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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一种新的社会契约

图书名称: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
图书作者:拉尔夫·达仁道夫(Ralf Dahrendorf)    ISBN:7500427042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03-01
        1.90年代初期的欧洲

  那些在这里往往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来描写的国家,其内部的发展本身也有一些把人引入歧途的、令人惬意的东西。雷蒙·阿隆的世界确定了战后时代的重视供给的基调;60年代和70年代的改革补充了所缺乏的应得权利因素。因此,产生一些能解决几乎所有的难题的共同体,甚至也能解决石油危机冲击和滞胀的难题。通过一种潜在的、然而从未完全变为现实的对立的世界气候,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保持团结一致,对解决问题也有补益。富国俱乐部仍然可以孤芳自傲,又不必为此大吵大嚷。不过,最迟自1989年以来,这种舒适惬意一去不复返了。自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以来,就宣告了前共产主义世界的革命,这些革命最后超出了他自己的意图,把旧的确定性撕得粉碎。冷战的坐标不复存在了,而自由政策的种种任务显示比从前更为重要了。那么,90年代初期的欧洲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这种画面如何放进可能的和值得追求的有关欧洲前途的电影里呢?

  旧的西方的欧洲打上了一种可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宪法的烙印。一种善意的而且也是行善的政治一致性笼罩着各种共同体。不管在它们的宪法里也好,还是在它们的政治文化方面也好,各国都是民主的。它们捍卫着它们的公民的身份地位,包括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并寻求内部的所有群体的理智的协作,以及对外寻求一切志同道合的国家的理智的协作。凡是公民社会受到威胁的地方,人们总在自由和法的方面找到意见一致的先驱者们。这类社会民主党人有着各式各样的名称——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基督教民主党人和自由民主党人;在大不列颠,工党党员,自由民主党人和保守党人。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的联合政府伙伴的整个五党同盟(pentapartito)和法国(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见过,它也像美国一样走上了一条有些不同的道路)两大政治阵线的最大部分的人都属于社会民主党人。对于那些并不追随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的人,那就更难直呼其名了。

  实际上,人们可能会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不应该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呢?然而,对此有一种答案。这幅漂亮的画有另外的一面,根本不那么有吸引力的一面。它的名称就是官僚体制。(一种对社会民主主义不友好的描述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社会官僚体制。)韦伯的噩梦以多种多样的形态出现。其中之一是阶级合作主义。政治学家们扬扬自得地描绘了阶级合作主义(Korporatismus),而且最近从阶级合作主义转而着迷于“新社团主义”(Neokorporatismus);不管怎么讲,这里涉及的是通过协议来施政,如果不说是通过卡特尔的话,这样一来,也就涉及既放弃对领导动力的寻求,也放弃对一种民主的后援的寻求。官僚体制的另一个形态是旧的福利国家。于是,麻烦的资源转移就不仅仅是指资源由A转移给B,而且也指由A转移给A,同时,在这过程中要填写表格,不管A也好,也不管B也好,都必须在形形色色的窗口前面等候。高额捐税是官僚体制的手段之一;事实上,高捐重税是维持官僚体制生命的长生不老药。没有捐税就没有行政管理。一切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不是以这种就是以那种方式,最终都终止在国家之处,而且也许应该说得更确切一些,都终止在软弱的政府和强大的行政之处。社会民主主义世界的英雄们,与其说是革新的领袖,不如说是超级官僚。马克斯·韦伯关于理性统治的形式概念,战胜了他对在民主政治里对领导所怀抱的希望。

  这样就几乎把问题颠倒了过来:为什么人们应该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呢?回答是,所描述的状况过去在很长时间、而且对最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舒适的。事实上,这些状况代表着多数派阶级的利益。诚然,失去革新和首倡精神的勇气成为难题的时刻到来了。骤然,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行得通了。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多数派阶级的成员们也开始怀疑。情况变得更加漫无头绪、扑朔迷离了。两股政治运动力量自告奋勇,起来打碎由多数人所支持的、社会民主主义现状的僵化。其中之一是撒切尔主义,另一个则是绿党。

  这两个概念被用来由其中最杰出的榜样的名称来标识那些政治力量。在80年代,不仅有撒切尔夫人的政策,而且也有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市场伯爵”兰布斯多夫(MarktgralLambsdorff)的纲领,等等。所有这一切的特点都是强调经济层面。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供给派的极端形式。它在大不列颠取得成就毋宁说是令人惊讶的;这种成就是建立在撒切尔夫人的个性与保守党人的忠诚和选举法的特殊结合之上的,保守党人甚至思想完全不同,也仍对党保持忠诚不二,英国的选举法使几乎不超过40%选票的少数派也能够变为强大的议会多数派。然而,不管这类特殊的解释圆满与否,撒切尔主义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描绘了一种激进变革的纲领。

  纲领的核心在于许诺不顾社团主义的所有僵化结构,要提高选择机会的数量和多样性。这类供给机会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实际上,有些撒切尔主义的辩护士们提醒人们记住在“市民国王”路易·菲力普统治下的法国大臣基佐(Guizot)的话:En-richissez-vous,Messieurs!发财致富吧,我的先生们,还有你们,我的女士们,也去发财吧,巾帼不让须眉!迅速挣钱被用国家的和社会的荣誉加以美化,有时恰好还很及时,赶在整个纸糊的房子坍塌之前加以美化。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谁还谈论弗雷德·莱克勋爵(Sir Freddie Laker)?一些美国大学已经又默默地悄悄撤走由伊万·伯斯基(Ivan Boesky)捐赠的建筑物上的纪念碑。马克斯韦尔(Maxwell)的帝国的崩溃以旋风的速度把这位皇帝的形形色色的好朋友,变成了已经一直了解帝国的宿敌。然而,“赌赛资本主义”创造了相当可观的财富。苏珊·斯特朗以世界末日的昏暗色彩看待这种财富,她描绘1999年12月31日的一次除夕晚会,在晚会上,“只剩下那些在高耸于资本主义世界各大城市中心的巨大的摩天写字楼里幸存下来的、玩金融交易的人,还在举怀祝贺,弹冠相庆”。这种批评听起来有点儿带有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对新的成功药方的腔调,因为很显然,80年代发财致富的那些人是一些新富,是一些暴发户。

  经济活动的新气氛出人意料地在知识分子中找到很多辩护士。当然,在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位其重要性可以与约瑟夫·熊彼特相提并论,熊彼特的通过企业家精神进行革新的理论在80年代经历了一次再生。熊彼特本人最后甚至也怀疑由他广泛传播的信念,即相信“有时候由比较少数的、毅力非凡的企业家所进行的革新”,这种企业家应用科学知识,发展新的组织形式,征服新的市场,从根本上做着非同凡响的事情。正如韦伯预见了官僚体制的命运一样,熊彼特也对他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信誓旦旦,也许人们面对撒切尔主义的反革命,应该小心谨慎,别仅仅见到一只燕子就当成新的夏天来了。无论如何,在“面向供给的经济学”里,重要的是鼓励首创精神,而这同样适用于“拉弗曲线”(Laffer-Kurve),拉弗曲线告诉我们,从某一个特定的点上开始,提高税率反而使税收减少。人们同样也喜欢把时髦的新技术用于为供给革命服务;丹尼尔·贝尔的“科技等级”必然会听凭很多庸俗版本出现。在80年代,这一切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广泛传播的信念上,即认为“转折”或者“趋势转折”要么正在发生,要么应该促成它到来。知识分子的新保守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对二者来说,都涉及到对已接受了的基本态度作出一种激进的背弃,因此,用“保守的”这个词肯定是不恰当的。就此而言,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结盟并非偶然。

  为了理解这种“激进的”保守主义的成就,人们必须看到,供给的爆炸绝不仅仅局限于几个“连续不断抽烟的青年男子”,他们的“眼睛死死盯着计算机的屏幕,屏幕上价格在迅速更新变换”。不仅这样的人数目众多,与其说是数千人,不如说是数十万人,而且他们的行为举止在很多方面,也被坐在工业控制室或者在库房里、顾客窗口和旅行社里的计算机屏幕旁的人所模仿、照搬。由于新的选择机会不仅仅局限在赚钱上,人们对撒切尔主义的兴趣就更大了。旧的垄断被打破;对各种僵化的体制的管制被减少;国有企业被出售给私人经济;特殊利益集团的卡特尔被解散;工会的权力被限制。教育制度里的选择机会成为议论的话题。公共服务,包括卫生健康事业都听任竞争的风浪的摆布。在所有这些方面,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家像大不列颠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走得那么远,虽然罗纳德·里根在美国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更易于接受的、即更少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公众舆论的支持。也曾经有过形形色色的撒切尔主义的文化变种,直至包括贝蒂诺·葛兰西(Bettino Craxis)的意大利“社会主义”和大卫·朗格(David Langes)的新西兰“社会主义”。

  谁在支撑这种演变?肯定不是多数派阶级,尽管它的某些成员认为这些新措施中的某些部分是有吸引力的。在法国,为争取学校选举自由的大游行把数百万人带上街头;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例子。成千上万的人从已私有化的企业购买股票。很多人为他们不再被看不透的组织或者无名的官僚体制推来推去而兴高采烈,欢心雀跃。然而除了这类观察外,很难认定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已发砚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如此令人窒息,以至于它想要一种激进的转折。用雅皮士(Yuppies)这个词来描写那些年轻的、大城市的(或者在社会方面正在崛起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他们说,他们需要更多的首创精神的空间。对于某些人来说,情况无疑是这样的。事后观察也一目了然,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的官僚体制化的社会里,隐藏的企业家精神,远比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所能猜测的还要多。然而,一方面人们可能明确指出一些对撒切尔主义几乎完全具有免疫力的群体,如受到严重歧视的人,也可能包括那些刚刚讨论过的公共服务部门成员,另一方面,它以含糊的方式招呼着其余的人。它是供给前景与一种领导形象和很多人头脑里的某一种捉摸不定的不舒服感觉的结合。

  这样一来,就提出一个问题,撒切尔主义是否将持之长久。它是一段插曲还是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这个问题可能提错了。有一些插曲具有持久的影响,而撒切尔主义可能属于这类插曲。撒切尔夫人已经离开唐宁街,但是,在大不列颠还将长久地感受到她的影响。她打破了“阶级结构”(它们毋宁说是等级结构,如果不说是种姓结构的话)和社团主义的英国式的奇特结合。同时很多其他的东西、包括公民社会的一些部分也被打碎。另一方面,在美国,里根时代的撒切尔主义使很多人缅怀传统的、美国的价值。(与撒切尔夫人的论断相反,这甚至也不是维多利亚时代或者任何其他时代的英国的传统价值。)后来,那里甚至有一种党派的意见一致,使得民主党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成为美国梦想的代表。在像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里,情况就不那么明朗。撒切尔主义的比较温和的形式,使社团主义的结构保持得完好无损一些。

  不过,90年代初期,不仅撒切尔主义的大多数先锋人物离开了职位,而且有很多迹象表明,在过分强调供给之后,将会重新把应得权利问题推到中心位置上。里根总统的继任者谈到一个“比较友好的、比较温和的”美国,而撒切尔首相的接班人甚至在谈论他对“无阶级的社会”的梦想。到处都可以看到,在撒切尔主义意义上的更多的选择机会,一般都是为少数派创造更多的选择机会。于是就提出问题,旧的多数派是否又重新在贯彻自己的意图,并宣布社会民主主义的另一个插曲已经开始,或者是否一种新的自由党人的激进主义正在扬帆启旋,开辟航道,这种激进主义接受更大的供给多样性的收益和为有进取心的人创造更广阔的回旋空间的收益,同时把政治注意力瞄准新的应得权利问题。

  如果说撒切尔主义是一种英国的特殊现象,那么,绿党则尤其是德国的现象。诚然,在很多欧洲国家里都产生了绿党,而欧洲议会里的“彩虹党团”则给那些稳固的政治集团以思考。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绿党只不过是把一种社会运动变成为一种政治组织。社会运动的渊源就在于人的社会地位的巨大不平等,即在于一种很多人共有的兴趣,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十分迥然而异;这就是对营造一个可接受的环境感兴趣。因为环境遭受各种威胁事关一切的人,所以为抵御环境破坏的一个“政党”本身是一种矛盾。这个政党既未因此变得不具有现实性,也未因此变得更不具有必要性,然而,这意味着,最后必须得到多数,才能限制毫无顾忌的生产和毫无顾忌的消费所造成的危害。多数派阶级是不容易动员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有一些组织和方法,它们将会仍然被视为一桩麻烦恼人的事。然而最后就没有什么理由,为什么一种有效的环境政策不应该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日程上找到它的位置呢,就如现在偶尔已经发生过的那样。

  但是,德国的绿党企图把生态与两种其他的利害关系结合在一起。绿党变成了为被异化的少数而设立的总组织,而且它们把那些想瓦解多数派阶级的整个“体系”的人都聚集在自己身边。属于前者的有重要的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和为社会边缘群体争取权利的运动,直至儿童保护者。他们之间的联合是困难的,因为女权主义者们最终不会满足于让一个小小的政党来代表她们的事业,而儿童保护者们则会让这个政党陷入相当明显的尴尬境地(犹如与所谓的疯狂的左派[loony left]类似的团体与英国工党尤其是在伦敦曾经干过的那样)。这就只剩下对于绿党来说在有一段时间起决定性作用的“原教旨主义的”一翼,它恰恰是把自己描写为要消灭一切政党的政党。在这里,核心是企图在社会里,也就是说包括在绿党里,瓦解一切固定的权力结构。为达此目的,有关“基层民主”教科书里的任何花招都被无所不用其极。人们回忆一下:担任职务者要定期“轮流”;无论如何,他们要服从对所有成员敞开的大会的命令性授权;这类大会经常举行,而且大会将变成为地地道道的家庭节日,人们带着孩子,带着家养动物,等等,参加大会,好不热闹。

  在80年代,生态学、少数派和民主化的结合在德国相当流行,尤其是在各大学城里,在那里,20%或者更多的选票投给了绿党的候选人。哪怕撇开整个运动的明显中产阶级的——如果不说是学究派的——性质不讲,对此,还可以举出若干原因。原因之一已经谈过。60年代和70年代迅速膨胀的大学的那一代毕业生,在公共服务机关里找到了他们的职位,因为当时公共服务机关也类似地迅速膨胀,但是,接下来的一代大学毕业生发现这条道路已经封锁起来。在70年代,由于国家限制财政支出,公共服务机关的膨胀也戛然而止。同时,公共服务机关的很多职位毋宁说是由青年人所占有,他们还可以在位20年或者更长。这种封锁导致失意和异化。我对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失业没有作过专门的探讨。只要这种失业会产生一些积极分子,它可能具有完全不同于一般失业的影响。它也产生了一些“永久的大学生”,他们多年游荡、挂靠在那些大学里,也和产生了一些其“替代性的生活作风”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深度贫困的形式,也正好产生了绿党。

  不过,这种状况持续不长。接下来的一代人要么根本不上大学,要么不在公众服务机构寻找职位。这不是证明绿党不稳定和最后很软弱的惟一原因。它的某些成员认为大的政党能更好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准备被吸纳而加入这些大党。另一些成员毋宁说属于议会之外的社会运动,而不是属于议会里的各政党。原教旨主义者终究无法逃脱“寡头政治的铁的规律”。在他们建立一个政党之前,他们要是读过罗伯特·米歇尔的著作该多好啊。组织具有某些前提和后果,这是谁都未曾逃脱的。与撒切尔主义相比,绿党更加明显地是一种插曲。反过来,这并不意味着这段插曲没有任何后果。不管是否作为政治党派,在很多国家里,绿党改变了政治日程。而且,他们还把“后物质实利主义的”价值观念的一种因素,引进到政治的思维里去。这也许甚至是他们的最持久的影响。

  也就是说,这就是90年代初期西欧、即在欧洲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景象: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气氛,大多数的政治党派代表着这种基本气氛;有些插曲性的尝试,企图通过革新和企业家精神、或者通过基层民主和替代性的生活方式摆脱大的意见一致;从80年代占主导的以供给为取向平缓地转向一种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为所有的公民争取应得权利。这就是一切吗?气象学家们喜欢开玩笑,说最可靠的明天天气预报总是,天气将与今天完全一样。社会学和社会的情况可能并无两样。面对作为社会气候的特点的一直持续长久的高气压,这也许并不太坏。高气压已变低,也许这会特别引人注目。人们再也不敢相信和平。多数派阶级丧失其自信,并且愈来愈倾向于保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政治力量已经合乎逻辑地智尽能索,无计可施了。已经不再信任选民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经常改变政治信仰的选民。空气中已经弥漫着变化的气味,却搞不清楚气味来自何方。

  粗略看来,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形势就是这样,1989年革命把另一个欧洲即属于经互会的欧洲国家扔进这样一种形势里。这次革命从波兰开始,经过匈牙利、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最后甚至到达阿尔巴尼亚、大俄罗斯和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它是一次双重的革命,荒谬的是,它十分接近马克思的理论,因为这次革命同时为了争取应得权利和供给。占据最重要领导职位的特权阶层的垄断服务于捍卫特权;这种垄断同时压制现代市场经济的机会。垄断必须打破,以便为所有人确立公民权利,并且同时解放一种由首创精神和激励推动发展的经济的力量。至于如何安排才能达到这两个目标,当然无人知晓;革命的活动家也好,应邀观看的观众也好,都很少知道有什么药方。他们仅仅知道,该进程应该把他们引向何方:即引向欧洲,同时,欧洲这个概念成为一切值得追求的东西的代名词,也正是成为那个创造了自由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世界的代名词。

  已经指出,那个更大的、1989年之后苏醒过来的欧洲正在经历着罕见的背道而驰的倾向。它的东部正在四分五裂、土崩瓦解,西部正在日趋一体化、逐渐统一。一方面是相对于经互会来说,另一方面是相对于欧洲共同体来说,这是肯定无疑的。然而存在着一些更为深刻的矛盾,而对未来的挑战就在于此。在从前的共产主义的欧洲,很多东西正在瓦解;一种旧的政府制度及其结构正在让位于一种混乱不堪的、有时几乎是失范的公开性。在较为幸运的西方的欧洲,即使在80年代以后,一个巨大的难题仍然在于僵化的倾向,在于韦伯所说的依附顺从的外壳的威胁。在东部,整个政治突然都变成为宪法政治,宪法政治十分确切具体地与争取实现自由的宪法、与新的公民社会的契约息息相关;在这背后,是渴望一种正常的政治,在正常的政治里,并非总是涉及一切,涉及整个自由,涉及整个财富。在西部,整个政治似乎是正常的政治,然而,重新提出社会契约的问题,即重新提出一种自由的秩序的最低条件问题,亦非偶然。

  至于有组织的欧洲,反向发展问题比初看起来也要复杂一些。西部的欧洲,无论如何,欧洲共同体的欧洲,是一个供给的欧洲。欧共体作为共同市场而开始,它几乎没有超出这个目标。它的法律框架首先还是与增加供给的前提息息相关,即与竞争和相同的起跑点、而且往往也与对外保护息息相关。与此相反,东部的欧洲在寻求一个应得权利的欧洲。犹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早在其民主化的时代那样,它也在期望其余的欧洲人提供宪法的保证。这一方面在欧洲理事会里虽然有些苗头初露端倪,但是,并非在欧共体之内。在民族之外,也缺乏一项能令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蓬勃发展的契约。

  这并不使得通往自由的艰难道路变得容易行走一些。这条道路至少有三种要素,它们并不是由于演变的潜在的影响而结合的。而这些要素同时是生存机会的三个部分,因而也是自由的支柱。首先,要创造可靠的应得权利结构。这包括整个一揽子要求,即一部在其所有部分保障公民身份地位的宪法。民主和法治国家,这就是流行的惯用语。其次,要创造供给增长的前提条件。这仅仅部分是法的前提条件,如财产的私人所有制,契约法,银行制度和交换的游戏规则。更大的部分涉及到那个激励和首创精神的世界,它要求人们要有那些被共产主义系统压制过的美德。市场经济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形态。

  民主和市场经济这两大支柱本身,各自都是对它们的建筑师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明显挑战。而且,它们的相互关系犹如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一样,是错综复杂的。一个显然的困难在于两种发展的不同的时间视野。至少在形式上,民主的结构可以在短期内创立;但是,一种运转正常的市场经济要求有好多年的时间。此外,这些年是以一种痛苦的经济滑坡开始的,是以泪谷开始的。其中有很多希望会落空。难道民主和市场经济到头来几乎没有比高层特权阶层的社会主义好一些,或者甚至更糟糕吗?这就是自由的第三支柱即公民社会经受考验的时候。它在新的民主国家里特别困难。它的稳定化所需时间比经济的稳定化还要长。因此,人们抓住其他的、似乎更加方便的根系联结。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四处蔓延;有时人们也呼唤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出来治理国家。

  90年代初期,在属于新欧洲东部和东南部的国家里,都存在着所有这些难题。每一个国家都试图以它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那里还没有站得住的政治结构。革命时代的联盟和论坛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欧洲其他地方的政党尚未具有现实的基础。它们很可能会以变化了的形式出现,然而只有当基本的结构也接近西方的结构时才会出现。难道东部的中欧、其他的新的民主国家必须仿佛以快速镜头重演在本书里所叙述的整个历史吗?难道它们的目标在痛苦结束之际也是多数派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见一致?多数派阶级的成员大体上讲能够在现有状况下满足他们的生活愿望。

  90年代初期,人们在欧洲再也不能谈论漫无头绪、扑朔迷离了。形势异常清楚;只不过它极端令人捉摸不定。除了人对事物的旧的无把握性外,又增加着一种特殊的、就此而言是新的无把握性。在欧洲的一部分国家,情况总的来说很好,但是很多人又感到形势很可疑。在欧洲的另一部分国家,各种社会做着相当可观的努力,试图走出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困难几乎是无法克服的。没有一个总体框架可以帮助把绝大多数人的最大的生存机会处处都推向前进,没有一个有组织的框架,即没有一个同时既承担保障公民权利的义务又承担保障供给的多样性的欧洲共同体。于是,是否至少有一个思想的框架,即一种这个工程能够赖以为取向的自由政治的理论?这个问题变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自由党人的议程

  在这里,事关对本文的分析性结论再补充规范性的结论。这里所指的是20世纪结束之际一种自由党人的政策的若干原则。为什么用“自由党人的”这个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英国人固有的审慎说道:“如果人们是作为政治动物出生的,那么,不参加任何政治党派是极其不舒服的;这样做是冷冰冰的、孤独的和毫无意义的。”作为保守党人,他不能认识自己。“这样做既不会使我快乐,也不使我感到刺激或者鼓舞。”在某些方面,工党更加令他满意,然而,如果谈到阶级问题,他就发现自己是“在受教育的资产阶级的一边”,无论如何,在“这样一个党”里没有他的位置,“这个党憎恨现存的机构,并且相信,只能消灭现存的机构,才能产生很多好事”。那么,还剩下什么呢?“我倾向于坚信,自由党还一直是为了实现未来进步的最好的手段,如果它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和正确的纲领的话。”这是一个真正的政党,还是最终只不过是一个想像的政党呢?凯恩斯对此往往避而不答,无论如何,在1925年说上面这些话时,他未置可否,虽然1938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自由党是引力中心,因此应该是进步力量的一种新的联盟的重点。”

  在某些地方,我也曾说过和写过这类话。凯恩斯认为,不参加任何组织又搞政治是毫无意义的和孤独的,他是对的。厌恶各种组织包括各种政党的寡头政治和官僚体制因素,直至厌恶毫无作用的原教旨主义,也没有多大意义。然而,这里草拟的日程不得视为替某一个特定的政党制订的纲领。毋宁说,在这些日程的背后,蕴藏着一种希望,期待能产生一个激进自由党,不管是从现存的各种政治组织的影响范围内产生也好,也不管是作为欧洲的超脱旧的边界的首创也好。

  怀抱这种希望的原因在于所牵涉的问题处于宪法的级别上。我们至少需要社会契约的一种新的等级。我们马上还将讨论这种措词的准确意义。当凯恩斯1925年草拟他的自由党人的纲领时,他区分了五种日程要点:“和平问题”(和平主义),“施政方式的问题”(国家多参与,但是,通过“社团”实行分权),“性别歧视问题”(妇女解放),“毒品问题”(同嗜毒成痛的危害作斗争)和“经济的问题”(“为了公正和稳定而自觉地……控制各种经济的力量,并且予以引导”)。这里与现实的题目有着显然的、甚至令人惊愕的联系。“性别歧视问题”和“毒品问题”,至少既与本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与本世纪20年代有关系。然而,目光所注视的方向也有所改变。凯恩斯的“新自由主义”今天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毋宁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更多的参与、社团主义、自觉控制和引导经济,并未放到90年代的一种自由党人政策的日程上。不如说,这在其核心是企图用一种最大限度的无计划现实来填充一种最小规模的宪制构成结构:即在一种简明而有效的国家宪法之内,建立一种富裕的和多姿多彩的公民社会。

  自由党人日程上的各种问题就产生于这种意图。这是一些政治制度问题(面对时代的社会官僚体制的威胁,如何才能解决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现代政治的难题呢?),应得权利问题(如何才能解决80年代这10年供给的遗留问题呢?),机构建设问题(公民社会如何才能既反对失范的倾向又反对原教旨主义的倾向而使自己站稳阵脚呢?)以及世界秩序的种种问题。在这一节里,应该谈谈前三个问题,关于世界公民社会,则应该在专门的一节来谈。在分析这两部分自由党人日程之间,我将尝试着以讲话的形式,向年轻人谈谈关于行为举止和态度的问题。自由党人的纲领将以一节对方法问题的论述而结束,这一节将把我们带回到凯恩斯那里去,同时带出本论著的中心思想:激进自由党人应该如何着手采取政治行动?激进自由党人不相信制度的改变和革命,然而,他也不仅想让国家这艘船只在历史的无边无际的大洋里,勉强浮在水面,他要求比这还多。于是,他应如何采取政治行动呢?现在必须做的,是战略性的改革。

  因此,首先是政治制度的问题。在一般的情况下,宪法政治的原则性问题是不应该拿来讨论的。如果它们被拿来讨论,那么,(用莎士比亚的话讲)丹麦国家有些腐朽了。尽管欧洲新的和较老的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可能极为不同,它们在严肃性和紧迫性上也很可能十分不同,90年代初,在它们里面,统统都有些腐朽了。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从极权主义和上层特权阶层统治的漫漫长夜里觉醒起来的民主国家里,从一开始就必须制订它们的宪法。有些较老的民主国家,首先是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还一直身陷于官僚体制的停滞和社团主义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在诸如意大利或日本这样的国家里,自从40年代以来,还未曾实现过由于不同的政治局势而进行无暴力的政府更迭。英国和美国这样经典的民主国家正在寻找一些游戏规则,以从根本上遏制政治领导和政治阶级的过分行为。

  面对这些问题,面对一个简明的、集中到必要限度上的国家宪法的已经解释过的基本意图,至关重要的是提醒人们记住自由的宪法的第一条原则,它是这样说的:在一个带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使错误的代价尽可能小。这听起来起初可能会令人感到陌生,但是,具有很多实际的后果。这里谈的是旧的不确定性,即人事的基本的不确定性。没有谁知道全部的答案;至少没有谁准确知道,哪些回答是正确的。因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防止让答案教条主义化。垄断的统治,专制的也好,极权的也好,往往危险地把一种错误提高到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倘若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及其代表们不会受到挑战,而且在必要时他们不可以被取而代之,那么,代价就会加大。通过把演变的可能性植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制度里,错误的代价就会被压低在微乎其微的水准上。
  正如人们将会注意的那样,这是在朴实地应用波普尔的观点。它也表示用我们的概念想像,可以把称之为政治的民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东西统一起来。所有这三件事都与错误的代价息息相关。民主的意义是创造不必流血或者引起不必要的苦难而罢免政府的可能性。市场经济的意义是把供给与需求和不断变化的偏好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公民社会的意义是让很多群体都能呼吸到空气和发挥作用,以至于任何一个集团都不可能扮演暴君。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和詹姆斯·麦迪逊分别是这三个命题的理论家;其他人追随他们,并且继续发扬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以最集中和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表现在卡尔·波普尔身上。

  诚然,错误代价最小化的原则,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不容易。对教条的诉求是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恶习,这种恶习的产生是因为人要寻求保护和确定性。人恰恰不是天生就有自由主义素质的,而是恰恰相反。亚当·斯密描绘了商人有着联合为卡特尔的天然倾向。形形色色的政治社团主义也都导致教条主义。甚至在公民社会里,也总是一再有取消在各种联盟里的现存的多样性的倾向,曼·奥尔森在论述“特殊利益集团”时对于那些联盟作了生动的描写。因此,只有经过文明化,人才变得具有自由主义的素质,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些机构。在这里所谈的是要解决那些从我们已经借助马克斯·韦伯描写过的现代政治问题中所产生的任务。

  其中的两项任务首当其冲:它们是一部简明的国家宪法的核心组成部分。第一,必须有可能进行革新。这就要求要有机构的灵活机动性,不过,首先要有领导。对于采用所有群体的比例代表制的议会党派民主是否会促进革新,人们不得不怀疑。政治进程的明显的法律化也可能导致停滞,因而导致危害自由的宪法。在这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恐怕不会有巧妙的解决办法;然而,执政者们要有明确的职权范围(政策方针、权能、总统制),而且国家要有一种促进多数的选举法,这两者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民主的后援(正如我们已有有点儿拗口地称呼那样)必须能够运作,也就是说,必须能够监督执政者和吸纳公民及其各种组织的冲力作用。在这里,明确的权力分立,首先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分立,是很有意义的。政党是否还能令人满意地为民主的后援作出它们的贡献,这个问题常常被提出,因为政党的现状不仅令它们的选民失望,而且甚至也令它们的党员失望。一方面同利益集团的四分五裂相比,另一方面同全民公决的民主相比,代议制的党派政府的各种优点是很大的,但是,它们要求一种尚不能看到的各种政党的转型,也要求实现舆论媒体的独立性和多样性。

  这就足够了吗?肯定不够。对确定性之渴望的文明化,永远不能仅仅通过机构来实现。在90年代伊始,在某些国家里,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像重新活跃在概念的规范意义上的政治文化那样重要。私人的权力要求到处渗透到公共机构里去,而且往往同极端的逐利行为相结合。以交易姿态出现的政治(如在美国),或者自称为政治的交易(如在英国),距离黑社会的传播扩散(如意大利)并不十分遥远。必须发起一次道德的攻势,才能赋予简明的宪法以意义,甚至才能赋予它以合法性。道德攻势将不会来自政治进程的一般的代表们。毋宁说,它要求一种公民的躁动不安的要素,而且为了打破保护主义和卡特尔化,这种要素一般也是需要的。使得这种躁动不安出现是一切热爱自由宪法的激进分子的首要任务。它要求有独立思想的人结盟,与其说要求结合为一个政党,不如说,要求组成一个自由党人的俱乐部。在这里,自由党人的日程不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日程,而且,也不能是多数派阶级的日程。

  在自由党人的议程上的第二组问题涉及到应得权利。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那样,应得权利仅仅是社会选择的一半。这里也包括的提供广泛的供给选择可能性不仅仅作为另外的一半,而且提供广泛的供给可能性在任何时代,也是自由党人行动的一个契机;自由党人从来不是供给的反对派。然而,90年代初期,应得权利处于中心位置。所以如此,有其一些原因。原因之一在于80年代供给政策占有异常优先的地位,至少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如此,而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对应得权利的忽视。另一个原因在于1989年的革命,革命虽然涉及经济的增长,但是在其核心,是涉及公民权利。这两个原因在第三世界的穷困及其必然性当中结合在一起,在论述与世界社会相关的段落,还将再次谈到第三世界的贫困及其必然性。

  1989年的革命首先给予贯彻公民的基本权利以一种新的迫切性。一个欧洲自由国家的共同体,必须是一种公民权利的共同体,在其中,至少《欧洲人权公约》的原则要成为直接适用的法。同时,必须对基本权利作精细的和狭义的理解,首先是作为个人不受侵犯的权利和自由活动和行动的权利来理解。

  然而与此相关,有一项还要艰难的任务,这就是要避免返回到部落的生存及其对内和对外的不宽容之中去。把这项任务作为捍卫少数人的权利来描写是不够的。毋宁说,重要的是保持、在许多场合则是要创立一个那些不同人种、文化、宗教属性的人在其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参与机会的共同体。也许,寻求同质性、即寻求在其他同类人当中生活,与那种寻求确定性和保护一样,也是属于人的天生的恶习。因此对于自由党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坚持公民权利只有在异质性之条件下接受考验,并能经受住考验。不同文化的人在异质的民族国家里拥有平等的基本的应得权利,这是文明的一项重要成果。反对一种狭隘的、排他性的和几乎往往是播种暴力的社会观念——根据这种观念,人在相同的人之中生活会幸福一些,实现这种异质的民族国家,这可能是90年代初期自由党人的最困难的任务。此外,它具有直接实践的意义:只有这类国家才应该吸收到欧洲的——和在广义上自由的——国家的共同体里,这个共同体业已证明了它能够为不同文化特点的人保障一种平等的基本身份地位的意愿和能力。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里,新的应得权利问题首先表现在社会方面。它们与多数派阶级把一些人排斥出他们的社会的整体、或者至少把他们排挤到社会的边缘的倾向息息相关。倘若人们想要一个简明的宪法秩序,那么,这里就会提出一些困难的问题。关键并不在于拉平所有人的实际社会地位,即并不在于建立一种旨在平遏社会差异的收入转移支付制度。但是,关键是保障人人都有机会参与政治共同体、(劳动)市场和公民社会生活,这类机会仿佛构成人人都赖以立足的共同的基础,尽管某些人由于他们在社会竞逐中的成就或者运气,可能高出这个基础。

  在这里,有一个例子比一切理论都更加有说服力。我们就拿由长期失业者和受到种种歧视的人组成的新的下层阶级为例吧。对于自由的宪法来说,他们的这种生活是不能容忍的。然而,怎么办呢?解释“劳动的权利”或者诸如此类的做法,于事并无多少补益。实际上,这样一种“权利”总是令人怀疑的,但是,它夹杂有一种怪味,如果不是说有强制劳动的怪味,也有逼人工作的怪味。我们所需要的,毋宁说,是实际的政治、有运作效力的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的一种有效的混合体。
  实际的政治的任务当然将会是有争议的;它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也有不同的表现。根据情况,也就是说,只要劳动社会还决定着人的生活状况和自尊,这项任务的目标就是为存在着沦落为下层阶级危险的人,开辟通往劳动市场的道路,同时又不把他们变为“有工作的穷人”,有工作的穷人虽然有一个劳动岗位,但却不能因此而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准。这听起来似乎无法解决,然而并非如此,如果我们严肃对待工作再分配的想法的话。较为灵活机动的劳动条件,多种多样的劳动合同形式,还有缩减超时加班工作,这些都是必要的。这类措施对劳动社会的成员们有着切肤之痛,但是,它们对于维系社会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仅仅有它们是不够的。至少对于“贫民窟的下层阶级”来说,已经证明仅仅存在劳动或者培训场所的可支配性是不够的。在这里,应得权利的藩篱导致了一种更加顽固的封锁。想要松解这种封锁,国家的措施原则上讲可能是不够的。无论如何,美国在这方面,积极的个人和团体(我在上面谈到了一种魅力有限责任公司)的作用业已证明是有效的。同时,基金会、教会团体、各种情况下的志愿者承担一些任务,而倘若由公众机关承担它们,就不能获得类似效果。运转良好的公民社会,哪怕没有集中计划,也不会把任何人置之门外。

  但是,这总还是不够的。还有那些跌倒或者被排挤出共同的立足基础的人如何维持生计的明明白白的问题。不能听任自流、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在今天已得到广泛的承认;因此,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大多数国家里,他们是社会救济的接受者。然而,社会救济按其构想和方法往往不是在一个文明化了的社会应有的东西,即不是一种赋予自由的公民的应得权利。有一种替代通常救济方法的办法,这就是有保障的基本收入。这种基本收入可能特别有效,如果把它与税务制度挂钩的话,即作为负所得税提供。这当中,所有公民的有保障的基本收入,在其额度上同劳动收入可能会有竞争,这并不十分重要,它是无条件的,也就是作为公民身份地位的一部分提供的,而这才是更重要的。事实上,这样一种收入应该不受政治风气的强制,犹如选举权或者舆论自由权一样。它应该是简单的,透明的,而且是可以追索的,应该是个人不费很多官僚体制的麻烦就能获得的。

  这还不是预先规定一项法律草案。但是,它却指出一种福利国家的概念,这种福利国家已经变成了社会国家,因为后者是建立在人人享有共同的公民权利的原则之上的。早在1942年,威廉·贝弗里奇提出他的著名计划时,这就已经是他的激进的思想。一切公民都应该“[接受]福利金,直至能够维持生存为止,而且是作为权利,不必接受需求审查,以至于个人能够在此基础上自力更生地从事建设”。贝弗里奇十分强调这种福利金的另一方面,即保险的方法(“福利金作为缴纳费用的回支,而不是由国家免费支付,这就是人们在大不列颠想要的东西”),但是,他清楚地看到普遍性原则(以及交费和福利金的非比例性原则)对于维系和团结社会的力量。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强调这条原则。惟有它能引导我们摆脱形形色色的令人沮丧的问题(“他们理应得到帮助吗?”),摆脱耗费财物的机制(“福利官僚体制”)和摆脱管束人的企图。社会国家是指一个文明化了的社会的一切公民应有必要的最低机会,不得再少了,但是也不能更多些。它并不取代作为旨在以帮助促进自助的公民社会,它也不否定人们有权自为地走一些既不受国家监督也不受要求平等待遇者嫉妒的、自己的道路。有保障的基本收入至少为这种初步设想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

  自由党人议程的第三组问题初听起来虚无飘渺,模糊不清;我曾经谈到过机构建设任务问题。事实上,这个任务深深地打动着自由党人的心灵,牵涉到他们对待法治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态度。有一种诸如“温和的”或者“软弱的”自由主义;前面偶尔也谈到过它。这些形容词说明了一种政治态度,它愿意把各种原则相对化,直至它的原则性特点完全模糊不清。“温和的”自由党人总是还能找到一种开脱罪责的理由,以说明为什么有些原则上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是人们却听任其发生。这部分地干脆是一种思想态度,或者哪怕仅仅是一种思维和讲话的方式,这种态度或方式在一些人当中很容易形成,他们维护一种文明化的讨论,因此并不期望其他人违背暗含的行为举止惯例。“温和的”人很好,“强硬的”人不好。不过这里,我部分考虑的是一种对待那些与失范的“无法律的空间”息息相关的准则的明确态度。刑法的改革为警察、法院和监狱的人道化作出了贡献。然而,它在有些地方超出了自己的目标,它把一切违背规范的行为都归咎于“社会”,社会成为无名的责任者,直至最后不再是由罪犯承担罪责,而是由受害牺牲者承担罪责。有些“无法律的空间”,如对青少年犯罪的处理或者有罪释放,是某些改革的后果,改革的意图是让法律人道化,但是,它们最终却导致了机构的瓦解。凡是在行为规则被大肆淡化、使得不可能强制遵守规范的地方,处处都发生类似的情况。对于某些人来说,“自由党人的”这个词,从根本上讲已经变成了一种对待规则和规范采取懈怠态度的同义词。

  在自由的名义下,不可能有比这更大的错误了。一方面是机构的松懈,根本运转不了。谁要是认为,我们生活在、或者应该生活在一个和睦的、田园牧歌式的世界里,犹如卢梭的爱弥尔,在他的词汇里,“甚至连‘听从’和‘命令’这些词都被排除,不如说,还只剩下‘义务’和‘责任’这类词”,那么,他也许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正处在霍布斯所描写的凶恶残忍的世界里,那里进行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生活在“经常不断的恐惧”之中,不言而喻,那里也“没有社会”。如果我们不是坚持要设置机构和制度,那么,我们将很难找到其他的稳定的渊源。进而言之,机构和制度设置是扩大所有人的生存机会的惟一的工具。人们也许可能想像一个工业社会之前的安乐园,在那里,少数几个人可以悠然自得地享受着过于富足的供给,尽管甚至连17世纪和18世纪的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对于这种情况还指出,倘若没有财产制度,因而没有资产阶级国家(平民政府)的制度,也许少数人的财富将不会持久。肯定无疑,应得权利的文明化力量,要求我们既要承认规范和制裁,也要承认创立和维护准则和制裁的行政机关。

  这样一种主张建立机构的制度自由主义有着种种实际的后果。它们一方面在于在这些考虑里所暗示的态度。与各种机构和制度打交道中的轻率态度是有代价的;这就是自由的代价。然而,“懈怠的”或者“温和的”态度并非是轻率的惟一的形式。也有这样一种危险,即对一切事情和每一件事情,都以呼唤采取新的规范来反应,也就是过分规范化的危险。各种官僚体制的现代社会,不仅在社会立法领域里过分规范化。法律太多。要复述这个陈腐的道理,老生常谈,人们实在有些犹豫不决,因为太多的议员候选人赢得选举的胜利,仅仅是为了在两年之后能骄傲地向他们的选民报告,在他们的参与下通过了多少项新的法律;然而,警惕规范泛滥仍然是重要的。除了减少经济管制的政策外,提出一项减少法律规定的具体纲领,是值得自由党人洒下汗水的。

  这背后蕴藏着进行最优规范的思想。人们肯定不能一劳永逸地确立最优规范;然而,人们可以找到一些具体个案赖以衡量的原则。今天人们乐于称之为“辩论”的东西的良好意义就在于此:必须说明制订必不可少的规则的各种理由。人们必须从它们的目标和意图来重建各种机构和制度。法律又必须与法律的精神相结合。近来,首先是那些政治经济学家为对这种辩论作出了贡献,他们认识到,“实际上,关键在于机构和制度”,因此,他们试图“帮助作为最后监督其自己的社会制度的公民的个人,持久地寻找那些能最好地服务于其目的的政治游戏规则,不管这些目的是什么”。

  如果供给派经济学家要处理应得权利问题,那么,他们最好是洗耳恭听。经济学家这样做并非总是轻而易举的。首先,他们——例如哈耶克,不过也包括布坎南——倾向于在寻找仿佛永恒的游戏规则,而机构和制度的最佳状态本身却在发生变化。在第一次提及这个题目时,我已经强调过,根据我的理解,社会契约本身是一个历史的题目。在发达的社会里,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它的内容不是1925年凯恩斯所理解的同一个内容,更不用说是1690年约翰·洛克发表他的《论文》时的同一个内容了。

  然而,新的社会契约的核心是什么呢?今天,机构和制度建设意味着什么?回答是简单的,至少在理论上是简单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识别和确认规则和规范的基本组成部分,基本组成部分应该不受一般政治风云变换的摆布。“‘游戏规则”这个词对于这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几乎太过于小巧玲珑了。为一切人实现了的公民身份地位就属于此。保证毫无暴力的更迭的政治制度的规则也属于此。更为困难的是,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基本规则也属于此,即诸如建立一家银行,它可以不受政府日常政治利益的影响,决定货币的数量和价格,或者保障各种组织拥有至少有限的自治,这些组织虽然需要国家的资金,但是,并非真正的国家机构。有关中央银行独立性或者大学自治的,公众辩论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发展公民社会的总框架。公民社会是自由人的生存世界。对各种机构和制度的尊重以及说明它们的最佳数量和质量,终究仅仅是人在群体里和社团里、在企业里和各种组织里的独立活动的前提条件。在它们当中,有些具有特殊的级别,因为它们是促成根系连结的。这可能是一些教会,但也可能是一些协会,甚至可能是一些企业;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谈论某些特定的社团的原则性优先。然而,如果自由的宪法应该是货真价实的,在机构和制度的总框架里,各种结社必然会欣欣向荣,这肯定总是如此。因此,机构和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为结社的产生创造空间。简明的宪法享有公民对它的尊重,它使公民社会的生动活泼的多样性成为可能。

        3.一次向年轻人演讲的提纲

  公民社会的题目突破一切界线。它是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犹如生活现实本身。因此,我们在这里肯定无法彻底挖掘这个题目。然而,它却引起我们试图至少暂时中断对宪法和机构和制度的抽象的讨论。如果现实的人正好不是积极分子,那么,他们在现实的生活情势里,终究不是按照政治议程安排生活,尤其不是按照自由政治的议程安排生活。他们想知道一些他们能够遵循的价值。在基本意义上的自由就是一种这样的价值。它就是简单的、不受禁锢的要求。谁若热爱自由,他就会想打破任何依附顺从的外壳,不管是官僚体制的外壳也好,人的一种不可忍受的环境的外壳也好,还是一种囚犯集中营的外壳也好,都想打碎它。政治如果调节这种简单的要求——如果不是说使之异化——即通过把这种要求译为它自己的制度语言的方式,那么此时,政治就会失去人们的激情,特别是年轻人的激情。政治理论尤其根本没有赢得这种激情。人们必须对此甘心忍受吗?

  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回答说:“是的。”然而,这个自白仍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无疑,要在年轻人身上唤起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已经变得困难重重。偶尔,我也曾经想过,如果我有机会在一次中学生或大学生毕业典礼上讲话,我会讲些什么呢?这历来就已经是一种艺术,而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要求都高。这里是一些笔记,它们可能会有助于这种尝试,也就是说它们是演讲的提纲,不是演讲本身。

  什么东西,值得人们去斗争,或者干脆仅仅是非常简朴地生活下去?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无论如何,现在不再有简单的回答了。20世纪40年代,我应当会认为对年轻人这样讲并不困难:为自由而斗争吧!使尽浑身解数去捍卫你们已经获得的东西吧!当时时代的事件和个人生活难解难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任何人都应当会理解这个建议。在20世纪50年代,这样讲应当是不难理解的:努力工作吧,为此你们将会得到报酬!当时重要的是关心个人的升迁发迹,和享受拥有第一个冰箱或者第一辆汽车、自己的住宅的乐趣。在20世纪60年代,注意力已经转移:物质的富裕很好,太好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你们必须关心这些问题!在我为一次震撼人心的演讲准备的记事小条上写着:越南战争,社会变革,民主参与。(我承认,我在60年代的竞选演说给了我快乐;当时要是拿去一次中学生毕业典礼上宣讲,我几乎不用作修改。)在20世纪70年代,事情已经变得慢无头绪,扑朔迷离:结好汽车座位安全带,要出大骚乱了!这样一种建议很难使中学和大学毕业生搭乘幻想的翅膀去翱翔。实际上,70年代是一个由一个又一个很精致的有关走下坡的预测方案组成的时代,不管它们是正在出现的环境灾难的预测方案也好,还是有关核战争的预测方案也好,还是有关经济增长极限的预测方案也好。就此而言,这是一个对年轻人发表讲话的大好时机。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况就再也不是这样了。人们对那种令人压抑的悲观主义已经厌倦。因此,1989年重新给予人们慷慨激昂、精神振奋的契机。无论如何,这适用于新的民主国家,但在较老的民主国家里也得到反响。这仿佛几乎是40年代和50年代的回归。然而,这一表象是骗人的。新的精神快感不能持久,或者也许可以说,许诺新的精神快感的东西的到来,简直持续太久了。年轻人变得不耐烦了。“推迟满足”的时代,即节约和等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引人注目的是,两种生活方式似乎对年轻人有着特别的刺激,除了它们两者都是着迷、即癖好的形式外,它们几乎在一切方面都不相同。一种生活方式是对金钱的癖好,嗜钱成瘾。我们已经遇到过苏珊·斯特朗所描写的“连续不断抽烟的年轻男人”,他们在“他们的高楼大厦的办公室里,统治着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妇女把她所描写的“赌赛资本主义”局限在年轻的男人身上,因为很多年轻的妇女在金融机构的新的亮堂堂的世界里,受苦劳累也不少一些(而且抽烟也并不逊色一些)。清晨很早,他们已经在城市快速列车上阅读每天的经济报纸,晚上,他们带着一个装满分析材料的文件箱回家。年轻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期望在他们高等学校毕业一年之后就能拿到教授一样高的薪金,在几乎不到两年之后,就能有高于教授一倍的薪金。有时候他们也搞一些其他的事情,不过,如果这样,他们对待网球或慢跑运动的严肃态度并不亚于对待工作。他们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且准备如同投资他人的钱那样去投入他们自己的钱。如果有更好的可能性,他们就跳槽到其他公司,犹如他们经常一起合并企业和拆分企业、采用新的公司名称并且让旧的公司名称消失一样。他们的角色楷模是这10年里卓有成就的大人物,而且认为,这些大人物的名字不可能像特朗普(Trump)和米尔肯(Milken)和马克斯韦尔那样,既迅速光芒四射,又迅速化为灰烬。他们首先想赚钱数百万,尤其因为他们不仅为购买他们所喜欢的东西需要钱,而且他们在寻求成就,而金钱是衡量成就的惟一尺度。他们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新潮企业家,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弄潮儿。

  这类癖好者的数目相当可观,虽然他们当中并非所有人到35岁时每年可挣100万。正如所有攀登陡峭上升的崎岖小道的人一样,对于这些癖好者来说,很多人同样也要在半道上停歇下来,如果不是说摔了下来的话。也许,这甚至也适用于所有那些走在这条崎岖小道上的人,他们在其生命的某一时刻,不得不预期在飞黄腾达道路上会减缓行进速度,并过渡到慢慢走下坡,而他们的父母在生命的这一时刻,还有可能再作调整,在事业前途上再向前迈出很显然的一两大步。早在1987年10月,不过,最迟到1991年这个经济衰退的年头,在各种机会里甚至可能还有一条缝道,人们可以借此带着一份小小的资产离开资本主义的赌场。对于这些癖好者来说,走下坡路是难以忍受的。对于他们来说,生命就像是一辆没有制动器的车子,因此,一旦接近危险,就必须加快车速。新的赚钱者本身会遇上一些棘手的事情,即一些不可能持久的东西,更不用说这种癖瘾对身体和精神的副作用了。但是,这个演讲所针对的年轻人,将很难会被个人风险所吓坏。

  另一种癖瘾与其说是有利可图的,不如说是代价昂贵的。它不是对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癖好,而是对脱离社会、自暴自弃的癖好。在某种方式上,二者是有联系的。这里讲一个关于在美国西海岸埋葬一个非常有成就的毒品贩子的故事。他的送葬队伍长达二公里,其中包括很多他的受害者,他们爱他,因为他任意专横地慷慨大方,这种任意专横的慷慨大方甚至让他们忘记他那任意专横程度并不少一些的残忍。(母亲们也许不会忘却这些恶行。)比如,他有一次把城里所有摊位上和鸡蛋店里的食用蛋,全部都购买下来,免费分发;蛋是用美元支付的,而美元是年轻人偷来购买二等毒品“克拉克”(Crack)和其他毒品的。吸毒贩毒的场面说明在对飞黄腾达的癖瘾和对自暴自弃的癖瘾之间的界线:一方面是出售原料并赚取数百万元的人,另一方面是使用它并为此付了数百元的人,而那些人自己又没有这数百元。而且,双方都触犯了规范,而如果没有规范,一个自由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脱离社会、自暴自弃的癖瘾并非必然由毒品因素诱发。我已经指出下层阶级的文化和中层阶级的所谓反文化的奇特趋同。二者都是对多数派阶级的官僚体制化的世界的抗议。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赌赛资本主义还是同一种态度的一种变化形式。拒绝一种无聊的、似乎不可改变的现实及其各种令人窒息的价值和生活方式,是某些年轻人的优先选择的共同因素。他们自己的价值问题在于,这些价值在其核心上是消极的。它们把粗野的服装样式和发型与对震耳欲聋的噪音之偏好结合起来(不管这些噪音是打击乐也好,摇滚乐也好,或者哪怕仅仅是迪斯科音乐也好),而且也与不断寻找各种手段和途径结合起来,以便明确地同已经确立了的世界保持距离。其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以具有某种意义的方式继续进行下去。当然,它也根本不应该继续进行下去;它是一条罕见的死胡同。

  这也还适用于对比较温和的形式的癖瘾,虽然有些身染这类嗜瘾的人在寻找替代性的生活方式,即寻找积极的道路。尽管这听起来多么荒谬,年轻人在官僚体制的依附顺从的外壳里,感到茫然若失。他们在寻找责任。80年代的社会运动往往同时追随两个目标。首先是直接的目标,人们为此目的才发动社会运动的,比如为了阻止布置导弹,或者要求妇女们的平等权利;其次是创造一种团结互助气氛这一潜在目标。德国的绿党对于他们的成员来说,既是一个家庭,也是一个政党,它们也有着形形色色的属于家庭常事的家庭争吵。一个人通宵达旦地同其他数十个人一起坐在美军基地前,谈论生与死,谈论爱情的甜蜜生活和由于热核爆炸烧灼和癌病引起的可怖的死亡,这就给人以一种有所归属的温暖感觉。

  我对年轻人的演说显然没有表现出真正的进步。为什么要取笑那些无论如何想尝试做些别的事情的人呢?在银行官员的可预计的生活中有什么东西会如此富有刺激性呢?他结了婚,又得到晋升,他离了婚,又得到晋升,他关心孩子们,又得到晋升,他再次结婚并被迫提前退休,因为他所在的银行聘任一位年方28岁的精明强悍的青年,被委托负责设法以更少的人员开支,取得翻倍的利润。这里有什么东西如此富有刺激性呢?人们恰恰可以预见,这位退休者将会如何纵情酗酒(更糟糕的事情他也不敢干),这样倒是可以少给他的孩子们以刺激,少让他们去步他的后尘。

  至关重要的是找到一种生活,它既不叫做官僚体制,也不叫做癖瘾。不,不是“找到”,而是人们必须创造这样一种的生活。年轻人必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意义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人们所做的事情,必须令人开心,而且,它必须是重要的。

  “开心”是一种个人体验的常用缩略语。人们可以用有些夸夸其谈的大话来表达同一个意思。有些人高谈“自我实现”等等。我认为,如果人们在所做的事情中找到乐趣,同时偶尔也经受一番良好的满足感,这就足矣。在理想的情况下,职业工作,或者充实日常生活的活动,能带来这种感觉,后者无论如何如此。毫无疑问,年轻的金融天才们有时也有良好的感觉。成就会令人开心的。但是,成就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衡量。有点儿耐心不仅是有益的,而且也属于大多数成功故事中的内容。遇到有趣的人,会令人快乐。劳动本身可能给人以满足。办完某些事情的感觉,也是一种成就感。如果有人出色完成一件事情,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应该赞赏这一点。

  这一切要说明什么呢?它就是要说明开心比功名利禄、飞黄腾达更重要。无疑,二者可能结伴同行,双双到来。肩章上又增加一颗星会带给某些人以乐趣。然而,由功名利禄决定的生活计划,也会出现某些不尽如意的事情。在他最初生活中,——谁还能回忆起?——母亲为其早期的天才迹象而骄傲;下一步是他在学校里取得好成绩、很好的成绩,这个成绩保证他在高等学校里有了一个位置。在那里,首先至关重要的又是考试成绩;如果考试成绩优良,那么,在一个有名望的组织里就会有一个职位在等待着他,在这个组织里,人们可以按部就班地升迁……人们可以理解,这种生活经历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失去了刺激性。而且,它也夺走了学校和高校教育的一切乐趣,因为在教育里面,重要的应该是获得技能和知识,培养创造能力和自由思维,而不首先是关注功名利禄、飞黄腾达。一般的功名利禄在人们开始其生活之前,总会在使人万般百无聊赖。(它会使大多数人在他们开始做事之时,就变成不应有的老气横秋。)因此,一个人应该更早得多就开始拥有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乐趣。

  这不是一篇为富有人家的孩子们写的辩护词。也许,我的建议适用于多数派阶级的孩子们,尽管下层阶级的孩子们也不仅仅需要一种他们自己并不严肃对待的工作,而是需要比之更多的东西。不过,这种辩护的核心是冲破功名利禄思维的禁锢,并且寻找其他的衡量成就的尺度。开心是这些尺度的一半,但是,另一半是,人们所作所为必须是重要的。开心是一种个人满足感;而什么是重要的,恰恰是由别人决定的。这就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别人的价值结合起来。这就界定了事物的意义。这就把癖瘾同作为区别开来。

  在这里,并非指一些过分的要求。很多东西都是重要的,包括一件裁剪很好的、别人喜欢的衣裳,一项制订周密的、让退休人员用有限资金周游世界的旅行计划,一部关于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命运的电影。该电影有两个特别的方面。一方面,它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可能要求特殊的和比较罕见的技巧,但是,我听过年轻人谈论做一系列事情的“创造性的”任务,而这些事情是大多数人都能企及的。搞出一些新的东西来了,这并不一定是无与伦比的或者独特的,但是,人们用自己的双手或思想所创造的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一部分重要的东西。

  该电影的另一方面在于它与难民有关系。我在这里不想呼吁建立乐善好施者们的世界,但是,很多重要的事情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世界上的公正相联系着,或者毋宁说,与减少世界上的不公正相联系着。某些人想要以可以说是抽象和普通的方式进行斗争,建立一些组织,参加示威游行,书写和散发传单,这往往是很好的和必要的。另一些人想做些具体的事情,俗话说,要点燃很多小蜡烛,而不是诅咒黑暗,必须点燃很多小蜡烛,然后大家才有机会处于光明之中。直接或间接地帮助改善其他人的命运的工作,不管是作为职业,作为志愿的服务,作为业余活动,也不管作为其它什么,都特别重要。

  这种工作也有意义。今天,有些小戏法是有意故弄玄虚耍弄的。有些精明的“思想企业家”,从人们有关在一个毫无关联的世界里寻到根系联结的要求中,发财致富。他们建立了一些准教会的组织,这些组织收取一定费用,通过电视,减轻成员的良心责备,或者也以不可预计的代价,把整个人、往往是年轻人都收买了。“圣人的复归”同时是很深刻的,往往极为严肃,是一种虚假的神明对旅行商人的诱惑。在这方面要区分真假,并非总是十分简单。甚至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机构的铜绿,也不能保证不受诱拐和蒙骗。也许,最重要的劝告是保持怀疑态度,又不让怀疑态度蜕变为玩世不恭。有很多问题,我们并不知道答案;没有人知道答案。因此,可能会有些答案超出我们的日常经验。“超验”(“Transzendieren”)是一个对应于“超越”这个词的外来词;有一些超验的答案。也许甚至会有一些人,他们对超验答案的了解比别人多。但是,人非圣贤,人的本性是人没有不犯错误的。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对我们的生活求全责备。

  对付一切形式的假神圣的诱惑有一剂药方,那就是有所作为。因此,对于20世纪90年代,可以这样归纳我的劝告:天啊,你们做些事情吧!你们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它令自己开心,对别人重要。在这个不完善的世界里,可以做的事情是够多的。

  做一些事情,就是说,自己去做一些事情,自由地联合其他人而去做一些事情。它将导致出现一个由志愿的社团和组织组成的五光十色的世界,随后也导致成立一些自治的机构。也就是说,它将导致建立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生活媒介,是实现了的自由的媒介。但是,公民社会需要有一个总框架。对年轻人演讲不必是政治演说,然而,它需要有政治的前提。如果人们仍然被拘囿在社会方面受歧视的圈子里,或者生活在由一个个人或者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机关擅权专横,对其他人趾高气扬、东推西搡,那么,人们就很难做出一些令自己开心又对他人重要的事情。即使是今天提供给年轻人的选择可能性,也是以自由的社会为前提的。很多人宁愿去探讨这些可能性,而不想去研究它们的前提,而谁会为此去责备他们呢!我并没有在任何地方论证过,说政治参与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或者哪怕仅仅是一种与公民身份地位相结合的义务。这篇随想赖以为基础的和我们借助马克斯·韦伯来解释的政治画面,并非是一种积极分子的社会画面和经常不断进行政治讨论的画面,而是一种觉醒的公民的画面,倘若有必要,公民准备捍卫自由的机构和制度,他们对于违反自由机构和制度的原则是很敏感的,而且他们也过着他们自己的——“公民的”——生活。然而同时,对保护这些机构和制度、使之能够运转和得到发展,必须有一些人对之抱有极高的兴趣。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做这事,那也没有错儿。因为自由的政治永远不是一种奢侈品。

        4.世界公民社会

  在所有重要的事情当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帮助世界上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地方的人们,找到通往自由的公民社会的道路。在从前的第二世界里的后共产主义各国,这是够困难的。这些国家的居民不仅需要有较大的经济供给,而且也需要公民身份地位的充分的应得权利,二者必须在各种各样的协会和自治机构里确定下来。政府可能帮助启动供给的进程;国际组织可能帮助稳定公民的应得权利。但是,其余的一切都是本国的和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ngos”)的任务。

  如果说在前第二世界这种进程已经困难重重,那么,在我们习惯称为第三世界的各国,初看起来,它似乎无法驾驭。同世界范围的贫困和不公正相比,美国和大不列颠城市里一种下层阶级的端倪,反映了一个有限的和一目了然的难题。然而,这两种难题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全世界范围内,一部分国家的增长使另一部分国家落后了,虽然在这里,其相对重要性可惜被颠倒了。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社会里,大多数人日子很好过,只有少数人被排挤在外,但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本身仅仅是人类的少数。整个人类的绝大多数是贫穷的,是享受不到特权的。与对于较小范围的下层阶级相类似,对于他们来说,宏观政策的措施只能指望获得有限的效果。因此,正如各国的一般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并未惠及大城市的下层阶级一样,国际组织持久改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状况的伟大计划,也都是失败的。我无意轻率普遍地一概否定这类政策和这类组织。显然,它们是必要的,而且也属于整个画面的一部分。但是,画面上的各种颜色和效果要用别的方式来确定。这些颜色是由成千上万人创造的,他们在人们生活的社区里做些事情,以推动进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各国的原有居民,这些国家往往以损伤性的方式开始进行变革。有些人来自发达国家。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值得称颂的,把一辆运水车,经过坎坷不平的公路,把水送到柬埔寨边境的一个难民营去,或者在苏丹南部的饥荒地区修理发电机,这恰恰不是在寻常的意义上令自己开心的事情,但是,这肯定是人们必须称之为重要的事情。

  简单的人性可能就是一条要做这类事情的充分的理由,然而,它们具有一种更为深远的意义。在这篇随感的若干地方,我都已经论证过,除非我们把各国的公民社会理解为通往一个世界公民社会道路上的一些步骤,否则,它们将不会维持长久。这是一个康德的论点。在他的《短论集》里的某些文章里,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虽然不像在《批判》里那么尖锐,但是,其说服力几乎并不逊色。我特别喜欢1784年才发表的题为《在世界公民意图中一般历史理念》。为了引入冲突的思想,在本文前面的一章里已经利用了这篇文章的若干批判性的论据之一。这条关键性的语录容许我们对之重复引用。在他的第四定理(共九个定理)中,康德论证道,“大自然所利用来实现发展它的整个素质的手段,就[是」在社会里的这些素质的对抗,只要这种对抗最终变为社会的一种合法制度的原因”。随后,康德引入了人的“不合群的交际性”的概念,它作为推动力发挥作用,促使人们离开田园牧歌式的乐士,并赋予存在以更大的价值,即比牧羊的存在所具有的价值更大。“因此,要感谢大自然的争胜好斗,妒忌赌气式的好虚荣,无法满足的占有欲或者也包括统治欲!”冲突是迈向文明和最后迈向世界公民社会的进步源泉。

  康德的论证是直线式的,可信的(虽然一般属于康德传统的卡尔·波普尔也许不会赞同所有的论证步骤)。既然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我们就不能说人的行为有着明确的、共同的目的;实际上,我们目睹的首先是矛盾,甚至是混乱。然而无论如何,可能在这种混乱中有一种“隐蔽的”“自然意图”,因此也对整体的意义作出一些提示。因此,让我们试试去找到这些提示。生物的一切天然的能力都是为了充分发展自己。人的天然的能力是理智,但是,它只能在整个人类之中而不能在某一单一的个体中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的过程是人在社会里并且通过社会来完成的事业。(因此就产生了进步的悖论:“较老的数代人似乎仅仅是为较后的数代人才从事他们的艰难的营生”,我们如何才能就此进行辩解呢?)发展的方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是冲突,或者如康德所言,是“对抗”,对抗把他引向他的第五定理:“人类最大的问题是实现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的社会,大自然迫使人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人的不合群性推动历史的发展,然而,它也要求通过各种宪法来约束,即要求一种社会契约。只有当各国都在彻底解决这个任务之时,人类才将会最先完成这项任务。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是痛苦的。它要经历社会内部的各种革命和社会之间的各种战争。不过,最后需要一个世界机构,一个行政机关或政府,犹如过去和现在在各个社会里需要全国的机构一样,因为战争,甚至经常不断的战争准备,都妨碍着“在社会进步中天然素质的充分的发展”。如果人们从康德关于人的局限和可能性的假设出发,那么,人们就不得不把历史理解为是在实现大自然的一种隐蔽的计划,目的是“为了实现一种内在完善的以及为此目的也是外在完善的国家宪法,作为惟一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它能够在人类中充分发展它的素质”。

  对于我们这些后生之辈来说,这种启蒙运动的开明乐观主义首先毋宁说是令人激动的,而不是很现实主义的。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残暴的政治制度。今天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人类是否毋宁说在自我毁灭、而不是聚合为一个世界社会。即使它不是在自我毁灭,那么对它来说,带有憎恨和狭隘意识的部落的刺激,似乎比合理秩序的刺激还要大一些。然而,康德在一种更深刻的意义上还是在理的。他甚至不乏自我批判。他的初衷并不在于说明历史必然会这样进行,不可能会有别的方式,而是在于诘问,如果我们假定,人们在一个无把握的世界里寻找更大的生存机会,那应当最好让什么事情发生呢。公民权利、公民身份地位、公民社会,是在由于这样提问而产生的道路上迈出的几个重要的步子。它们是文明的成果,它们一再受到损害,处处还不完善,不过,它们至少是可能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它们在过去和现在,在有些地方是实现了的。然而,只要这些成就与排斥他人的做法相结合,它们就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是支离破碎的。下层阶级、第三世界、压迫少数、对他人进行战争、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异己,都有悖公民自由的原则,甚至在捍卫这个原则的地方,也还有这类现象。在这篇随感里所理解的自由的道义上的要求,不仅是绝对的,而且是普遍的。因此,只要不存在着所有人的自由,也就没有某个人的真正的自由。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我们可能已经丧失;但是如同在200年前一样,启蒙运动的要求今天仍然适用。

  这样就提出实际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更接近这个必要的目标呢?异质的民族国家有时是为公民社会找到了的、最可靠的总框架。然而,它也进行排斥。因此,必须消除它?如何消除呢?

  我们必须走的三条道路恰恰不是独创的,然而是重要的。康德谈到过“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法——法治国家——是自由党人的民族国家最珍贵的要素。问题在于法如何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向前发展,也就是作为概念的充分意义上的法,而不是作为一种所谓的、然而根本不严厉的国际法——国际法仍旧是政治利益的百依百顺的女仆。迄今为止,这方面仅仅有少数的征兆。偶尔产生一种超越民族的法的萌芽,例如在欧洲共同体之内。欧洲人权公约,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赫尔辛基文件和联合国宪章,有助于产生准法律行为的习惯,仅此而已,不少,也不多。至于是否有事实的规范性的力量,尚无确断;也许,刽子手,也就是负责判决制裁的机关,总是属于法官。然而,朝着创立一种有效的、国际的法迈出每一步都是受到欢迎的。

  第二条道路是经由国际组织。国际组织的意义不可低估;前面曾经谈到过世界秩序对30年光彩焕发的岁月所发挥的作用。不过,有时也曾指出,当它的保障力量(大国)背弃它之时,战后秩序多么迅速地土崩瓦解。大多数国际组织有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弱点。它们是一些“晴天组织”,在形势严峻的时刻,它们就被排挤在一边。(面对1989年、1990年和1991年的世界政治事件,即面对东欧的革命,德国的重新统一,海湾战争,南斯拉夫冲突和苏联的解体,就连欧洲共同体也还是引人注目地失灵。)而且,在它们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它们是——这是第二个弱点——一些供给组织。凡是涉及到丰富的、较广泛的、首先是经济上的供给时,它们就能发挥作用,然而,一旦面临应得权利问题,它们就戛然止步,不敢跨越雷池。因此,就出现这种情况: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其说为贯彻公民权利作贡献,不如说是它们帮助独裁者们大发其财。最近在这方面可以感到有些小小的变化。这些变化是重要的。国际组织对于未来的世界政府来说,是一些重要的观察哨。但是,对于接下来最近的一段时间,它们可通过变为应得权利组织,例如通过把人权的要求与经济的援助结合起来而变得富有意义。

  前进的第三条道路再次把我们带到公民社会,尤其带到私人的组织。犹如在民族的总架构里,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仍将是无本之木一样,梦想在真空的空间里的一个世界政府或者哪怕是一部国际法,都是十分不合情理的。(缺少一个欧洲的公民社会是欧洲共同体的大弱点之一。)真空将被非国家的协会填充。幸运的是,今天已经有很多这类组织,它们是没有国界的,例如无国界医生组织和福特基金会,一些国际性科学联合会和经济团体,如第19条反对新闻检查和大赦国际等组织,姐妹城市和体育运动组织……这个名单可以轻而易举地延长,这是建立世界公民社会的可能性的一种良好的兆头。

  然而,它恰恰仅仅是可能性。这项工程仍然十分脆弱。并非人人都在阅读康德的著作,更糟糕的是,并非很多人都想阅读他的书。他们更喜欢卢梭和黑格尔,首先是喜欢一些更次的作者和蛊惑煽动家,这些人会建议他们接受更加全面的束缚。在20世纪结束之际,世界公民社会的工程首先是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必须捍卫的价值。谁想要一种“普遍法治的公民的社会”,他就会发现,政治的极权主义几乎尚未被克服,他却已经面临着原教旨主义的(在错误意义上的“民族的”,“宗教的”)极权主义的挑战。于是,自由党人毋宁说是处于守势。不过,他们的事业值得去为之奋斗,在本国和在全世界为之奋斗。

        5.关于战略性的变化

  用一些撼人心肺的话语来结束一本书,是再好不过的;然而,我想抵御这种诱惑。描绘明天的美好世界是比较容易的;比较困难的问题是人们如何从这里到达那里。谁若不想要乌托邦,因而也不要革命,他就必须更加彻底地研究道路及其方向。关于方向,在这一章里业已作了某些提示。它们部分地提示情绪,或者最好说是提示态度,自由党人应该以这种情绪和态度踏上征程,部分地提示一些自由党人必须注意的具体的路标。然而,仍然存在着方法问题。我们已经描写了替代乌托邦的办法——但是,什么是替代革命的办法呢?也就是说,如何对付在自由党人议程上的各项任务?
  用例子来回答这类问题,会比用原则来回答更加透彻。我曾偶尔谈到过英雄或榜样人物的万神庙,我在这篇随感录里顺带构建了这座万神庙。并非它的所有居民也都是战略性变化的直接创造者;康德不是,波普尔也不是。不过,仍然还有很壮观的一群人。他们当中是一些思想深邃的人,可以说是有智慧的人。(而且他们都是男人;即使在今天,我也没有想起任何一位女性能适用下列的衡量标准。)他们都有过实际的政治经验,然而,这种经验并不持久;大多数不超过一年。人们可能回想起威廉·冯·洪堡大臣所做过的有些事情,例如创建柏林大学,这些事情根本不是在他几个月的大臣任职期间完成的,人们几乎根本想不起阿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曾经出任过外交大臣。马克斯·韦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参加竞选魏玛共和国国民大会议员的资格。谁也不谈论威廉·贝弗里奇当了下议院议员,代表特威德河畔的贝里克的那一年,或谈论雷蒙·阿隆在安德烈·马尔罗的工作内阁任职的那一年。约瑟夫·熊彼特有一年之久在一届奥地利政府里担任财政部长,但他不适于在该政府里任职。只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仍然“对政治职务的魔力不敏感”,如果我们借用熊彼特的话来说。诚然,这并不妨碍蒂尔顿的凯恩斯男爵到英国议会的下议院去发表演说,而且也根本改变不了他作为世界上的领袖们的天然伙伴的自画像,他们在危机的时候不得不呼唤他去帮忙。

  这一切仅仅是历史的形式方面:如通过给有权势者以辅弼,或者至少用白纸写成黑字向他们陈谏而对他们施加影响的愿望。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所称颂的伟人们所提建议的实质。在所有这些有关的情况下,这些伟人同时既是激进的,又是保守的。这些词语可能会引起误解,但是它们所表明的事情是重要的。这里涉及的是,他们建议进行一些特殊的改革,而用所有的尺度来衡量,这些改革都是激进的,但是,这些改革又没有突破在既定的环境下采取行动的框框,在这个意义上,改革仍旧是保守的。前面曾经用过的“制度自由主义”的概念,表示着类似的方向。同时,这些改革的影响是完全显然的。我的万神庙里的居民们无意改变制度,但是,至少他们当中的若干人,实际上是改变了制度。今天还在讨论,凯思斯用他的《通论》是拯救了资本主义,还是破坏了资本主义,或者也许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破坏而拯救了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毋宁说是形而上学的讨论。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呢?但是,这种讨论表明一种要在现有制度的框架里实现坚定变革的态度,在现代的世界里,这种态度是一小群出类拔萃的作者和行动者们固有的。

  此外,这种态度以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引导人们走向经济和政治的边界线。随着政治经济学和18世纪的复兴,这条边界线最近成为一个热闹非凡的聚会场所。几乎没有任何人是比阿尔伯特·希斯曼更好的过境向导。他对“退出”和“发言”的区分(语言上起初有些令人惊愕)指出了人的两种行为方式,借助于此,像“市场失灵”和“国家失灵”这些抽象的概念就能理解了。如果事物不能运转,人们往往可能在两种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可能另谋生路,远走高飞;他们可能大发牢骚,抱怨诉苦。前一种可能性,即“退出”,典型地是经济的选择可能性,它意味着人们去参加竞争,后一种可能性,即“发言”,是政治的选择可能性——人们大声疾呼,提出要求。但是,一切令人感兴趣的行为方式都涉及到“这两种力量的结合”,涉及到它们的“难以达到的最优混合”。正如其他的战略性变化的辩护者一样,希斯曼对摩尼教徒们是不屑一顾的,不管他们是撒切尔式的“退出”教条主义者,还是绿党的“发言”积极分子。他所主张的“被人理解的综合性”是那种保守主义的一种版本,那种保守主义知道,我们极可能只好过着一种必须过的生活,因此,我们对这种生活的窘迫不得不逆来顺受,以便更加坚定地追逐可以达到的目标。

  希斯曼对概念的选择有所道破作者的立场,这也许不是十分幸运的。他自己写到过一个“可怜的家伙”(一位高等学校的校长),他读了他的书,并且指出,它是“由下面”写的。这位可怜的家伙是对的。政治对于希斯曼来说是“表态”,即抗议,而不是“行动”或者“改变”。他至少唤起这样的印象,仿佛他是站在受害者、穷人和被践踏者的立场来看待世界的。他们的命运对于凯恩斯来说,其重要性也不会少一些,然而,凯恩斯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他们。他总是“从上面”寻找行动的杠杆。同时,只要他遇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他的直觉总是十拿九稳地把他带到那个应得权利和供给相遇的严竣的交点上。在他的时代,这意味着,他必须让政治家们意识到供给问题的重要性。国家的应得权利(而且往往是特权)的守卫们不许可让市场的供给听任自流。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提醒我们记住,凯恩斯的最畅销书《和约的经济后果》的持久影响就在于此:“这是经济学对政治的反叛。”这听起来不完全正确。要害并不在于冲突,而是在于二者的结合。斯奇德尔斯基本人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当他随后谈到20世纪20年代的一种“新型的经济学家-政治家”时:“他们对金本位制和贸易平衡侃侃而谈,口若悬河,犹如战前的政治家谈论两大国本位论和大国的力量平衡一样。”“认为创造财富是统治者的主要任务,这种思想诞生于1919年,虽然它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得以成熟。”

  在他的关于战争的经济后果的著作里,凯恩斯论断道,把简单的、几乎是机械的赔款要求强加给德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赔款要求会破坏经济,而赔款是应该从对经济收入中征税所支付的。这对凯恩斯10年后在他的《通论》里提出的中心命题来说,仅仅是一次预演,根据这个命题,没有有效需求,就不可能有充分就业,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效利用经济资源。然而,有效需求不会自动到来;它在有些情况下,要求国家采取行动,包括实施各种再分配措施。在书的末尾处,凯恩斯用了十分强硬的言词:“我们所生活的经济社会的突出缺点在于,它在创造充分就业方面是失灵的,它对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是随意专断的和不公正的。”更为重要的是他建议的各种强烈的药方。用这篇随感所采用的语言来表示,就是他要求改变应得权利结构,以便提高供给。在凯恩斯的政治建议中的关键概念是一种有效需求管理的概念。仅仅依仗供给方面和市场的作用是不够的;必须利用社会和政治的变化,来刺激经济增长,办法是使人们能够有更多的需求。

  笔者绝对无意借助提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的思想,来说明他的特殊的药方今天仍然同样有意义。他的特殊药方也许没有意义了。而且,它早已不是改革家们的手段,而是变成为官僚们的工具。在变化了的时代里,必要的干与可能在于刺激供给方面,赋予应得权利以实质。在这一方面,凯思斯本人甚至表现出了一种有时令人迷惑不解的模棱两可,这种含糊不清令人产生疑问,要是在里根-撒切尔时代,不知他在经济政策上的立场会是什么。不过,在我们这里,基本动机是清楚的。它又出现在凯恩斯晚期的论著里,比如在1940年撰写的关于为战争筹措资金的一些文章里,他在这些文章里提出一项计划,“该计划并不把普遍愿意作出牺牲的时代作为借口,来推迟值得希望的改革,而是作为值得欢迎的机会,以便在减少不平等方面,比以往更加阔步前进”。凯恩斯不止一次试图对圆求积方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为战争筹资,但是,消费又不得受到影响,而且正义必须主宰天下。众所周知,对圆求积方永远不会有充分圆满的结果。如果人们看看事实,那么,希斯曼谈到“难以达到的最优混合”是对的。然而,如果允许自由党人犯一个小小的乌托邦的罪过,那么,这种罪过就是孜孜不倦地试图通过同一种政策,达到应得权利的扩大和供给的增长。

  在这篇随感写作过程中,曾经提到过无数带有这一意图的可能的改革的例子;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其他的例子。在这一点上,它们无非是一些更多的解释性说明。在世界上的贫穷国家里,关键问题是经济发展与公民身份地位之间的结合。建立合作社有时可能服务于这种目的。最近在很多地方,发现有形形色色的私有化,首先是形形色色的私有小企业,它们具有类似的作用。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世界里,各种形式的参与利润分配和共决制,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许在公民权利和正在增长的供给之间,有些战略上更为有效的连接环节。其中包括有保障的基本收入,不过也包括一些诸如由于提供某种普遍的民政服务,而征收“服务时间税”。在内城和其他地方的社区发展纲要,往往恰好击中人的权利和人的经济需要之间的交叉点。在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国家里,问题特别富有戏剧性,特别明显可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企图把言论自由和经济结构重组结合起来,但是他失败了。其他人能同时成功地确立民主和市场经济吗?这种结合的战略性杠杆在哪里呢?它是私有化、或者开放价格、或者甚至是开始一种自由党人的社会政策吗?可能在国与国之间,各种药方有所不同吗?

  在当代的经济学家中,尚未出现一位新的凯恩斯。如果新的凯恩斯出现的话,人们将会从提出战略性改革建议的能力认识他——或者这次是她。对于战略性改革,我们现在可以清楚界定。这里涉及一些实现改变的措施,就此而言是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从一个特殊的点上开始,然而这个点是有选择的,人们这样来选择这一点:从它出发应能发挥深远的影响,甚至发挥根本无法充分预见的影响。在此,典型地关系到政治和经济、应得权利和供给边界线上的一些点。无论如何,这适用于利于为更多的人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的战略性改变。凯恩斯关于有效需求的概念,其力量就在这里;有保障的基本收入的力量,可能也在这里。

  因此,战略性的变化就是通过负责任者采取行动来扩大生存机会的实际方式。它们是以批判乌托邦的社会工程师们的整个武器库为前提的,波普尔绰绰有余地装备了这个武器库;在这里,重要的恰恰不是“根据某一个特定的计划或一刀切的模式来改造社会整体”。另一方面,战略性的改变也不仅仅是波普尔的“零星社会工程”。撇开这种毋宁说是不幸的词语选择不讲——这种选词假定政治决策有着一种纯技术的品质——零零星星的或者逐步的做法是建议人们采取反应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行为。它也隐含着一种演变速度,在严峻的情势下,速度可能太慢。波普尔的概念首先被所谓的实用主义者所采纳,这也许并非偶然,对于实用主义者们来说,行动的方法比目标更为重要。波普尔可能会令人信服地论证道,这里误解了他的意图。他不仅谈到“改革社会的任务”,而且也谈到有可能“通过一种普遍的倾向为一系列零零星星的改革提供信息”。我想,对于波普尔会接受战备性改变的思想这种假设是不会错的。但是,他显然有别于在《历史主义的贫困》里形成的概念。战略性的行动包括一种方向意识,因此,并不满足于“小心谨慎和对不可避免的意外有所准备”。而且,应当不仅仅从形式上理解方向意识,各种实现方法也不仅仅是技术性质的。

  演变的方向是这篇随感的主题。在好些时候,战略性的变化要求更加强调供给,在另一些时候,则要求有更大的应得权利。对于自由党人来说,所偏重的改革是始终针对两者的。自由的政治关键要点是同时提供更多的机会,又让更多的人分享机会。这从来就不是不言而喻的。它要求,即使在降低税收和对有进取心者提供刺激的时候,也仍然要清醒地意识到还有不可容忍的不平等,以及意识到,不得由于有意摧毁特权,解放受特权损害的人,而窒息未被利用的选择可能性。马蒂内斯关于市场准入和货物的可支配件的悖论是一种挑战,并非是一种无可奈何、不可避免的命运。在现代历史的伟大的时刻,它已经涣然冰释了。

  各种革命是历史的又苦又甜的因素。它们的过分的许诺有着高昂的代价,无法得到信守。然而,人总抱有希望,因而可以使人坚信革命的许诺。甚至保守党人也在革命中寻找他们的灵感,虽然这些革命远远落后了。但是,什么东西可以刺激战略性改革的灵感呢?很多有关社会问题的作者们都曾被诱惑,过在某个时候推测一次什么是值得希望的目标。伊曼努埃尔·康德总是用幽默包装起严肃的看法,人们可以把这看做是一种模式。马克斯·韦伯仍然是最为深沉沮丧的。雷蒙·阿隆只是很少冒昧进行推测、浮想联翩,虽然他曾经写了关于《世纪的希望与恐惧》,建议不要梦想,而是要采取行动,以解决“建立一种公正秩序的永恒问题”。政治经济学家们有时遵循一种会令他们自己失业的幻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好,穆勒的“静止状态”也好,都不需要经济学家作顾问。凯恩斯也沉溺于这种态度的某种变化形式。在为“我们的孙子们”思索他们的经济生存机会时,他大胆地断言,“人类将会解决它的经济问题”,并且在此之后,可能会追求更加美好的东西。“然而,请注意!实现这一切的时代尚未到来。”

  这类考虑听起来令人深思,可能会令某些人心悦诚服。供给是没有应得权利的不完善的生存机会,而各种根系联结的那个更为难以把握的要素也总是属于生存机会。因此,即使在以后,各种根系联结也是机会;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用它们造就出来的东西。在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是活动和意义,对于这二者来说,公民身份也好,国民的富裕也好,都仅仅是条件。如果人们对这一切思考正确,那么,只要我们保持改善事物的热情,各种现代的公民社会就不是生存的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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