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东方周刊》记者周丽娜/北京报道

　　贾樟柯的每一部电影都会有新的东西,但也会保留一些特点。比如几乎在每一部电影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会出现的几个熟悉的名字:周强、余力为、 林旭东、赵涛、王宏伟⋯⋯他们构成了贾樟柯的核心班底,多年来,无论贾樟柯处境如何,他们始终不离不弃。

　　周强:来内地寻找认同感

　　在《三峡好人》中担任策划/监制的周强与贾樟柯合作已有近十年的时间。

　　记者对于周强的第一印象就是“敬业”,工作效率高,几近工作狂。由于周强外语沟通能力强,威尼斯电影节期间的联络工作都是他承担。 “我是想来内地找认同感,中国人的认同感。”周强告诉记者。最初和内地结缘,是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但当时的香港还是殖民地,年轻的周强对此有着很强的抵触心理,一心要来内地寻找身为中国人的认同感。

　　余力为:不耍“花样”的摄影师

　　“贾樟柯的作品有赖于他自身的创造力,但他需要余力为去诠释他的想法。可以说贾樟柯电影的美学风格是融他们二人之力。”曾策划过《站台》国内公开首映的影评人张江南这样评价余力为之于贾樟柯电影的重要性。

　　这位香港名摄影师、名导演跟周强一样有着“内地情结”。在一篇余力为和法国《电影手册》记者的访谈中,承认自己对内地文化的认识和热爱,来自左派父母的教育,“我从小就看《人民画报》,我相信香港文化与内地是一体的,从这个角度讲我首先是一个中国导演,然后才是香港导演。”

　　林旭东:从《生活空间》到《站台》

　　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副教授林旭东与贾樟柯的相识充满了圈子色彩。林旭东看完《小武》的录像带以后非常喜欢,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贾樟柯。

　　曾担任过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学术顾问的林旭东,一直是国内纪录片发展的重要推动者。跳出充满了英雄和战士的历史写法,对大时代变迁背景下小人物命运和历史的关怀是他们合作的基础所在。从《站台》开始,他一直担任贾樟柯作品的艺术顾问。

　　赵涛:舞蹈老师的演员路

　　见到赵涛的时候,她正在拨弄茶馆里的古筝,墨绿色的刺绣上衣,牛仔短裙,比电影上清瘦许多,卷发,精致的妆容。坐下来喝茶聊天,她会不自觉地用手指去缠绕头发,谈到激动之处,会不留意比画出一些舞蹈动作,但几乎立刻就会意识到,又将动作收回去。

　　“上面是天,下面是地,旁边是江,我们就是蒸气上的包子。”赵涛这样描述《三峡好人》的拍摄环境。气候恶劣还在其次,由于片中采用了大量的纪实素材,拍摄环境非常危险。她就亲眼看到一个同时也是群众演员的工人被拆迁现场的危楼砸死。

　　王宏伟:“我还过我的日子”

　　王宏伟是一个话很少的人。用赵涛的话说,“他是白天睡不醒,晚上特精神,半夜喝点小酒话就多起来了”。也许与语言比较,他更愿意用电影的呈现方式和语言来表达自己。

　　贾樟柯身边每一个朋友和伙伴都有自己的个性，他们是如何相识，又是如何共同走上电影创造的道路呢？
 

　　《望东方周刊》记者周丽娜/北京报道

　　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的影与路

　　十年磨一剑,贾樟柯终圆金狮之梦。

　　第五代的“原罪”

　　以张元、娄烨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曾经背负了“为电影节拍片”的非议。与这一谴责相比,上世纪80年代,“第五代”导演因为国际电影节遭受的非难则因为涉及“丑化民族形象”而显得更为严重。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也是“中国电影”作为一种异域风景开始呈现在西方世界的面前。同一时期的《黄土地》、《盗马贼》、《一个和八个》等影片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而被这种说法批判最多的是张艺谋、陈凯歌两人。

　　北京电影学院的郝建教授在接受《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从极左僵化的思路,简单的民族主义出发,对艺术创作的规律毫无了解的人发出的一些比较奇怪的论调。对于电影艺术作品的衡量标准应该是看它表现的人物、境遇和社会状况是否真实,是否引起我们对历史现实,社会环境和自身生存境遇的种种思考。”

　　实际上,电影在“电影节”上展示本身只是电影工业中的一个环节,“拍给谁看的”并非一个需要过度纠缠的问题。正如张艺谋所说:“去电影节就像赴庙会似的……说得动听一点是文化交流,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个物质交流会”。

　　随着国内外交流的频繁,人们意识到艺术作品不是简单地为民族文化张灯结彩。而此时的张艺谋和陈凯歌也实现了商业化转型,对于到国际电影节参展影片中“民族形象”的讨论声音减弱,但并没有完全消失,有时还会表现为批评中国年轻导演“为西方电影节评委拍片,投合西方评委口味”。王超的《安阳婴儿》得奖也遭受过非议。

　　但这个话题已经不再那么沉重。新一代导演如贾樟柯更是在努力进行一种忠实于现实状态的本土面貌展示。正如在法国影评人米歇尔评论《小武》的文章《另一种视线中的小偷》中说——“想来寻找异国情调的西方游客最好趁早离开:这里没有东方的丝绸,没有娇艳的小妾,也没有毛泽东时代的红色海洋--这里没有打着揭露的幌子来乘机展览那些动人诱饵的任何东西。 ”

　　中国电影的“全民健身”尚远

　　鼓励青年导演,扶植新人是欧洲三大电影节的一贯原则。很多知名导演都因荣获电影节大奖而声名鹊起,有的甚至是以其导演处女作参赛,如张艺谋的《红高粱》,斯蒂文·索德博格的《性、谎言、录像带》等。被称为“世界电影节之父”的威尼斯电影节就以“新、奇、快”发掘导演而著称,成为电影大师的摇篮。黑泽明、沟口健二、萨蒂亚吉特·雷伊这些亚洲电影泰斗都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

　　“功不可没”,郝建用这四个字概括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的影响。他认为,国际电影节作为一个电影工业产品的交易平台,首先是为中国导演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对于张艺谋、陈凯歌来说,如果没有国际电影节就没有他们现在的国际影响力。对于贾樟柯这样的导演来说,是争取到初期作品的公开放映机会。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认为,国际电影节评奖和中国电影发展的关系类似于奥运会金牌和全民健身。导演拿到了奥运会金牌,大家为他高兴。但中国电影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的电影和我们的生活

　　贾樟柯折桂 金狮奖

　　《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北京报道

　　只要对别人的生活还有尊敬

　　—— 专访贾樟柯

　　成功总是激动人心的。

　　“很兴奋,当时都跳起来了。”贾樟柯手舞足蹈。显然,“兴奋”一词恰能概括这位年轻导演从1900多部参赛影片中冲杀出来,撷取全世界电影人梦寐以求的小金狮后的感受。

　　贾樟柯获得本次金狮奖的《三峡好人》延续了贾樟柯电影的基本风格:耐心的长镜头,日常细节的呈现,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小人物的命运。这些品质曾为他赢来了法国《世界报》著名影评人米歇尔·福东的评价:“贾樟柯直到昨天还名不见经传,甚至不为那些既热爱中国又热爱电影的人们所知道,但他肯定是一个伟大的电影工作者”。米歇尔·福东勇敢地使用了“伟大”这一含蓄的中国人不肯轻易使用的词语。

　　我经历的真实生活在银幕上很少看到

　　《望东方周刊》：你曾经说自己每做一个电影都有一段话对它来做一个阐述,那你对《三峡好人》有什么样的阐述呢?

　　贾樟柯:整个故事其实很简单,一男一女两个人在感情的困境里面分别做了选择.其实最主要我想表达的并不是寻找感情本身,我想拍的是这种新的中国人有个很强的自我意识,因为两人都是通过下决心来获得幸福和自由,特别是尊严。

　　《望东方周刊》：你的电影有一个特点,就是持续关注一个阶层的人物,从《小山回家》,到《三峡好人》,都始终关注着一个人群,你有特别的生活经历吗?

　　贾樟柯:我跟同事聊,感觉自己特别骄傲,拍过八部电影,人群都没改变过。这个人群,在中国人口中占大多数,非常具有普遍性,我觉得这跟我个人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我自己就是山西汾阳一个小县城出身,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经历的真实的生活在银幕上很少看到。

　　《望东方周刊》：你的主人公,都不是主流人群走的道路,他们好像没受到正规的教育,也没有正统生活观念的约束。

　　贾樟柯:我觉得他们是没有机会,像我这种考上大学跳出龙门的毕竟是少数,一个班60多人,考走15个,你能说他们是多数吗?他们不容易,一个人不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那是很无奈的一件事情。

　　《望东方周刊》：怎么能感受到这些人那么细腻敏感的内心呢?

　　贾樟柯:因为我是幸运者,所谓幸运者,并不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意外,但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朋友,大多数还那样生活,从感情上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

　　《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的电影是你“青春的回忆”,是吗?

　　贾樟柯:有些是,有些不是。《站台》是,《小武》不是,《任逍遥》就是青春,没有回忆。那种惆怅感在《站台》里很深。

　　《望东方周刊》：为什么“青春的回忆”会是那个样子的呢?

　　贾樟柯:因为我的青春就是那个样子的,我看到的、我感受到的就是那个样子。我身边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无奈,从一个有理想的人,盲打误撞,最后又回到日常的关心里面,文工团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些人瞎折腾,今天卖木头,明天开肉食店,后天又卖摩托,大后天倒电视,折腾一圈还是去厂里当工人去了,还有的同学,想当官,想去县里当秘书什么的,折腾一圈最后还在小学里教书。

　　只要对别人的生活还有尊敬,

　　就不会枯竭

　　《望东方周刊》：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和这种写实的手法会一直坚持下去吗?

　　贾樟柯:总体上我会一直喜欢这种,我觉得我所采用的方法和生活是电影中最有魅力的部分,电影可以拍各种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可以挂十块黑布,用灯光打出来,可以在沙漠上搭一个建筑来拍,但是对我来说,电影最有魅力的就是对现实世界的复原,这一点,同其他文艺形式不一样,写一个人吃饭,你写的再多,它还是文字,但是电影,只要你把他拍下来,拿一个大碗,呼噜呼噜地吃,你就知道他的物质很贫乏、很累,你瞬间就能得到这样的信息。

　　《望东方周刊》：你认为电影的本质、电影最应该表现的是什么呢?

　　贾樟柯:我觉得精神活动本身都是愉悦的,一个人看电影,可能哭半天,难过,都是愉悦的,也是一种释放,愉快的电影可能给观众带来最大的感觉是使他们觉得并不孤独。

　　《望东方周刊》：怎么看电影的娱乐功能呢?

　　贾樟柯:电影当然有娱乐功能,但是娱乐的方法不一样,要看是影响你的感观神经,还是影响你更深沉的东西。电影包括各种东西,我们不能只强调电影的工业特点,电影本身不是一个工业,虽然必须有产业的支持,大众文化也是一种文化。

　　《望东方周刊》：最近很火的一个电影《疯狂的石头》你有没有看过?感觉如何?

　　贾樟柯:只要是能给电影带来多层次的发展,都是有价值的,它毫不回避它的商业目的,旗帜鲜明地做自己的电影,非常好。

　　《望东方周刊》：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没有获大奖,那么你在现在中国的电影产业环境下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贾樟柯:获奖并不重要,以前也没有获金狮,我的电影不一样发行吗?我对电影没有那么悲观,虽然很多人在强调电影的工业价值,甚至有些人在诋毁电影的艺术价值,还有很多的嘲弄,我觉得都是暂时的,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的空间。

　　《望东方周刊》：这个空间是什么?你不能在院线上映,还有其他的路径吗?你在生存上会不会有问题?

　　贾樟柯:《世界》你知道我们的总收益有多少吗?相当于按票房算一亿两千万,全球总收益,有一些在中国号称挣多少钱的电影,可能在国外卖不到钱。电影是无国界的,没有哪个国家的电影收入只看国内市场,美国电影只看他们国内的收入肯定惨了。所以毫不客气的说,如果按总收益来说,我的电影不比他们任何一个差。你算一下,现在《三峡好人》有25个国家买去了,如果每个国家按十万欧元算,那是多少?

　　每个人要尽到自己的力量

　　《望东方周刊》：你的电影有时候被归在艺术类电影里面,你觉得你拍的是艺术电影吗?

　　贾樟柯:当然是,我觉得所谓的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就是看拍摄的初衷是想盈利还是想表达自己的感情,这就区分开了,可能有的艺术电影拍得很烂,艺术片的水平是有高下之分的,但是它的出发点是很清楚的。

　　《望东方周刊》：也就是说你的电影不是想盈利,而是想表达?

　　贾樟柯:首先不是想盈利,任何一个电影都是要盈利的,都是商品,但是制作这个电影最初的动力是什么,很清楚。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还羞羞答答的,那就没意思了。

　　《望东方周刊》：你的电影,对时代的表现手法比较特殊,好像喜欢用流行歌曲的变化来表现时代的变迁。

　　贾樟柯:一部电影不可能对整个时代都作解释,时代有方方面面,你拍一个部队也是一个时代,婚丧嫁娶也有它的时代,《站台》里面,我找到的时代的角度是文工团,是流行文化的角度。流行歌曲首先是我的兴趣,此外也是个人成长的感受,我很喜欢文艺,小时候是文艺爱好者,那时候没有电视,就是在收音机广播里听样板戏,后来逐渐有了录音机、随身听,逐渐有了音响、CD,我自己的成长过程跟流行音乐关系太密切了,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音乐会,流行歌曲太重要了。

　　《望东方周刊》：《站台》里有一句话,崔明亮多年以后又见到瑞娟,旁边正有一群工人在问他:“又在建什么?”瑞娟说:“填了挖,挖了填,谁知道建什么”。你的电影取景好像总是有工地,挖街道或建楼房,是故意找这样的景点吗?还是碰巧赶上了？贾樟柯:哪有这样巧啊,我专门找人来挖的,哈哈。

　　《望东方周刊》：为什么?

　　贾樟柯:真实的感受,我印象里的街道总是在翻修,没完没了,没有规划,换一个领导挖一下,哪天说,要安水管了,挖;过几天,说电话线要从地下走,再挖;又过些天,要走光缆,又挖,就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荒谬。因为中国最近几十年发展得很快,荒谬跟速度有关系。现在还在挖,原来我住在北京小官那边,四周都是工地,站在我家门口往外看,根本不觉得是北京,不知道在哪,到处都是土堆,塔吊。

　　《望东方周刊》：《站台》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男主人公崔明亮的表弟,三明,到小煤窑挖煤,煤窑老板跟他签“生死合同”,里面的内容电影里都很清楚,那时媒体对煤窑事故的报导还不多,你是怎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贾樟柯:那个表弟就是我亲表弟,他就在煤矿工作,生死合同我没有看到,我听表弟说的,触动很大,他们的情况我很清楚。

　　《望东方周刊》：北大教授陆绍阳说你用“平静的绝望”表达对现实的态度,是这样吗?

　　贾樟柯:绝望本身不是对现实和生活的,我觉得生命本身也是挺绝望的,生下来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死,婚丧嫁娶,有固定的生活轨迹,能不绝望吗?我觉得叛逆,不管是叛逆生活还是叛逆艺术,都是为了打破固有程序。当然,不同的人看到的不一样,有的人乐观,能及时行乐,我恰恰不是及时行乐的人,很多同事都说我这个人不好,在一起没意思,老是工作,生活单调,有时候自己也烦自己。

　　电影的背后是国家的发展

　　《望东方周刊》：你的电影有没有想过去奥斯卡?

　　贾樟柯:还没有想过,以后不知道。荣誉没有人去回避,问题是有必要那么一厢情愿吗?该你拿就拿,别把心思都花在这方面。

　　《望东方周刊》：电影专家把你划分为“第六代”导演,你觉得是吗?

　　贾樟柯:我是无所谓。我觉得拼命说自己是“第六代”,或者拼命说自己不是,都是一个问题,就是想强调自己最重要。我觉得无所谓,就是评论界的一个说法。说我是就是呗,何必一定要摘出来。

　　《望东方周刊》：你对中国电影的命运怎么看,有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以崔永元为代表,他认为中国电影前途黯淡,说“中国电影死了”。

　　贾樟柯:我非常不喜欢崔永元的观点。电影死了,也不是因为当代的电影导演拍得不好,可能是电影本身受到其他媒介的影响,中国现在有很多好电影啊,只不过他喜欢的那类电影死了,我觉得死了很好。死了就死了吧。说中国电影死了或者中国电影复苏都很容易,说这种话是最不需要价值判断的。

　　《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电影惯用的长镜头是学台湾的侯孝贤和日本的小津安二郎。

　　贾樟柯:你要仔细看,跟他们完全不一样,时间上,还有节奏上,像是很欣赏他们。

　　《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中国的电影工业有可能走韩国的道路吗?

　　贾樟柯:不可能,任何一种道路都不可能复制,中国电影可能会有韩国电影的局面,但是不可能走它那条路。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电影,因为电影的背后是国家的发展,电影工业要走得更远,不但是电影界要干的事情,而且是整个社会要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