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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社会学研究的成就、特征及存在问题<o:p></o:p>

中国的社会学学科继20世纪80年代恢复与重建以来，已经有20余年了，在这短短的20余年中，它始终以中国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发展这一社会变迁为背景，以研究中国在社会改革、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学科的最重要使命。一方面，从社会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社会学本质上是现代社会变迁的产物。19世纪中叶社会变迁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推动了社会学这一新学科的诞生。社会学一直都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极为关注，努力追踪和反映时代的变迁，研究和分析在急速的社会变迁中不断产生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另一方面，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又不断对社会学研究的主题、类型和研究方法提出新的要求。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具有同样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促进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中的改革，对于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对外开放则使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传入我国，促进了新时期社会学学科的成熟。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不仅与时代的要求紧密相连，而且与中国社会学的历史紧密相连。在恢复和重建初期，由于我国社会学研究队伍的成员大多数是由其他专业“转行”而来，或来自实际部门的调查研究人员，缺乏社会学的专业基础和系统训练，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学科与非学科、专业与非专业的区别不太明显，使该时期的社会学研究多表现出以描述性、政策性为主的特征，学科的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程度不高，相当一部分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缺乏学科理论的特点或学术性。尽管如此，重建时期的社会学研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对于推动我国的体制改革、宣传社会学学科的视角、普及社会学的基本知识、培养社会学研究队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o:p></o:p>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越来越多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加入到教学和研究队伍中，随着中国社会学学者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特征认识的深入，随着研究资料的积累，以及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在社会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和研究者群体中，逐步形成了学科意识，在研究论文和研究方法上开始注重学术性和规范性。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有了质的转变，呈现出以下基本特征，取得了巨大进展：<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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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知识体系中把握学术动态，在具体的研究中承续学术脉络，使得社会学学科的综合性与跨学科的包容性都有所增强，特别是社会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人员都在努力提高论文的质量和研究水平，通过研究者自觉、有意识地掌握现代社会学研究范式，促进社会学学科的专业化与制度化建设。社会学的学术意识趋于强化，注重学术反思与总结，对于一些伴随着重大社会变革而出现的热门话题，态度更趋于理性化，少了一些炒作。<o:p></o:p>

(2)受过系统专业训练的研究人员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力军，研究者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20世纪90年代在《社会学研究》上共刊登了经验性研究论文341篇，其中90%以上是由高等院校与社会科学院系统的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这一结果说明，随着学术与非学术、专业与非专业研究之间分工的日益明确，社会学的研究越来越要求经过系统的学术训练的人才，社会学已逐渐摆脱了非学科化、非学术化的初期特征，学科的科学性、系统性和规范性越来越强。<o:p></o:p>

(3)社会学研究密切联系我国的社会现实问题，研究重点随我国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发生变化。例如，在1990年至1994年与1995年至2000年这两个时间段里，对社会结构、妇女问题的研究都有了较大比例的上升。应用性研究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研究者对乡镇企业发展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农民工流动问题、国有企业职工下岗问题以及城市失业问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问题、城市犯罪问题等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社会学研究者又针对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不断开拓研究领域，如环境社会学、医学社会学、性别社会学、社会保障和社会工作、跨文化研究等等。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变化和拓展，说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始终与时俱进，立足于中国社会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o:p></o:p>

(4)经验性研究与调查、统计方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文献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方式，在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中仍被广泛运用。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研究论文的质量和方法的科学性都有很大提高，但在具体方法的应用上仍存在一些不足，与国外社会学的发展水平还有较大差距。<o:p></o:p>

(5)政策性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社会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我国的社会学研究自恢复重建以来，一直都强调科学研究的实用性，特别是在中国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强调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研究，强调科学研究与政策制定一定程度上的结合，这是转型时期国家、社会对于社会学学科的要求之一。回顾近几年社会学的发展，可以看到，正是由于中国社会学始终坚持面向实际、面向问题的取向，社会学学者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在国家政策制定和规划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目前在社会学学科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重经验、轻理论，重应用研究、轻学术研究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但随着学科制度化和专业化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一些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已较为重视学科理论研究和理论应用。<o:p></o:p>

但是，我国社会学研究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危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o:p></o:p>

——低层次重复研究的情况还较多地见于社会学领域。部分研究成果和研究活动缺乏社会学学科特征，游离于学科发展和理论积累之外，导致社会学学科的研究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和深刻性，部分研究成果仅仅停留在对策研究层面。这一方面反映出部分研究者学科观念的缺乏以及理论功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些研究者的急功近利，同时片面理解社会学的中国化。这一情况使得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偏离了社会学的学科视角，把社会学当作万能标签的庸俗化倾向目前仍然存在。<o:p></o:p>

——由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曾经出现长时期的中断，同时由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众多问题，致使部分研究流于一些表面问题而不能提炼成理论概念，无法丰富社会学的知识体系；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往往不是来自学科内部的长期思考，不仅从研究者个人角度看，而且从社会学研究的整体角度看，都存在着研究主题比较分散、缺乏连续性的问题，以至于在相当的一些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形不成学术对话的氛围，不具备相互讨论的基本条件，缺乏一个学术对话的平台，也就不能集中力量解决一些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o:p></o:p>

——虽然经验性和政策性<o:p></o:p>

是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的鲜明特征，在社会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在这些研究中存在着一个潜在问题是：缺乏对重大现实问题深入的理论探讨。因此，由80年代学科定位缺陷所形成的学科知识体系不完善的状况依然存在。社会学学科如果要在新的世纪获得长足发展，在世界学术潮流中占据一定地位，今后的任务之一是要强调社会学的危机意识，强化社会学的学科意识，注意到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潜力在于，将其鲜活的生命力和对社会的感受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促进社会学的不断进步与发展。<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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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学学科中的重点研究领域<o:p></o:p>

社会学作为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学科，其关注点非常广泛，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有100多个。从横向的角度看，当前社会学研究的一些主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或社会热点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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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分配与社会分层研究。<o:p></o:p>

社会分层研究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主题，特别是在当今中国处于社会转型这个特定的时期，社会分层就一直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首先，由于目前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使得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优势群体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面临下岗、失业以至于贫困等问题；其次是出现了一个边界模糊、但雏形已现的“新”中间阶层以及私营企业主群体，他们开始以其具有的市场竞争优势，在新的社会分配格局中分得了一块令社会下层群体羡慕的“蛋糕”；另外由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以来所出现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及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化的影响，国内现阶段的分化必将持续和加剧。因此，社会学领域中一直关注于社会分层、阶级分化、贫富差距问题的研究，关注于“谁得到了什么？是怎样得到的？”目前分层研究中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贫富分化与社会分配不公，“中间阶层”的崛起与社会分层。<o:p></o:p>

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贫富分化的趋势，研究者已形成了共识，认为其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非常迅速，更为严重的是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个“超高收入阶层”，集中表现为特权收入和违法收入的膨胀；二是城乡、地区、行业以及部门之间差距继续扩大；三是形成了贫富阶层的明显分化。研究者同时对形成原因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由市场竞争所形成的收入差距，特别是初次分配领域的差距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我国历史和传统体制形成的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使得竞争存在明显的初始条件差异，并进而导致在资源占有和发展机会上，无论个体还是群体在竞争起点上就已存在差距，即竞争起点的不平等；不公平竞争、非法手段和腐败因素是导致社会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极大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平等。<o:p></o:p>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进的一系列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演进。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社会分工的职业专业化程度开始增强，一大批新型的现代化职业开始出现，其结果是引起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分化和重组，出现了一些新的“准阶层”——正在分化演变中、尚未完全定型的社会利益群体。对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身份以及社会功能等的研究也是所关注的焦点。<o:p></o:p>

总之，伴随着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也必然发生变化。改革初期人们更多地关注“市场”和“平均主义”，现在，“社会公正”问题越来越多受到研究者和整个社会的关注。在该领域中，在社会资源、地位机会的获得以及分配结果上，有无权力以及是否平等，绝对占有与“相对剥夺”的关系问题，分配制度与行为选择的关系问题等等可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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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镇贫困问题研究。<o:p></o:p>

与社会分层和社会分配问题相关，近年来，中国的贫困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成为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贫困问题不仅成为国家和政府社会政策的重点，而且也成为中国社会学关注的热点，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当前对贫困的研究已经摆脱了单纯对国外有关贫困理论的引介、简单的对比分析、低层次的现状描述、状况分析、数据统计和空洞的对策建议阶段，研究已向纵深发展，涉及的领域也更加宽泛。<o:p></o:p>

目前对城镇贫困的研究，从“描述”的角度来看，主要描述了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及其地区、年龄分布等；从“解释”角度来看，主要是从企业、个人、社会三个方面的因素作出解释，企业方面的因素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竞争的冲击导致许多企业倒闭或经济效益低下，个人方面的因素包括个人文化程度较低、缺少专业技能、竞争意识不强、适应能力弱等，社会方面的因素包括社会保障薄弱、社区发育不够等；从“规范”的角度看，研究主要从开辟就业渠道，如发展第三产业、加强再就业培训、转变就业观念、健全保障体系、发挥社区作用等方面给出对策。<o:p></o:p>

对城镇贫困理论研究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第一，对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作为目前正在中国推进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核心部分的失业保险制度以及社会救助制度——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本应能够为这部分人提供应有的保障，然而，情况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研究者认为，在于制度设计时就存在问题。第二，社会公正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者认为不仅绝对贫困显然有悖于公正的保证原则和调剂原则，而且相对贫困也更是从多个角度违背了公正的原则。贫困与公正问题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往往表现得十分突出和复杂。第三，从消除贫困的对策角度来看，目前就消除贫困提出了多种策略，但究竟哪一种方法对于中国目前贫困的解决有力，还要与地方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上述研究开拓了一些贫困研究的新视角。其他相关研究，还有从地区的角度，对西南城市贫困以及老工业基地贫困特点的研究；从群体的角度，对城市中特困老年人生活方式、残疾人弱势群体的研究，等等。<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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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私营企业主群体的研究。<o:p></o:p>

私营企业主群体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变革，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是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国内各地区之间的社会发展的差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其发展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未来变化具有重要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的个体经济和个体户的研究开始，到90年代上半期，有关私营企业主的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到目前为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在观念上有了较大的突破，大量的研究，特别是几次全国性的调查成果，不仅提供了我国私营企业主群体发展的基本情况，而且在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阐述上有了深入发展。部分研究者对私营企业主群体进行了长期的追踪研究，目前研究集中于下面几个方面：私营企业主群体的社会属性，“资本”收入的社会属性(即是否是剥削)，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o:p></o:p>

从这一领域研究存在的问题上看，主要是研究所涉及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并未得到完全的解决，争论仍然会继续存在；在方法上，许多研究还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演绎到演绎，或者仅仅根据一些感觉或猜测进行判断，有较高效度与信度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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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区研究。<o:p></o:p>

当前学术界对社区研究的热情越来越高，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因素推动的：第一，中国社会、特别是城市社会的转型与变化，使得社区建设在社会管理、党的建设、城市管理、生活服务、弱势群体救助等方面的意义越来越凸现出来。社区研究的兴起与我国特有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我国企事业单位的职能发生变化，特别是国有企业逐渐改变原来“企业办社会”的运行模式，逐步将其原先承担的社会福利、服务职能外移；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多元化，无单位人员越来越多，待业、下岗者、个体劳动者和那些在非公有制单位工作的人员同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组织的主要形式——企事业单位没有联系，而同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关系相对密切，从“单位”向“社会”的转型，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同时，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城市的开放，大量农民工进城，他们正在愈益深入城市社会，城市行政管理体制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二，与国际上强调社区研究这一背景密切相关，中国社区研究的高潮，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全球范围内的“第二次对社区的关注”的潮流有关。我国社区建设是在全能政府失效和万能市场失灵的背景下展开的，是在国家与社会分离、作为国家与社会连接点的“单位制”解体的基础上出现的。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重新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再造。它需要多学科的合作。<o:p></o:p>

目前对社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社区发展中的组织与管理定位，社区社会的建构，社区中非营利组织的研究，以及以社区为载体的社会政策研究等。<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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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村民自治研究。<o:p></o:p>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富有意义的就是村民自治的实施及乡村关系的调整。而村民自治及其所引起的诸多问题也就成了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农村村民自治研究与城市社区研究相得益彰。<o:p></o:p>

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和乡村社会这两种力量的互动和协调关系一直是研究的一个主题。村民自治实际所面对的是农民与国家、农民与村、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在现代化的转型时期，这三者又分别对应着国家民主问题、社区民主问题与社区自治问题。在当前有关村民自治的研究中，村级治理也是一个重要视角，它从治理的方面研究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状况和后果，特别是研究村民自治的实践可能性，其关注点是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具体过程、行动基础以及主要特征。对村民自治的研究，无论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还是从村庄治理的视角，都涉及研究方法的问题。如何在借鉴前人(包括中西方)的理论和范式的同时，又能对中国乡村的现实问题保持敏感性，并在思想方式上避免陷入二元对立的陷阱，是必须面对的问题。<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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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会政策与社会救助研究。<o:p></o:p>

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加速，市场失灵的现象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同时，社会资源的再分配问题也成为全社会瞩目的问题。因此，社会政策的研究在社会学领域中受到特别的关注。在社会政策研究中，学者对社会政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社会政策概念的发展是适应新的社会问题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政策概念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主流意见认为，社会政策是由政府决策并实施的对市民福利有直接效果的政策，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住房、教育等等，这是社会行政的传统；到了80年代，社会政策理解为能够决定不同社会群体的资源、地位以及权力分配；90年代以来的社会政策概念在80年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从资源分配发展扩张到社会关系(地位及权力)的结构，认为社会资源分配的变化将影响到社会部门与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o:p></o:p>

在研究社会政策概念时，将社会政策概念与社会排斥概念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是社会政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特点，同时，研究者还分析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概念之间的关系。在对社会政策进行研究时，在研究方法上也进行了创新，发展出一种参与式研究方式，主要指在规范层次上，基于现实问题而不是假设来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案。<o:p></o:p>

由于国有企业职工和农民的边缘化，政府不断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消除贫困、特别是帮助那些收入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贫困者，成为促进社会整合的一个重要部分，也使得社会救助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价值观的研究是社会救助研究中有重要意义的方面，有关社会救助的研究探讨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工作模式，预示着我国社会救助的发展方向。<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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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妇女与性别研究理论的推进。<o:p></o:p>

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在这几年里获得长足的进步，各分支学科的理论论述大大加强。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是妇女与性别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大规模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引发的人们对于妇女生存状况与发展前景的社会学思考及研究，是妇女与性别研究的一个新起点。从基本概念的界定入手，一些研究者从妇女与社会性别基础以及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方面开展了相关的纯学术的梳理与讨论。<o:p></o:p>

中国对妇女与性别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的研究包括两大倾向：妇女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社会学。它们常常胶着在一起，既互相渗透，又互相冲突。在性别研究看来，研究过程中的立场是研究的基点，并决定了研究的理念、方法、内容和方向。近年来，其基本研究立场可划分为价值中立和女性主义这两种。从方法的角度来看其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除了对整体性的理论探讨外，基本上是一种对策性探讨，涉及妇女改革开放，妇女形象、妇女素质，分层研究，妇女社会流动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国内外一批研究者持续不断地学科化努力，带有较强学术特点的研究方法逐渐在中国女性社会学研究中发展起来，妇女的发展、健康、地位、女性违法犯罪、女童教育等也成为新的关注热点，其中有关妇女与发展的研究最为兴盛。今后，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的关注点在于社会分层、社会分化、文化与教育、健康、公共政策、婚姻家庭、违法犯罪、发展、比较研究与女性社会学史研究等方面。<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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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网络社会研究。<o:p></o:p>

因特网在全球范围的迅速发展和扩张，在人们的观念中产生了巨大的回响，它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技术现象本身不能脱离与更为广泛的社会整体系统之间的互动过程和关系，因此网络和网络化必然要体现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从而也就自然进入了社会学的分析范围之内。网络所构成的社会世界具有虚拟性，这是它区别于人们长期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社会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网络社会毕竟还是十分新的社会现象，而且中国社会的网络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因此，在肯定网络对人类的社会生活文化发展带来影响的同时，对于这种影响究竟是什么性质、其程度如何，还需要大量的实证与理论研究。目前关于网络社会本质和运行规律的研究，关于网络社会对整个社会生活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以及网络社会所带来的价值冲突等问题，是社会学对于网络研究需要深入探讨的地方。<o:p></o:p>

(9)全球化研究。<o:p></o:p>

全球化作为一个事实和一个研究视角，在最近几年，成为政府、社会和学术界研究的前沿课题与热点问题。其中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全球化与现代化、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全球化与民族性、全球化与市民社会、全球化的后果等。目前对于全球化的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众多学者分别从信息通信、经济、制度、文化、现代化、环境等方面来加以讨论，对全球化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分析模式与不同的研究主题。<o:p></o:p>

社会学中对全球化进行探讨的理论，主要来自于国外。目前虽然全球化问题已经得到中国社会学学者的高度重视，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可以预期的是，全球化问题将成为中国社会学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得到中国社会学越来越多的关注。<o:p></o:p>

(10)经济社会学研究。<o:p></o:p>

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兴起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国外，经济社会学自产生以来，已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古典阶段，即主要来自20世纪50年代之前欧洲思想家的贡献，在以马克思、韦伯、杜尔克姆为首的先驱者的努力下，经济社会学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现代阶段，即自50年代以来，在帕森斯和斯梅尔瑟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家的努力下而获得发展。第三个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的经济社会学有所区别的新经济社会学正处于孕育之中。在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者看来，经济社会学的发展需要通过方法上的突破来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它不再以推翻或忽视经济学为目标，而是充分借鉴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并将其整合到更宏大的理论结构中，同时关注经济问题的研究。作为一门迅速发展的年轻学科，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不断变化，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亦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中。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是在近几年才兴起的，所以它的发展能够更多的借鉴以往社会学研究的经验，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移植性，即普及性地介绍国外经济社会学的理论知识和借鉴国外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第二，实用性，讲求社会学的应用性与实证性；第三，学科性，即重视学科的建设，不断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经济社会学的重要性越来越被更多的社会学研究者所认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开放的具体实践也需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解释。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学关注的焦点在于：第一，经济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建构。尽管中国的经济社会学自兴起以来，许多社会学家从事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实证研究，但是在有关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准备方面还不足。第二，对市场进行多维度的研究。目前对市场的研究更多的是经济学家在从事的工作，经济社会学研究可以为市场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将市场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加以研究。第三，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还表现在对就业和失业问题进行经济社会学的分析，对效率与社会习俗进行深入的研究，对支付形式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等。<o:p></o:p>

在新的世纪里，由于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由于社会学学科在广大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下其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由于中国在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特征，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黄金时期，社会学在新的历史时期必然大有作为。<o:p></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