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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干部制度1979-1993

图书名称: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图书作者:李毅    ISBN:0-7618-3331-5
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出版日期:2005年11月

在第四章,我们看到1959到1979年之间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不大。但是到了八十年代,社会分层结构开始变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农民工数量迅速超过了国企工人。

第一节 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

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直接而强烈地受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图5-1和图5-2),大多数研究(Maddison 1998; Chia 1997; Lardy 1998; Gore 1998; Gao 2000)都集中在中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上。但是,国际形势的影响同等重要,特别是中美苏关系格局的变迁。

在1972到1982年关于台湾的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国放松了对台湾的控制,松动了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美关系因此大步向前推进。上海公报使中美成为朋友,主要因为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但是,中美关系还是面临很大的困难。一方面,中美毫无疑问是反苏盟友(Schaller, 2002, 182; Kissinger, 1999, 165)。另一方面,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前,虽然美国官员(包括总统)频繁访问北京,却没有一位中国官员正式访问过美国。1975年,邓小平宣布[2]了中国对实现中美邦交正常化的三个原则: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必须断交、废约、撤军。邓小平说,中美邦交正常化必须在这三个条件之下才能实现。美国如果需要时间做这三件事,中国可以等。在中国完成了从毛到邓的权力交接,和美国经历了水门事件之后,终于在1979年底根据这三项原则签署了中美建交公报[3]

中美关系在正常化之后很快就趋于紧张。1979年,美国参议院对于“丢了台湾”愤恨不已,通过了《台湾关系法》[4],将台湾作为准国家来对待,并使对台军售合法化。之后,里根总统更是公开反对“一个中国”。尽管如此,经过两年的谈判,在1982年,中美最终签署了军售公报[5],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美国不谋求对台长期军售,其对台军售无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均不得超过1981年的水平。

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中美关系正常化使中国得以最终从长期准备外敌入侵的备战状态中解脱出来。而只有和平的状态才能让中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上来。中美关系正常化也为中国从美国、日本、欧洲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创造了条件。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51页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对中国安全的又一威胁。苏联百万大军陈兵中国北部边境,配备着一万多辆T-72坦克和全苏三分之一的导弹,而印度则与苏联遥相呼应。苏联还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当中美在柬埔寨、阿富汗和全世界联合反苏,冷战对于苏联变得日益艰难。

勃列日涅夫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实施对策。1982年,勃列日涅夫宣布,事实上美国是阻碍台湾和祖国统一的唯一障碍,而苏联无意入侵中国。作为回应,邓小平对中苏关系正常化提出了三个条件:苏联从中苏边境、中蒙边境撤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虽然苏联说需要时间考虑研究,但中苏关系由此立即缓和。1985年,邓小平正式宣布,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世界大战,不会有大规模外敌入侵,要把中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三线建设立即停止上新项目,科研机构逐步迁回城市地区,和平的气氛逐渐笼罩了全社会。1989年,在苏联做完三件事以后,中苏关系正常化。1991年,苏联解体。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51页

邓小平计划,到200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提高到1000美元,与1980年的250美元相比翻两番。为了实现这个翻两番的总目标,解放生产力,人民公社解散了,农村和城市的非公有经济蓬勃发展,国有企业开始改革,恢复了高考,干部制度变得更加正规化和系统化,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仅仅十年,农民工就在数量上超过了国企工人。

第二节 中国社会分层 19791993

八十年代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图5-3)。1979到1993年,农民数量从二亿八千六百万增加到三亿四千万。尽管绝对人数有所增长,但农民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却下降了,因为有一亿四千五百万农民变成了农民工。

到1984年,人民公社解散完毕,农村实行承包制,农民有了自由,爱种什么就种什么。社队企业(后来改称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公有企业迅速发展,远快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农民可以去城市或者其他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打工。截至1993年,共有一亿四千五百万农民,约占农民阶级人数的三分之一,变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他们被称做农民工,还是被当作农民而不是工人对待。

来源:1.《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1页

2.《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120-121页

3.《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第17页

农民工做的工作有不少是从前只有国企工人才能做的,因而,城市劳动力对国企工人职位的竞争更为激烈了。结果,4000万城市劳动力去了城市非公有经济,而这个数字在1979年几乎为零。

尽管国企工人和城市大集体工人的绝对数目没有减少,他们占中国工人阶级总数的比例却剧烈下降了。1991年,农民工人数为一亿一千三百万,超过了国企工人的人数。1993年,农民工人数为一亿四千五百万,几乎等于国企工人、城市大集体工人和城市非国有工人的总和。从此,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

应届中学毕业生和回城知青大量涌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为应付大量的城市待业青年,国家鼓励非公有经济的发展。1988年初,国家为了鼓励私有企事业(雇工八人或八人以上)的发展,修改了宪法,使私营企业合法化。事实上,80年代初以后,农村和城市的非公经济增长迅猛。由于非公经济在当时并不十分合法,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以国营企业或大集体的名义经营的,这种状况被叫做“戴红帽子”。在官方统计数据里,1993年只有五十一万资本家(私有企事业主),而实际上这个数字大约在二百万至五百万之间。[6]

1979到1993年,干部的数量从一千八百万增加到三千七百万。

第三节  1985年体制的结构

我们看到,1956年以后,虽然经历了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社会分层和干部体制几乎没有变化。1979年以后,中国集中精力搞改革开放。到1985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和三十年前迥然不同。于是,经过几年的慎重准备,1985年,中国更新了1956年体制。

1985年体制和1956年体制相差不大,比较表3-1和表5-1可以发现主要的差异。第一,取消了“三十级”干部制度,职位和级别之间的对应略微灵活了一些。第二,1985年的国营企业干部体制并不理想(详见本章第七节)。当时在思想上已经很明确了,企业应由企业家管理,国企管理者不应该是国家干部,不应该由国家管理。但是,当国家取消干部级别的时候,国企自己却建立了一个十七级国企干部制度,以示国企干部虽与国家机关干部有别,但仍是国家干部。

表5-1. 1985年体制的结构

工资

文职

军职

专业技术人员

国营企业

国企工人

最高工资

6类地区

530

主席

副主席总理

 

军委主席

 

 

 

 

380

副总理

军委副主席

 

 

 

 

 

军委各总部首长

大军区司令

 

 

 

 

 

 

 

 

 

310

部长

省长

大军区副司令

 

 

 

 

 

军长

 

 

 

255

副部长

副省长

八大城市市长

重点大学校长

 

教授

高级工程师

主任医师

一级文艺工作者

研究馆员

高级编辑

高级记者

1大型企业集团

 

230

 

副军长

 

2

 

205

行署专员

大学校长

司长

师长

 

3

大型企业

 

190

 

 

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副研究馆员

主任编辑

主任记者

4

 

180

副专员

大专校长

副师长

旅长

 

 

 

170

县长

处长

副旅长

团长

二级文艺工作者

中学1

5

中型企业

 

160

 

 

中学2

6

 

150

副县长

顾团长

中学3

7

 

140

 

 

讲师,工程师

主治医师

馆员,编辑

记者,中学4

 

 

131

 

 

中学5,小学1

8

 

122

乡长

科长

营长

三级文艺工作者

中学 6,小学 2

9

 

113

 

 

高中 7,小学 3

 

技术工人1

105

副乡长

副营长

中学8,小学4

 

技术工人2

97

 

 

助教

助理工程师

医师

助理馆员

助理编辑

中学 9,小学 5

10

技术工人3

89

 

连职

中学10

小学 6

11

技术工人 4

普通工人 1

82

 

排职

技术员,医士,

四级文艺工作者

管理员

助理记者

助理编辑

中学11,小学7

12

技术工人 5

普通工人 2

76

 

 

中学12 ,小学 8

 

技术工人6

普通工人 3

70

 

 

中学13,小学9

13

技术工人7

普通工人4

64

 

 

中学14,小学10

 

技术工人 8

普通工人5

58

 

 

小学11

14

技术工人9普通工人6

52

 

 

小学12

15

技术工人10

普通工人7

46

 

 

 

16

普通工人8

35

 

 

 

17

 

来源:《选编》, 1985 (8-3578-847).

八十年代,中国有三十万个国营企业,其中有大约30个大型企业集团、大约300个大型企业、大约3000个中型企业,分别具有副省部级、地市级、县团级的行政级别。当时,多数人同意,在竞争的市场经济里,企业的地位应该由它在市场里的表现决定。公司可以合并或者干脆破产,成功的小企业可以买下破产的大公司,所以,给企业永久性的行政级别是件可笑的事。可是,1985年体制不但没有取消国营企业的行政级别,反而明确了3000多家国营大中型企业的行政级别。

既然决意取消国营企业的行政级别,为什么还要给国营企干部单独建立一个17级工资体系呢?为什么还要明确国企的行政级别呢?更加奇怪的是,国企中级别最低的两级干部,工资不但比中小学教师低,甚至比普通工人的最低工资还要低。

第三,专业技术人员的五级体制也不是鼓励竞争的体制(详见本章第八节)。对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来说,这还是“铁饭碗”。就像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不该是国家干部,国营事业单位的行政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也不该是国家干部。1985年体制在处理这些问题上都不理想。

第四节  干部统计 19791993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干部数量的快速增加奠定了物质基础。1979到1993年,干部人数从1800万增长到3700万(图5-4)。1984年戏剧性的增长部分源于三百万“以工代干”的工人最终获得了正式干部身份(图5-5),这在上一章已经讨论过了。

1981年以前,干部的减少主要是因为退休。图5-6中的“其他”指死亡和开除,因为很少有干部辞职。从1982到1992年,国家安排1949年建国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退休。政府给他们高于工资的退休金,并把这叫做“离休”。

这一时期,干部的专业化在加快。大专毕业生实习一年以上即成为专业技术人员。1980年,1900万干部中,40%为专业技术人员。到了1993年,3700万干部中,专业技术人员占到70%。在专业技术人员中,主要是五类人员:教师、工程师、医生、经济师、和会计(图5-8)。

文革以前,大约20%的干部归中央管理。文革中,主要出于战备的考虑,中央把一些企事业单位交给地方,使这个比例曾经下降到10%以下。由于解散人民公社和重建乡级政府,乡级干部的比例从12.8%下降到8.4%(图5-9)。这个数字只包括国家正式干部,但是乡政府在编制以外还有一些雇员,他们的工资来自对农民的税外收费。这在后来变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教育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干部的教育水平。大多数新干部是大专毕业生或中专毕业生。只有很少的人是高中毕业生。随着初中以下学历的干部的退休,低学历干部的比例稳步下降(图5-10)。

党员干部地比例固定在40%左右(图5-11)。由于中央政府的推动,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女干部的比例持续上升(图5-12)。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增加了近2%。与此同时,同样由于国家政策的推动,少数民族干部人数从90万增加到240万(图5-13)。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1页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35页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35页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2页

注: 在所有官方统计里,中小学属于事业单位。为了便于理解,这里对中小学教师和事业单位作了区分。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23页

注: 为了图表的简洁,一些类别由于人数太少而未被加入。1993年,这些类别为翻译和传译(46900人)、律师和公证师(29300人)、广播电视工作者(17100人)、体育工作者(27600)、工艺师和画家(24800)。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3页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13-14页

注: 由于干部教育程度的快速提高,1980到1995两次改变了分类方法,所以本图包括1980到1994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12页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12页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12页


第五节 邓小平对干部制度的批判

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给新中国留下了三大历史任务。首先,必须建立和巩固新中国的汉唐盛世,决不能让新中国像秦朝和隋朝那样二世而亡。第二,毛泽东已经让新中国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美苏中大三角),决不能让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掉下去。第三,中国革命已经告一段落,急风暴雨式的斗争不能永无止境。中国社会必须开始回归正规化、制度化和法制化。邓小平卓越地完成了这三大任务,从而在中国和世界赢得崇高的威望。

一些研究认为,邓小平对干部好,不像毛泽东那样不喜欢干部。这是误解。在1980年8月31日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长篇讲话,表达了他对干部问题的看法。在这篇讲话里,他严厉批判了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领导干部搞特权、特殊化等问题。讲话长达两小时,以下是两段节选:

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7]

邓小平对干部的批评和毛泽东的一样尖锐,但是他的解决办法不一样。毛泽东号召群众批评教育和批判斗争干部,邓小平则计划改革干部制度。

第六节 党政机关的干部制度

1979年以后,在邓小平的设计下,中国改革了干部制度,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1981到1993年,党政机关干部约占干部总数的约18%,党政机关的干部人数从350万增加到670万(图5-7)。

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至关重要。除了退休,最重要的是关于如何选拔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邓小平按照代际提拔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同一代人中,他选择最年轻最能干的人。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在被邓小平提拔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的时候,都是他们那一代人中最年轻最能干的。当时中国精英对邓小平的选择几无异议。

挑选了国家领导人,接下来要选拔省部级领导人。邓小平在1983年改革了选拔程序。省级干部主要包括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1983年,新的省部级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从调整前的62.2岁下降到55.5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由调整前的20%提高到40%。[8]同样,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的平均年龄不超过55岁,正部长不能超过65岁。[9]

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1984年7月前共选定1000名省部级“后备干部”。其中,省委书记、省长、部长后备干部200名,省委副书记、常委和副省长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的后备干部800名。每个省、市、自治区选拔二十名左右,共600名,每个部委选拔五名左右,共400名。这些后备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要有政绩。1984年7月以后,这些后备干部逐渐地走上省部级领导岗位[10]

对地(市州)党政领导也设立了相似的规定。在地、地级市、中央各部的司局,正职年龄一般不超过六十岁,五十岁以下的要占二分之一。[11]县(市)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掌握在四十五岁左右,县长一般不要超过五十岁。[12]很快,年轻化、专业化的领导干部出现在各级政府。为了避免党员占据所有领导岗位,中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市、州)、县(市)政府领导班子中配备至少一名党外干部任副职。一些中央部委也要求有一名党外干部任副职。[13]

1982年,中国修改了宪法。很快,通过了大量基于新宪法的法律。新的宪法和法律多数形成于50年代,由于文革而未能实施。按照新的法律,党没有权力任命领导干部,只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选举中央、省、地、县的领导干部。[14]那么,党怎样管干部呢?1984年,中央明确了各级党委只能向各级人大推荐候选人,但无权任命干部,只有人大才有权选举和任命领导干部。[15]但是,在现实中,有时候党委推荐的候选人在人大通不过。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就成了港台报纸的大新闻。怎么办?1990年,中央终于明确了:如果人大不通过党委推荐的候选人,党委可以在下一次人大常委会例会上再推荐一次。如连续两次未获通过,则党委不得再推荐同一候选人。[16]直到今天这项规定还在执行。这项规定非常重要,它预防和解决了各级党委和人大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

在中国,自古以来都有一些介于国家首都和省会之间的区域性社会经济中心。1949年以后,北京、上海、天津定为三个省级直辖市。但是,对于一些作为区域中心的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地市级太低了。1985年,中央恢复了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哈尔滨、西安、南京、大连的副省级的地位。[17]后来,深圳也提到副省级地位。重庆后被提为省级直辖市,同北京、上海、天津并列。级别的变化能够极大地刺激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根据同样的道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将一百多个县升级为地级市。

文革以后,中国精英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邓小平掌权以前,法官和检察官比同级党和政府低一级。例如,省法院院长和省检察长的级别为地市级,县法院院长和县检察长为乡镇级。1985年,中央把法官和检查官的级别调高半级。例如,省法院院长和省检察长提到副省长级,县法院院长和县检察长提到副县长级[18]

1949年以后,人民团体成为政府的一部分,其工作人员也成为国家干部。1983和1985年,中央再次确认了七个主要人民团体的省部级别: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科协、全国文联、全国侨联、全国作协都为部一级单位。同理,这七个团体在各省的分支都为地市级。同时,中央明确宣布,为了防止政府冗员,其他人民团体不得拥有行政级别[19]

中央还重申了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副省部级别:约五十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都在重工业、能源和通讯工业、国防工业),中科院、社科院等研究机构,十余所重点大学,数个重点医院,数个国家级博物馆、图书馆。[20]同时,中央向地方下放了相当一批领导干部的管理权限[21]

二十多年来,中央主要用两个指标考核各省市的政绩。第一,当然是GDP的增长速度。第二,近年来显得越来越重要,就是吸引外商投资的数目;简而言之,就是看全球五百强企业有多少在该省投资。省市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要求也是如此。这就是奠定1979年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组织路线。

第七节 国有企业的干部制度

在改革的头十年,国有企业改革进展不大。1981到1993年,国企干部占干部总数的约40%,人数从770万增加到1500万(图5-7)。在大约30万个国企中,3000多个为大中型企业,其中有数十个副省部级企业集团、300多个地市级大型企业、3000多个县团级中型企业。

1984年,在农村改革初见成效之后,中央决定展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改革就是“厂长负责制”,国有企业的厂长享有比以前大得多的权力,承担更大的责任。在这个大背景下,1985年,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中央调整了三千多个大中型企业的领导班子[22]

厂长有权决定工资。从前,工资取决于干部在干部制度中的级别。现在,他们的工资取决于企业的效益。效益越好,工人和干部的工资就越高,反之亦然。可是,在非市场经济体制下,多数厂长并不乐于行使这项职权。结果,中央政府不得不为这3000多家国有企业建立统一的工资标准,包括二十四级干部和八级工人的工资,和五十年代的模式几乎相同。[23]

1986年,中国颁布了针对所有国企工人的新劳动制度,[24]明确提出工人和企业不再保持终身雇用的劳动关系,国有企业要实行劳动合同制。同时通过了《企业破产法》,[25]规定资不抵债的企业必须破产。1988年,中国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用法律的形式总结了所有这些改革政策。[26]但是这部企业法没有论及国企干部的地位,没有提到国企干部也可以被解雇或降级。

到1991年,改革继续进行。政府继续给企业放权,但也有所保留。工厂可以从工人中聘用干部,但这种聘用是暂时的,可以在聘用期满了以后续聘,但不算国家正式干部;这个工人的聘用干部身份只在聘用他或她的这个工厂有效。[27]

第八节 专业技术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的人数在这个时期大幅度增长(从772万到2596万);专业技术人员占干部总数的比例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3年的70%。多数专业技术人员从事五种职业:教师、工程师、医务工作者、经济师、会计师(图5-8)。这一时期,全国一统的专业技术人员制度得以恢复和改革(表5-2)。

1978年邓小平掌权以后,中国进行了一次全国科技人员普查。结果很不乐观。当时中国每万人中只有三名科技人员,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25人,日本23人,联邦德国19人)。而且,中国科研人员的水平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8]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中国需要培养大批科技人员。

在普查过程中,发现共有12359名科技人员在服刑或刑满释放(刑事犯罪,非政治原因),其中一小部分有高级职称。中央决定立即恢复刑满释放科技人员的工作,让他们回到原工作单位,恢复原来的干部级别和工资。对于在押科技人员,只要不是严重刑事犯罪(在中国,严重刑事犯罪指杀人、放火、强奸),立即释放,回到原单位,恢复原来的干部级别和工资。[29]

5-2.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一览表

 

正高职

副高职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初级职称

工程技术

高级工程师

工程师

助理工程师

技术员

农业技术

高级农艺师

农艺师

助理农艺师

农业技术员

科学研究

研究员

副研究员

助理研究员

研究实习员

 

高校教师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建筑工程

高级建筑师

建筑师

助理建筑师

技术员

农业经济

高级农业经济师

农业经济师

助理农业

经济师

农业经济

技术员

高级统计师

统计师

助理统计师

统计员

经济师

高级经济师

经济师

助理经济师

经济员

术 

医疗

防疫

主任医师

副主任

医师

主治(管)

医师

医师

医士

药剂

主任药师

副主任

药师

主管药师

药师

药剂员

 

护理

主任护师

副主任

护师

主管护师

护师

护士

其他

主任技师

副主任

技师

主管技师

技师

技士

来源:《选编》, 1982, 5-218.

还有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确切数字至今不祥),由于退休、退职、刑满释放、大跃进之后或文革期间被下放,闲散在社会上。中央决定鼓励和安排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回到干部队伍中来,发挥他们的特长,为经济建设服务。[30]

80年代初,全国一统的专业技术人员五级职称制度重新确立(表5-2),职称评定全面展开。到1983年底,共有590万专业技术人员。94000人(1.6%)具有高级职称,135万(25.7%)具有中级职称,432万(72.7%)具有初级职称。

律师成为专业人员一部分的过程很有意思。本来律师并不是专业技术人员金字塔的一部分。到1985年底,全中国只有不到两万名律师,社会并不认可律师是个正当专业。1985年中央认识到律师对法制的重要性,于是从企事业单位抽调了一批干部接受短期法律知识培训,转任律师。1988年,律师职称定为一级律师、二级律师、三级律师、四级律师、律师助理,列入专业技术人员序列。[31]

军官也属于专业人员。中国1955到1965年实行军衔制,但毛泽东在文革开始之前基于官兵平取消了军衔制。邓小平在1988年恢复了军衔制,取消了元帅军衔;设有一级上将军衔,但和平时期一般不授。

Degree

起始军衔

大专

少尉

学士

中尉

硕士

上尉

博士

少校

1980年,中国采用了现代学位制度,即学士、硕士、博士。[32]为了便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担任军官,中央明确规定了学位获得者的起始军衔[33]

第九节 大专院校毕业生

1977年底,邓小平恢复了高考,以理顺教育制度和干部制度。

停止高考的十一年,使全中国人民认识到教育正规化的重要性,而推荐上大学中广泛的走后门现象更令人深恶痛绝。一些著名科学家和教授则公开抱怨高等教育的质量由于没有高考受到了严重损害,新生文化水平参差、质量大幅度下降,因而全社会强烈要求恢复高考。

1977年8月13日,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中央为恢复高考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持续了44天,研究高考的内容和形式。当时全国纸张短缺,中央决定调用原先预备印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刷高考试卷。

恢复后的全国高考于1977年12月开考。超过1385万考生,即1966到1977年所有初高中毕业生的三分之一,竞争29万新生名额,[34]录取率只有2%。这样激烈的竞争持续了三年多,直到中央逐渐提高了考生的年龄限制;先是从四十岁改到三十五岁,到80年代中期逐步改回到二十五岁。

1977、1978、1979三年期间,共有88万人通过了全国高考(新三届),录取过程非常公正,很少出现腐败现象。[35]当今中国的部长、省长、将军、大学校长超过一半来自新三届。

更多的人渴望接受高等教育。广播电视大学是一种基于媒体的“没有围墙的大学”,学生通过广播和电视完成所有课程。学生一门一门地修课和考试,一门一门地通过全国考试。这个过程很艰苦、很费精力。参加学习两年以后,1980年,数万名第一届毕业生得到大专学历。教育部明确规定,这些毕业生不能自动转干;根据工作需要,既可以当工人,也可以当干部;但只有当单位接收完国家分配的大专毕业生和转业干部后,才能转干。[36]

1983年,共有高等学校毕业生二十八万多人,而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要求分配毕业生五十七万多人。[37]但中央重申,广播电视大学毕业生既可以当干部,也可以当工人,[38]在接下去的几年里,求大于供的情况仍然非常严重。

1984年,国务院在通知中说,在中央各部委接收的一万名大学生中,许多人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今后中央机关不再从应届毕业生中进干部,而应择优选用具有三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39]

1980年起,留学生日益增多。在最初的两年里,中国共送出五千名留学生。为了鼓励留学生学成之后回祖国,中央规定留学生出国期间连续计算干部工龄,且归国人员可以在干部制度中获得相对较高的起点。但是,主要由于中国的工资太低,比美国低将近五十倍,很多留学生不愿意回国。这种情况直到2000年才改变,这是下一章的一个重要议题。

第十节 其它

和文革前相同,由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大专院校毕业生供不应求,政府不得不从其他途径录用基层干部。在官方统计中,这些既非大专院校毕业生又非军队转业干部的新干部被归入“其它”(图5-5)一类。在8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其他”干部主要来自城市高中毕业生。在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许多“其他”干部是“五大毕业生”(图5-5和图5-10)。

八十年代初,对于某些专业人员的需求量大而且急迫。中央对这些紧急需求逐案审批。例如,在1980年,为了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卫生部、国家劳动总局联合通知,从集体所有制和散在城乡的中医中吸收10000名中医药人员。[40]其它的例子包括:

1980

中国银行,2000人,《选编》,1980(4-68)

中国农业银行,数千人,《选编》,1980(4-72)

中国人民银行,数千人,《选编》,1980(4-76)

中国建设银行,5000人,《选编》,1980(4-81)

1981

海关,数百人,《选编》,1981(4-98)

税务系统,80000人,《选编》,1981(4-106)

中国建设银行,413人,《选编》,1981(4-112)

1982

劳改系统,数万人,《选编》,1982(5-24)

海关,数千人,《选编》,1982(5-32)

1983

银行系统,13000多人,《选编》,1983(6-145,147)

19841985

税务系统,40000人,《选编》,1984(7-69)

各级人民检察院,28000人,《选编》,1984(7-72)

各级人民法院,42000人,《选编》,1984(7-77)

1985

海关,2127人,《选编》,1985(8-62)

中国工商银行,5000人,《选编》,1985(8-71)

中国建设银行,2800人,《选编》,1985(8-76)

中国农业银行,12000人,《选编》,1985(8-79)

中国工商银行,12000人,《选编》,1985(8-109)

这个清单绝对不完整。在大多数情况下,大专毕业生和转业干部远远不够,大多数新干部都是从正常渠道以外录用的。各系统、各地方自行录用新干部,但录取方法大同小异。考生必须小于二十五岁,在某些情况下,年龄被适当放宽到三十岁;考生必须身体健康(残疾人通常不被考虑),大多要求男性身高必须超过一米六五,女性超过一米五十八;考生必须有高中或同等学历;最重要的是,考生必须有城市户口,即必须是城市高中毕业生。

1987年,中央政府停止了几年来大规模在城市高中毕业生中招考干部的做法。几项重要的政策变化是:第一,原则上不再从社会上招干,应主要从大专院校毕业生和转业干部中录用干部;第二,有些需要加强的部门,其基层单位如确需从社会上招收少量干部,应主要从“五大毕业生”、自费走读大学毕业生和职业高中毕业生中择优录用或聘用;第三,原则上不再从工人中录用干部。[41]

1982年,中央批准把井下坑道以工代干的矿工转为正式国家干部,由此开了把文革中以工代干的工人转为正式国家干部的先河。到1984年,450万以工代干的工人中,350万转为正式国家干部(其余100万回去当工人),见图5-5。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乡政府的干部。第二章讨论过,中国自古以来有三级完整的政府:中央、省、县。民国期间(1912-1949),国家政权延伸到乡一级(乡公所),新中国(1949年以后)确立了乡政府。1958年,全国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其规模大体相当于乡。1979年邓小平掌权以后,(在包产到户以后)撤销了人民公社,重建乡政府。到1986年,人民公社全部撤销,乡政府重建完毕。这里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乡级政府工作人员的编制问题。乡长和主要工作人员属于正式国家干部序列,但一些辅助工作人员的身份含糊不清。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从农村优秀人才中聘用干部的制度要继续坚持,并不断总结经验、使之完善。基层干部应做到能上能下,能官能民。[42]但中央没有明确聘用干部的数量和工资从哪里来。

1991年,中组部、人事部下达了关于坚持乡镇干部选聘制的通知:乡镇干部不终身任职,各地区可以在坚持乡镇干部选聘制的前提下,择优录用部分选聘制干部。每年录用的数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做出计划,向中组部、人事部写出专题报告,经综合平衡后批准执行,各地不得突破批准的录用数额。[43] 录用干部的标准不很明确;80年代末期以后,录用名额也越来越少。这项政策的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了。1992年,中央明确规定,录用对象是乡镇机关编制定员和增干计划以内,经县以上组织人事部门批准的选聘制干部中担任乡镇党委正、副书记和正、副乡镇长满三年以上的人员。[44]但没有明确的政策或法律规定乡政府究竟可以录用多少选聘制干部,应该付给选聘干部多少工资;更重要的问题是,选聘制干部的工资从哪里来。

1989年6月1日,中组部和人事部联合发文,总结了七九年以后干部录用制度的经验教训。文件明确规定,从1989年开始,国家干部和国企工人的人数都要减少,而不是增加。县级以上党政机关不再新增干部名额,鼓励国有企业接收更多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转业军官。从此以后,增干指标主要用于接收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军队转业干部,不再从城市高中毕业生中吸收干部。违规录用干部的地方领导要受到处分。国有企业不能从工人中录用干部。为鼓励国家统一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和军转干部到急需人才的集体和乡镇企业去,允许到那里工作的上述人员,保留其全民所有制职工(干部)身份,其档案由各级人事部门负责管理,而不是由所在集体或乡镇企业保管。这份文件作为一个转折点,预示着后来的改革。[45]这项改革地实施是四年以后的事情。

第十一节 中国社会分层与1989政治风波(编辑注:此节略有删除)

多数有关天安门风波的研究都说这是一场学生运动,而忽略了多数参与者是干部。其实,看一看统计就清楚了。根据不同的研究(Oksenberg, 1990, 325; Lin, 1992, 33; Zhao, 2001, 126)估计,当时全国共有二千多万人上街。在1989年,中国只有208万在校大学生(大学生也不是人人都上街了);其他上街的人大多数是干部(及其市民家属)。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干部为什么要上街?通货膨胀和官倒是1989政治风波的直接社会经济原因。农民和工人当时主要是改革的受益者,没有上街。干部上街,主要是反对“双轨制”。1987年十三大以后,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搞了“双轨制”。这个双轨制来自于“价格改革”的思路。

当时多数专家主张“所有制改革”,即通过所有制改革,改革国有企业,变国营工厂为独立的商品制造者,发展集体和私有企业,从而增加供给。国家在供给增加以后可以自然而然地逐步取消国家的价格控制。极少数专家主张“价格改革”。“价格改革”思路认为所有制改革的步子太慢,过于谨慎。计划经济之所以是计划经济,就是因为国家控制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国家定价不能反映商品和服务的真实价值与需求。如果放开物价,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价格自然与价值相符(类似于后来俄国的休克疗法),中国的商品经济只要一年就可以建成。

两种方案上报中央,结果令人吃惊:总书记赵紫阳支持不被看好的价格改革方案。人们急切地期待邓小平的决定。邓小平并不主持日常经济工作。在会见一位外国领导人时,邓小平表示,他从来坚定支持改革,支持为改革而闯关。人民日报第二天在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条语录。全国性的恶性通货膨胀由于价格改革方案可能要在全国推行应声而起,幅度之大如同大跃进之后的食品黑市。

比通货膨胀更加可恶的是“双轨制”引起的“官倒”。根据“价格改革”方案,从政府定价到市场自由定价之间有一个不长的过渡期。在这段时间里,每种商品有两种价格:国家定价和市场定价。这里以一个国营电视机厂为例:彩电的国家定价是1800元,市场价格达2600元。一个电视机厂的国家配额是每年二十万台。工厂应该以国家定价卖给国营商业部门二十万台彩电。由于“双轨制”,如果工厂生产超过二十万台彩电,工厂有权在市场上以市场价格卖掉超产的彩电。支持“双轨制”的人认为,一方面,这样可以刺激国营企业生产更多的产品;另一方面,它将使真正的市场经济到来得更快,因为过了这个短暂的过渡时期,国家定价会被取消,市场价将是唯一留下来的价格。

这些设想从来没有变为现实。在现实中,关键是谁能以1800元的价格拿到在市场上价值2600元的彩电。工厂或主动或被动地把价值1800元的彩电卖给上级领导、地方政府、公检法、厂领导的亲戚朋友、行贿商家等,视这些人的权力大小和他们同厂领导的亲疏远近而定。这些人得到便宜的彩电后,或许以2600元的价格转手,轻松赚大钱。这就是官倒。很快,彩电在官倒的浪潮中成了小儿科。大宗商品例如钢材、水泥、粮食进入这场黑市风暴。政府定价和市场价之间相差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中国GDP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成了黑市商品。霎那间, 中国所有的党政机关、国营企业全都卷入了这个巨大的黑市。

尽管通货膨胀和官倒影响到了所有人,事业单位干部是受害最深的。对于农民来说,虽然化肥和种子涨价了,但粮食和农产品也同时涨价了。在通货膨胀之中,大多数国营企业,不论质量和价格如何,产品大多都能销出去。许多国营企业奖金丰厚;短期以内,生活日用品的通货膨胀自然不是好事,但还在可以忍耐的范围之内。而对于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工,例如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干部来说,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受害最深,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他们没有额外收入。二是彩电和冰箱价格是上涨了100%到150%。当时许多干部家庭为了购买这两种耐用消费品存钱,因而彩电冰箱涨价使许多干部家庭感到恐慌和愤怒。连普通中国老百姓都能感觉到价格改革方案已经扰乱了经济秩序。198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决了价格改革方案,并通过了决定反对腐败官倒。

1988年6月1日,中央为反对腐败官倒发布1988年5号文件。中央文件是中国位阶最高的行政文件,大致相当于美国总统命令。[46]文件只有一页半。文件从一开始就强调,“确有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党的干部,弄权渎职,敲诈勒索,贪污受贿”。“一些重大改革措施将陆续出台。党和国家机关能否保持廉洁,关系到人心的向背和改革的成败。”文件号召各级党政机关将反腐败作为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47]

然而法律和文件都不能阻止官倒腐败狂潮。显然,这不是少数干部的问题。是双轨制在每个层级上造成腐败。这就是1987年十三大到1989年4月之间大学生上街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大学生上街之后,干部上街声援学生,且干部的人数比学生多十倍。各地游行中出现了不同的口号,但有一个口号是共同的,即“反腐败!反官倒!”。干部和学生呼吁领导人解决系统性的腐败问题。干部和学生呼吁,如果系统性腐败的问题不解决,共和国将丧失天命;但上街游行造成的混乱局面看起来有些像文革动乱。

如同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前之后的同类社会运动,这场风坡是个中国的“士”的精英运动,而不是多数中国人民参加的社会运动。把它说成是追求民主的人民运动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亲眼目睹了这个运动。干部没有要求实行全民普选。干部没有要求让农民和工人普选。干部没有要求取消隔离城乡的户口制度。更重要的是,干部没有要求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不少干部都上街了,支持改革的上街了,反对改革的也上街了。

(此处略)

        这场运动唤醒了所有最高领导人。很清楚,运动的根源是两件事:“双轨制”和“官倒”。1989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1989年8号文件,清理整顿官倒公司。党中央、国务院成立全国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办事机构设在国务院,领导对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所属公司撤销、合并的工作。同样,各地区、各部门也要充实加强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由各省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各部部长负责。[49]经过几个月完成了这项工作。

更重要的是取消导致官倒公司的“双轨制”。1989年10月18日,中央发文取消36种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和41种重要工业生产资料的“双轨制”。这77种东西的价格改由中央控制,立即执行。36种商品包括:粮食、食油、棉花、棉短绒、黄红麻、边销茶、绵羊毛、牛皮、生猪、麝香、甘草、杜仲、厚朴、食盐、食糖、名酒、卷烟、烟叶、棉布、涤棉布、中长纤维布、呢绒、胶鞋、洗衣粉、普通灯泡、铁锅、元钉、铁丝、化肥、农药、农膜、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市场用煤。[50]这些是同当时城市居民和农民日常生活最为相关的重要商品。41种重要生产资料包括:钢材、钢坯、生铁、铜、铝、铅、锌、锡、铜材、铝材、镍、镁、铂族金属;煤炭、焦炭、重油(包括烧用原油);木材、水泥、金刚石;硫酸、硝酸、纯碱、烧碱、聚氯乙烯、聚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ABS树脂、片基涤纶树脂、新闻纸、凸版纸、纸袋纸、橡胶、轮胎;汽车、拖拉机、电线、电缆、工业锅炉;报废汽车、军队退役报废装备。[51]这些是影响工业品最终价格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在实行双轨制期间,官倒公司通过这些商品聚敛了大量财富。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赚了多少钱。在取消“双轨制”并废除官倒公司之后,通货膨胀很快得到了抑制。但是,少数已经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干部,几乎没有人受到惩罚。他们成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社会,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号召加快建立市场经济之后。(此处略有删除-编辑注)

1993年以后,在实际生活中,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一切向钱看”;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士这个阶级,在十年之内顿然消失了。这将是下一章要讨论的内容。




[2] 毛泽东和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管日常工作

[6] 《社会学研究》第16卷, 第五号, 2001年9月, 69.

[7]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1975-1982. 北京:外文出版社,第326-327页。

[8] 《选编》1983, 6-71.

[9] 《选编》1983, 6-109.

[10] 《选编》1983, 6-122.

[11] 《选编》1983, 6-268.

[12] 《选编》1983, 6-331.

[13] 《选编》1981, 4-812; 1983, 6-9; 1989, 12-62.

[14] 《选编》1986, 9-226.

[15] 《选编》1984, 7-91.

[16] 《选编》1990, 13-7.

[17] 《选编》1985, 8-575.

[18] 《选编》1985, 8-163.

[19] 《选编》1983, 6-286; 1985, 8-562.

[20] 《选编》1988, 11-4, 11-7.

[21] 《选编》1990, 13-39.

[22] 《选编》1985, 8-141.

[23] 《选编》1985, 8-539 to 560; 1989, 12-397; 1990, 13-423.

[24] 《选编》1986, 9-41, 9-53.

[25] 《选编》1986, 9-245.

[26] 《选编》1988, 11-702, 11-721; 1989, 12-397; 1990, 13-423.

[27] 《选编》1991, 14-515.

[28] 《选编》1978, 1-223.

[29] 《选编》1978, 1-232.

[30] 《选编》1980, 1-235.

[31] 《选编》1988, 11-463.

[32] 《选编》1980, 1-373.

[33] 《选编》1988, 11-13.

[34] 《选编》1981, 4-350.

[35] 同上

[36] 《选编》1882, 5-177.

[37] 《选编》1983, 6-383.

[38] 《选编》1983, 6-391.

[39] 《选编》1984, 7-224.

[40] 《选编》1980, 4-89.

[41] 《选编》1987, 10-15.

[42] 《选编》1986, 9-203.

[43] 《选编》1991, 14-45.

[44] 《选编》1992, 15-17, 29.

[45] 《选编》1989, 12-43.

[46] 通常,一年之内,中共中央只会下达十余个中央文件。中央文件的行政位阶类似于美国的总统令。本书所引的文件多数不是中共中央文件,而是国务院人事部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公开的,下达到各级人事部门用来管理全国的干部。

[47] 《选编》1988, 11-237.

[48] 邓小平时任中央军委主席。当时有两个副主席,赵紫阳是第一副主席,杨尚昆是第二副主席。

[49] 《选编》1989, 12-670, 677,679.

[50] 《选编》1989, 12-686.

[51] 《选编》1989, 12-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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