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出猫捉老鼠的游戏。

        通信运营商和设备商们在中国3G的热情本来开始有些冷却的味道了，但2005年年底，信息产业部高官接踵而至的表态又令市场心跳了。 

        谁是猫谁是鼠

        12月19日，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在中国电信集团公司2006年内部工作会议上提出，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发放的决策时机已到。话音刚落仅过了8天，王旭东部长又表示，2006年将抓紧研究制定３Ｇ技术、业务、资费、监管、频率指配等相关政策，形成新型产业链，促进3G快速健康发展。

        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信息产业部两次出面为3G发牌的决策预热，显然为尚徘徊在3G门外犹豫不决的运营商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看起来，似乎吐鲁番的葡萄一下子要熟了。

        据某调查机构估计，如果中国发放3G牌照，仅在建网初期，运营商的3G通信网络投资就可望达到1000亿直至1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

        即使是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的保守预测，如果我国3G 网络在2006年启动， 5 年累计业务收入可望达到1 万亿人民币左右。

        面对如此庞大的利益蛋糕，“如何分肥”成为市场圈子里的流行用语。

        遵循着“以运营业带动制造业”这一发展逻辑，中国通信产业在2G时代（第二代移动通信）通过大力建设无线通信网络喂饱了国外设备制造商，甚至可以说挽救了他们的命运。那个时候，本土的设备制造商在落后国外同行十几年的低水平下发展，还根本没有能力提供相应的设备，只能走一条“市场换技术”的道路。结果是，市场几乎被国外厂商包揽，但核心技术仍然掌控在别人手里。

        数据显示，仅爱立信一家，在传统的GSM/GPRS市场就占据了35%的市场份额，而华为、中兴加起来也不超过5%，甚至在CDMA市场爱立信也超过了15%，更何况还有高通、朗讯等公司挟知识产权以为令箭。

        谁都不希望这样的格局纹丝儿不动地延续到3G时代，这是一次运营商、设备商与政府监管层不断博弈的运动。 

        常小兵雄心勃勃的布局 

        去年11月初，联通正式宣布，她的3G网络建设规划基本完成。相比而言，其他对手们则活跃得多了。早在2005年的6月，除中国联通以外的其他三大电信运营商就开始频频亮相，高调谈论有关3G规划的战略，有的甚至具体到建设细节。

        此前有消息显示，中国移动已经明确在获得移动牌照后分三年将现有的2.5G网络升级为3G网络，这项规划不仅仅涉及总公司，各地分公司的投资计划也纳入其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核心城市，为3G试验网投入的前期金额均在数十亿元人民币，其中仅在上海一地，上海移动的3G设备投资预计就达到25亿元。

        但是，从动作本身而言，在众多正打造着“准3G”网络的运营商里面，低调的中国联通实际上步伐最为激进。最近两个月，联通董事长常小兵从澳门、天津到上海一直马不停蹄。

        2005年10月底，联通首先在拥有47万人口的澳门正式开通3G网络运营。虽然投资额并不像事前人们所猜测的达到2.5亿人民币，而是区区几千万元，但正如一些知名设备商所言，“这首先是一个样板工程”，而且也是我国内地电信运营企业首次在内地以外地区获得移动运营许可，成为国资委要求超大型国有电信企业实现“走出去国际化”的样本之一。

        自去年3月11日拿到牌照，到最后网络建成，澳门联通前后只花了半年时间。而联通在上海花费同样时间所营造的覆盖市中心和主要商务区的“准3G”网络，是CDMA1X增强型，与3G标准仅一步之遥，号称是“联通在上海部署3G网络的雏形”。而更早些时候，联通已经在天津滨海新区建成了全国第一张3G试验网，建成时该网络可容纳用户1万个。

        联通虽然没有透露细节，但在未来的3G规划中，俨然已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这三个经济圈囊括其中，常小兵的意图不言自明。 

        12年后，轮到信产部解题了 

         事实上，中国联通当前的大举攻城略地，与其成立之初时的尴尬处境不无关系。

        1993年， “中国联合通信公司”登上舞台。当时，被业内人称为“七国八制”的电信设备采购基本上被国外各大设备巨头包揽，而原机电部下属的国有设备企业却无人问津。作为这些国企婆婆的原机电部便推动了这次中国电信历史上著名的“反垄断”运动。

        不过，事实证明，这些国企因为自身条件和政策环境的不足，后来基本都被合资或吞并了，真正在中国联通做大市场过程中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还是那些国外巨鳄们以及一些民营设备公司比如华为，如此一来，业界称之为“以运营业带动制造业”逻辑下的空想。

        现在，又轮到3G来考验信息产业部的这种决策逻辑了。

        目前，国际上承认的3G标准有三个，分别是WCDMA、CDMA2000和TD-SCDMA。其中，支持WCDMA标准的国家最多，所有的欧洲国家全部支持它，它也是全球获得3G牌照最多的标准，爱立信、诺基亚等公司是主要技术商；CDMA2000为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主要支持的标准，韩国的LG等公司已经获得相关牌照，美国高通公司是主要技术支持者；TD-SCDMA是中国大唐电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目前仍在研发过程之中，还没有任何一家运营商明确表示要采用该标准。

        对于中国电信业来讲，2G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而TD-SCDMA作为由中国人提出的第三代无线通讯标准，自从被ITU（国际电信联盟）接受为3G标准起，“中国要在3G上与世界通信水平对话”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然而，国外设备商们会给这一新标准的成熟以足够的时间吗？

        就在2005年10月14日，目前全球GSM和WMA市场占有率第一的设备制造商爱立信与北京邮电大学成立新的研发中心。虽然自2001年爱立信的全球3G业务亏损了十几亿美元，但随着2004年WCDMA的大规模商用，爱立信显然加大了赌注。

        另一家在GSM终端市场占有率高达37%的诺基亚，继在台北和杭州建设3G应用创新中心以后，去年8月底又宣布其在成都的研发中心成立。

        而此前的2005年4月，摩托罗拉在北京设立了3G研发中心。

        “明年是3G发展的高峰期，如果中国3G推得太迟，可能会影响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中心的地位。如果需求都在欧洲，当然会把工厂设在欧洲了。”诺基亚网络（中国）高级副总裁何庆源去年9月10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一番表态，暗示了国外设备商们在3G一役中志在必得的信心以及所依仗的筹码。 

        国家利益 

        2005年12月28日，大唐电信集团对外宣布，收到来自国家开发银行金额达3亿元的技术援助贷款，资金将主要用于国产3G的开发。

        而在半年前，国家开发银行已为大唐提供过第一笔技术援助贷款，资金为2亿元，按照协议，大唐电信集团总计将获得8亿元人民币技术援助贷款。

        尽管如此，这些贷款与大唐在3G方面的投入相比，仍然是杯水车薪。大唐电信自1998年开始研发国产3G以来已投入巨额资金。而在1997年便成为大唐盟友的西门子，也计划自2000年始在亚洲投资超过15亿美元，而其中超过10亿美元将投资于中国与大唐联合开发TD-SCDMA标准。

        但也有专家强调，大唐的TD-SCDMA系统也只有获得中国信息产业部的全力支持，成功才能变为可能。大唐电信总裁周寰就清晰地表示，TD-SCDMA要在市场上成功，“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意志”。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中国3G在2006年起动，大唐、普天、华为以及中兴通讯能否成为中国版的NEC和富士通呢？

        没有人知道谜底。

        去年4月，由中国信息协会组织了一次欧洲3G商用考察，考察团最终的考察报告明确指出：“采用某种标准，最终是国家利益和政治博弈的表现，而不是什么商业上的事情。”

         尽管这种观点在业界人士看来仅仅是传言，然而在3G牌照还不明朗的情况下，任何传言都不会是空穴来风。换句话说，在关乎WTO规则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开放市场方面，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压力，已经令通信业的3G前景远远不止是产业内部的问题。

        众所周知，日本政府和欧盟是运用标准保护本国通信集团利益的典范：一个是通过制定完全本国标准的PDC制式，致使其他跨国公司无法进入本国市场；一个是通过推动产业联盟，共同维持一个标准，再将其推广至全球。

        但在中国，业界的共识是，扶持本土企业，协调建立TD-SCDMA攻守同盟，协调设备企业和运营企业的利益，政府仍需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