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之父。1930年1月出生于江苏南京，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历任中国科学院（后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等职。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有这么一批能够对中央最高层经济决策施加影响的经济学家，人称“决策圈经济学人”。党中央总书记、政府总理，每遇重大经济问题时，会不时地问计于他们。他们因此经常出入中南海,接受最高层决策人召见，一起座谈；每当起草党代会文件、政府工作报告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会聚集在北京西郊的玉泉山，热烈讨论，字斟句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余年，经济理论每一次重大突破、并被决策层接受直至写进党中央文件、政府工件报告，都凝聚着这类经济学人的贡献。

这其中，有一位被称为“中国改革理论先驱”与“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之父”的经济学家，他就是吴敬琏。

“小时候，母亲及家庭对我的影响很深”

2001年12月29日，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北京饭店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开启了当天晚上最隆重的奖项：2001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奖。当经叔平打开信封后，里面的卡片上写了一长串的颁奖辞：“他敢于铁肩担道义。他是一位无私的、具有深刻忧患意识的社会贤达，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特立独行的智者，一个睿智和良知兼备的中国学者，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优秀代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品格，年过七旬仍然能够保持童真和率直的经济学家。”这个时候，不用宣布他是谁，台下500名观众已经明白了一切。他们自发地用热烈的掌声，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对当选者的敬意，并自发地站起来，全体起立、鼓掌。这无疑是对2001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奖获得者吴敬琏的最高褒扬。

我国经济学和决策咨询领域勇敢的“战士”吴敬琏，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一个有着几代民族资本家传统的书香门第。母亲邓季惺是律师、报业家、社会活动家，20世纪30年代与其父创办上海《新民报》(现《新民晚报》)，后到北京创办《新民报》(现《北京日报》)。其中，《新民报》后来扩展为旧中国最大的一家民营报业集团，一度创下五社八报的业绩。邓季惺是我国杰出的知识女性，很有经营才干，以经营才能来支撑自己的理想与追求，是当时有名的“报业大王”。

小敬琏体弱多病，以至于医生说他活不过一岁。少年时代。小敬琏最喜欢理工科，他的数理化功课特别好。母亲寄希望于才一岁便丧父的儿子在理工上有所出头。而小敬琏也真的表现出成为一个优秀工程师的禀赋。他心灵手巧，好钻研，特别喜欢拆拆装装。家里的钟表，他总爱拆下来，探究一番，鼓捣鼓捣，再装起来；家里什么坏了，他便去修。

虽然出生在一个著名的报人家庭里，吴敬琏却非常坦率地说．他并不喜欢新闻这个专业。但是，母亲对他的影响却是很大的。母亲邓季惺是一个喜欢按章办事的人。用吴敬琏话说，是“我母亲比我父亲更现代化”。吴敬琏所说的“现代化”，是指在办报中父亲更多的是靠他的个人关系，而母亲更多的是靠规章制度。她参加《新民报》的经营管理后，最先做得事情就是建立健全了财务会计、广告、发行、印刷等方面的制度，使新民报馆逐步走上企业化经营的道路。所以有这样一种说法:邓季惺精明到报馆里用了几根大头针，都心中有数。吴敬琏说，他至今不喝酒、不抽烟，就源于早年母亲对他的教诲。这种严格的家教使吴敬琏身上，总是透着一种学者气质和大家风范。

在经济学家中，吴敬琏是最早使用电脑的。他还能熟练地使用英语，这在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中并不多见。“因为父母都是新闻记者出身的，记者有一种很好的素质，就是对新事物的敏感性;我的一些阿姨、叔叔们也都是大记者，也许是记者的敏感性对我的影响，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点东西，80年代初便开始使用电脑。其实，经济学家一定要对事务有敏感性，因为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活动，特别是处在现在这样一个改革的时代，如果老是拘束在旧的东西里面，就很难做好经济学家的工作。”

家学渊源的熏陶，使他打下良好的学识基础。他少年时代，就开始接触“怎样才能振兴中国”，这个好几代中国人魂牵梦萦的问题。“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是喜欢技术，当时也可以叫工业救国论者。快到成年时，正好是第三次国内战争期间。那时，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在政治上很民主、为了中国的富强而奋斗的政府的话，这个工业救国很难实现，所以就变成了革命救国论者。”

目睹三代先辈在强国谋发展道路上遭遇的挫折和打击，随着年龄、阅历增长和局势的变更，吴敬琏得出结论:科学和实业的发展，受制于社会制度和政治格局，中国的振兴，在旧的社会制度下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样，他逐渐由一个只关心数理化生的中学生，变成了积极参与爱国民主运动的“先进分子”。

酷爱文学的吴敬琏，1948年考上金陵大学文学院。从鲁迅、巴金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他无不涉猎。由于兵荒马乱，加上生病，他在文学院念了一年就休学了。这一年，他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了系团支书及学院学生总代表。心若在，梦就在。新中国成立后，吴敬琏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即将到来，下决心选学经济学。“革命救国这个政治环境已经实现了，要做点什么事呢，那就是做经济建设，所以我就选学经济。”1950年，吴敬琏接着读书，学的是经济专业，学了一年之后，所在系并到复旦大学。读书期间，他经常到附近的工厂、农村了解工人、农民的消费情况。从那时起，他与经济学结下了难解的缘分。正是这一次选择，使他踏上了以后半个多世纪上下求索的不归路……。记者问他：“假如时光倒流50年，您会挑选什么样的专业?”老人毫不迟疑地回答:“经济学。经济学太有意思了!”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实习员，从事财政、企业财务、价格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问题的研究。“顾准，是我—个可遇不可求的老师和朋友”。

尚未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反“右”运动和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便无情地封杀了他的独立研究。在那个动乱年代，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学被视为崇洋媚外。讲解苏联经济学大纲，又被污蔑为里通外国。经济学领域一片荒漠，吴敬琏难以补天，只得把“市场”、“资本”、“利润”这些经济学名词牢牢地记在心中。“文革”中，他被定为“帽子拿在人民手中的反革命分子”。1968年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劳改队劳动。因议论康生而被军宣队说成吴敬琏“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证据确凿，从而被定为“反革命分子”。

在劳改队干得第一件活，是在猪圈里起圈。“这活儿，我实在干不了。圈里垫的土黏性大，和猪粪混在一块，一铲子插下去，怎么也抬不起来。”这时，他开始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在干校，他脱过砖坯，砌过房子,从小喜欢工科的吴敬琏，一直没能遂愿，在干校可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当瓦工，是能工巧匠；盖房子，负责砌山墙。在“革命群众”开会搞运动之时，吴敬琏就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听候传斗，这般如此，直至1972年回到北京。

经过在干校对农民生活的亲身观察，经历了劳改，戴过了“反革命”帽子，吴敬琏逐渐从迷幻中醒来，他对中国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探索的路，有时就像中国改革的道路一样曲折和漫长。幸运的是，“文革”在给吴敬琏无数精神摧折的同时，也给了他无数时间。在“牛棚”里，吴敬琏与结成了忘年之交的顾准在一起，冷眼观察极“左”派的疯狂表演，二人相濡以沫。

吴敬琏最佩服的人就是顾准。他说：“顾准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在那场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1956年，顾准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这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是非常超前的。所以，改革开放后，吴敬琏能够首先提出市场经济理论的观点，是受顾准影响的。其实，一开始吴敬琏对顾准的思想理论并不完全理解，也曾经真心迷信“左”的思想和潮流，甚至在参加运动中曾对顾准进行过口诛笔伐。这是他终生的愧疚。没想到在干校，二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成了知心友人。

在顾准帮助和启发下。吴敬琏开始恢复和提高英语阅读能力，从希腊史中学习了世界文化史、经济史与政治史，并回过头来同顾准一起分析中国的问题、探索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虽然二人对其中的某些问题看法不一，常常争论得互不相让，但在思想上却能够受到启迪和补充。吴敬琏热爱读书、思考的天性、社会现实的丑恶荒唐、以及在干校劳改队中与顾准的交往和探讨，使他陷入对“文化大革命”中光怪陆离现象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深深思索中，并逐渐参透了其中一些道理。“当时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参与这种能够启发人思想的自由讨论了。这种机会，居然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情况下得到，真是一种奇缘。”

1974年12月3日。弥留之际的顾准把自己所有的手稿，分别托付给了吴敬琏与胞弟保管，并用尽气力对吴敬琏说了最后一句话:打开行军床，睡觉去吧。这句平平淡淡的临终遗言，给吴敬琏以后漫长的治学生涯，以巨大鼓舞与激励。

1976年，噩梦醒来是早晨，绕了一个大弯儿的吴敬琏重返研究圈子。他从此忙得不亦乐乎。这期间，他参与策划和组织了其他同志发起的“按劳分配讨论会”。受孙冶方、薛暮桥等人的启发，吴敬琏意识到改革不能零敲碎打，而需要建立一个有效运行的经济管理体制。但它的核心机制是什么?如何建立?都还没有答案。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使我成为政府经济学家”

1983年1月，53岁的吴敬琏只身远赴美国耶鲁大学从事客座研究。他发现。要发展现代经济，不懂得现代经济学无疑将寸步难行。于是，堂堂的大教授从本科生的基础课学起，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大补”。这段学习、研究与思考，使他对现代市场经济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应当是市场取向的。即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形成“整体协调”的改革。其实，最令记者佩服的，并不是他那些著名的市场经济等前卫理论，而是他那富有不断追求的创新精神。他说：“那时，只觉得与国际经济学界的距离太远了，已是正教授身份的我似乎还是个小学生，挤在一群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中去听课。”“那次，我是放下架子，从头学起。”

据说，由于学习太紧张。在1984年7月回国时，吴敬琏已经累得说话时连舌头都转不了啦。但他还是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国内。回国没两天，当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找到吴敬琏，约他到东北出趟差，起草一篇“关系改革大局、为在1982年遭到批判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翻案”的论文。“那时，我夫人不愿意，我也不乐意，毕竟才刚回国。无奈中，我去了，帮马洪改稿。”期间，马洪多次跟吴敬琏讲。你干脆到我们这边算了，何必又回到社科院。吴敬琏自己也觉得他们的工作能够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于是便答应了。由此，国务院研究中心，日后便有了一位推动市场经济的“大力士”吴敬琏。他的著作也被称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蓝本”。

从耶鲁回来之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使吴敬琏转入政府咨询机构国务院发展中心工作。对此，有人有疑义，有人有微词。吴敬琏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个人在哪里工作，而在于他秉持什么样的主张,吴敬琏无意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休。一年365天，天天都是他的工作日，而且天天都要工作到午夜，他没时间心有旁骛。他关于中国改革的研究成果，日见丰硕，并是惟一连续5年荣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学者。

“把我叫做‘吴市场’，其实当时是一种贬义”

有人说，他是中国经济界的良心，也有人说他是别有用心。有媒体称，吴敬琏的嘴是对着领袖的耳朵，脚站在百姓的中间”的。而他说，“他的嘴是对所有人的。”众所周知，吴敬琏有个大名鼎鼎的外号叫作“吴市场”，可有几个人知道，当初这“吴市场”可并非美誉。他倡导市场经济较早，当时不少学者表示“改革不能搞市场取向，要搞计划取向”。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主张市场经济的，只有包括吴敬琏在内的三个人，并且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观点。于是，他便有了“吴市场”这个“雅号”。这在当年可是一顶能压得人直不起腰来的“大帽子”。“我在1990年7月的一次会上跟人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位中央领导同志还在我的报告上批示:‘市场就那么灵吗?’会后人们就把我叫做‘吴市场’。其实当时是一种贬义。”后来，市场经济在中国越来越得到官方和民间的认可，“吴市场”才变成人们对他当初具有先见之明的赞扬。对待这种褒扬或者贬抑，吴敬琏的态度没什么两样，有的只是他对经济学一贯痴迷和对真理一贯坚持。多年来，他写了大量著作、文章，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事先也没预料到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对今天的人们在价值观念已产生巨大的冲击，并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他说：“当时，我首先想到的，只是怎样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

经济发展了，要归功于市场经济，但也有人把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归罪于市场经济。对此．吴敬琏说：“不可否认，市场经济是一种存在着很多缺点的体制，但较之人类迄今试用过的其他体制，它是最佳的。在中国，除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别无他途。”

1989年，吴敬琏写成《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许多家出版社不敢出版。他找办法、找朋友，直到1991年下半年，中国财经出版社的社长和总编辑，在一份出版批文上提心吊胆地签上了各自的姓名——“一旦有事，共同承担”。当年12月，只印了7000册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与读者见面。恰逢小平南巡讲话，一席话澄清了经济理论界长期的争论。不到一个月，该书便被抢购一空，不得不加印。后来，该书还获得了全国图书大奖，1998年被评为“影响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1992年早春，邓小平在南方发表讲话。这年3月14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研讨会在京举行，经历了改革低潮期的老经济学家们兴奋地赶来了，到会的学者专家有40多位，他们迫不及待地一吐肺腑之言。会上，吴敬琏提醒大家，警惕有人借改革之名，行复辟旧体制之实。他呼吁新一轮改革高潮到来，经济学家要坐下来务实，拿出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为新体制运行做好多方面的准备。

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终于被写进党的“十四大”文件，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基本目标，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占主导地位的思路。这不仅是我国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包括吴敬琏在内许多经济学家长期探索、积极倡导的结果。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吴敬琏敢于力排众议，直抒胸臆于庙堂之高，不仅基于他心有胆量，更是基于他学识在胸。有人曾这样描绘吴敬琏：“他大半辈子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度过的，但满脑子却是市场经济的思想。”他说:“我说的那些东西。是经受了实践反复检验的，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因此，我心里有数。这个东西一定是对的，在拿不出有力论据加以否定的情况下，我不会轻易地放弃。”

透过吴敬琏新近出版的《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一书，我们便不难看到改革之路的艰难与一个经济学家跳动着的一颗火热的心。很显然，就经济研究工作，吴敬琏的众多经济理念是符合国情的。他有满腹的东西方的现代经济学知识，但他从不在书斋中搞形而上学的本本主义，而是不畏年岁已高和身体虚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发达国家做深入的市场经济研究，到国内沿海一带广泛考察民营企业，到大中型国营企业探讨战略性改组方案;然后不断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式，拓展自己的研究空间，敢于打破思想禁铟与突破理论禁区，及时诊断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症结，准确地开好“药方”。

“函授”中，我们互相鼓气共渡难关

很难想象，那些经国济世、掷地有声的文字，就出自那个简朴、拥挤又有些凌乱的书房。从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几十年，吴敬琏一直住在夫人周南供职的北京师范大学宿舍里。1988年升级到了一座老式公寓楼，4间，没有厅。饭厅和厨房合为一体，饭桌临窗。周南说，坐在那里吃饭，就像坐在外面的树林里。客厅里，悬挂着一帧很有讲究的画，那是51年前，吴作人、萧淑芳夫妇一人绘花，一人画鸽，送给吴敬琏的继父陈铭德和母亲邓季惺夫妇的。如今，中国报业先驱陈铭德、邓季惺夫妇都已作古，吴敬琏就从他父母那里继承了这幅画。一同承接过来的，还有母亲血液里流淌着的民主意识、实业家的精神和积极进取、嫉恶如仇的性格。这是一种很有力量的性格，它帮助吴敬琏度过了许多生命里的难关。

周南是在读大学时结识吴敬琏的。吴敬琏大学时期因肺病住进疗养院，在那里成就了他的爱情。有一天，疗养院里住进了一个得了肺炎的云南姑娘——文静而又秀气的周南。周南与他同岁，当时在金陵女大教育系读书，因病闷闷不乐，情绪低沉而消极。住在隔壁的吴敬琏常过来聊天，慢慢两人混熟了，无所不谈。吴敬琏知识面广，思想有深度，谈起话来使周南听得有滋有味。

当金陵大学经济专业并人复旦时，周南所在的教育系并人南京师范学院。1952年9月3日，吴敬琏在大学里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从在疗养院相识，周南的心里便有了他。于是，二人热烈地通起信来，鸿雁传情。1956年6月，吴敬琏梦想成真，同在南京师范学院任教的周南举办了简朴的婚礼。6年后，妻子周南从南京调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前教育教研室任教，不久后又出任北师大实验幼儿园园长。

“文革”中，周南曾被红卫兵抓去打骂、批斗。数十年后，周南说，“我当时想过自杀，要不是这家……。”当时，3岁的女儿晓莲被骂为“狗崽子”，还被红卫兵用墨涂脸，画成一只猫。在妻子最困难的时候，吴敬琏给了她全部的爱心。周南不忍蒙羞去指定的“黑帮”窗口买饭，吴敬琏便每天为妻子带饭。1969年11月16日。吴敬琏去“五七干校”，周南在火车站恋恋不舍地送别心爱的丈夫。两个月后，她没想到自己也被下放到山西临汾干校。在分居两地的日子里,他们在“函授”中互相鼓气，共渡难关。

我难得忙里偷闲，听听音乐

对家庭，吴敬琏是“很不称职”的，他很少有时间与家人在一块。也许一般人看来,吴敬琏整天绷着脸，对经济不满意就发一通言论。当然,真正成功的人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呆头呆脑的人。实际上，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

提出改革一系列理论，赶上了改革好时期，算是吴敬琏的幸运。但他一刻也不敢懈怠。他说，他的生命是和改革及市场经济连在一起的。年届古稀之年，他却还像年轻人似的，拼命地学习与工作。周南解释说：“这些年，他越来越忙，每周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要是以前。想忙也忙不了。”

吴敬琏本人觉得，是新的时代把中国的经济学家推向了改革开放的前台，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经济学家们大有用武之地了。别的且不说，作为新中国承前启后的一代经济学家，他要花费大量精力备课授业，指导莘莘学子，推荐、组织和自己动手翻译各种现代经济学著述，向社会传播新知；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他要负责多项国家的重点课题调研，对重大经济决策提供咨询服务；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他还要参政议政……

吴敬琏的家人和学生常常笑谈他“忙”的一件件轶事。1997年初，为了完成一项重要课题，他召集了一次会议。那天路上车堵得厉害，身为骑车族的他，心急火燎地抄了一下近道，被交警当场“抓获”，斥他“为老不尊”，吴敬琏认“罪”而去。年事已高的大经济学家骑自行车上下班，吴敬琏看做是锻炼身体的好机会，单位后来给他配备了小车，随叫随到。

因为忙，吴敬琏没法顾家。温文尔雅的周南原是北师大教授、儿童教育专家，为了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15年前她忍痛退为家庭主妇，兼作“秘书”，就连书房里所有书柜，摆放的都是吴敬琏的藏书，而她的书，则被挪放到角落里。吴敬琏总劝她:“余生有限，我们俩把这点事干好就行了。”

因为忙，吴敬琏从来无暇管教女儿晓莲、晓兰。但也许是耳濡目染，姐妹俩均有心治学，而今一个心理学博士，一个医学兼哲学博士，虽未秉承父学，同样值得父母自豪。

每天晚上12点过后，时间才真正属于吴敬琏，没有电话干扰、也没有客人拜访，他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做学问。政府决策需要经济学家，企业经营、老百姓的生活需要经济学家。吴敬琏谦虚地说“在这么一种被多方面强烈需求的状态下，我总觉得有很强烈的紧迫感，总觉得力不胜任。这个力不胜任，首先还不是体力上的不胜任，而是思维能力、研究能力的不能胜任。”他认为经济学发展很快，过去东方国家中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如果要迎头赶上经济学的发展，就要从西方去汲取营养。

光长学问不长肉、瘦得给人以竹杆的联想，令某些光长肉不长学问的看着难免有些妒忌；头上除了只有几丝黑发以外其余都是白的，而且还戴一副黑框眼镜。这位中等身材的瘦弱老人，谁敢说他不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经济学巨人?!

有人讲，做学者，搞研究，最好是清心寡欲，不问俗事，否则很难在学术领域里有所作为。而吴敬琏偏偏又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年轻时，他喜欢运动，后来又迷上集邮，集古钱币，更喜欢听音乐。听古典音乐，是吴敬琏在大学时代培养起来的爱好。在复旦大学，他是音乐欣赏社团的“铁杆”成员。“文革”后期，卡式磁带刚刚面世，吴敬琏便不惜“巨资”买了一台录音机。当收音机有了调频广播、播放古典音乐时，他就认真地听和录，积攒了大量的音乐磁带。有了CD，他便转向去听CD，而对那些磁带还是舍不得丢弃。因为职业紧张的原因，他最喜欢的还是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经济学家在工作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激情，太多的激情，就容易不冷静。”这是他的生活态度。但是他实在太忙了，尤其是近几年，学术会议、专题分析、政策研究……，他的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很少呆在家里静心欣赏音乐，连集藏了几十年的邮票也无心再坚持了，不得不把几本大邮册送给女儿。

这位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先驱，是一个不懈追求、充满激情、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爱好音乐、历史、文学，还喜好做木工活，对电子学也颇有研究。周南说，电器在他的“引进”下，家里基本上添置齐了，电脑上了网，配上了传真机、打印机等，实现了“家庭办公”。

待人和蔼可亲的吴敬琏，知识丰富，见解独到又十分健谈。他的品质修养、脾气秉性和执著的人生追求，同他的母亲如出一辙。不管是言过其实的盛誉，还是无端贬低的嘲讽，吴敬琏都泰然地一笑了之。这种对生活宠辱不惊的恬淡心态，颇有点仙风道骨之状。他从不抬高自己，也不轻视别人，与之交谈很愉快且受益匪浅。

社会良知,是我作为经济学人的立身之本

吴敬琏不是一个沉湎书斋、孤芳自赏的名士，更不是一个愤世嫉俗、清高自傲的腐儒。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时时以民生国运为己任。他的建言，既不惟上，也不惟书，更不媚俗，常常显示出其特立独行的风格。吴敬琏始终以一个学者的良知站在经济改革的前沿，以巨大的热情关注着改革的每一步发展，并提出真知灼见。

问起一次他在中南海的会议上直言己见、争得面红耳赤的往事，吴敬琏表情泰然而又淡然。这在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的会议，现在在中国已经常态化——就重大的经济问题征求经济学家意见，中央和政府的最高官员与学者对话。在这些领导和学者的身后，围坐一圈的是参加听取意见的政府各部门的部长。吴敬琏就是在这样一个很郑重的场合，一如既往，直抒胸臆。而后，他就匆匆赶外地，开始另一项工作。至于他一石之后漾开的重重涟漪，吴敬琏就没有时间去管了。

在生活中，吴敬琏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但在学术领域，他却以敢于直言而著称。他信奉这一点:对科学和真理的追求，使他只想着如何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得清楚明晰，其他就顾不许多了。当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吴敬琏是不可能这么做的，他甚至也不会想到这样做。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都没有真正的经济学，有的，只是对‘最高指示’、现行政策的诠释和辩护”。鹤发童颜的吴敬琏，不愧是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脊梁。

面对鲜花、掌声和赞誉，今天的吴敬琏依然故我。夜深人静，往往是他挥笔展卷的最佳时刻。吴敬琏又一次蝉联年度人物奖使他感慨万分，他感言道:“再一次得到这样的褒奖，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这是人民大众对于我们经济学家群体的一种褒奖，我们的经济学家群体在20多年的改革里面，充当了一个为改革、为市场经济鼓与呼的角色。所以在世界经济走慢，而且几个大经济体都陷入了衰退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仍然表现良好。但是，这种褒奖可能也代表一种希望，就是希望我们的市场经济应该更加规范、更加健康，所以在这方面，我还是不无忧虑的。”

入世后各种政策性“壁垒”逐步放开，中国的经济弱点会明显暴露出来。吴敬琏认为，“入世后，机遇是潜在的，挑战是现实的。入世不是天上下金雨，但前景更不会黯淡一片。”他认为。加入WTO将给中国带来非常大的推动力。目前，吴敬琏主要是研究我国经济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他说，“经济改革中的所有问题，都在我的视野之中。但是，改革哪个问题最突出，这便是我研究的重点问题。”如果说1949年中国在政治上站了起来，那么世纪之交的改革，将使我国在经济上站起来。

中国，这条巨龙正舒展其经济筋骨。而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始终充满活力，与政府职能部门中的一大批经济专家的参与决策不无关系。他们视野开阔，观察敏锐，而且有着深重的历史使命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学者的良知。吴敬琏，便是其中之一，他坚持用自己的思想智慧与社会良知，不断拨开前进中的迷雾,从而赢得了时代的认可与社会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