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叶伟民 广州报道

　　作为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首位内地成员，潘渊感受过非洲的饥饿，见识过南亚的难民营。

　　作为一名中国人，在国外参加救援的时候，志愿者们也总是被询问是不是日韩人。

　　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志愿者离我们将是越来越近的事物。

　　无论如何，对于潘渊来说，八年的无国界生涯既是收获之旅，也是孤独之旅。

　　10月20日晚，当身穿“无国界医生”文化衫的潘渊在中山大学一间普通教室里完成他30分钟的演讲后，现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灯光依次亮起，模糊了他身后白色屏幕上那一幅幅非洲掠影。人群开始收拾思绪，随即掌声响起。

　　潘渊腼腆地向四周点头致意，一些大学生则纷纷竖起了大拇指。8年前，同样如此年轻的他，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全球最大的非政府国际医疗人道援助组织——“无国界医生”，并在1999年与当时世界各地12000多名同事分享了该组织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妙时刻。

　　潘渊的皮肤有点黑，扎着辫子，带着非洲阳光的气息。他是该组织首个来自中国内地的国际救援人员，从2001年6月起，他先后在苏丹、孟加拉、塞拉利昂、乌兹别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等地的救援项目中从事后勤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曾每天穿梭于非洲的灌木丛中为队友准备物资，曾在难民营的淤泥里搭建帐篷，也曾在地震过后的瓦砾中抢救通信设施，还曾在医生赶到之前，握着那些在痛苦中呻吟的陌生人的手。

　　然而，一直以来，潘渊的心情比他的异国同事要复杂得多，继他之后参加国际救援的中国内地公民，在5年内仅仅增加了两名，并且至今仍没有一位来自内地的医护人员直接工作在国际救援阵地的第一线。

　　这几乎成了潘渊多年来的心结，以至于当晚演讲结束后，陷入大学生包围的他，在耐心解答完每一个问题后，总不忘叮嘱那些年轻人一句：“其实我们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外国人。”

　　8年前那个秋天

　　10月的昆明几乎看不到一丝秋天的痕迹，绿色和温润依然眷顾着这座城市。32岁的潘渊正在滇池旁的家中享受近两年来难得的悠闲，他终于可以时刻陪伴在家人身边，而无须在异国僻壤音质低劣的国际长途中互诉衷肠。

　　两个月前，潘渊还忙碌在乌兹别克斯坦，那里有着零下30℃的冬天，油腻的手抓饭，以及更多正在饱受结核病折磨的贫苦百姓。这是他自2001年6月走上国际救援道路以来工作过的第五个地方，而这一切都与8年前的另一个秋天有关。

　　1998年，从云南大学计算机系毕业一年多的潘渊，在先后换过几份短期的工作后，开始疯狂地爱上英语。这位大学四年都不曾拥有过一本外文词典的24岁青年，突然放下一切跑到北京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英语专项训练，这引起了一位正在“无国界医生”云南项目点工作的朋友的注意，他将该组织的一个翻译空缺介绍给潘渊，并鼓励他去尝试NGO(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方式。

　　当年9月的一天，经过几番犹疑的潘渊一身T恤牛仔裤走进了“无国界医生”云南项目点的办公室。一个星期后，该组织一位30多岁的苏格兰护士在电话里欢迎他的加入。

　　2001年2月，先后参与了国内1998年长江水灾和怒江结核病治疗等救援工作的潘渊，报考了“无国界医生”的国际救援项目。凭借出色的外语能力和计算机技能，潘渊成功通过考试并接到首个任务——赴非洲苏丹人道救援项目点从事后勤工作。

　　母亲用沉默代替了抗议，父亲则开明地表示了支持。那年6月，潘渊告别了这个生活了27年的城市。
 

　　饥饿的苏丹

　　位于红海西岸的苏丹，是联合国宣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内战30年，丧生200万人。12年前，出自南非记者凯文·卡特之手的著名作品《饥饿的苏丹》，用一个即将饿毙的伏地女童和一只候食的秃鹰，让全世界记住了这个北非的角落。

　　潘渊在2001年的盛夏踏上这片土地。沿途景色粉碎了潘渊关于森林和土著的非洲想象，这里全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和衣着严实的伊斯兰教徒，狂风夹杂着黄土摇晃着仅存的灌木丛，只有偶尔跳跃于孤树上的猴子和追逐腐肉的秃鹰，才让人嗅到一点生命的气息。

　　“无国界医生”在北苏丹的救援基地位于离第二大城市加达里夫150公里的一个边境地区，再往东40多公里就是埃塞俄比亚。这里的夏天拥有40℃以上的日均气温，缺乏足够的食物、食水和最基本的医疗。

　　在潘渊到来之前，已经有来自荷兰、英国和苏丹等地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开展治疗“黑热病”的救援工作。这是一种经由蚊虫叮咬而传播的高致命性寄生虫病，每年致使全球6万人死亡，新症50万宗，影响人口达2亿。许多苏丹平民被折磨得骨瘦如柴，除了那充气般鼓胀的肚子。

　　所谓项目点几乎就是一座“野外医院”，10座圆顶草棚最高峰时一个月要接纳500个病人。潘渊努力适应这一切。他每周要花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加达里夫、基地和附近村庄之间运送药品、物资和垂危的病人，还要经常在超过50℃的屋顶上检测通信发射塔，偶尔还要驾着那辆老款白色丰田吉普在附近区域做项目评估，同时也为那台破旧的10千瓦发电机寻找柴油，以勉强“供养”医院内那几盏昏暗的灯泡和两把摇晃的小吊扇。

　　有一次，潘渊与同事来到加达里夫帮助当地政府医院维护设备和修缮病房。在扶正了几堵将要垮的墙体后，潘渊的目光停留在20多米外的一张病床上，一种莫名的直觉让他走了过去，躺在上面的男人已经死了，干瘪的尸体也在异味中爬满了苍蝇，而身旁的人却对此全然不觉。同事事后安慰潘渊说，这种事情常常发生。

　　潘渊随后又在很多乡村诊所里见过类似的场景，那些躺在冰凉地板上等待药物的无助村民，被饥饿和疾病折磨得几乎只剩下骨架，唯有那偶尔闪动的呆滞眼神还在证明着他们的存在。在后来写给父亲的信中，潘渊用了这样的开头：“能生长在中国是一种幸福……”

　　难民营里的童年

　　2002年7月，潘渊结束在苏丹的工作。回昆明仅仅休息了4个多月，潘渊又被派往孟加拉南部代格纳夫城镇的难民营，为两万多名无家可归的缅甸洛兴加难民提供基本医疗。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宗教问题逃难至此，最高峰时达25万人。他们流离异国，一晃就是十多年。

　　看着难民营周围把守的孟加拉军警，潘渊不敢想象这数万名难民是如何度过这十多年的“软禁”生活的。2002年12月的一天，雨后的难民营又是一片泽国，泥浆混集着排泄物布满了每个角落，用纸皮树枝等简易材料建成的矮房散发着潮湿和霉味。为防止疟疾和肠胃疾病的传播，潘渊和其他志愿者在泥泞中逐家逐户进行卫生知识宣传，并叮嘱每个家长时刻监督孩子不要吮吸那沾满泥巴的手指。

　　一个正在手捧泥土修缮地面的小女孩引起了潘渊的注意。他弯腰走进这个不足8平方米的阴暗小屋，里面还有一位母亲和另外两个孩子，以及摆放在桌上的一些苞谷、大麦和盐巴等救济粮，正是这些粗糙的食品让这里的孩子营养不良。

　　在难民营的一角，潘渊还惊讶地发现了一所“学校”。在一个简陋的木棚下，一位老师带领300多个席地而坐的孩子，认真地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孩子们一边大声朗诵，一边偷看过往的行人，他们之中，很可能只有一半能活到成年。

　　在孟加拉，潘渊经常往返于四周山区运送物资或开展调查，他已经忘了曾多少次险些滑落山坡，只有身上数处被恶蚊蛰过的圆形伤疤，才印证着那段南亚岁月。

　　2004年8月，潘渊在离开孟加拉两个月后，奔赴西非的塞拉利昂。2005年6月，他又被派往乌兹别克斯坦开展治疗当地结核病的工作，其间还参与了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的灾后救援，2006年8月经乌回国。
 

　　潘渊们的孤独

　　一个月前，潘渊在昆明的一次聚会中，与相识了近20年的老朋友再次上演那场重复了很多次的“论战”。对方建议潘渊尽快回归常规生活，认为他即使想帮人，也应等到赚够钱，有相当的能力以后。

　　在潘渊的周围，这并不是少数人的意见。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大多已是公务员或小有成就者，他们常常会羡慕潘渊的经历，但却不愿意抛弃一切去走同样的路。他们熟悉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更愿意切合实际地编织属于自己的财富梦想。

　　潘渊时常感受着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他只得经常与“无国界医生”里另外两位内地的国际救援人员——王娅和王俊互相鼓励，并分享作为一名“国际公民”的光荣与快乐。

　　潘渊在香港的同事欧耀佳医生也是感同身受。已经年过四旬的他曾4次赴海外参与救援，同样4次被问及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他不得不每次都耐心地向对方解释——他来自中国香港。

　　在离开今年的援助地利比里亚的前夕，欧耀佳遇到十多位到此打工的辽宁同胞，他们近一半人患上了疟疾，欧耀佳给他们进行了紧急治疗，并在临走前为他们画了一张中英对照并配有插图的看病流程表。回港后，欧耀佳经常惦记着那几位同胞，在没有中国志愿者的环境里，不知他们能否顺利地告诉外国医生哪里不舒服。

　　值得庆幸的是，每次到国外执行任务，潘渊和欧耀佳都能碰到中国政府组织的国际救援队，他们通过政府间的合作，营造着中国的国际形象。但有些数据仍然让我们不甚乐观——美国50%的公民都是积极的志愿者，75%的美国人曾向慈善事业捐款，2000年这些志愿者的服务价值量接近2400亿美元。而中国的志愿者参与率只在30%左右，其中约70%还是以政府或单位组织的方式，以个人身份参与志愿行为的比例甚至低于以色列等国家。

　　潘渊和他的中国同事现在最大的心愿是：讲述自己的故事，发动更多的民间力量，唤醒中国社会还处于蛰伏状态的志愿者精神。

　　再过两个月，潘渊又将奔赴海外参与救援行动，但对于32岁的他来说，这极有可能已经进入志愿者生涯的倒计时。两年前，他已经答应妻子陈红波，未来3年内他会换一份稳定的工作，陪在家人身边。潘渊和妻子相识于2000年春天的一家街头餐厅，对方一直是他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但她同样是一名普通的女人，需要一个安定温暖的家。

　　现在，即将出发的潘渊尽量将时间用在家人和朋友身上。他会陪父母聊天，与朋友聚餐，极有耐心地陪妻子逛街或一起看最热播的电视剧。他尽量不去想将来，即使家人已经开始积极地规划美好的重聚生活，但对潘渊来说，这毕竟是一个痛苦的抉择。

　　在潘渊的周围，这并不是少数人的意见。

　　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大多已是公务员或小有成就者，

　　他们常常会羡慕潘渊的经历，但却不愿意抛弃一切去走同样的路。

　　他们熟悉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

　　更愿意切合实际地编织属于自己的财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