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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

图书名称:菊与刀
图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    ISBN: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90年

    日本人常说,“情义最难接受”。一个人必须报答“情义”,就象必须报答“义务”一样。但是,“情义”所要求的义务和“义务”所要求的义务分属不同的系列。英语中根本找不到与“情义”相当的词。人类学家从世界文化中所发现的一切奇特的道德义务范畴中,“情义”也是最奇特的一个。它是日本所特有的。“忠”与“孝”是日本和中国共有的道德规范,日本对这两个概念虽有些改变,但与其它东方各国所熟悉的道德性要求仍有某种渊源类似点。“情义”则既与中国儒教无关,也非来自东方的佛教。它是日本独有的范畴,不了解情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日本人在谈及行为的动机、名誉以及他在本国所遇到的各种麻烦时,都经常要说到“情义”。

  在西方人看来,“情义”包含一系列混杂的义务(参阅本书第81—82页表格):从报答旧恩直到复仇。难怪日本人不想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书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有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按我的翻译)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这当然无法使西方人得其要领,但“不愿意”一语却指明:“情义”与“义务”显然有别。“义务”,不论其对个人要求如何艰巨,至少总是指对其骨肉近亲,或者对代表其祖国、其生活方式及其爱国精神的最高统治者所应尽的一系列责任。这种牢固的联系是与生俱来的,因而理应履行。尽管“义务”中的某些特定行为也会使人“不愿意”,但“义务”的定义中绝不会有“不愿意”做的意思。对“情义”的报答则充满内心的不快。在“情义”的领域中,欠情者的难处是无以复加的。

  “情义”有显然不同的两类。一类我称之为“对社会的情义”,按字面解释就是“报答情义”,亦即向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类我称之为“对名誉的情义”,大体上类似于德国人的“名誉”,即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对社会的情义”可以大体描述为履行契约性的关系,它与“义务”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履行生而具有的亲属责任。因此,“情义”的范围包括对姻亲家属应负的一切义务,而“义务”的范围则包括对直接家属应负的一切义务。岳父、公公称作“情义”上的父亲,岳母、婆婆称作“情义”上的母亲。姻兄弟、姻姐妹也称作“情义”上的兄弟、姐妹。这一套称谓既适用于对配偶的亲属,也适用于对亲属的配偶。在日本,婚姻当然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契约关系。对配偶的家庭终身履行契约性义务,就是“履行情义”,其中最沉重的是对安排此项契约的父母的情义。年轻的儿媳对婆婆的“情义”尤其沉重,恰如日本人所说,儿媳居住的家庭不是她出生的家庭。丈夫对岳父的义务要不同一些,但也很可怕。因为岳父有困难时,女婿必须借给钱,还要履行其他契约性义务。如同一位日本人所说:“儿子成人后侍奉自己亲生母亲是出于爱母之情,这不是情义。”凡是发自内心的行动都不能说是“情义”。对姻亲的义务则不能含糊,不论多大代价,必须履行,以免遭受世人谴责说:“此人不懂情义”,这种谴责是令人可怕的。

  日本人对姻亲家属义务的态度在“入赘养子”,上看得最清楚。他象女人结婚那样入赘到妻家。一个家庭如果有女无儿,就要为一个女儿择婿入赘以延续“家名”。养子要在原户籍中取消自己的名字,改从岳父的姓氏。他进入妻子的家庭,在“信义”上从属于岳父母,死后葬入岳父家的墓地。这些和一船妇女结婚完全一样。为女儿择婿入赘的原因也许不单是因为自家没有男孩,常常是为了双方利益,即所谓“政治联姻”。有时女家虽然贫穷,但“门第”高贵,男方带着钱去女家以换取在等级制上提高身份。有时是女方家庭富裕,有力量培养女婿上学,女婿接受这一恩惠,代价是离开自己家庭到妻子家去。有时是女方的父亲为了得到一个未来的公司合营者。不管是哪种情况,入赘养子所承受的“情义”都是特别沉重的。因为,在日本,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别人家庭户籍是件严重的事。在封建时代的日本,这就意味着,在战争中他必须为养父而作战,即令杀其生父也在所不辞,以证明自已是新家族的一员。在近代日本,凭入赘养子的“政治联姻”造成强大的“信义”上的约束力,以最沉重的约束,把青年束缚在岳父的事业或养父家的命运上。尤其是在明治时代,这种事情有时对双方都有利。但社会上对入赘养子一般都非常嫌恶。日本人有句谚语是:“有米三合,决不入赘。”日本人说这种嫌恶感也是出之于“情义”。如果美国也有这种风俗,美国人嫌恶时会说:“这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干的!”,而日本人却不这样说。总之,履行“情义”是件为难的事,是“不愿意”做的。因此,“为了情义”这句话,对日本人来说,最能表达那种负担沉重的人际关系。

  不仅对姻亲的义务是“情义”,甚至对伯父母和甥侄的义务也属于同一范畴。对这类比较近亲的义务也不列入孝行范畴,这是日本和中国在家族关系方面的一个重大差异。在中国,很多这类亲属,以及比这还远的亲属也分享共同的资源。但在日本,这类亲属则是“情义”关系,亦即“契约上”的关系。日本人指出,救助这类亲属决非对他们曾有何恩情,而是为了报答他们的共同祖先的恩情。抚养自己的孩子虽也出于同样的动机,但这却是一种当然的“义务”;而对远亲的帮助,虽然动机同属报答共同祖先,却列入“情义”范畴。当必须帮助这类亲属时,人们就象援助烟亲一样地说:“我是为‘情义’所牵连。”

  与对姻亲的情义相比,大多数日本人更重视的重大传统“情义”,是武土对主君及其同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重视名誉的人对其上级及同辈所尽的忠诚。很多传统文化作品颂扬这种“情义”性的义务,视为武土的德行。在德川氏末统一全国以前的日本,这种德行之重大在人们心目中超过当时的“忠”,即对将军的义务。在十二世纪,源氏将军要求一位大名引渡他所庇护的敌对领主,那位大名写的回信至今保存。他对自己的“情义”受到非难表示强烈愤慨,甚至拒绝以忠的名义背叛情义。他写道:“对于公务,余个人无能为力,但武土重名誉,武土之间的情义乃永恒之真理”,也就是说,它超越将军的权力。他拒绝对“所尊敬者背信弃义”。古代日本这种超越一切的武土德行,在历史故事中广泛流传至今,经过润色,改编为能乐、歌舞伎及神乐舞蹈。

  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一位力大无敌的浪人(没有主君,依靠自己谋生的武土)、十二世纪豪杰弁庆的故事。他除了一身神奇的力气之外,别无可资。他寄身僧院,使僧侣惊恐。他斩杀过往武土,收集刀剑,以筹措封建武土所需行装。最后,他向一位貌似武艺平常的年轻领主挑战,却遇上劲敌,发现这位青年乃是源氏后裔,正策谋为其家族恢复将军地位。这位青年就是日本人极端崇拜的英雄源义经。弁庆向义经表示热诚的“情义”,为义经立下无数功勋。但在最后一次敌众我寡的战斗中,他们被迫率领家臣逃跑。他们化装成为建立寺院而化缘的僧侣,走遍日本全国。为了避人耳目,弁庆扮装成领队,义经则身着同样服装混在一行人之中。沿途每遇敌方布置的缉捕,弁庆就拿出编造的一卷寺院募捐簿来念诵以求蒙混过关。但在最后时刻,尽管义经衣着卑微,却无法掩饰其贵族气质,由此引起敌方怀疑。他们把一行人叫回来。弁庆立即用计,消除敌方对义经的怀疑。他借口一点小事打义经的耳光。敌方却误信为真,疑团全消。因为,如果这位和尚真是义经,家臣是绝不敢动手打他的。如此违背“情义”是不可想象的。弁庆的不敬行为挽救了这一行人的性命。到达安全处所之后,弁庆立即跪在义经脚下,请义经赐死。主君仁慈地赦免了他。

  这些古老故事讲的是“情义”发自内心,末受丝毫嫌恶之念玷污的时代,为近代日本构筑了一个黄金时代的梦想。这些故事告诉他们,在那个时代,“情义”没有丝毫“不愿意”做的因素。如果“情义”与“忠”相冲突,人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坚持“情义”。当时, “情义”是一种人们珍视的直接人际关系,而又具有封建性装饰。“懂情义”的含义就是终身忠于主君而主君也以诚报答。“报答情义”,就是把生命献给受其深恩的主君。

  这当然是一种幻想。日本封建时代的历史表明,有许多武土的忠诚被敌方大名所收买。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下章所述,如果主君对家臣有所侮辱,家臣当然可以照例弃职而去,甚至与敌人勾结。日本人对颂扬复仇和颂扬捐躯尽忠,同样津津乐道。两者都是“情义”。尽忠是对主君的“情义”,对侮辱进行复仇则是对自身名分的“情义”。在日本,这是一块盾牌的两面。

  不过,古代关于忠诚的故事,对今日日本人已只是令人兴奋的梦想。因为,现在“报答情义”,已经不是对自己合法主君的忠诚,而是对各类人履行各种义务。今日涉及情义的语言充满了嫌恶之情,常常强调是舆论压力迫使人们违背心意而不得不履行情义。他们说:“这门亲事完全是出于情义”,“我录用那个人完全是出于情义”,“我会见他完全出于情义”,如此等等。他们还常常说“受到情义纠缠”,这句话在辞典中译成“I am obliged to it”(我被迫这样做)。他们说“他用情义强迫我”,“他用情义逼我”,这些以及其他类似惯用语的意思都是说,某些人凭借以往所施的恩情迫使讲这类话的人做不愿意做或不想做的事。在农村,在小商店的交易中、在上层财阀社会里、在日本内阁,人们都“受情义的强迫”,“为情义所迫”。一个求婚者可以凭借两家关系深或交易深来强求某人做自己的岳父;还有的人也会用同样的手段取得农民的土地。迫于“情义”的人也觉得不能不答应。他说:“如果不帮助恩人,世人会说我不懂情义。”这些说法都有“不愿意”、“只是为了情面”的含义,恰如辞典解释的那样:for ‘mere decency's sake’。

  “情义”的准则是必须报答,这是严格的规定,不是象摩西十诫那样一组道德准则。一个人迫于“情义”,有时竞不得不无视正义。他们常说:“为了情义,我不能坚持正义”。而且,“情义”的准则与所谓“爱邻如己”也毫不相干。它并不要求一个人应当真心主动地对人宽容。他们说,人之所以必须履行“情义”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世人就会说他‘不懂情义’,就会在人前蒙羞受辱。”总之是因为担心世人舆论而不能不遵行。实际上,“对社会的情义”在英语中常常被译为“conformity to public opinion”(服从舆论)。在辞典中还把“因为是对社会的情义,只好如此”这句话译作“peoplewill not accept any other course or action”(世人不会承认其他办法)。

  把“情义领域”中的规矩与美国人关于偿还借款的规矩进行比较,最有助于理解日本人的态度。美国人对于接到别人信件、接受别人礼品以及获得适时的劝告等情分,并不认为必须像偿还银行借款或付清利息那样严格。美国人在金钱交易中,对不能偿付者的惩罚就是宣布他人格破产,这是十分严峻的惩罚。日本人则把不能报答情义的人视为人格破产,而生活中的每一接触都涉及某种“情义”。这就意味着,美国人毫不介意、根本想不到会涉及义务的那些细小言行,日本人都要一一慎重对待;意味着终年在复杂环境中谨小慎微,唯恐有失。

  日本人对“社会的情义”的观念还有一点和美国人借债还账相似,这就是对“情义”的报答在思想上也是毫厘不爽,等量对待。在这一点上,“情义”和“义务”完全不同。“义务”无止境,不论如何作也不可能完全报答。“情义”则不是无止境的。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对旧恩的态度几乎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日本人则不那样看。我们对日本人的馈赠习惯也感到奇怪,譬如,每年两度,每个家庭都要包装一些礼品作为六个月前所受馈赠的答礼;女佣人家里年年寄东西来作为感谢雇用的谢礼。但是,日本人忌讳比所受馈赠更重的回礼——“赚礼”,认为这是不名誉的事情。说送礼者是“用小虾钓大鱼”,很不好听。报答“情义”时也是如此。

  只要可能,人们都记录相互之间的来往,不论是劳务还是物品。在农村,这些记录有些由村长保管,有些由组(原文为“Work-party”,可能译自日文的“结”(有的地方叫“契约”、“同业”),指农村插秧、盖房、冠婚葬祭等繁忙时的换工互助及由这类关系结成的集体。) 内一个人保管,有些则由家庭或个人保管。送葬时习惯带“奠仪”。除此之外,亲戚还要送各种色布以供制做送葬的幅。近邻们都来帮忙,女的下厨房,男的制棺、挖墓穴。在须惠村,村长有一本帐簿记录这些事情。对死者家庭则是一份珍贵的记录,因为它记录了邻居们送了什么礼,帮了什么忙,名册所记名单也是这一家在别家死人时,必须还礼的依据。以上是长期的相互礼尚往来。此外,还有村中葬礼短期的礼尚往来,和一些庆宴一样。丧主对帮忙制作棺材的人要用饭款待,而帮忙者也要给丧主送些大米以为膳食之资。这些大米也载入村长记录。举行庆祝宴会时,客人们也大都要带来一些米酒,作为宴会饮料。无论出生或死亡,还是插秧、盖房、联欢会,“情义’的交换都要仔细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回报。

  关于“信义”,日本人还有一点与西方借债还帐相似。那就是如果逾期未报,就会象利息那样增长。埃克斯坦(Eckstein)博土叙述过他与一位日本制造商的交涉经过,这位商人曾给埃克斯坦博士提供去日本的旅费,让他去收集野口英世的传记资料。埃克斯坦博土回到美国撰写传记,定稿后寄给日本,却既没有收到回执,也没有收到来信。博土自然担心:是不是书中有些地方触怒了这位日本人。他发出了好几封信,仍然没有回音。几年之后,这位制造商给博土打来电话说他正在美国。不久,他带着几十棵日本樱花树到埃克斯坦博土家拜访。这份礼品实在可观。这就是因为回报延误太久,必须送厚礼。这位日本人对埃克斯坦博土说:“您当时大概不是要我立刻回报吧!”迫于情义的人往往因时间拖长而偿付加重。例如,某人向一位小商人求援,因为他是这位商人童年老师的侄子。而这位学生在年轻时无法报答老师,他在情义上的负债就在流逝的岁月中逐渐增加。于是,这位商人就“不得不”答应帮忙,以偿还对老师的这笔欠债,“以免遭世人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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