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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专业规范,培养研究队伍,打造学术共同体:第二届“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综述

冯猛 刘玉照  2006年10月18日 13:07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作者简介:冯 猛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助理;刘玉照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博士 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候选人

2005 年10 月22 26 日,由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香港科技大学组织管理系和上海高校社会学E 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第二届“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举行。这次工作坊秉承2004年10 月在中山大学举办的第一届“转型中国的组织现象研究”(务虚会) 所达成的共识,旨在通过两代学人的深入交流,研讨专业化的研究规范,推动中国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向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重视学术传承,提高新一代青年学人的研究水平,培养研究队伍,打造学术共同体。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以及美国杜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国内外三十多所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六十多名资深专家和青年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工作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实证研究报告评议会,由与会的资深专家对从三十多篇与会论文中遴选出的8 篇实证研究报告进行评议;第二部分是典范的实证研究文献的研读,由青年学者对照自己的研究,对由周雪光、李友梅两位教授精心选取的10 篇文献进行深入地研读和讨论;第三部分是关于产权社会学的专题研讨。

一、实证研究报告评议:反思与修正

本部分内容分为政府与基层政权的组织现象、经济领域的组织现象之一(金融与市场) 、经济领域的组织现象之二(企业组织) 、NGO /NPO 组织等四个板块,涉及温州的民间金融与民营企业、网络与求职行为、产业园区发展、城中村的改造、村庄的权力精英、复杂的集体行动和流浪儿童救助等方面的组织现象。与会专家与青年学者紧紧围绕如何做好一篇规范的实证研究论文,如何把对组织现象的描述与理论上的对话和分析结合起来,如何处理好论文的论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张静、李培林、蔡禾、李路路等四位教授分别主持了每个板块的讨论,并结合每个领域在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前沿问题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在政府与基层政权的组织现象这一板块的讨论中,轩明飞的《股权改制与精英牟利》一文,通过对济南前屯居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的考察,他认为,我国城市边缘区“城中村”社区组织股份公司制改革的实质依然具有产权不清的股份合作制特征。李培林认为,虽然该文对农村产权进行了讨论,但其对产权的真实形态并未作出清晰的描述,对于权力概念的运用也是模糊的,如何清晰地展现权力运作的过程是社会学学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邱泽奇指出,对股权改制和精英牟利的讨论没有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股权改制和精英牟利是同一过程还是因果关系,文章对这两方面都有涉及,但都没有阐释清楚。刘世定从论证方法上指出了文章的不足,从学术角度看,牟利的动机不一定导致牟利结果的出现,因此用牟利动机论证股权改制这一个过程是不恰当的。金桥的《权力资源与地位获得——对几个中国村庄权力精英的考察》一文,通过对四个村庄两类村级权力精英——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地位获得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在权力获得和权力维持过程中党性资源、经济资源、家族资源等资源的运用,以及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不同作用。蔡禾认为金桥的文章是对中国现实农村权力配置的解释,而对此研究都面临一个普遍的问题,即权力授予的双重性(国家授予与村民授予) 以及实际运作的矛盾。另外,地位获得与地位维持需要区分清楚,影响地位获得的权力资源(比如经济财富) 不一定在地位维持中发生作用。刘世定结合这篇文章的写作和研究方法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社会学论文如何提出学术问题? 二是个案对普适性研究有什么贡献? 刘世定指出,农村村级精英权力获得与资源占有之间的关系,围绕资源的运用、资源的差异以及影响已经被多次论证过,而金桥的文章也没有走出这个范围,至多是应用性的研究,在理论上还未构成一个好的学术问题。另外,作者在文中试图与理性人假设进行对话,而后者并不是全称判断,而只是一个普适性假设的前提,作者通过一个个案故事说明理性人假设的局限性是没有必要的。

张静在这一板块讨论的总结中指出,目前对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研究有两种处理途径,作为实践问题研究与作为学术问题研究。前者关心在基层政权的建设中应该怎么办,而后者的关怀点在于农村基层政权存在的事实以及现有理论,主要是西方理论能不能在中国适用的问题。社会学界对基层政权的研究提出的基层政权是提供公共物品还是牟利的假设,在中国农村转型研究中形成了两条对立的路径。张静还指出,目前基层政权研究涉足的领域包括:基层政权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权力来源的国家授权与民主选举之间的矛盾;基层政权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基层政权与传统社会的关系等。张静认为,对基层政权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是对于基层政权的研究主要还是现象的观察,至今没有形成有效的理论假说和事实证明,对问题的提升以及一般化水平明显不足。其次,基层政权研究一般接受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而国家社会框架包含一系列的假设,作为实证研究的标准,这些假设还没有达成共识,使得对此问题的沟通存在困难。

在经济领域中的金融与市场、企业这两个板块的讨论中,与会者分别就四位青年学者提交的论文进行了评议。张翔的《“聚会”与民间金融中介组织的信息机制分析》一文,以温州案例从“发信号”机制的角度构造了两个模型,分别解释了民间金融市场上“聚会”和民间金融中介组织的出现。王天夫在评论时指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优势在于研究视角应该立足在“社会”这一因素上,“会”作为一种融资手段,其发展的过程是市场出现和市场形成的过程,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应该追寻市场运行背后的制度结构、关系结构和社会结构。张文宏指出,张翔的文章对“信息匮乏者”和“信息丰富者”两个概念的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理解,但是在一篇学术文章中如何对这些概念予以操作化需要一个明确的量度。

桂勇的《经济转型、关系强度与求职行为》一文,通过对上海市失业群体的调查分析,说明在劳动力市场转型中关系强度与获取工作的相关关系,并且提出用文化来解释这种关系的影响。李路路提出,作者要做出一篇规范的论文,文化解释视角的提出应该建立在某种解释视角(比如制度解释) 解释力不足的基础上,而不应该是凭空想见的因素。另外,文章中“市场化程度”是一个很难测量的概念,这就无法避免在对强弱关系之于找工作影响的解释这一问题上忽视其他社会结构性的特征。李汉林在评论时提出了找工作中的其他手段和机制没有被关系研究纳入的问题。与会者对于该文“文化的解释”展开了讨论,周雪光认为,文化作为一个群体共享的不变量,是不能解释行为上的差异的;张文宏则认为,当遇到理论模型解释不了的问题或者说不清楚的问题,一般习惯用文化作解释,但是文化解释在实证研究中需要操作化为可变量才能说清楚一个问题。

李培林在关于金融市场这一板块的讨论的总结中指出,对于强关系、弱关系的研究目前到了一个很难突破的地步,如果能够对这一理论突破的话,最好的办法是对网络内流动的信息和影响力的细分。

在关于企业组织这一板块的讨论中,曹正汉的文章《民营企业在组织结构上的政治特征及其演变》引起了与会者较大的反响。该文指出温州民营企业在组织结构上一直具有政治特征,这种政治特征先后经历了借红帽子、戴红帽子、建立党组织与升格党委、企业主进入人大和政协等演变过程,这种演变是民营企业主用“特殊关系取向的谋利精神”解决他们先后面临的经营合法性问题、政治歧视问题、政治谈判能力问题的结果。折晓叶在点评中指出,市场和政治的关系是社会转型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并且产生了一些有意义的理论,曹正汉的文章引入了企业主这一主体,是一篇在政治、市场和个人三角关系探讨中值得赞赏的文章。王进认为曹正汉的研究是讨论人在与制度的互动中如何建构了制度这个过程,强调了非正式资源和网络如何正式运作的机制。针对一些与会者就文章中提到的一些现象与现实不符对文章提出疑义的观点,蔡禾指出,每个学者做调查获得的只是有限的资源,而要做的是从有限的观察上升到一个抽象的解释和理论的探讨,没有必要去争论这个话题是不是真的,问题在于通过这个个案能够回答什么问题,能不能解释提出的问题,至于广阔的经验与学者有限的观察之间的矛盾是可以在一项学术研究中被搁置的。

李国武的《智力聚集与政治精英推动》一文,提供了对陕西杨凌这个农业科技产业区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运作机制的分析,详细描述了这个产业园区的兴衰过程。张乐天认为,工业园区不只是精英的推动,普通人的作用不可忽视;蔡禾则认为产业园区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企业家,如果忽视这一些人而空泛谈论产业园区恐怕很难说明一个社会学的问题。

在关于企业组织这一板块的讨论的总结中,蔡禾结合曹正汉和李国武的研究谈了如何做一个规范研究,特别是个案研究的想法,他认为,做个案研究不仅仅是把结果呈现出来,而是要在对个案描述的过程中跳出个案,回答研究面对的问题以及个案的普适性。做一个好的个案研究,主要优势在于把事件过程的机制展现出来,而不是简单建立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在第四板块,即NGO / NPO 问题的讨论中,黄晓春的《复杂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研究》运用两个二手资料对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从新的视角进行了解释。他在论文中引入“交互性关联”的分析视角来解释多个集体行动的发生问题。周雪光在评议时指出,一项实证研究如果没有扎实的案例作为支撑是很难做出很好的文章的,利用二手资料进行实证研究往往受到资料的约束。他指出在美国做一篇规范的实证研究论文所关注的地方是:第一,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关系是什么;第二,必须清楚所用的资料以及资料的获得,资料与研究之间是什么关系,研究设计是什么样的;第三,是理论的解释思路要交代清楚。王进认为如果只是论证集体行动中关联的行动是如何展开的,尚不能构成对原有集体行动理论的批评。

王水雄、李伟的《“对上负责”与组织资源错位》一文,通过对流浪儿童救助工作和救助机构的研究,论证了在社会工作中科层制“对上负责”的意图往往难以贯彻,由此会带来组织资源的错位。张静结合文章,提出了一些与实证研究有关的问题。她指出一篇好的学术论文提出的问题应该是明确的、可研究的和有针对性的,并且是具有学术价值的。另外,在一篇文章中只能解决一个问题,收集运用资料证明一个结论就是一篇好的论文。邱泽奇补充道,做一篇文章要放弃两个贪心:一是面面俱到,说明自己做了很多事情;二是想在一篇文章中把别人好几十年的观点推翻掉。

二、规范实证研究解读:学习与借鉴

对典范的实证研究文献的研读,分为制度学派、中国研究、网络学派和组织决策分析等四个板块。

1. 关于制度学派的专题讨论

制度学派的专题讨论由周雪光主持,分别讨论了三篇文章:《组织之间模仿的方式:结果突出和不确定性的影响》( P. R. Haunschild & A. S. Miner ,刘玉能译) 、《文化框构和制度整合下的公司兼并》( P. M. Hirsch ,唐汉蓉、王进译) 、《美国公司中财务总裁(CFO) 的崛起》(Dirk M. Zorn ,张海东译) 。尽管这些文章中提到的观点对组织社会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与会者主要是对其作为实证研究的典范所体现出的论证过程和方法进行了研讨。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理论如何推进、概念如何操作化、观点如何论证和定量研究的作用。

(1) 关于理论如何推进的问题,本次讨论主要集中于有关制度理论的推进。这三篇文章所提出问题的共同基础是迪马奇奥和鲍威尔对制度趋同性机制的论述。与会专家和青年学者在讨论这三篇文章时指出, 《组织之间模仿的方式》是把模仿机制继续细分为频率模仿、特征模仿和结果模仿,并且探讨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文化框构和制度整合下的公司兼并》找到了制度趋同的文化解释,把文化的变化与制度变迁结合在一起; 《美国公司中财务总裁(CFO) 的崛起》则对强迫性机制、模仿机制、社会规范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2) 关于概念如何操作的问题,与会学者注意到了这三篇文章各自的特点。《文化框构和制度整合下的公司兼并》一文通过对美国20 世纪下半叶媒体对公司恶意兼并报导的研究,总结出文化的变化,从而使文化成为一个很好的变量来解释制度的扩散和合法性的获得; 《组织之间模仿的方式》一文对频率模仿、特征模仿、结果模仿予以了概念化操作和测量; 《美国公司中财务总裁(CFO) 的崛起》一文则对财务总裁地位作了量化的测量。与会的大多数学者认为,上述三篇文章的处理都能够符合其研究设计。与这些文献相比,如何做一项成功的研究设计,并且在研究设计中如何操作化概念和指标,在国内学者研究中还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

(3) 关于论证的逻辑,即如何证明观点的合理性问题,与会学者认为,这些文章的逻辑展开,也是值得借鉴的。《组织之间模仿的方式》是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来解决定性的问题,即公司在决策时如何受到其他公司的影响。作者通过建构模型和统计分析证明其中的三个假设,这本身就是定量研究严格的论证过程。而《文化框构和制度整合下的公司兼并》对文化与制度之间的关联的论证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广泛讨论。

(4) 关于定量方法对于实证研究的意义问题,周雪光结合美国与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实际经验对此作了有意义的陈述。他指出,社会学的优势应该在于用事实说话,用统计说话,这是得到有力结论的基础。在美国,社会学研究首要的问题是在定量中如何证明自己的观点,如果定量不能进行的话,这项研究就很可能被放弃。很多结论的得出往往是由于统计方法上的推进,统计研究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工具。他希望国内年青学者如果有志于实证研究,就要把定量研究学好,这样才能与主流社会学进行对话。

2. 关于中国研究的专题讨论

孙立平主持了中国研究的专题讨论,该部分分别研读的3 篇文章是:边燕杰的《找回强关系》(张文宏译) 、彭玉生的《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宗族网络与私营企业》(吴慧婷译) 以及周雪光、赵伟、李强、蔡禾等人合作的《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嵌入性与合同关系》(金桥译) 。讨论主要涉及了三个问题:实证研究中的理论脉络、实证研究对现实的解释力和中国社会背景,特别是转型背景下的社会学研究。

(1) 关于实证研究中的理论脉络。与会学者表示,在实证研究中与前人研究对话,就需要明晰研究中的理论脉络。在这方面,三篇文献堪称典范。边燕杰的《找回强关系》是对格拉诺维特关系理论的推进。渠敬东在评点彭玉生的《中国转型经济中的宗族网络与私营企业》一文时指出,只有对一些基本概念有了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对一些理论作出挑战或者发展,即使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这也是研究者本身需要直接面对的,只有这样,才能对社会的现实有所关怀,同时在学理上也能有所推进。

(2) 关于实证研究对中国现实的解释力。实证研究提出的理论可以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从实践中提升一个理论观点,比如边燕杰的强关系理论;其二是对既有理论以及在理论基础上发展出理论的实证化,比如周雪光等人的研究便是将交易成本在理论探讨中的观点进行实证检验。孙立平针对关于社会网络理论如何应用于中国社会的解释时指出,中国社会的网络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因此研究中国的网络要考虑两点:在实践层面上,考察权力资源在网络中的作用;在学理层面上,将静态的网络结构的研究发展为动态的网络过程的研究。渠敬东认为,一些文章在运用理论的时候只是为了某一种理论的关照,而忽视了实际发生的现象是什么,造成了理论与实际的脱节。

(3)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学研究。孙立平对此作了详细的总结。他说,古典社会学理论所面对的,并且也是一直在解释的现实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另一个重要的文明形态——共产主义文明,这种文明不是从抽象的文化意义上说的,而是从实际生活的细节来说的,并且这种文明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这给中国社会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在谈到学术研究与中国现实的关系问题时,孙立平坚持“要命而有趣”的原则,社会学研究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关怀在研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要把研究与社会中最要命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并且将这种最要命的东西转化为一个学科的资源。

3. 关于组织决策分析和网络学派的专题讨论

邱泽奇、张文宏分别主持了最后一天的关于组织决策分析和网络学派的研讨。虽然国内大部分学者对法国组织决策分析的理论并不是很熟悉,但是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讨论问题的方式还是给与会学者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这次研讨会上,关于法国组织决策分析学派,选取的两篇文章是《员工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局限》(米歇尔·克罗齐耶,彭俞霞译) 、《省长和他的政要们》(让·皮埃尔·沃尔姆斯,仇红军、彭俞霞译) 。邱泽奇认为,我们对组织的研究受到了美国制度学派的深刻影响,而法国决策分析学派用事实说话的论证方式非常值得关注。在对组织的研究中,法国组织决策分析学派建立了诸如权力、自由余地、不确定性领域、行动者等一些概念,通过这些概念可以对组织作为一个过程进行有效的解释。这种反社会结构的视角,对于美国传统的组织研究可能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刘世定认为,做一个成功的实证研究可以从两个方向着手:一个是从模型入手,对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另一个是从一个案例或者故事中提炼并上升至理论。法国组织决策分析学派遵循了后一条路径。

关于网络学派的讨论重点研读了两篇文章: 《基于地位的市场竞争模型》(J . M. Podolny ,李国武译) 、《金融资本市场产生中的嵌入性:社会关系和网络如何有益于公司金融资本的获得》(B. Uzzi ,王文彬译) 。

与会学者对文章中的概念、指标测量等具体细节做了讨论,重点讨论了网络理论对解释中国现实的应用性问题。孙立平指出,研究中国的社会关系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权力在社会网络中的作用;第二,社会定型化与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第三,社会网络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第四,平面关系与立体关系的处理。张文宏总结了美国社会学界对网络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第一,组织内部网络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人际关系网络的理论和方法对组织内网络进行测量,并且指出组织之间竞争的优势在于关系优势,它可以增进组织利益;第二,组织之间的网络研究,一些网络概念,比如工具性网络、情感性网络、结构等价等等都在这类研究中得到了应用;第三,组织建构网络的动力以及网络对于组织的回报,这一理论强调网络作为一种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易成本,实现组织效益最大化。

三、产权社会学专题:跨学科对话与实证研究

关于产权社会学的专题研讨,由折晓叶、周雪光、刘世定和张静四位教授发起,刘世定、周雪光先后以新老产权理论与产权社会学、关系产权为主题做了主题发言,折晓叶、张静和与会的其他专家都参与了讨论。

作为主持人,折晓叶在开题时指出,之所以在工作坊上讨论产权社会学话题,是因为:其一,能够在工作坊这样一个学术社区打造共同的学术平台,形成一个可以相互理解、相互对话的知识平台来推进对产权的研究;其二,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提出对产权研究的新的看法和问题;其三,对于产权的研究应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对产权的讨论中来。

刘世定首先介绍了产权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他把产权理论研究分为老产权理论和新产权理论两个部分。老的产权理论有一个一般的特征,它是以产权结构表解释经济行为与经济绩效的。按照经济学的概念,产权结构是一个外生变量,给定一个产权结构来研究这样的产权结构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使得产权研究开始进入新的产权理论时期,这一时期面临的社会现实是产权结构的变迁,在理论特点上认为产权是内生因素,是把产权作为“果”来理解,寻找导致这一产权结构形成和变迁的因素。这一新的产权理论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对产权的界定、产权结构的成因和产权的发展等等。经济学对新产权理论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路径:福利经济学视野下的产权理论;交易费用内生的产权理论;阿尔钦的产权函数理论。

对社会学如何进行产权研究,周雪光通过对国内一些学者有关产权的研究的解读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他指出,社会学在产权研究的问题上有了属于自己的新意,这种新意在于提出了与经济学不同的视角,社会学把产权作为社会的基础能够让我们认识很多社会现象,并且能够在这个话题上与法学和经济学对话。在经济学的解释中,产权合法性只有法律这一个基础;而在社会学的解释中,产权被界定为是合法性基础上的索取权,也就是说产权有着广泛的合法性基础,这些基础在中国至少包括三种机制:“情”、“理”、“法”。在社会中,这三者往往不是一致的,而是相互冲突的,这种冲突和紧张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和产权结构。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优秀品质在于发现实践中的不确定性,而这一点经济学是无法回答的。

另外,与会学者还结合刘世定所提出的“占有”的三个维度的见解、周雪光所提出的“关系产权”概念,针对如何将经济学的“产权”变为一个社会学可以进行实证研究之概念的问题,如何把社会学的独特视角和方法引入到关于产权的研究和讨论中去,以及建立产权社会学的可能性和如何建设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四、小结:深度交锋与打造学术共同体

按照本次工作坊的宗旨,重点不是具体的理论观点的争论,而是通过对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方法的学习和交流,达成对研究规范的共识,从而为打造学术共同体创造有利条件。会议期间,大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参与了全程的研讨,频繁的非正式交锋在研讨会期间也一直持续。

概括地说,工作坊上的深度交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国内青年学者的研究实践与规范实证研究的交锋。在与会的青年学者当中,除了作主题报告发言的8 名学者之外,其他与会学者也都向大会提交了自己的实证研究报告,并且绝大多数人都认真阅读了会议指定的10 篇典范的实证研究报告,因此大部分学术争锋都是围绕着这18 篇文章展开讨论和对话的。

其二,具体实证研究方法与宏观理论关怀的交锋。作为一个意外的巧合,在会议进行到第4 天上午,周雪光的总结发言让大部分与会学者深切感受到,定量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作为社会学最重要的实证研究工具之一,理应是每一个青年学者都应该努力掌握的基本技能之一,按照周雪光的说法,如果不懂得统计,就意味着对主流社会学80 %的经典文献没有办法读懂。当天下午,孙立平的总结发言则让每一个与会者又感受到, “每一个经验性问题都是总体性问题”,社会学的研究在追求专业化的同时,也要处理好专业化与整体关怀之间的关系,研究的问题应当是“要命而有趣”。

其三,组织社会学的美国传统与法国传统的交锋。会议期间,大部分讨论都集中在国内学者比较熟悉的美国传统的组织社会学理论上,但是以李友梅为代表的研究团队第一次比较全面、直观地向与会学者展示了组织社会学法国传统的魅力,两种不同的研究风格和研究传统的差异给每一位与会学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与会者表示,这次工作坊的举办,不仅促进了国内外组织社会学研究的沟通和交流,加深了两代学人之间的感情,而且为组织社会学美国传统与法国传统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此次工作坊持续了5 天,针对如何建立方法共享的学术共同体,增强专业性的学术训练,进一步做好组织社会学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最后,各方一致决定,2006 年第三届“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将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承办。

 

原文出处:《社会》卷26(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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