己不利的真理;坚持认为真理专家所论皆为非理性、偏见或虚妄的看法;把社会及其成员的“局部”(由于与理性之普遍性相悖)利益需求置于“总体性的”(由于普遍理性之律令)需求之上。

由于对美与丑的判断标准并没有发生变化,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阶级和阶层的肖像在变化,产生差异,这样就记录下了知识分子的持续不断的希望和遭到挫折的历史。在长廊上陈列着的系列的肖像,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段未能完成的罗曼史,一场未曾得到回报的恋情。在长廊中,我们可以看到众多的现代性的英雄,在漫长的岁月中,每一个人都曾毁誉交加。

工业社会的先驱,大自然的驯服者,荒野的征服者,叩开人类前所未闻的动力之门的创造者,——圣西门亲切地把他们称作理性之纯洁无理、大胆无畏的骑士。与贵族不同——后者对他们自己的行为所预示的进步充满了恐惧之情而自缚手脚,但是,圣西门的实业家英雄是充满求知欲的,是具有钻研的精神和开放的心胸的,他们“迷恋”、敬重科学工作者,对后者言听计从。实业家们必须创造出一个世界以检验知识分子的天马行空的梦想。这一类肖像的问题在于,画像的人并没有认出被画者就是他自己(即使他们曾经费心仔细审视过他们自己的画)。随之产生了更多的问题,另一些知识分子迷惑不解地凝视着肖像,他们看到这些所谓的对象不过是一些粗鄙的、无知的家伙,他们怀疑思想的言过其实,怀疑那些试图兜售这些思想的人(后者并不成功);因为那些爱好“合理性”的人,不过是爱好他们的财产的“合理性”罢了,对于他们所造成的在自己篱笆的那一边的任何东西的被毁坏,他们并不关心。这样,马克思发起了对工业巨头的批判,矛头所指的正是后者的德性的沦丧,而后者之具有这样的德性,乃是圣西门所坚信不疑的。

画廊中还有另外一些英雄人物。例如,在民主制度中选举产生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服从“国家理由”或“普遍利益”,后者约束了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一切自私的、个人的褊狭和狭隘的东西都要受到限制。在今天的社会里,开明君主的斗篷披在了他们的肩上。他们肩负着对现代国家机器的管理职责,他们迫切需要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实践的理论,一种因其具有普遍性而能为一切人接受的有关目的的理论,一种众多的专家和相当多的受教育者能够向国家表达自己的愿望并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理论。然而,一旦政治家们表明他们对“党派”政治更有兴趣,表明他们需要的是标语口号,而不是理论和意义,表明他们不是去寻找摆脱困境的方法,而是制订一些遥不可及的计划,那么,知识分子就会想到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只有他自己,以及他的同类人,才是可信赖的,艺术家、文人、哲学家不得不肩负起进步之重担,希望他们的思想观念能够形成为一种物质的力量,其强大足以胜过任何现存的世俗权力。

不管怎样,在所有的这些英雄人物中间,一个人至少可以拥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角色:“无产阶级”,“尘世中的不幸者”,这是一些遭受了太多的苦难而不再愿意继续成为这一角色的人物,他们首先承担着理性化社会的姗姗来迟所带来的种种震荡,因此,在被召集到进步的旗帜下的成员当中,不能没有他们,此时,他们发现了他们的贫困的真相。这些人,或许是一些农民的代表,如俄国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或他们在当代的传人——非洲或拉丁美洲的激进主义者,不过主要还是那些产业工人,在为他们绘制肖像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无意识地)摆出一副无产者的姿态——一种理性之担纲者的典型的形象。

现代社会中,工人阶级是最接近于这样一种集体英雄的理想形象的阶级,这一集体英雄引导人类迈向所许诺的理性王国。首先,他们是前所未有的,因而,不同于其他的比他们更幸运的社会阶级,他们立场坚定:希望尚未实现,因此也不曾被事实所否证,故而也不曾被放弃。尽管那些怀有历史意识的人赞美他们,并使他们与那个古老的名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然而,现代工人乃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群体。他们的确是全新的,因而他们能够承诺未来,而没有被对过去的略有苦涩的回忆所玷污。不同于以往的受苦阶级,他们聚集在一起,从而可以明显地被看到,他们的数量增长极快,他们如同部落社会的铁匠,履行着一种魔术般的驯服和塑造自然的仪式,因此,他们被要求提高他们的忍耐性和体力,对于他们的力量,他们的仰慕者必然印象深刻。

不过,找到工人阶级,并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历史阶级”,宣告他们就是现代社会的普罗阶级,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有迹象显示,这一阶级对自身命运的共同性了然于胸,且决定行动起来;他们坚强不屈,极富战斗精神;他们走上街头,举行起义,设置街垒。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已知道,当他们徒劳无益地试图阻止“理性进程”时,也就是说,徒劳无益地企图取消工厂对这些微不足道的劳动者的自由的限制——他们还保存着对于自由的回忆,这时,他们是最具有战斗性的。但也正是这种时候,他们缺乏一种可以帮助他们的智慧,他们很容易把这种在特定的历史场合的战斗普遍化,并且归咎于永不停顿的、保守的工厂,这些工厂掌握着他们所没有的利益。通过暴力,抗拒向着一种属于“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纪律严明并严格控制的阶级的转化,表明这个“自在阶级”已经变成了一个“自为阶级”,工人们被赋予“理性化”社会的“总结算者”的合法资格,人们自然会想到那些制造神话的知识分子,这一阶级与他们相类似。

知识分子把进一步发展的梦想的实现,寄托在产业工人身上,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就是这些理性代言人终于遇到了现在或将来都不可能对知识分子权威产生疑问的一个社会群体。确实,这个阶级实际上已经命中注定被当作“组织化的知识分子”的观念的原型——知识分子不是努力使他们自己发挥作用,而是通过阶级的“历史利益”来把他们的用处彻彻底底地强加于工人阶级的身上。无疑,工人们需要提高和自我完善: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愚昧无知,不能理解伟大的和精深的思想,不能把个人的苦难与历史的宏大进程联系起来。由于在本质上,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因而,他们的提高与完善,只能是由知识分子来充当他们的导师:教育他们。也就是说,知识分子集团扮演了皮格马利翁的角色(萧伯纳的看法)。工人们赋予知识分子所需的力量,而组织并支配力量的权力唯有知识分子才拥有。即使知识分子把自己与工人的“阶级本能”和“自然的权力”相比,责备自己无能、智力贫乏,他们所做的,也不过是那些自豪的父母经常做的事情:把自己的平乏与孩子的丰富相对照。在使“那些受难者”和“这些思想者”团结起来的计划中,其前提是假定受难者不再只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思想者也要适应这一使两者合而为一的任务。

这个主导动机始终贯穿于知识分子与现代产业“无产阶级”相结合的充满暴风骤雨的传奇性的历史经历中。在马克思关于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发展进程的看法中,可以非常清晰地听到这个主导动机的存在,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完成,需要构造出一种关于社会的和历史的理论。在马克思的下述思想中,这一主导动机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马克思主张只有通过科学研究才能获得这种社会的和历史的理论,也就是说,只能通过职业化知识分子习以为常(并依靠他们的专业技能)的事情,才能掌握这一理论;其次,马克思尖锐批评了工会倾向,这种倾向完全听任他们自己的谋略的摆布,马克思认为这种倾向受到了“资产阶级虚荣心”的诱惑;最末一个但并非最微不足道的是,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批判”或“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些精妙绝伦的卓绝的思想创造——是最终顺利实现现代社会之“理性化”的康庄大道,它终将导致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样的这些主导动机也在马克思的追随者们的种种思想中回响着。考茨基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工人阶级运动(自发性的、具有天然倾向和阶级本能)与社会主义政党(科学理论的组织化的承担者)的结合。考茨基关于科学理论必须涉及如何形成一种关于理性社会的社会主义观的离经叛道之论,受到了伯恩施坦的赞同。在精神实质上,列宁彻底吸纳了考茨基的原则,且加以新说:工人光靠自身的力量,充其量也只能达到一种“工会意识”(这是一种智力低下的愚昧意识,混合着一些来自于局部、褊狭的经验所形成的对现实的印象,且没有能力提升他们自己的意识,使之达到普遍性的高度,只有科学知识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已被接受为一种公理,葛兰西的理论是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最佳表述,他把政党称为一种“集体性的知识分子”。卢卡奇煞费苦心地证明“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知识分子进行分析后的产物,对于“阶级的意识”(consciousness ofClass)——只是工人拥有的一种意见——的优越性:他证明,后者必然是一种“错误”的意识,一种需要被纠正的意识,它等待着只有通过对历史进程的全面分析才能带来的高潮的出现。阿尔都塞把观念世界——知识分子在其中生活并把这一世界看作属于他们自己——提升到了一种拥有自己固有的存在权利的现实状况,所有的实践意向和实践意图均源自于此,它并且是社会变迁的源头和出发点。今天,各种左翼派系和集团日趋分裂,对马克思思想中的许多方面愈来愈多地持批评态度,但是,它们依然全神贯注于给人民“灌输意识”,“使人民觉悟”,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它们才摆脱了彼此之间的相互混战,达到了一致。与其说这是“总体性”(不必提那些“局部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当下的集体体验,勿宁说是由于他们对历史的共同的回忆所推动的。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一值得重视的知识分子群体寻求与工人阶级的结合,仅仅是出于对实际利益的精心盘算。推动他们满怀激情地把自己认同于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是出于一种相当强烈的由衷的人道的同情,出于一种对被剥夺者和受难者的命运的关怀。在某些情况下,这一事实本身足以使人如此行事而无需任何出于历史智慧的意趣的推动(如梅休、布思或里斯);有时,开始的时候,同情是由后者引起的,然后便从一种手段性的东西变成了行动的目的(可以说,布朗基是这一类型的典型)。在知识分子关于工人阶级的处境及其未来作用的所有理论中,苦难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使工人成为历史合理化的主要推动力的唯一因素,恰恰是产业工人的贫困非由自己所产生。正如后来所显示的,同情必须具备两个属性:产业工人的处境及其内在本性,如上所述,正是这两个属性,才使工人阶级具有了正当性。

当代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失去了兴趣,这表明他们已经认识到上述的正当性已经不复存在,或者正遭到侵蚀。只是偶尔地,这一古老的希望会突然复苏,暂时使人不再想到上述的那种正当性已不复存在,工人所表现出来的短暂的好战性(1968年的法国,70年代初英国的罢工风潮)“突然产生了对现象进行解释”的强烈要求,激发了这种古老希望的复活。阿尔文·古尔德纳有句名言:今天的总体性知识分子(或者,准确地说应是知识分子中的依然忠诚于传统的立法者使命的那部分人)又在“到处物色着历史的推动者了”。他们显然不再相信产业工人阶级能够在未来去做那些迄今为止无疑不曾做成的事情不再相信产业工人能够完成赋予他们的使命。书籍、论文和谈话中充斥着类似于“告别无产阶级”的主题,充斥着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化、私有化、公司化或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奴役的论调,在他们看来,不管当初设想的产业工人的历史作用是正确的,还是一开始便是错误的,后者已永远无法履行赋予他们的历史作用了。今天的所谓穷人,亦即尚未变成资产阶级者,尚未被私有化者,或者,尚未创办一个公司者,已不再被托付于历史之推动者的这笔遗产;事实上,他们不再被赋予任何东西;苦难并不必然使一个人成为理性的推动者。就像其他所有肖像中的英雄一样,他们被证明从一开始他们只是画像中的英雄,因此,只有两种策略现在还可以采纳。其一,画师从画布后面现身,就像后现代艺术家一样,承认肖像画只是表现了画师本人及其技艺,只是表明他本人才是正在来临的理性社会的主要推动者(正如古尔德纳把知识分子称作正处在“我们所有过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时的意思,或者,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中提出,只是为了把他自己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Cultural Contradictios of Capitalism」中的观点置于争论之中)。其二,彻底放弃做一个立法者的野心,承认世界的合理性程度并不会有所提升,明言这已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大多数人所需要的不是真理,而是理解,不是立法,而是出色的阐释——幸运的是,理解与阐释并不需要一个历史的推动者,只靠知识分子自己便能做得尽善尽美。

然而,何以工人阶级丧失了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何以“新穷人”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这样的一种吸引力呢?

那些研究当代的经济发展趋势的学者几乎普遍发现,产业工人的数量已过了他们的巅峰期,人数正在持续下降,直到产业工人成为总人口中的极少一部分。确实,这一看法的理由是,工业制造业经历了一个类似19世纪农业所经历的过程。那时,世界的农业产量剧增,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却骤减:在19世纪初,人口的40%从事于食物的生产,但到这一世纪末,这一比例降到了3%。在农业领域所发生的事情,现在在工业品制造领域中同样发生了;统计结果表明,25年后,要达到目前的工业总产量,只需5%的劳动力就够了。从事手工生产的工人正被愈来愈多的自动化操作和机器人取代,后者在根本上将比使用“活的”工人要合算。今日的厂房与不久以前的庞大丑陋的“集中营”相比,几乎难以找到任何相似之处,以前,在那些“集中营”里,涌动着无产阶级的愤怒,铸造着革命的动力——至少在外人看来是如此。

在核心工业部门,雇员的总量并未以同样速度减少,但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极其重要的结构调整,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后果:雇工的实际状况与所描绘的无产阶级状况(他们由于其恶劣的工作状况而激进化)之间的差距正在急剧扩大着。安德列·戈尔兹说,这种新的劳动力的结构特征,首先在于“在劳动的总人口中,存在着二元分裂:一方面是一个持续的、可靠的、专职的精英集团,迷恋自己的工作和社会地位,担负工业制度的传统价值的储备库的角色;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经常失业的、只是偶尔打些短工的不稳定的工人,他们没有资质或地位,干的是一些粗活”。后者的工作是“粗鄙的、琐碎的”,自然是由于工会撤销了对他们的保护;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被承认,他们是那些受到保护并结成工会的劳工采用将他们“逐出工会并不再对他们开放工会大门”的策略的副产品。在劳动力结构的全面重组过程中,在一些工人群体之间,发生了令人重视的分离现象,分析家们试图通过这种变化来解释工会激进主义运动的瓦解,看来是走错了路。例如,英国在19世纪的3/4的时间中,劳动分工是工会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其策略的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它引导了这样的一些政策取得成功:在这些政策下,站在工会一边的工人获得了比临时工、兼职工、无工会组织者、正式的非技术工作和低薪工作者更好的工作岗位。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工会组织迄今为止的回应便是在传统的全日制技术工人所积累起来的愈来愈少的特权周围挖上壕堑。可以确信,这种方法是一场无望取胜的战斗的最后一役。根据所有得到的统计结果,目前已经出现了投资增加便意味着工作数量减少(至少是工会主义者实践所形成的那种对工作的理解)这种状况,在现代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人阶级——其概念形态源自于知识分子“物色历史推动者”的努力,其制度化形态源自于工会的组织化的实践——即将灭亡。或许只能这样说,作为历史推动者,他们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丧失了良机。

上述的这种考虑遗漏了“大量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只是偶尔打点短工的工人”;遗漏了“新穷人”,这才是古罗马人所说的真正处于世界最底层的阶级;忽略了愈来愈多的人依靠补助或福利来维持他们肉体的生存;忽略了那些穷困潦倒的人、残疾弱智者、肄业的缺乏技能的人,或者从最新的技术革命中(理性的最后的胜利)被淘汰的人,他们均已被剥夺了(有些人认为是永远被剥夺了)作为一个经济活动者的角色。他们在受苦。知识分子怜悯他们的处境,但不知何故,知识分子克制着,不想使他们的思想与这些具体的各种各样的苦难发生联系。他们的这种不情愿被理论化了。哈贝马斯曾说,新穷人不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因为他们并非被剥削者。奥菲补充道,他们在政治上不起作用,因为他们是没有劳动可以撤回的,他们被剥夺了讨价还价的权力。总而言之,怜悯(pity)取代了同情(compassion):新穷人需要人道层面的帮助;他们不适于被训练成未来世界的重建者。随着对历史思辨(historiosophical)的兴趣的丧失,从而也从对穷人的迷恋中醒悟过来。做一个穷人看来不再是一件罗曼蒂克的事情了,它既不包含什么使命,也不含有孕育未来的光荣。如果既不是从逻辑的角度,也不是从历史的角度,而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新穷人似乎就是一种残存的、边缘化了的异己分子。

边缘化,正在使今日之穷人呈现出某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东西,在最新的研究中,这被认为是资本从劳动中得到解放的一个成果。今天,资本不仅不能使社会的其他成员加入生产劳动;更准确地说,它使参与生产劳动的人数愈来愈少,人数对于资本愈来愈不具重要性。反之,资本使社会的其他成员成为了消费者。更准确地说,资本产生出来的消费者的数量愈来愈多,消费者的重要性也就愈来愈大。这使我们回想起布尔迪厄经过细致研究所得之结论:消费者与其说是被压抑,不如说是被引诱,与其说是被规范所强制,不如说是被需求所引导;对他们而言,广告与公关技巧取代了警察与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是,他们是资本再生产主要依靠的对象,如此,以资本和市场为核心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系统才具有持久性。在资本从劳动力中解放出来之前,“劳动的储备大军”首先是穷人;他们使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灵活的选择权,且有助于使“劳-资”冲突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不至于危及系统的维持。所以,穷人不但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系统绝对必要的组成部分——决不是一个异己的部分。在资本从劳动力中得到解放之后,穷人只有当他们真正地被认为是“消费的储备大军”时,他们才扮演了一个类似于“系统内部的”角色。然而,他们能被如此看待吗?

运用权威以及强制性的规范,对人民进行镇压、管制和严格控制,在现代的早期阶段,构成了整合机制的统治网络,只有极少数特权者及豪富可以免于这一网络的控制。这种控制网络可以非常有效地运用于对人的管理,这正是工厂制度的前提。在一个资本统治建立在使社会其他成员成为现实的或潜在的劳动力的社会中,工厂制度是至关紧要的。为了减少对于控制的反抗,愈来愈多的社会成员有机会去购买摆脱控制网络的特权。随着资本愈来愈向着摆脱劳动力的方向发展,这样的机会便愈来愈多:由于目前这样的一些人的数量愈来愈多,他们的消费能力比他们的生产潜力更有价值,因此,旧的控制网络愈来愈成为一种反生产性的(或者,是否可以更准确地说“反消费性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它与生产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目前,通过建构一系列的新兴制度——诱惑、公共关系、广告、需求的增长,这样的一些人得到了更有效的、更有力的整合(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他们在资本再生产的过程中的实际作用所产生的回应)。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跨越分割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界线。

新穷人无法做到这一些。他们不是消费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的消费对于资本的顺利再生产来说无关紧要(不管在何种情况下,他们的消费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市场流通之外)。因此,他们不是消费社会的一员。他们不得不受到压制、管束、权威和法规的联合训戒。布尔迪厄的“文化游戏”不是为他们的。倘若他们愚蠢地否认这一些的话,其后果正如杰里米·西布鲁克所说的:

这让我想起米歇尔。15岁时的一天,她开始染起了头发,先是染成红色,然后染成金黄色,后来她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随后她又像非洲人一样把头发编成细辫子,然后又梳成马尾状,后来又梳成了辫子,最后当她剪了一个平头时,头发在脑壳上熠熠发光。她戴着鼻饰,耳朵穿洞;佩羽饰,挂水晶、钻石、陶制品,或银器。她的嘴唇涂成红色,或紫色,或黑色。她的容颜时而惨白如鬼魅,时而艳若桃花,时而呈现青铜色如同一块被浇铸的金属。为了追逐飘忽不定的梦想,16岁时,她与26岁的男友离家出走。父母要把她带回家,她要自杀。母亲争辩道:“可我总是让你随心所欲的呀。”“这就是我要的。”18岁时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母亲的身边,那个男人打了她。她在卧房里坐着,逃离这里已有三年了;挂在墙壁上的流行歌星的相片已经褪色,他们仍然向下注视着她。她说她觉得自己已经行将垂暮。她觉得精疲力竭。她对生活已厌倦了。除了厌烦,没有给她剩下什么东西。

消费者的乐园也带着它自己的地狱:留给那些非法闯入者。

对于是否能够成为消费者社会的合格成员,市场提供了一种决定性的测试。请求成为消费者社会的成员,其程序完全是民主的:凡是信从者,均将一视同仁,这些信从者或被怂恿或被强迫。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被诱惑者,或是能够被诱惑的。然而一旦被诱惑了,米歇尔和她的同类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所垂涎的商品尽管对每一个人都有吸引力,但只是给某一些人带来了快乐;米歇尔或许能够推断,她唯一所确知的只有一件事:她并不属于这“某一些人”。商品游戏并不带来回报,游戏本身就是回报,它提供了一种不断翻新的成功的希望。但是,为了得到这种回报,一个人必须能够无休止地把这个游戏玩下去,这样的话,希望才永远不会破灭,失败则总是意味着一场战役的失利,而不是失去了整个战争。一旦你不再能够继续把这场游戏玩下去,希望就会破灭,你知道,你已经失败了,不会有下一场战斗来补偿你的损失。在希望的庙宇中,只有那些能够玩下去的人,才有合法的准入证。现在米歇尔知道,她是非法的:在另一些人的聚会中,没有她的位置。她被给予了一次机会,但她失败了。现在她必须回到卑微的位置上去。

她是卑微的,是国家“慈善事业”的社会救济金或福利补助的对象。她和她的同类们,有如希拉里·罗兹所写的:“这种存在于福利救济中的‘接受赠送的关系’,是以个人的屈辱为代价,来换取国家对个人的资助……请求者必须表现出哀求者的样子,如同中世纪的麻疯病人,要把他的伤口在大庭广众之下,公之于众。”在那种对申请补助者的经济情况进行调查以确定应享有的补助金额的福利活动中,并没有看到那些福利国家的提倡者所寄予的过高期望,有能够实现的任何痕迹。约翰·沃莱爵士提醒我们,在贝弗里奇报告中:

保险是他们的希望的基础,无需采取任何特殊的方法或者具备特殊的条件,他们必然会得到补偿,这是他们的权利,如果他们遭遇不测,他们无需因为自己是一个穷人而申请补助,他们只要靠自己便足够了,他们的意外损失会受到保险的赔偿。所有的公民——不仅仅是境况较好的——都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愿来储蓄,并且为他们自己的未来或他们家庭的未来作出有利的安排,无需担心他们的所有会在未来不幸降临的灾难中毁于一旦,这种不幸现在已经被社会保险所负担了。

贝弗里奇的念头是在一个生产者的世界中构想出来的——或者,是在对如下这一世界的鲜明的回忆中构想出来的:游戏的散伙仍然只是一种暂时的灾难,那些发现自己处在边缘的人们有义务回到游戏中来,那里,他们将会得到国家的帮助(正如克劳斯·奥菲曾经说过的,“劳动力的重新商品化”)。因此,没有理由把他们看作是与其他人完全不同的群体。贝弗里奇的思想在产生的时候便已经过时了。随之而来的实践否定了他的想法。事实上,在每一个社会保障领域,获得补偿的权利被替换了,取而代之的是按照对申请补助者的经济情况的调查,确定其应享的补助的方法,这种方法“侵犯了接受者的尊严”,并且必然会造成“社会的分裂”。分裂是这种方法给消费者社会带来的最大的好处。D.V.唐尼森说,英国的补助金已经成为“一种对被污辱的次等公民的污辱性的次等服务”。这种服务的本质——故意维持的次等性,塑造了作为二等公民的服务对象,或者,至少在他们的身上别上一个徽章,把他们的身分告诉周围的其他人。

已经证明,这些人并不适合于被诱惑,对待他们,只能指望用老式的和可靠的镇压的方法。广告会使他们盲目,或更糟糕,使他们变得难以控制(如在市中心贫民区的骚乱中可以看到的那种砸烂并焚烧商店的现象);对待他们,需要重新捡起暴力的权威。他们新产生的需求只是预示着麻烦将临;需要规范以确保穷人被束缚在旧的需求上面。总而言之,由于诱惑对人是不加区别的,需要用镇压的手段来消除它所产生的对于社会秩序的危害。镇压和法规对穷人而言并非什么新闻。但现在,他们是处于另一种歧视当中;这就是在愈来愈多的其他社会成员购买到了摆脱镇压、权威或法规的出路时,他们却成为了新穷人。在法律层面上,在实践当中,作为一种被隔离了的穷人群体正是如此形成的,对他们的统治适用于另一种方式。纽约纽伯格的市政执行官约瑟夫·米切尔是那种舒适地呆在消费者社会的围墙这一边的人们的典型,他说道:

我们要向那些社会寄生虫的权利提出质疑,他们用纳税人的钱去抚养私生子。我们向那些道德骗子和懒汉们的权利提出质疑,他们永远盘踞于被救济的名册上。我们要向那些因州和联盟法律而获得救济的游手好闲者的权利提出质疑。我们要向那些随意辞职不干的人的权利提出质疑,他们一直靠国家的救济为生,就像被宠坏了的孩子。我们要向那些为成为或继续成为公共负担而移居的公民的权利提出质疑。

在这一经过拔高了的道德化的宣言的背后,是一种羞辱人的实践。根据乔·R.菲金的研究,

(美国的)社会救济机构不仅经常对接受救济者的婚姻和性生活进行监视,而且还对他们的生活的其他方面进行监督。社会工作者们可以不经邀请进入他们的家庭,审查他们的经济收支状况和用途,调查他们是如何抚养子女的。国家对这些接受救济者的生活的干涉的另一个例子,是极其严格的强制性生育控制。在70年代初期,许多新闻报道揭露了如下事实,一些地方性的社会救济部门参与并迫使接受救济的母亲做了绝育手术。

另一个美国人的研究结果也显示,由于目前的公共救济体系,穷人需要一种“高度的忍耐(如在那些公共救济部门的官员拒绝接待,并且让接受者无限制地等待下去时),对于遭到粗暴的和侮辱性的对待能够充分地忍受(如那些住在医院急诊病房的穷人发现没有人注意到他们正迫切需要帮助),通常还要准备着把他们的私生活公之于众(如在公共救济部门的官员的敞开的小房间中接受与自己的性生活有关的提问)”。穷人的由官僚政治所指定的角色,他们的新的被隔离的社会界定,是如此被训戒并成为习惯的:

穷人们发现,必须学会系上由官僚机构所定的类型标签如“接受政府资助赡养的儿童”或“就业培训计划的参与者”来演戏。对于这些角色来说,一个令人困窘的问题就是他们必须心甘情愿地佩上社会给他们的标签,这样,这些穷人才会被政府机构了解,有时也会被公众了解(例如,“受美国政府补助的贫困儿童的母亲”)。一旦被系上了这个标签,便可能难以取消;这些穷人会发现,无论他为了改善收入状况做出多大的努力,人们依然主要通过他的穷人标签来认识他,这种标签往往是有害的、侮辱性的和令人沮丧的。

这种分类想使自己永远存在下去;官僚政治的实践已经抛弃了所有试图使那些穷人重新获得工作能力的努力的伪装,取而代之的是,在它的产品身上打上烙印,使之隔离,迫使其永久化。指定穷人所扮演的角色,并“成功地”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可以消除一个人的积极行动的愿望。例如,他可以学会对政府官员采取一种俯首贴耳的和奉承的态度,这正是官僚政治的程序所需要的;或者他可以把那侮辱性的标签当作是真实的东西,从而丧失了自身的尊严,或者只会发火从而使事情愈来愈糟”。所有事情都是为了确保这些角色认识、接受、认同他们所处的状况,并确保他们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生活。正如乔尔·F.汉德勒和埃伦·简·霍林斯沃思发现:

法律和规章控制着新的接受补助者的进入,要调查申请补助者的经济状况,这种调查被赋予极其广泛的权力以对新提出申请的工人进行审查。与接受救济者有关的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可能受到官方有关机构的关注。在决定申请者的贫困程度时,不仅申请者的所有财物来源都要考虑到,而且这些机构被允许制订计划以使“所有财物来源都能被充分地利用”……虽然对申请者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是管理者履行其职能,但是对这种调查的运用,并不仅限于刚刚提出申请时的这一阶段。从申请者提出申请,到接受者完成整个程序,他始终接受着调查。任何时候,补助申请者的金额和必需品的数量都可能被变更,都可能丧失接受补助的资格……坦白自己的财产以及收入来源,把朋友和合作同伙的名字公开,服从对自己的支出和社会行为的调查和讯问,所有这些都是接受政府补助的代价。

社会救济法及其实践的根本后果就是,穷人失去了任何的权力。他们权力的被剥夺,也就意味着这些接受救济者被阻挡在消费者社会的门外,无法再一次回到消费者社会中去。事实上,就像埃迪·肖布里吉的活生生的调查案例,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调查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社会救济制度没有任何促进穷人重返消费者社会的意思。相反,社会救济这一实践活动所关注的焦点是:作为一个消费者社会的成员所必需的技能中的“非习得性的方面”;禁止接受救济者作出自己的“购买选择”;专为他们生产的物品。

福利国家对于它的“受惠者”的态度,是一种不人道的、怨恨的和彻底的残忍的可怕的混合,最主要的是,绝大多数人对接受救济者持一种憎恶和猜疑的心理,这种心理的产生通常被解释为是由所谓福利的功能性障碍这一特点所导致的:由于福利是以财产的第二次的转移(secondary transfers)为基础的,它不涉及劳动契约,不受市场统治,因此,它似乎破坏了对于“劳-资”关系的再生产而言绝对必需的“工作伦理”。然而,是谁具有让这些穷人来破坏工作伦理的需要呢?伴随着“想要,为什么还等着”这一口号的流行,信用卡被引入了英国。与资本再生产之关系重大的工作伦理不断遭到削弱,现在,资本利润更加依赖于对市场的操纵,而不是剥削劳动力,在这个社会中,作为有目的的花钱与消费,主导着赚钱和储蓄的活动。工作伦理无法被这样的一种消费者的市场所容忍。在必需使消费者游戏持续下去的神话中,(如果从本质上看)“毕身从事于工作”这一律条处于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正如杰里米·西布鲁克所说的,在消费者社会中,年轻人的“无穷无尽的幻想”正在被唤起;“他们考虑金钱时愈来愈少地与工作联系起来,不是把金钱看作是出售自己劳动力之所得,而是把它当作一种神秘之物,是一种可能通过中大奖,或者通过盗窃,或者通过擅长跳迪斯科,或者通过赌博,以获得的东西”。这种观念并非源自于福利国家的实践,而是来源于最有力的权威——消费者市场的自我宣传,这种后现代的意识形态终结了一切意识形态。

还有一种说法,社会救济系统限制了市场的权力,是一种“非商品化的”因素;由于被认为具有这种性质,因此,社会救济系统当然仅限于被看作是消费社会的一种异己因素,消除这一系统,或者至少最大限度地削弱它,是消费者利益的共同要求。但在事实上,正是这种信条对消费者市场产生了作用。使作为被救济者的穷人的“非自然化”,是消费主义得以被“自然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消费者要维持他们的自我认同,需要构造出一种非消费者,作为它的深恶痛绝的、背道而驰的对立面,作为一种需要时刻警惕防范的威胁。即使没有穷人,也要创造出穷人。纳入被救济者的范围,就意味着不再是消费者社会的一员。于是,消费者的紧张而充满挫折的生活,与穷人的处境相比,就变成了无关紧要的、完全可以忍受的了。更确切地说,其条件是,穷人必须如其所是地被看待:在消费者市场之外,只有一种选择,而穷人正是这一选择的活生生的体现,消费者同意(事实上是乐意于)对两种选择进行讨论和公开论证。为了使这另一种选择看上去显得恐怖,他们认为应该使所有的其他的选择——其实就是这个“另一种选择”——变得令人恐怖。克莱夫·詹金斯和巴里·谢尔曼在谈到今日的英国社会时说:“英国人总是为他们自己身为一个受到极好管理的、宽容的和文明的社会中的一员而自豪,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能够过上一种正派的和像样的生活,社会和政治的失调被限制在最低限度。要使这一观点为真,他必须是男性,白种人,有职业,有偿债能力或非常富有(这样更好),而且不太老,没有残疾,精神健康。”消费者社会被公认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它需要存在着另一种选择——野蛮社会,正是通过与这一野蛮社会的对照,它的成就才能够随时被度量。为了维持对它的成员的宽容,它要求其成员对所有不属于它的事物采取不宽容的态度。

事实上,新穷人是消费者市场的产物。不是由于消费者市场的“功能性障碍”(正如前面所述,以产量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使得穷人边缘化了),而是因为它的存在方式和维持方式。消费者社会通过对富人的定义,从而铸造了穷人,富人就是好炫耀的消费者,他并不是一个老板,不是一个创业者,不是另一阶级的成员,不是敌人,而是使模式得以确定的人,是可以追随的样板,是可以达到、超越和过时的目标;是在前进道路上的前导,每一个人都渴望追随着他,并且证明这种渴望是现实的。让我们再次引用西布鲁克的话:

在我们社会,贫穷的含义以如下方式作了重新界定:所有那些试图确定必须有多少钱才能使一个人免于匮乏的努力看来是没有什么结果的,也是难以实现的,是没有希望的,其代价之高令人咋舌;原因在于,被规定的贫穷,不是与需求相对立,而是与生产和出售的无限的能力相对立。这样,贫穷就成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解决并不在于对穷人进行补偿这种矫正性的活动,而在于纠正富人这一观念,因为正是在富人的意象中,穷人被重新构造了。

消费者社会的“悲剧”在于,如果没有使不平等维持在一个不断加剧的水准上,如果没有坚持所有的“社会问题”必须转化成为个人的需求问题——这种个体需求是可以通过对市场化商品的个人消费行为得到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无法得以持续;通过这种方法,它每天都在生产着它自己的痼疾:需求无法通过市场得到满足,从而恰好削弱了这一社会得以维持的条件。用一种真正的辩证的态度,可以说,消费者社会无法根治它自己所产生的痼疾,除非带着它们走到末日。

不管什么原因,事实是,那些受到压制的和被各种规范管制的群体在消费者社会内部确确实实地存在着,不管这个社会是如何的繁荣——同时,在“消费者-市场”的生活的整个阶段中,他们或许始终存在着。因此,消费社会的最显著的和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安排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控制系统,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通过它们,这个围绕着消费活动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的成员才能够被整合。倘若不是这种二元性,这种社会秩序模式,或社会自我维持的过程,都是不可能继续的。

然而,那些把当代社会看作是“消费者社会”的理论通常并不承认这一点。为了与消费者社会的自我形象保持一致,它把那些受压迫者的存在看作是一种边缘的现象,与它所描述的社会没有什么关系;它把他们看作是一种暂时的存在,或者看作是一种异端,然而,这两种情况都认为无需对基本模式的有效性作变动,就可以消除这种现象;它把那些受压迫者看作是一种需要另一套事实才可以得到解释的现象,而不是消费者社会自身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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