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势力的猖獗以及政府的腐败无能正成为调查记者的最大危险。但即使在最危险的地区，调查性新闻仍充满活力。伯里斯以死维护的那种精神，及其激发的勇气，不但在美国本土，而且在全世界都在发挥积极影响。

伯里斯死后30年，人们开始讨论：以现代的医学技术，是否可以把当时支离破碎的伯里斯救活。

1976年6月2日，美国《亚利桑那共和报》的记者唐·伯里斯在菲尼克斯市区的一个停车场内遭到暗杀。当时他刚刚发动了汽车，6管炸药在其汽车底部爆炸，伯里斯被抛出车外，脸朝下摔在地上，像一堆烧糊了的破烂儿。当救护人员赶到的时候，他还来得及说出几个短句，为警方提供破案线索。

爆炸发生时，附近的一个律师正在办公室里作口述录音，听到爆炸声后，他出去查看了现场，随后回到办公室，对着录音机将该事件作了简短记录，并打算在伯里斯康复后，将录有爆炸声的录音带送给他作为纪念品。

在医院里，伯里斯被锯掉了两条腿和一条胳膊，他的生命又苟延了11天，但再没说过一个字，也没有机会重听夺走他生命的那一声爆炸。

这次爆炸成为美国新闻史上的大事件，并且引发了世界新闻史上最具戏剧色彩的新闻行动——“亚利桑那计划”。

沙漠之鼠

伯里斯是美国第一个非营利的调查新闻组织“调查记者与编辑”（IRE）的首批成员之一，该组织预定当年8月举行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会。伯里斯遇害的消息传出之后，人们普遍相信这是当地的黑势力企图让新闻记者沉默。IRE决定组织一次反击。他们号召各地的记者到菲尼克斯去，揭露当地的团伙犯罪和腐败，完成伯里斯未完成的工作。

总共有38位调查记者响应号召，从美国各地赶到菲尼克斯。由两次普利策奖得主鲍勃·格林领衔，他们在当地制高点——一家17层宾馆的顶层设立大本营，开始了代号为“亚利桑那计划”的行动。他们选择这里是为了躲开可能的监视和枪击，对外他们则宣称他们住在并不存在的13楼。

这些或者得到单位批准或者利用假期前来参加行动的新闻记者，以及当地一些配合他们工作的人员，被冠以“沙漠之鼠”的称谓，这个称谓喻示着他们将钻到这个美墨边境荒漠地区的各个角落去挖掘丑恶。事实上，他们的到来确实让菲尼克斯鸡犬不宁，少数当地居民至今仍有所忌惮。

当时美国的两大报业巨头《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未参加这次行动。他们认为这样的行动有太多复仇和讨伐的味道，好似“十字军东征”。

赞同“亚利桑那计划”的人们认为这次行动并非复仇，记者团的目标也并非追查凶手，而是继续完成伯里斯未竟的事业，以此宣示暴力并不能让新闻界退却。亚利桑那计划受到大多数当地民众的欢迎，他们对记者们的调查给予了配合并寄予期望。当该次行动产生的40篇系列报道在当地电台23天连续播出时，每天傍晚6点钟，开车的人们会准时在路边停下来，打开收音机收听节目。

这场声势浩大的记者集体行动在美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次年出炉的报道在数量上也属空前绝后，但其质量受到一些质疑。《亚利桑那共和报》虽然在调查过程中抽调人员予以支持，却在最后一分钟拒绝发表这些报道，理由是这些报道揭露的内容大都被该报揭露过。另外他们还担心这些报道里一些信息源并不十分可靠，可能引起法律纠纷。

该计划的负责人格林对上述质疑不以为然，他认为，该报之所以不予发表，是因为他们出于一份当地报纸的过分谨慎。一个佐证是，当记者团找来几名律师对报道逐字逐行作法律上的审查时，《亚利桑那共和报》的法律顾问只在快结束的时候才到场。

最终还是有多家媒体发表了所有这些报道，并产生了实际影响。政府加大了对当地团伙犯罪和土地诈骗活动等的打击，那些导致政府官员腐败的制度漏洞也被重视和弥补。最终，这次报道获得了美国的一个以促进新闻伦理美德为宗旨的基金会颁发的特别奖。

这次报道引起的唯一一个法律纠纷是，当地的一个百万富翁在报道发表后起诉IRE、记者成员和发表报道的媒体侵犯了他的隐私权和名誉权。这个案子在1981年结案，陪审团认定原告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并未受到侵犯，但他获得了1.5万美元惩罚性赔偿。

新闻界的勇气源泉

这次空前的新闻行动正如他们事先宣称的那样对找到杀人凶手没有任何帮助。当人们纪念伯里斯遇难30周年的时候，麦克斯·邓乐普在监狱里刚刚度过了77岁生日。在伯里斯谋杀案中的数名嫌疑人当中，邓乐普是唯一最终被判有罪的人，他和詹姆斯罗宾逊在1977年以谋杀伯里斯的罪名被判死刑，1980年该判决被推翻，两人被释放，10年之后，本案再次开审，邓乐普又在1993年被以谋杀罪判处终身监禁。但是，直到今天，他仍然坚称自己是无辜的。而支持他翻案的除了他的家人，还有美国西北大学的不当判决中心。

伯里斯谋杀案因此成为一个有名的悬案，这也显示，即使是历史上最大的新闻界集体行动，其影响也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新闻界不可能代替司法系统作出最后判决。

不过，真凶成谜并不影响伯里斯成为美国新闻界的勇气源泉。即将在华盛顿重新开放的美国新闻博物馆（NEWSEUM）里，伯里斯的那辆被炸烂的白色达特桑轿车将占有一个中心位置，他的事迹将成为该博物馆的重要内容之一。

伯里斯之成为美国新闻史中如此重要的部分，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在美国极少的几个为新闻付出生命代价的记者中，他死得最壮烈。从业务水平角度看，伯里斯从未获得过全国性的新闻奖项，他过去的同事甚至说，他的稿件到达编辑手中后，其导语通常需要一再修改。但是伯里斯对于真相的不懈追求和对死亡威胁的蔑视使他成为新闻自由的最好象征。由他引发的“亚利桑那计划”，尽管不能避免争议，却成为新闻界重申新闻自由和公众知情权的契机，这一行动所显示的决心想必打消了更多希望借助暴力钳制言论的念头。

根据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CPJ）所作的统计，对新闻记者来说，美国是全世界最为安全的地方。历史上在美国本土殉职的新闻记者屈指可数，正因为如此，伯里斯的死具有突出的典型意义，他记录着一次空前绝后的暴行，却彰显着造就了这个最安全国家的无处不在的精神和勇气。回顾他的遇害，人们看到更多的不是黑暗，而是光明。

调查性新闻仍然活着

为纪念伯里斯遇害30周年，《亚利桑那共和报》在5月28日发表专题，除了重新梳理这次事件之外，还对当今世界的调查新闻现状作了分析。根据一些新闻组织和研究机构的统计，美国的调查新闻面临着总体投入减少以及后“9·11”时代言论管制的困扰，但是由于人们对调查新闻的重要性从未怀疑，加上记者个人的坚持和新技术的应用，调查性报道的总量并未减少，质量持续提高。近一两年出现的一系列重大的调查性报道，比如美军虐俘事件和黑狱事件，显示调查性报道的影响力没有减弱。

在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调查性报道因为社会问题的凸现而呈增长趋势，但是新闻记者所面临的人身威胁也日益严重。黑势力的猖獗以及政府的腐败无能正成为调查记者的最大危险。这种情况在菲律宾、哥伦比亚和孟加拉等国家尤为严重。但是，即使在这些最危险的地区，调查性新闻仍充满活力。

基于美国的一些记者保护组织现在有余力向世界其他地区的记者伸出援手，向他们提供培训、警示，以及进行营救和激励。我们不能不说，伯里斯以死维护的那种精神，及其激发的勇气，不但在美国本土，而且在全世界都在发挥积极影响。

在同一种精神感召下，调查记者的广泛联合、资源共享甚至跨国界合作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亚利桑那共和报》对于全球调查新闻状况的分析中，中国这个名字始终没有出现。尽管中国的报纸日发行量冠于全球，但是中国特色的新闻体制可能使中国成为被排除在新闻规律之外的特例。中国有繁荣的调查新闻和相对安全的环境，但其现实基础是：媒体受到国家的有力保护，而且最终出街的新闻通常较为温和，不足以激发报复性的杀戮。

中国近年来已开展关于调查新闻的研修，但类似活动对于国内的调查记者而言，主要具有技术储备上的意义，不断提高的技能和激情仍需综合考虑环境因素的特色。

唐·伯里斯已死，但调查性新闻仍然活着，并且生机勃勃，在世界范围内基本如此。而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广袤的土地上，我们也许需要使用一个特别的说法：调查性新闻还处在夏日午后的昏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