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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类文化的整合驱力

图书名称:科学的文化理论
图书作者:B.马林诺斯基    ISBN:
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年

我们前述所有的论点,都意味着行为规则是已知的,并且经由传统而传递。在我们的宪纲概念中——这对我们的制度分析极为重要——我们讲到了惯例规则的形式,神话学的理念,以及规定和整合组织化群体行为的价值。

然而,只要我们还不能在文化分析中界定诸如语言、口头或书面传统、某些主导信条概念的性质,以及微妙的道德规则被整合进人类行为的方式等等现象,所有这些就仍然是空中楼阁。尽人皆知,这一切都主要基于口头教导或语言文本,即基于整个符号王国。我们将试图证明符号是所有组织化行为的基本构成要素;证明它肯定在文化行为最早出现时即已生成;证明它是一个可以作为客观事实来观察并进行理论分析的对象。这与我们能观察物质器具、群体的集体运动,或界定习俗的形态并无二致。这里提出的中心命题是:符号,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对原生机体的修正。它把一种生理驱动力转形为一种文化价值。

在参照很简单的文化来讨论这个问题以寻求文化的“起源”时,我们将再次运用检验文化现象——复杂和简单文化皆然——的这一步骤,以探索控制文化行为各方面的恒久和必然的含意。因此,起源的概念对我们就仅仅意味着区分相对于文化的前文化(pre-culture)活动的起码的充要(necessary sufficient)条件。如果我们考虑人与环境之间的某些最基本适应,诸如居所、温暖、衣服、食物或武器,我们会发现,它们意味着机体和环境两者都有所改变。这个普遍原理明显地贯穿于最高到最低的层次,这是我们业已充分确立的原理。让我们暂且面对想象的文化起源时的情形。我认为依据我们关于现代的刺激——反应心理学、关于动物训练、关于婴儿心理学和民族志证据等方面的知识,我们虽然不能重构文化起源的确切时刻和形态,但肯定能重构从动物行为转变到文化行为的充要条件。我们知道,不仅是猿类——例如叶尔基斯(Yerkes)、柯勒(Kohler)、祖克曼(Zuckermann)在研究中实验过的各种猿——而且所有的表演动物,从大象到跳蚤,以及巴甫洛夫(Pavlov)、贝希特列夫(Bechterev)和赫尔(Hull)实验过的老鼠、豚鼠和狗,都能发展出很复杂的习惯。它们学习的灵活性和范围固然有限,但已经大大有助于证实动物能做发明,能被训练使用工具,能操作较复杂的装置,能鉴别价值象征(value tokens),因而能通过实际上相当复杂的文化装置来满足它们的基本需求。

依据这些材料,我们已能阐明几条通则。由于文化研究者的难题与心理学家的难题截然不同,我们的陈述还难以完全符合刺激——反应心理学的一般理论,况且心理学本身目前也处在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刺激——反应心理学家主要致力于对学习过程的全面分析。对于文化研究者,这项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于学习的总体情境和所有的介入因素。举例讲,心理学家特别关注他自己的演示和角色,并且常常把实验的一般背景视为当然,而文化研究者则不是这样。

我们人类学家能把动物实验的情境投射于文化起源,其方式在于分离出形成习惯所必须的主要因素。我们的前人类(prehu-man)祖先显然能够发现促成个体习惯的某些方法,并为达此目的而使用某些手段。取得这些成就的一套决定性基本要素,首先包括强烈的机体驱力的存在。如由营养需求、再生产需求,或我们称为身体舒适度的那套复合体系所提供的驱力。这些驱力表现为饥饿、性欲、疼痛、逃离直接危险、避开有害的环境和场合等。对应于条件作用的装置,肯定应该是直接满足的缺乏,以及达到满足目标所需的特定手段。柯勒详细记述了被关在宠里的黑猩猩如何能通过清晰的功用性判断而得到食物、伴侣及其他可欲的目的。这意味着在自然条件下,高等猿类或前文化的人类祖先能选择物品,想出技术,并因此而开始功用的,然则是前文化的行动。这些习惯可能是由个体在强化机制——即在功用性操作后提到的满足中养成的。就我们的文化分析而言,这种强化机制不是别的,而是个体机体验力、手段及满足之间的内在直接关联。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工具、武器、居所和求爱的有效方法等都能被发现、发明和转化成个体的习惯。每一种类似的个体操作和成就,对于前文化的个体,正如对动物一样,都意味着将一件有形物体作为一种可用器具,将对它的使用作为强化的习惯,以及对驱力、习惯和满足之间的整合联系的鉴别。换言之,人工制品(artifact)、规范、价值在动物学习中已经存在,并且可能在类人猿及所谓“缺失环节”的前文化行为中即已存在。然而只要这些习惯还属于个体的即兴发挥,而不能成为整个共同体所有个体习得行为的基础,我们就仍不能妄谈文化。前文化动物的成就和能力与我们称之为文化的稳定、持久的组织活动之间的转变,其间的人为区别界限就是我们所说的习惯(habit)与习俗(cus-tom)。在此,我们必须强调即兴使用的器具与传统地继承下来的各种人工制品之间的区别;发明与再发明的习惯形态与为传统界定的规则之间的区别;零星的和个人的成就与持久有序的和群体行为之间的区别。

所有这些都有赖于一个群体把个人成就的原理纳入到可以与群体内其他成员交流的传统中去的能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该传统还要能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这意味着,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能知悉一种技术装置的形式、原料、技术及价值,知悉获得食物、安全或配偶的方法。在探究关于知识、组织和鉴别力等所有这些要素据以标准化的确切方式之前,我们必须断言:这个过程明确意味着一个群体的存在,以及其成员间的一种持久关系的存在。因此,离开社会背景而讨论象征体系没有任何作用,就像假定文化能不需要人工制品、技术、组织和象征体系的同时出现而起源一样没有作用。换言之,我们已经能断言,文化的起源是同时出现的几条发展线路的整合:认识功用性物体的能力,对其技术效能以及其价值,即其在目的性序列中的位置的鉴别力,社会纽带的形成以及象征体系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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