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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增长的极限

图书名称: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
图书作者:拉尔夫·达仁道夫(Ralf Dahrendorf)    ISBN:7500427042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03-01
        1.一种世界秩序在支离破碎

  在20世纪,想要论述社会的发展,又不想联系国际的压力。作用和影响,其可能性是罕见的。数十年的战争、经济危机和权力的专横拔扈,把一切民族都吸入它们的漩涡。即使在1945年之后,对于世界的大多数地方来说,这种情况也丝毫没有改变。一系列国家,尤其是中欧和东欧国家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内部发展遭受帝国主义强权干涉的残暴宰割。最近,若干中美洲国家也有类似的经验。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其他地区从殖民统治中觉醒起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同时又不得不适应它们的外部地位的变化和解决内部发展的问题。除此而外,冷战无不影响到所有的有关当事者。冷战划分了界线,在集团内部以及在集团之间,这些界线都发挥了作用。尽管如此,人们可以断言,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内部,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有1/4世纪之久,相对而言不受外界影响。而且,一种稳定的世界秩序对于它们有所帮助。因此,当20世纪70年代这种秩序开始支离破碎之时,其后果是到处明显可感。早在冷战结束之前,战后时代就已一去不复还了。

  一种有组织的国际关系的体系是30年光辉岁月的一部分。这个体系的产生就已令人惊愕不已。当时,尤其是美国对国际联盟幻想的破灭,而且1944年和1945年盟国显然集中精力于作战任务上,面对这种情况,当时的策划者和政治家还有时间自觉地草拟一项有关国际机构的方案,并且将其重要的各部分付诸实施,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诚然,必须说明,这些机构的普遍的意图,在实践中并未超出联合国组织很远。1946年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发自莫斯科的著名的“长篇电报”,证明斯大林缺乏接受经济合作规则约束的诚意。它特别指出,大国总是喜欢把国际体系作为一种本国特殊利益的工具加以利用。基于类似的理由,甚至连那些仍然坚持一种世界秩序的辩护士们,都很难就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达成一致。不过,这部分是一个形式问题。实际上,人们已经为货币、贸易和发展等问题建立了合作体系,它们在长达25年之久的时间内,一直运作得相当好。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WF)、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银行成员国在经济上的巨大优势,人们甚至可以指出,稳定的货币、自由贸易和慎重的发展援助,也给这些组织的非成员国带来了补益。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里,区域合作也相当繁荣。它的产生要求付出某些代价和痛苦,在有些情况下,如在安第斯国家的卡塔赫纳条约和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柜架内,区域合作仍然是发育不充分的。另一方面,欧洲共同体则是一段颇有成就的历史,尽管它不得不建立在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废墟和从前的若干一体化尝试的空壳之上。在贸易、热核研究和发展援助等领域里,以及在社会政策的各方面(人们也可以把共同的农业政策算作是属于这些方面),早在1992年的计划之前,欧共体就是一个由成员国共同行使主权的持久的楷模,起初是6国,后来9国、10国和12国共同行使主权。欧共体始于1952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1958年又增设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7年,这三个共同体融合为欧洲共同体。两年之后,它们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第一个伟大的工程,即建立一个共同市场的工程,至少在形式上处于作出决定的前夕。共同体(在1969年12月海牙首脑会议上)同意的下一个工程是它的扩大,让大不列颠和其他国家加入。这一点也实现了;然而,合作的内容深化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种合作应该通过第三个工程加以深化,即通过在10年之内建立一个经济和货币联盟加以深化。在欧洲共同体重新关注这个目标的时候,此时此刻回忆一下第一个这类尝试,可能不会有什么害处。在经过彻底的准备之后,1971年春天,欧共体作出了一系列广泛的决定。它们持续不超过几周时间。当世界体系开始支离破碎之时,这首先把欧洲共同体的日程搞乱了,虽然欧共体不是惟一的牺牲者。

  关键的日期是1971年8月15日。那天,尼克松(Nixon)总统和他的财政部长康纳利(Connally)单方面宣布废除战后时代的货币和贸易秩序。他们宣布停止美元对黄金的自由兑换,加征进口附加税,并阐述他们采取这些措施的理由,认为美利坚合众国有权把它自己的利益,置于为他国承担责任之前。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大国,因此也是国际体系的保障力量,声明它对自己的了解无异于所有其他的国家对自己的了解。之所以作此宣布,有一段前史,所以直接的当事者对于这些宣布并不感到十分惊讶。它们也带来后果,因此在谈判中又撤消了最粗暴地违反一切规则的若干措施。然而,由浮动汇率取代把美元作为对一切货币的稳定尺度的固定口率制由此造成损害,直至今天,布雷顿森林体系尚未从中复元过来。而且自从1971年以来,关贸总协定的贸易体系一直受到重重压力。

  回忆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归咎谁是谁非。在1971年8月15日以后的紧张的几个月之内,指责已经够多的了,从8月底关贸总协定特别会议的初步讨论,直至12月底华盛顿的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相互指责甚烈。争端给所有的参加者留下遍体鳞伤,然而并未使他们变得聪明许多。在当中,关键的问题是一个显然已经变为幻想的国际秩序的支离破碎,使世界各国得不到保护,听任大国更直接实施强权的厉风洗劫。有时候,风似乎减弱一些,但是,它们很快又变得强烈起来,而且不止一次地上升为飓风。1971年10月的斋戒日战争和由它引起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仅仅是其中的两例。很难准确指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通货膨胀开始的日期,但是归根结底,通胀的深刻影响不会小于那两次石油大涨价。两次石油价格大暴涨反过来又直接关系到那些对第三世界发放的、不负责任的信贷,这些信贷构成80年代债务问题的直接原因。1971年,还有几个人把放开汇率看做是一种市场药方。他们认为,货币最终体现着在其背后的国民经济的真正实力。20年之后,只有少数人愿意为这种论点辩护。相反,浮动的货币促成了币值和实际经济增长相背离;在这里存在着使80年代的赌赛资本主义成为可能的诸多因素之一。

  从根本上讲,80年代在很多方面使这里所描述的进程更加尖锐了。美国在里根总统的领导下,对一切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采取愈来愈消极的态度。美国离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骤然结束国际海洋法会议的谈判,对国际法院的判决不予理睬,降低它在很多国际组织里的代表级别,威胁要退出关贸总协定,如果后者不能更好地考虑美国的利益的话,限制世界银行的自由,让全世界知道,这些机构是多么令人不屑一顾,哪怕它们是由它在战后亲手创建的。在每一个具体的情况下,美国持这些态度可能都有一些可以谅解的原因,但是,首先是世界被其后果激怒了。原因就在于美国从康德哲学又回到霍布斯哲学;民族之间发生的事情,是由权力而不是由法来决定。人人都企图用自己的力量去实现他的利益,哪怕这样做要牺牲别人也在所不惜。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布什总统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在这种背景下,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多少机会。

  诚然,直至80年代,还有一种稳定的要素,它恰恰是那场冷战,冷战在开始时就充当了战后时代的事实秩序。欧洲合作与安全会议在回976年赫尔辛基的最后公报里,仿佛把各种冷战假设都制度化了,因而消除了它们的可能恶果。战后的边界为大家所承认;德国和欧洲的分裂被视为协议的一部分;两种持久打算的体系在尊重它们的势力影响范围的条件下,开始了它们的关系的正常化。
  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打这种算盘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参与进来,或者也许是当时还是共产主义世界的那些国家的人民也没有参与进来。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就任之后,后来在1989年这个命运攸关的岁月里,赫尔辛基的协定开始以令人窒息的速度迅速起伏波动。此前显得似乎很稳定的世界体系的一些重要的因素,起初陷入动摇,随后就崩溃坍塌了,其中包括德国的分裂,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华沙条约。在美国70年代和80年代宣布废除由它控制的世界秩序,因而结束战后时代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之后,苏联就着手开始摧毁这个时代熟悉的世界形象的最后的紧身胸衣托架。末了,它自己也成为这个瓦解过程的牺牲品。

  想从这类发展中得出广泛的结论,为时尚过早。而且首先这也不是一篇论述国际关系的随感。只要世界秩序决定着各国内部的发展,首先是发达国家内部的发展,世界秩序就在其间发挥影响。于是,作出两点结论是可能的,根据人们的口味不同,它们听起来或者会令人欢欣鼓舞,或者会令人忧心忡忡。

  结论之一是从康德到霍布斯的道路,走得比在80年代早期可预见到的要更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里,因此在这里,权力关系起着主宰的作用。而且,因为仿佛美国和俄国两个强权的霸权统治首先反映了热核战争的临界状况,因此,形形色色的较小的强国能够决定着人的生存机会。在欧洲,分崩离析的中央集权国家制造着显然的动荡不安。伊斯兰教作为宗教进行着巨大的积极行动,旨在回复到一些原教旨的和往往是现代之前的价值中去,这给世界很多地方、包括前苏联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三大经济力量中心,即美国、欧洲和日本,在进行市场竞争,同时却很少关心规则。

  这是足以令人深感不安的,尤其是这仅仅是一段要长远得多和复杂得多的历史的开始。然而,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令人心情沉重。像今天这样需要有世界范围的规则,这历史上是罕见的。在经济上,随着大型跨国企业的建立以及伴随着它们一起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兴起,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它带给很多人以富裕,然而也呼唤要求与新的经济市场活动范围相适应的游戏规则。贸易巨人的战争是对旧秩序的瓦解的最坏的回答。在军事上,集团的不稳定化意味着一种控制核武器和核知识的扩散的手段变得不灵了。人们不得不担心,“有限的”原子战争今天比以往更加可能了。而且,人类的生活环境问题具有新的紧迫性。有可能我们正在把我们所赖以生活的星球,变得无法居住。于是,只有世界范围的行动能有所帮助。最后,我们必须亲眼目睹第三世界各国正在愈来愈深地陷入到贫困、疾病、战争和独裁暴政的泥潭之中。

  因此,对于世界范围的协作,不乏明显可见的任务。不过,这里是抢了后文中的话题。当本书结尾再次谈到世界公民社会之时,我们将会回到这个题目。在这里,首先是为理解70年代的内在发展准备场景。70年代中叶,雷蒙·阿隆的世界已经烟消云散了。持续增长比较可靠的、国际的前提条件,开始崩溃。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由它的缔造者宣告废除了。于是,一个进程启动了,它导致了在80年代末一种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范。这样一个没有多边规则的世界,对于生存机会具有种种后果。它首先是一个只能很少去促进人的应得权利的世界。尽管很多人不喜欢南非的种族隔离,但是却没有国际手段可以改变它;一位果敢的总统必须从内政方面去实现这种改变。还有赫尔辛基协定有关人权的一揽子规定,证明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尽管有些国家的“赫尔辛基小组”还在援引它们。严格地讲,并没有国际法,只有少数的思路和开端,如在欧洲共同体里面,也在欧洲人权公约里面,它们许诺为将来提供国际的应得权利的保障。

  然而,战后秩序的支离破碎也冲击了生存机会的供给方面。在国际关系中,总是首先涉及到经济的供给。布雷顿森林会议和哈瓦那回合谈判的结果,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对于战后时代的经济奇迹,作出了它们的贡献。因此,国际经济机构和货币机构的软弱,其结果是损害着增长的机会。美国1971年8月15日开始推行的多元主义,到头来既未能报效于它的发起者,也未能服务于任何其他的人。毋宁说,它引发了10年的危机。

        2.关于经济增长的争论

  在70年代,各种夸张议题一直排在日程上。大多数是牵涉到一些最黯淡的黑色画面。自从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群众的起义》和《西方的没落》发表以来,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那样出笼了这么多书,其书名诸如:《我们的世界有什么不对劲儿?》,《走出富裕陷阱的途径》,《未来的震荡》,《现代世界的没落》,《各民族的兴衰》,《现代精神里的不适》,《没有增长的社会》,《我们能在未来幸存吗?》在这些著作里,某些单词经常反复出现,所以诱使我们现在稍微进行一些社会心理学分析,因为现在能够把70年代置之一旁并保持某种距离对之加以观察。当时最重要的流行单词是“极限”(“Grenze”)这个词。“极限的理念”,一本书名为《未来的极限》的德国作者说,“已经进入那些决定历史的理念圈子”。另一位作者也是德国人,他把自己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历史的激情看做是在于显示人的克服极限的能力,但是今天,“人类正走向一些它在上两个世纪没有认识、也不想认识的极限。”也许没有任何一本书比丹尼斯·梅多斯等人致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报告更好地切中70年代的气氛,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报告的题目是:《增长的极限》。
  当1968年意大利企业家和人道主义者奥雷里欧·贝凯(Au-relic Peccei)开始在罗马召集一批重要的商人、学者和政治家之时,他的意图是从很多在可见到的事件的表面之下找到可以认识的、相互间似乎没有关联的事实的共同点。贝凯本人(在他1976年即在时间上已经有某种间隔之后提出的报告里)列举了一系列这类事实——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不公正,失业和能源危机的冲击,货币危机和保护主义,文盲和异化,恐怖主义和贪污腐败,等等,等等,随后阐述了他的论点。“这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似乎无法解决的困难,罗马俱乐部称之为困难问题。对这些困难问题的解决,或者毋宁说,罗马俱乐部对梅多斯报告的较为沉闷的回答,是简单而富有影响的,即使不令人信服:“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环境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开发等方面,当前的增长趋势保持不变地继续下去,那么在今后100年内的某个时候,我们的行星,将达到增长的极限。”

  梅多斯的报告1972年才出版。即使说它不能令人信服,也不应该忽视它所提出的问题的意义。罗马俱乐部自己很快也就发现,它借以运算的总数对于任何一种具体的情况都并不确切;因此,在米哈伊洛·梅萨罗维奇(Mihailo Mesarovic)和爱德华·被斯特尔(Eduard Pestel)撰写的第二个报告里,对这些数据又重新进行分解计算。不过,这两个研究小组都低估了世界粮食生产的能力。在任何一点上,没有哪怕是暗示一下在富裕之中可能会存在饥饿现象,即存在应得权利的问题。(罗马俱乐部与一些人的定量分析癖好不谋而合,然而它却想持反对他们的态度。)20年后,我们能够更好地估计可供支配的资源。节约、新的方法、替代性资源被推至首要地位。环境问题到处都被提上日程,无疑,这部分是由于罗马俱乐部公布这两份报告、引起传媒舆论重视之缘故。当然,世界人口的增长还继续不减地增长着,虽然在非洲和其他地方,新的死亡方式令人不寒而栗,并且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类前途问题。

  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的弱点在于它的极限观念。对于预见更加遥远的未来,外推法并非十分明白易懂的方法,假设问题会指数式地而不仅仅是直线式地恶化,可能会吓坏一些思想较为简单的人,使他们惊慌失措,但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谁若把极限作为他的分析的中心,他的思维是单向的。人们只能一直向前开车,急刹车和挂上倒车档。很多人实际上就是这样思维的。各种习惯限制着幻想。尽管前进道路上可能会遇到障碍,建议一如既往地做下去和要求彻底掉头返回,这是在既定的情势下,两种最为可能的反应,恰恰在人们面临意想不到问题的时候,会做出这两种反应。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直至80年代,正好发生这种情况。有些人在黑暗中吹着增长的老调;另一些人则要求永远不能再做50年代和60年代所做过的一切事情。两者都很少能够提出有益的建议。实际上,历史以别的方式继续前进,也许像国际象棋中的马,先向边上走,再向前走,或者变换题目,或者采用一些使昨天的极限显得无关紧要的新的进攻方法,犹如在空战时代使得马奇诺防线变得无关紧要一样。

  这并不意味着,无所事事地安静等待,听任事物自己发展就够了(虽然我也同样怀疑人的计划的可能性,并偏好市场,这两方面给现代的自由主义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也并不意味着,在70年代没有发生后果累累的变化。与此相反,70年代的经验标志着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现在尚为时太早,不能十分肯定这个转折点有多么重要。有可能它就像100年前自由主义的世纪过渡到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纪一样重要。不过,同时代人总是喜欢赋予一些转瞬即逝的事件以异乎寻常的意义;想在重要时代生活的刺激,对于知识分子是不可抗拒的。人们在1789年(这样或者那样地)看到戏剧性地推行了公民权利的原则;1889年即在大不列颠《费边评论》发表和非技术工人工会成立的一年,(这样或者那样地)标志着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开始,有组织的阶级斗争随后导致了制度化,更往后则导致多数派阶级的形成;1989年(这样或者那样地)由于在共产主义世界里的革命,再次提醒人们记住开放社会的基本价值,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其他一些尚未给予名称的世界性变化。

  经济增长与这种变迁关系密切。当罗马俱乐部预言了经济增长之极限时,很多人可能会感到这是不必要的悲观。不过,一年以后石油危机的大冲击产生了一些值得回忆的画面。突如其来的动力原料短缺,使得很多高速公路空空如也;很多房屋电力定量配给;整个工业似乎受到危害。这无疑是过去了,而且毋宁说,部分具有象征性质,然而,这是天有不测风云的一些象征,有些可能性是意想不到的。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至少一年的“负增长”;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平均增长率大大低于过去的几十年;如何适应新的时代环境,成为政治的主题。政治家们发现他们的职业艰辛,工作难搞。很多政治家输掉了选举。甚至经济学家们起初也感到困惑,目瞪口呆。他们当中的几个人抛砖引玉,提出一些理论来辩论,这些理论值得回味,尤其是因为它们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占主导地位的想法提供了背景。这些理论应该用以解释新的增长问题,并帮助找到一条途径,走出明显的两难困境。它们当中的最简单的理论原来根本不是什么理论,而是呼唤所谓的“长周期”,仿佛这些周期是一种自然规律。沃尔特·罗斯托明确指出了发明这类周期的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Kondratieff),后者列举了过去200年内的一系列“带有经济下行趋势的时段”:1790-1815年,1843-1873年,1896-1920年,1936-1851年。根据人们考虑的国家的不同,毋宁说,这些时段中的这个或那个时段会令人感到惊讶。然而,罗斯托的论点首先是,倘若一个新的这样一种时段于1972年开始,那是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它将会继续下去,并在25年后在一次经济高涨中结束。到2000年,“稳定的高增长率将与稳定的物价并存”。

  不过,另一些人感到这样一些未作解释的规律性是不够的。阿尔伯特·希斯曼(Albert Hirschman)以典型的幽默和怀疑态度谈到了“失望”的周期,“失望”的周期是人对非个人的矛盾的回答,而且是难以避免的,虽然人们必须设法别让它们使人完全丧失采取理智行动的勇气。曼柯尔·奥尔森走得更远。为了解释70年代明显的经济现象即解释滞涨,他引入了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他认为这种逻辑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和国民经济越是能够长久地发展,不受内部和外部冲击的干扰,就越是可能发生这样情况:它们会僵化凝固,既没有能力适应,也没有能力革新。特殊利益集团的卡特尔压制着企业家的首创精神。整个体制在沙滩上搁浅。如何才能使它重振旗鼓,扬帆航行?奥尔森的结论招致了许多批评,尽管在他的分析背景下,这些结论可能似乎是可信的。他援引杰斐逊(Jefferson)的话:“进步之树必然会一再要用爱国者的鲜血来浇灌施肥。”只有战争和革命能够打破经济的停滞和扭转各民族的败落衰微。

  70年代关于经济增长辩论的核心并不太具有戏剧性,然而同样值得注意。它有两个主要特征。一个在于问题的提出令人眼花缭乱,含混不清;一些人怀疑,从根本上讲,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是否还能够达到,另一部分人则怀疑,这样的增长是否值得希望的。第二个特征在于提供非经济学的办法来解决经济学问题的奇特的倾向。问题提法的不明确,特别表现在米香(Ed Mishan)和威尔弗雷德·贝克曼(Wilfred Beckerman)之间的意见相左之中。早在1967年,米香就发表了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的代价》,后来又把它放入《关于经济增长的辩论》一书出版。1974年贝克曼以他的论文《捍卫经济增长》来回敬米香。米香从来就对经济增长不甚看重,或者说,从根本上说不太看重现代世界。“私人汽车肯定是人类所遭受的最大灾祸之一,如果说不是最大的灾祸的话。”这样一些浪漫主义的偏好,典型地说明他处处猛烈抨击“增长派人物”。与此相比,贝克曼采取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不增长的代价高于增长的代价;要为所有的人提高福利,尚有很多事要做,任重而道远;当然,“整个收入的增长是收入分配的增进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令人更加感到有趣的是,贝克曼也说:“在世界上比较富裕的国家里,在经济迅速增长是否值得希望问题上,也许比从前的任何时代有着更多的缘由令人不快。”因此,他丝毫没有反对探讨福利指数,福利指数包含着其他的因素,而不仅仅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和实际收入。事实上,公开辩论的语言发生了变化,这是70年代辩论的存留结果之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本身从前曾经是增长哲学的学院,现在也鼓励除了传统的经济学的测定值外,也应用社会指标。政治家们、甚至各国政府开始谈论“平衡的增长”或者“质的增长”,宣布他们的信念,认为简单地在50年代和60年代很多人走过的崎岖小道上继续慢行是不够的。

  无疑,并非人人都跟随那些还已经走得更远并要求对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作根本改变的经济学家。蒂博尔·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在其《悲哀的经济学》里)区分了新事物的刺激和习惯事物的安逸,并且贬低物质生活水平对于两者的意义。弗雷德·希尔施(在其《增长社会之极限》里)要求实行一种“新的社会政策”,它要能促使人们把他们渴望的目光,从一种他们不能达到的供给上引开,因为增长从某一个特定的点上开始,就会破坏着它的固有目的。弗里茨·舒马赫(Fritz Schu-macher,在《人的节度》一书中)把希望寄托到在较易把握的经济活动规模范围内发展“新的忠诚”,当经济活动造成了增长时代的巨大狂热之后,理应如此。在这类和那类有关新的价值的建议中,一些特异反应要素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我们应该首先指出,根据这些一般带有严肃理性之烙印的社会科学学科代表人物的意见,70年代危机要求的不是经济政策的一般药方,而是另有所求。

  在80年代后期,在危机中能幸存下来、劫后余生的人中,有些人对回顾他们在70年代撰写的文章,肯定不会特别感兴趣。旅行商人在悲观气氛中的景气证明是短暂的。事实也只能如此;然而,依旧残留着有益的怀疑。在经历80年代的10年赌赛资本主义之后,这还是值得回味的。当70年代危机开始云开雾散之时,一种新的供给前景豁然开朗了。增长似乎不再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而是同时也作为难题。它也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了。一方面,在某个地方,总有一个哈德逊研究所(Hudson-Insti-tut),许诺要在地上建设(供给的)天堂,另一方面,官方的和非官方的经济学家们对于预言变得慎重起来。现在人们明白,增长总是困难的。正因如此,世界经济对于所的的参加者来说,也正在变得更加重要了。

  康德拉捷夫周期肯定不是有益的政治工具;这永远不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在70年代,广泛传播着这样的印象,仿佛过去的成就要对当前的问题负责。从另一种立场观察,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似乎是工资的附加费用(和税收),这些额外开支损害着国际竞争力。过去数十年之久,规模似乎在保证效益;现在新投资的代价和缺乏灵活性的代价变得明显了。有一些从民主的阶级斗争产生的社团主义因素,现在很显然,这些因素对适应过程造成困难,因而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损害着增长和就业的机会。

  因此,各国政府和公民们必须作出决定。有些人干脆打退堂鼓,甩手不干了,摇身变为绿党。这是一种奢侈,很多人承受不了这种奢侈,因此它也长久不了。另一些人企图重新复活最粗糙的、数量形式的经济增长的精神。他们想迅速发财致富。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转移到供给方面,即转移到对企业家友善的降低税收、激励就业人员和对新技术的补贴上来。人们很容易看出来,80年代的政策产生于70年代的困难,关于这一点,我马上将作更详尽的论述。于是事情也就变得很清楚,这种变迁的破坏性方面,比起它的建设性对立面更加引人注目。为了使改变成为可能,人们不得不撤消很多社会民主主义的机构,但是,从它们的灰烬中涅盘升起的社会,迄今为止只能初见轮廓,而且可能不会持久。

        3.新的漫无头绪

  要描写留存下来的改革结果,并非易事。我把改革与一个其确切性毋宁说容易把人引人歧途的年代即1968年等同起来。这些改革中的有些改革仍然仅仅是空话,虽然语言的变化为价值的演变铺平了道路。在那些以改革意图推行的措施中,有些措施只不过是为社会国家的大厦增添最后几处美丽的装饰;在有些情况下,以为是改善,但实际上被证明是一滴让水桶漫出水来的水滴,简直多此一举;在德国员工生病时,工资继续支付到生病的最初一些日子,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样一来,一种本身很有意义的制度就为被滥用敞开方便之门,最终变成为过分昂贵,无力支付。不过,倘若人们想要对那个时代的改革进行量化,那么,一个事实尤其引人瞩目。这就是这个时期的公务人员数目在猛增。1968年的革命(如果它是革命的话)是一次公共服务的革命。

  这种情况表现在好几个方面,但是,它首先说明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改革有着持久影响。1984年,在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460万德国人直接或间接在公共服务部门就业;另外有30万人处于类似的劳动关系中,120万人接受公共服务部门的退休金。如果把家庭成员人数也算进去,那么至少有1500万人的生计靠公众机构,而当时全国总人口不到6000万。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这个数字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是在此之前的10年即1965-1975年,它增加了35%以上。而且大部分增加人员是所谓的较高级的官员,他们享有特殊的优待和应得权利;较高级官员的数字在10年之内翻了一番。

  德国的情况从某种角度看是一个例外。(诚然,瑞典的舆论研究所[SIFD]在1985年全国议会选举前计算,全部瑞典选民的54%从国家获得收入,28%为公务员,26%是转移支付收入的领取者。)在德国,教师、铁路员工、邮差和飞行员或者是官员,或者是处于异常相似的位置上。不过,在大不列颠和其他国家,如果人们把所有那些由地区、乡镇、卫生保健机构、学校和其他部门获得工薪的人都算在内,那么,这个数字也不再会有太大的差别,如果在这些地方就业,他们几乎是不能解雇的,他们得到实际上指数化的收入,而且在疾病和年老时还享有某些优先选择权。只有在美国,情况明显不同;然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其他国家里,70年代中叶,所有的人当中,约有1/4从事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职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在过去的10年中得到这种身份地位的。

  发生这种过程的种种原因是再显然不过的。根据各人的喜好,它们可以以或多或少带有嘲弄的口吻加以描述。60年代后期的某些改革能量,来自于高等教育制度迅速膨胀的产物,即高校的毕业生。他们需要职业。同时,他们迫切要求进行社会的改革,在他们看来,社会都被私人的经济利益所控制。对于他们来说,“公共的”就是意味着“值得争取的”。因此,他们必须在公共的领域里找到他们的职位。实际上,整整一代的高校毕业生都轻而易举地混进公共服务部门的计划、教学、监察和行政管理等职业中去。紧接在他们之后,这个进入通道同时被双重关闭起来,一方面是职位编制膨胀的结束,另一方面是新的官员比较年轻,这种情况与80年代的政治气氛息息相关。

  用不太玩世不恭的口气讲,当时的很多改革需要更多的政府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改革需要有人去管理。这也适用于使“民主化”这一口号流行起来的那种事态发展的无意的后果。这个口号不得不受到种种责难,代人受过,但是,荒谬绝伦的是,它多半是不得不替那些与其说导致人民掌权不如说导致官僚体制化的倾向背黑锅。民主化意味着建立新的决议机构和召开很多会议;然而,决议机构和会议不仅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也需要消耗很多纸张。民主化意味着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建立上诉机关,因而也意味着文件的生产。民主化也意味着个人的决断为深入的和明确阐述的理由所取代;这类例行公事要求要有报表、档案和管理人员。那么没有统治的交往和要求充分为一切价值判断申明理由的理想的追随者们可能会相信,他们可用所有的人参与所有的事情,来取代不容置疑的权威,但是,他们首先把大家都置于官僚体制的难言折磨之中。

  改革年代公共服务部门膨胀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重要的。一种官员心态与多数派阶级的偏好和信念密切相关。即使在多数人不靠国家的静脉滴液维持生命(不像在瑞典那样)的社会里,安全和有条不紊的升迁、可靠又不太紧张的职业工作和一种可预计的公事公办的统治关系等方面的价值,已经变成为人们在很多生活领域里的优先的期望。这里嘲讽又是不合适的。公共服务的生活可能不太会令人激动不安,或者哪怕是令人兴奋不已,它可能没有为革新和不寻常的生活旅程留下多少回旋的余地,然而,它是一种能满足很多要求的、相当重要的社会结构。

  这也是有关现代精神的矛盾的又一个例子。马克斯·韦伯似乎用他的理性概念的模棱两可特性,充分阐明了这类矛盾。理性地实行统治,可克服从前的统治形式的一知半解和随心所欲,但是,如果它得到极端发展,它也构成顺从依附的外壳的威胁,在这个外壳里,一切首创精神和任何形式的个人主义都被窒息。这个抽象的比喻具有十分特殊的关联,尤其是如果我们想一想福利国家或社会国家的话。它首先证明,什么东西被描写为善良意图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是昂贵的。福利国家体现着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为了达到一种充分的公民身份地位的目标,正式的应得权利、收入转移支付、医疗健康保险计划、教育计划,等等,都是必要的。这样产生的一揽子计划是必须花钱支付的,必须进行管理的。这本身丝毫没有什么令人惊讶或者成问题。但是,社会国家的机器破坏社会国家的意图的时刻就来临了。

  在开支方面,社会政策计划要求几乎无限制的义务。教育或保健医疗福利永远是没有够的时候。医学技术愈来愈复杂和愈来愈昂贵,人口和社会的因素导致更高的需求,这个时候,保健医疗福利尤其超出一切现实的费用水平。在收入方面,除了很多人有着不再进一步提高国家开支的愈来愈强烈的愿望外,也有种种问题。如果退休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培养教育的时间变长,而且很多人找不到工作,那么,对现有的就业人员和企业的征税,必然会超过一切合理的界限,有时会超过可能承受的界限。罕见的荒谬出现了。人们的实际收入在上升,而他们的转移支付收入也在增长。它们不再是所有公民的基本的应得权利,而是多数派阶级的成员们所期望的供给的一部分。在这当中,很多人发现,他们从国家拿回来的,实际上与他们先前交纳的一样多;税收作为应得权利又返回它们原来从中掏出来的腰包里。

  这是一些不充分的陈述。人们还可以补充:至少得补充这个过程的行政管理费用。还有应得权利款项流通的摩擦损耗费用,它们的名称就叫做“官僚体制”。官僚体制是社会国家的最大的矛盾。它意味着,那些应该关怀他人的人,如教师和护士,俺没在行政工作中。此外,它还意味着,接受服务的人不能要求简单的和明白易懂的权利,而是不得不经受忍辱屈尊,他们必须填写表格,公开他们的具体生活情况,排长蛇阵等待,才能在某些机关办公室商议和讨价还价,到底国家哪个部门应该负责为他们提供一份大锅饭。作为一种起初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可能确定如此的官僚体制化的结果,个人的问题被普遍化、格式化了,并被归入档案卷宗或计算机磁带,变成为非个人的事例了。这种结果是不恰当的,并导致不快和恼火。很多人没有行使他们的应得权利;整个程序令他们厌烦,或者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或者他们不想知道,因为它会令人厌烦。一种公正的体制变成为一种不公正的现实。

  无疑,这是一些夸张说法,不得误解它们,不得把它们看做是在要求要给社会国家的拆台。然而,在这里,我们借助它们应该能够强调70年代的发现:事物不能简单地再像以往那样继续发展。这个发现甚至也不局限在政治权利方面。当约汉诺·施特拉舍尔(Johano Strasser)撰写他的著作《社会国家的极限吗?》之时,他对他自己的问号给了一个肯定的回答,但是,他主张更多一些社会的福利,而不是更少一些。人们熟悉的社会国家借以界定社会问题的方式、方法(他这样立论道),实际上制造着新的社会难题。贫困化的老人,社会边缘化的客籍工人,年轻的吸毒者,“文明病”患者包括心理障碍患者,事故受害者,他们都生活在窘迫困顿之中,然而却没有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施特拉舍尔不能完全抛弃传统的左派对善意的国家的信仰,不过,他在寻找增进人的“自决权和负责任的参与”的精神的可能性,因此要求更多的自助,强化社会福利网,一种新的团结互助。

  这类解决办法固然可以讨论,然而困难的问题是一清二楚的。70年代的危机之一是国家的危机。社会国家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在民主的共同体里产生过分强大的国家的例子。国家公共开支的发展情况说明了同样的一个问题。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里,国民生产总值的国家占有份额在70年代增长到50%,甚至更多。官员情结的根基不仅在于就业结构,而且也在于国家在经济上的作用。凯恩斯主义,或者不管它叫其他什么名字,征服了世界。各国政府到处、而且在任何一方面都要求让自己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这也是它们所期待的。这既适用于经济不景气,也适用于自然灾害,从最小的村庄,直至整个世界,皆无不如此。

  一方面期望在上升,想一步登天,另一方面,失望虎视眈眈,就在下一个街角等待着人们。70年代也是一个“民主处于危机之中”(这里借用1975年致由欧美日首脑们组成的三边委员会的一篇报告的标题)的时代。倘若要在参加关于经济增长辩论的经济学家之后,再加上一个长长的政治学家名单,这并不难,这些政治学家们在70年代对关于政府能否执政的辩论作出了贡献。此外,两种争论的链条至少在一个方面相互衔接。如果民主对于多数派阶级来说,成为政治的企业家们争取选票的一种竞争,而在这个竞争中的成就则取决于是否有能力至少提供若干许诺过的物品,那么,供给的增长也是这种博奕发挥作用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正在变成一种正数和博奕,倘若经济数字相加不再能够正好得出正数和,这种博奔就有危险。

  我已经试图指出,民主的经济理论哪怕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有严重的缺点,不过,尤其是在大多数的政治文化里,它是不能应用的。然而,经济状况对于政府能否执政的问题、甚至是合法性的问题,有着显然的影响。英国作者詹姆斯·阿尔特(JamesAlt)观察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民意测验数据。他发现,人们认为虽然人们对直接和遥远的东西有着不可调和的观点,但完全有可能在一起生活,并且会相信,他们本身虽然情况很好,但是他们的国家却在经历着一个毋宁说是很坏的时期。虽然个人是满意的,但是政治上是不安定的。这在正常情况下,也是很有趣的。不过在70年代,这种正常的时代已经结束。人们骤然发现了在他们个人的舒适和他们国家的舒适之间的一种相互联系,而且两种舒适似乎同时在减少。当时,通货膨胀是各国政府软弱无力的最明显的象征。如果我们附和阿尔特的看法,结果“并不是一种抗议的政策,而是一种令幻想悄悄破灭的政策”。人们不再对政府期望很多。他们压低自己的期望。庞大的国家不是被拆毁,而是被它的公民们所离弃。

  在一些乐于使用分量更加重的词汇的文化里,这类观察导致这样的论断,即认为各种民主的、(或者资本主义的或者现代的)社会处于一种“合法性危机”之中。这是一种令人压抑的和投人以把柄的表述,因此我避免使用它,不过也由于内容的原因,我避免使用它。合法性危机描写的是一种对各种政治机构的怀疑使得这些机构本身的生存成为问题的情势。在30年代初期的魏玛共和国里有过一次合法性危机。在50年代末期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也许也经历过一种这样的危机,虽然法国危机的确切本质提出的问题,比1959年建立第五共和国令人揣想的问题还要多。在70年代,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在美国导致人们对总统职位设置的广泛怀疑,但是,宪法危机很快就过去。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在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里会发生类似戏剧性的事件。因此,如果像罗马俱乐部预告那种未作具体说明的灾难那样来谈论合法性危机,这同样也是会把人引入歧途的。有新的问题,也会有变化。在90年代的执政意味着有些不同于80年代的执政,后者又不同于70年代的执政。本过,这些变化的特征,毋宁说,是不动声响、悄然而至的。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难于给所描写的各种进程命名的一个原因。于尔根·哈伯马斯急中生智,干脆称这种现象是新的漫无头绪;至少在这一节里,我在这一点上附和他的观点。19世纪的守夜人国家面对扩大公民权利的要求失灵了。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这样彻底的国家,至少在德国不曾有过。在德国,社会主义者的领袖拉萨尔怀着论战的意图,提出这个概念。不过,国家愈来愈多地接受新的任务,新任务要求愈来愈高的税收和愈来愈多的官员,这种看法仍然是正确的。守夜人守护着法律和秩序,公民——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是资产阶级?——则睡安稳觉,毋宁说,国家从守夜人的角色,变成为施主。施主没有一时一刻不把眼睛盯住他的公民——或者他们最终是臣仆?这就导致了被米歇尔·克罗齐(Mishel Crozier)和其他一些人称作为国家职能“超负荷”的状态。这种庞大国家能否完成它所承担的一切任务,这永远不是十分可能的,更不用说,既要让它完成这些任务,又要它维护自由的宪法了。事实上,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尽管有社团主义和附属于社团主义的一切东西,完成这件事情比所能预见的还好一些。然而,后来它发现自己身陷于我们这章里所探讨的种种问题的泥潭里。一种恶劣的世界气候与对经济增长的怀疑、动荡的社会国家和公民参与的种种矛盾相互结合在一起了。

  对于好些人来说,对这一切问题,有一个简单的回答。它就是:少一些国家干预。然而,即使这种趋势转折的追随者们,当他们有机会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未曾去实践这种转变。例如,以供给为取向的经济政策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干预主义的方案,特别是如果系统地支持大的研究和技术项目也属于该政策的组成部分的话,不管它们是否属于军事项目。另外那些把约翰诺·施特拉舍尔的建议推崇到作为一种替代性生活变迁高度的人,同样也没有多少贡献;在作用方面,他们听任统治的权力去发挥,也就是说,听命于多数派的利益和生存机会。因此,漫无头绪起初曾经是(而且也许现在还是)日常的主题。庞大国家还将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伴随我们一阵子,虽然公民社会及其固有的人的活动的中心可能日益重要,使国家的任务重新减缩为定定基调和作为仲裁法官发挥作用。在国家充当守夜人和施主之后,要给国家取一个名字并非轻而易举。它将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位能给人们以良好的感觉的鼓动者?成为一位假装控制一切、不过人们偶尔也能甩掉他的导游?或者也许是一位运动员的教练,他同时是比赛的一部分,又负责分配角色和关照运动队的情绪?

        4.后工业社会?

  在这本书里,我一直优先注重分析社会和政治的结构,而不是去推测诸如各种价值之类并不十分明确的情况。决定这样做是有其原因的。在价值的世界里,几乎一切东西都是适用的,很容易作出一些论断,同样也很难赋予它以实质,更不用说对它们进行反驳了。我们越来越接近直接面对的当前,当然就越不容易回避要去研究人们能有什么意见、什么感觉、因此能做些什么。很多结构尚不十分清楚,因此,人们不得不在一种从前的物态中观察它们。“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与这种无定形的状态有些关系。

  而且,这种状态并非是完全没有明确的形式。早在70年代初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里,就业结构的某些变化就已经很大。在整个战后的时代,从事农业的人数在日益减少,在工业中的就业人数起初还在不断上升,随后就达到和超过了顶点;扩张主要发生在服务行业的各种职业里(在这方面,国与国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差别)。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大多数国家里,这些情况的发展在70年代具有一种还要更加戏剧化的形式。凡是在还有可能的地方(如在日本,意大利,法国),从事农业的人数再次明显地下降,到1980年前后,在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里,农业人口已在10%以下。在很多国家里,在5%以下。同时,工业就业人数所占的比例也开始下降,而且在像德国和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里,下降十分明显,从占就业人数的一半降到40%,或者更少。也就是说,现代的服务业在进一步扩展。1980年左右,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里,整个从业人员的50%以上是在服务行业的各种职业里工作——应该承认,服务行业职业这个范畴有些混乱——也就是说,既不是在第一行业里工作,也不是在第二行业里工作。这种趋势又继续发展了。
  这种趋势只能在技术的意义上,为“后工业社会”的说法辩解。如果工业意味着生产,而社会是以占主导地位的职业活动来表示其特征的话,那么,工业社会已经为服务社会取而代之了。多数派阶级也是一个服务阶级。但是,“后”字的辩护士们的语言则有别的意图。它与认为职业结构里的变化伴随着价值演变的论点有关。对于价值演变,我们已经采用若干方式描述过了,这些方式是不能毫无困难地调和起来的。

  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他首先感兴趣的完全是在就业结构的变化上。现代的社会逐渐疏远货物生产,新生的进步力量在同等程度上出现了。这些新生力量首先与知识与信息有关。而且,这些力量及其科学基础已经经过了试错阶段,并且达到了一种标准化、系统化的程度。反过来,这意味着,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业已变成了一种扎下根基的和不可或缺的社会范畴;正如贝尔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表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分层原则的出现”。他们的世界是一种很自觉的世界,如果不说是一种理性的世界的话。“计划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决策场所,它同市场较为非人格的和非集中化的作用恰恰相反。”倘若人们重新阅读贝尔的书,那么,他的基调特别引人注目,毋宁说,它基本上是一种工业社会的语调,尽管是一种由生产向着由信息推动经济增长发展的社会。
  虽然这部著作发表于1973年,《后工业社会》也是一部60年代的作品。(有些人将会认为它是一部80年代的作品,在80年代,信息社会作为新的可能的经济增长火车头已经成为时髦用语。)它诞生于某种对2000年怀抱的偏执观念,然而这种偏执观念从来没有超出对从前的趋势的外推分析。贝尔是当代最敏感和最杰出的社会分析家之一,他完全意识到这个事实。1976年,他又为从前的研究增添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在这里,他立论道,社会结构虽然可以称作一种“技术-经济秩序”,但是,西方文化取向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向。勤俭节约、艰苦劳动和先苦后乐等新教伦理,决定了数世纪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最后却毁灭于一种直接消遣的文化。不是生产,而是分配,不是创造,而是销售,主宰着生活,而销售会鼓励铺张浪费。经济还建立在效益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文化则是由松弛的(和毫不紧张的?)乐趣和娱乐决定的;文化已经变成为“基本上是享乐主义的,与玩耍、逗乐和炫耀性娱乐相联系着”。

  这些由贝尔在70年代所暗示的发展,80年代达到顶点。10年的赌赛资本主义是靠负债滋养的。必须拿未来作抵押,而不是花销过去积攒的储蓄。在股票交易所里,还在进行期权和期货的交易,而这类未来的价值可能永远不会成为面前的东西。推迟消费意味着人们今天劳动,为了以后某个时候享受成果,而现在新的气氛是先享受、(也许)后劳动的气氛。而且,这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气氛,甚至是一种时髦。倘若没有缔结愈来愈复杂的信贷协议,个人的生活也好,整个国民经济的成就也好,都将无法维系。于是,一些新的外推法分析专家看到在这条道路的尽头会有更多的灾难。他们以企业破产、银行丑闻、和股市暴跌的例子为证,然而,他们最终很可能将会同他们在罗马俱乐部的先驱者们一样走入歧途。无论如何,有迹象表明,文化态度会有所变化。

  而且,由新教伦理向着享乐主义的转变,不是一般与“后工业主义”相结合的惟一的演变。不如说,还有罗纳德·英格尔哈德(Ronald Inglehart)的整个“静悄悄的革命”,它同样也发生在70年代。英格尔哈德喜欢把他的各种结论与罗马俱乐部的难题和丹尼尔·贝尔的理论联系起来;然而在其核心,他干脆断言道,在西方的社会里,有一种缓慢的、然而肯定无疑的从“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向“后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转变。“西方社会公众的价值业已从占主导地位的强调物质舒适和人身安全转向更多地强调生活的质量。”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区别。不过,一种现象特别突出。老的工人阶层“资产阶级化”了,并且在政治上向右移动,年轻的中产阶级的人之中的一个新左派变成为一支社会和政治力量,它赞同“后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这也许是建立在雷蒙·阿隆的世界的富裕与和平之上的,因此,这是一种价值模式,这种价值模式在迅速传播,在可预见的未来,完全可能主宰天下。

  英格尔哈德没有用这些话语,然而,这是他的论点。人们可能怀疑,他的民意调查数据是否足以作为证明的手段。事实是,英格尔哈德的“物质实利主义”(Materialismus)和“后物质实利主义”(Postmateriasmus)的关键概念仅仅各自涵括和归纳了6个调查项。而且按照英格尔哈德的理解,“物质实利主义”既包括偏爱法律和秩序,也包括经济稳定,而属于“后物质实利主义”的不仅有对爱美,而且也有言论自由和更强烈参与政治进程的愿望。此外,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里,既在欧洲共同体的9个成员国和美国,“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在等级排列上排在“非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之前并保持若干的距离。在1973年,除了丹麦和卢森堡以外,反对通货膨胀到处都是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在丹麦,秩序的必要性具有更高的价值,而在卢森堡,经济增长排列在第一位。平均而言,经济增长处于第二位,虽然在抽样调查中,意大利人认为同犯罪作斗争十分重要,而法国人则首先渴望一种“不一点无人情味的社会”。一种后工业的社会。

  按照英格尔哈德的观点,一种新的趋势开始了。“经过长期的几乎不间断的经济增长之后,政治辩论的主轴从各种经济主题向着生活方式主题推移,其中包括一种那些寻找改变的人的社会组成的变迁。”他的材料与其说是令人信服的,不如说是发人深思的。他一再重提1970年、1973年和1976年的问卷调查,从中显示出,在一系列国家里,在1973年(估计在该年10月石油危机冲击之前)人们比1976年少些“物质实利主义”。换言之,我们在与摇摆无定的价值打交道,这些价值处于更为转瞬即逝的影响的之下。也许,“后物质实利主义”的气氛不太像70年代的一种特征,不太像是一种新的趋势。它完全可能是一个年代的危机的征兆,而不是事物有一种新方向的迹象。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20世纪70年代也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对于某些人来说,这10年正好带来了那种目标的实现(我在这里已经把那种目标的实现与战后光荣的30年岁月联系在一起),即带来了公民权利和相当的富足。事实上,有些人回忆起70年代,总是把它看做首先是在应得权利问题上取得重大进步的一个时代。妇女运动的女性积极分子们作这种估计肯定有其道理。另一些人有着不太令人满意的经历。实际工资被通货膨胀钉住不动;就业变得日益困难。在这10年中,这种情况开始触及到1968年的那些孩子们。他们的“后物质实利主义”与其说产生于一种偏爱,不如说是产生于绝望,虽然他们的基本情绪有助于唤起保护环境、为少数派争取权利和争取裁军的新的社会运动。

  到了70年代,政治家们有了特殊的困难。在德国,改革政治家维利·勃兰特让位于实干家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Schmidt),施密特的社会民主党在这10年末尾之时,越来越摆脱离弃了他。在法国,瓦莱利·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徒劳无益地通过中间派,把手伸给了左派,他首先失去公众舆论的支持,随后于1981年的选举中败北。在1970年哈罗德·威尔逊出人意料地竞选失败之后,爱德华·希思1974年在大不列颠也遭受同样的命运(“谁治理这个国家?”),在经历了1979年的“令人不舒服的冬天”之后,威尔逊的接班人詹姆斯·卡拉汉的日子也没有好一些。在美国,早在1973年理查德·尼克松的辞职就把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置于动荡不安之中,之后,两位在职总统于1976年和1980年竞选连任失败。在这些事件的每一件的背后,都有一段特别的历史,然而在70年代,人们可能经常会听到那些有权势者说,在艰难的时代,重新当选连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太多的期望落空了,令人失望。在80年代,执政者们总是、而且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在选举中就当选,80年代是多么不同啊!

  如上所述,对于过早地评价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应该小心谨慎为好。也要小心一些东西,如颠倒事实关系的、因此也会把人引人歧途的具体性。1970年1月1日也好,1979年12月31日也好,在我们论述的上下文关系中,都没有什么意义。不过,必须指出,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是在一个漫无头绪、扑朔迷离的阶段中结束的。过去的成就制造了一些新的困难问题,这些新难题不再能够采用那些久经考验的方法加以解决。外在的和内在的因素结合为一种不安定的综合病症,有些人开始相信,末日已在来临,咄咄逼人。假如70年代靠本世纪末更近一些,从这10年中也许已经诞生出一个新的千年王国之统治(Chiliasmus)。很多人看到停下来好好思考的时代已经到来。如果说在这一种价值观念的讨论中,含有某种嘲讽,那么,它并不意味着这个题目没有现实意义。当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同时受到了压力之时,价值也受到了挑战,而且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曾经多次要求要有某一种趋势的转折。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并非来自左派,而是来自有派的关于政治和社会的创新性的思想。此外,很多混乱的思想出自政治派别。人们从这类观察中得出的各种结论,必然会有某种个人色彩。我的基本出发点是,返回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甜蜜现实之路是不存在的,虽然由于缺乏可信的替代性选择,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起初可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次优答案。而且,返回到前天的痛苦的梦幻去的道路更是不存在的,即不能回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代价之中去,这种代价为整整一个世纪的演变提了契机。前进的道路要求重新确立公民权利、生存机会和自由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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