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辞世十周年的日子，我们选取了十个人物，有饱受争议的李银河，有向总理上书的李昌平，有80后的亿万富翁，还有下岗工人……他们的这十年也是中国社会变化的十年；他们的经历折射了我们时代的变化。

　　李银河：为了“沉默的大多数”

　　李银河 社会学者

　　1998年出版“性社会学系列”。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5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2006年，因前卫性观念引发争议。对于一直致力于中国性社会研究的李银河来说，她感觉社会一直在进步。2007年，她将第四次向两会提交《同性婚姻提案》。

　　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1989年我在北京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婚前性行为只有15%，而这里面相当的一部分是准备结婚的伴侣。现在婚前检查发现婚前有过性行为的有六七成了，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不到10年的时间，增加这么多的百分点，的确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中国正在静悄悄地发生性革命，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性方面，中国现在的情况和美国五十年代差不多，我做的事和金赛也类似。那时候美国人对金赛的观点同样存在争论，他的很多东西都发表不了。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阻力和他那时的处境有类似的地方。有一次开会，澳大利亚的一个同性恋大法官曾对我说，我现在在中国所做的事，就是当年金赛在美国做的。其实有很多同性恋给我写信时说，原来觉得生活一片漆黑，看了我的《同性恋亚文化》后觉得豁然开朗。

　　今年两会期间，我将通过社科院的全国政协委员第四次递交《同性婚姻提案》，我也在网上号召广大的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支持这个提案。我心里清楚，这个提案今年几乎不可能成功，但是我会一年接一年地提下去。

　　前不久，我做了一个公众对同性恋者看法的调查，结果显示，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比如同性恋和异性恋是不是有同等的就业机会，美国有86%的人认为是，中国是91%。关于同性恋和异性恋是否有同等的人格平等，国内80%的人认为是平等的，但是到了一些具体问题，大家的接受程度就差一些，比如说同性恋者能不能当老师，表示可以接受的只有40%左右，同性婚姻的赞成率大概有20%。

　　在中国，同性恋人群争取权利的阻力其实比西方小得多。由于宗教原因，西方许多基督教右翼团体激烈反对同性恋行为，还出现过迫害同性恋者的情况。中国却不存在这些问题。大多数中国的反对者还是从传统生儿育女的婚姻观出发的。

　　我的立场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感到很奇怪的是，很多人都要否定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其实毛泽东、李大钊还有很多革命伟人也都是女权主义者，他们都提倡过“男女平等”。但现在在中国，“女权主义”好像成了一个贬义词，这实在是一种歪曲。

　　过去一年和一些人发生的争论，我觉得是鸡同鸭讲。现在，我就面临选择：领导在来自“不是一般老百姓”方面来的压力之下，希望我闭嘴。其实，领导也认为，我的话题没有什么政治敏感性，他们的压力也不是来自政治方面，可是，即使我只是在并无政治敏感性的领域说了几句话，他们也已经快顶不住来自外界的压力了。所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也许是永远)，我决定：第一，尽可能少接受记者采访。 第二，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

　　王小波如果活到现在，立场肯定和我一样，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会更幽默，他的好多话能给你气乐了，让那些反对他的人也没辙。王小波受欢迎，在很大的程度就是因为他的民主和自由思想这些是人们认可的，而他的表达方式则是独一无二的。

　　王小波在世的时候，有人批评他犬儒，海外我佩服的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中国人)在几年前就批评过大陆知识分子的普遍犬儒主义化。

　　我不愿意再多尽我的社会责任，因为它太打扰我的生活，也使领导为我承受压力，我觉得他们都是好人。虽然我觉得犬儒主义不好，不对，但是也许只能如此了。像同性婚姻这样的文明水平也不是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发展阶段能够企及的。到历史该改变的时候它会改变的。也许我只能做这个变革的旁观者，而不能做这个改变的参与者了。

　　无论如何，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整个社会是向着比较健康的方向发展。要知道，在20年以前，像木子美这样的人是要判流氓罪的。1997年流氓罪取消了，这是很大的变化。我以前看到过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女的和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后来检察院起诉，法院批捕。罪名就是“和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事实上，这是对私生活的一种严重干涉。而现在，这种事情基本没人管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现在的一些观点并不是为少数人争取特权，而是替“沉默的大多数”说话，除了吃饱穿暖，他们其实可以活得快乐一点。

　　阎连科 作家

　　国内唯一两次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家。

　　1997年开始关注艾滋病现象。

　　2006年出版中国第一部描写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小说《丁庄梦》。

　　不管社会发生多大的事情，生多大的变化，这些，对我个人都没有什么影响，我更关心的是文学。其他的经济变化或者文化市场的变化，对我的刺激都没有那么直接。

　　这十年，对我影响比较直接的来自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文学的，一方面是乡村的。

　　文学的变化我觉得十年来，我们国家的长篇小说更加成熟了，非常明显的就是90年代中期。长篇小说完全可以和世界上许多我们认为文学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虽然没有写出世界一流的作品，但是并不比世界上很多著名的作家差。

　　在写作方面，我从纯粹的讲故事转向怎么讲，实际上这是找到了个人的东西。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用自己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日光流年》和《年月日》这两部作品，就是用阎连科的方式发出了阎连科的声音。

　　另一方面，我们这么十年或者十几年长篇小说的发展在文学上的变化尤其是在艺术上的许多追求不断的在实践和实现。而我看到的乡村，十年的变化其实并不大，十年前贫穷十年后依然偏穷。精神面貌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也是我所看到的事实。

　　当年一句“小平同志走好”，感动了无数人，大家都觉得很亲切，今天仔细想，就会有一种思考：为什么这句话能感动我们？原因可能是我们很少和我们长辈，和我们的伟人如此近距离，以“同志”相称。这背后深藏着我们民族的悲哀，当时我这样认为，现在仍然持此观点。

　　十年前，艾滋病已经非常厉害，那时候我就开始关注，但为什么直到2003年才开始真正走进艾滋病村，和艾滋病人面对面的交流，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了解他们的情感，了解他们生命消失的过程？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在进步。

　　以前的一些阻力在逐渐消退，这让我感到欣慰。

　　十年内，作家也出了很多。美女作家出现，是一个好的现象，要知道，文学彻底的寂寞和冷静是不对的，彻底的喧嚣也是不对的，只有寂寞伴着喧嚣才能继续发展，美女作家的出现，恰恰显出文学的丰富性。今天我们来看，《上海宝贝》并不像大家说的那么差，如果要我去写城市生活，我绝对写不过，而且他们表现生活的文字，都是鲜活的，湿润的，丰富的，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今天说的80后作家，我们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文字是非常非常的差，有些羞于拿出来见人。但他们的文字都非常好，有些语言也不错。每一个年长的作家都应该宽厚待人，不能拿我们四十五十岁的作品和他们比，他们毕竟是孩子。

　　徐亦清 下岗工人

　　1997年工厂上市。

　　1998年歇工。

　　2002年登记下岗。

　　1998年2月28日，我们工段中的大班长突然通知说，不生产了，也没有工资拿了。

　　这个通知很蹊跷。这个单位效益一直都比较好。在80年代和90年代，它是当地第一大纳税大户。自行车的销售量在全国排到前三。而且产品销售到东南亚，出口量很大，还在巴西开办了分厂。

　　通知说：这个厂既不欠内债，也不欠外债，但停产歇业了。你们回去等候消息吧。

　　当时大家就两眼一抹黑，也不知道找谁好，只知道单位不组织生产了，一点办法也没有。

　　之后的日子里，断断续续会发200元的生活费。一拖就拖了4年。

　　2002年4月，我收到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要我去单位登记下岗，“请务必到达，否则后果自负”。

　　当时大部分人都去了，大多都很有情绪，吵闹的，拍桌子的都有。单位就叫来派出所民警。

　　我和一批老同志的处境最尴尬，年龄偏大。比方说我，是和共和国同龄的，2002年时已有53岁，工龄38年。1999年时，单位就有通知我签字办理内退，但之后就没声？

　　这时省里有个文件规定，年龄在50岁以上，或是工龄超过30年的都可以提前办理退休。但本地政府却单独出了个文件，规定只有年龄超过55的才能办理内退。按照本地的规定，我们就只能被买断工龄而不能内退了。

　　我们就去信访办。一开始，他们问，你们说有这样的一个文件，拿出证据来。恰好前几日一份都市报上有登出这个文件的精神，我们就拿出这张报纸来。

　　但是信访办的人说这不是党报，不能作为文件参照。于是我们又连夜查找各种报纸，在本地党报上找到这样的新闻。这下子信访办的人才哑口无言。

　　但哑口无言也没有用，抗争到最后，我们这些年龄超过50的老工人还是被买断工龄。买断后拿到的3万元钱中，1万多元交了社会保险，余下的2万元就是我53岁到60岁的全部收入，这让我很难接受。

　　这个厂1997年改制，5月份上市。朋友在一起聊起来时，都会觉得这厂说停产就停产，说不行就不行很蹊跷。在家没事时，我也搜集了不少资料。这些资料，与知情的人的聊天，和过去的回忆结合在一起，我就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了。

　　我很生气，很冲动。我们这些老工人对这个厂有感情啊。这个厂1975年成立，成立之初是两个街办小厂合并起来的，连像样的厂房都没有。我们这批人下班之后义务加班搬砖头和泥，才一点一点盖起来。一直到1996年，这个厂都还很辉煌。之后这样一个好好的厂就垮了，那么多同事都下岗了，能不生气吗？

　　我觉得邓小平改革的决策是对的。我知道一个时代的发展有时要牺牲一部分人，我只是这个时代所牺牲的人中的一分子。

　　我还要说的是，改革不应该是少数人参与的改革，应该充分发动群众。

　　我们单位的资产如何，如何用才可以发挥很大的生产力，我们这些工人很清楚。所以我们工人一点都不反对进行一次改制。我们很支持改革。

　　我最痛心的不是我38年工龄或是几年没有收入，我最痛心的是为什么这个好端端的工厂一下子就没了？

　　2000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

　　2000年上书总理直陈“三农”问题，获得在湖北省监利县改革试点支持。几个月后试点失败。现供职于香港乐施会。

　　2000年2月，我上书总理，直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中央领导批示后，湖北省随即要求我在监利县棋盘乡进行一场解决突出问题的改革试点；但几个月后当地提出要将我调到外市。

　　我那时候就只是想做点事情，抱着希望，觉得可以改变。

　　但是从7个批示(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都做出批示，认为情况属实，应该进行改革试点)到1个半月的改革结束，再到说服我要把我调走，我就明白事情只能这样了。

　　离开监利县后，我做过深圳蓝田公司的经理，《中国改革》的编辑，现在是香港乐施会的项目官员和团队顾问。

　　我现在就是浮萍，风往那里吹，我就飘向哪里。

　　之后做的这些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我是一个劳动者，只是去做好自己的工作，除此之外没有太多的想法了。

　　你们问我今后会不会想着去担当一些社会责任。我没有这么想过。在我们传统的想法中总是要去做出些什么改变些什么，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些想法是错的。很多时候，可能非但不会有正面的作用，还会有些误解和反作用。

　　2003年出关于农村的“1号文件”的时候，我写文章说它“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有人就跟我说，李昌平，你有什么意见就跟我说嘛，不要在媒体上说“1号文件”怎么怎么的。后来我也就不说了。

　　现在，我也很少和人家争论。没有什么意思，人家会认为你是个疯子。我现在只是偶尔会写些小文章，赚点小稿费，大文章人家也不看。

　　但是我还是要说，中国的农村改革回不去了。90年代之后在农村搞专营，搞产业化，其实是把垄断的权力给了少数有官方背景的人。他们专营，并且做大龙头企业，农民就没有权利分享这部分的利益了。现在种地养殖之外的那些部门已经完全和普通农民没有关系了。加工业、流通业、金融业、科技产品，这些领域的收益已经不归农民了。

　　所以说现在的农业改革已经完全改变了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的性质，把农民挤压在种植业和养殖业中，在产业链的下游，这样农民收入的增长前景能乐观吗？

　　80年代，农民和基层官员很有能力很有想法，可以放手干，乡镇企业半壁河山，整个农村改革都走在前面。

　　现在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官员就不如以前了？不是的。是很多政策和法律束缚住手脚了，农民有力无处使。想要动土地，土地动不了；金融，有金融法规束缚；想要组织起来，找不到合适的法律依据……

　　可以为农民说话的应该还有知识分子阶层，但是知识分子阶层在想什么，在说什么，大众根本就听不懂，不在一个话语体系中。他会拿着西方的那套理论来批判，甚至是骂农民、工人，还说是在启蒙。但是事实上一点意义也没有。

　　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应该用中国式的话语来解读中国问题。过分沉迷西方话语，是找不到出路的。当然还要超越左与右之争。陷于左右，陷于西方话语，这样的知识分子只会贻害中国。

　　离开监利之后，我也常会回去看一下。

　　这几年农村还可以了，至少比90年代时要好。主要的变化是免交农业税后，农民每年少交几百块钱。

　　你别看只是几百块，对于农民而言还是很重要，能够做很多事情。农民的负担有两部分，显性的包括税费这些，隐形的包括医疗费用、生孩子、读书这些。现在农民的显性负担少了一些，但是隐性负担还很重。

　　免收农业税后，基层政府也没有太多变化。就是不收钱了，清闲了点。社会发展有他自己的规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一定会有一些突破。所以可能这个社会发展还没有到那一步。现在的农民、下岗工人都很草根，从话语权上可以忽略不计。但也许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他们真的可以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李冯 编剧

　　1996辞去公职来京写作。

　　后转向影视创作，曾担任《英雄》等片编剧。

　　2007年自立门户拍电影。

　　他说1997到2007年应该是中国最生动有趣的十年。

　　1996年我辞去公职后，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在南京作家吴晨骏的鼓动下，和他一道去了北京。我们租了一套两居室写小说，当时租金每月一千五。吴住了不到两个礼拜就走了，他不喜欢北京。没有人分摊房租了，我就想要不要先找一份工作。正好张艺谋在物色编剧，我们接触面谈之后，我开始给他写《武则天》的剧本。写完了还不错，他说再改一改吧。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电影没有拍。现在回想，说实话，如果不是邓小平南巡，张艺谋可能就拍不成电影，他不拍电影，我也就入不了这行，可能现在还在写作，向杂志投稿。

　　十年前我写小说，会先了解杂志的风格和类型，然后有的放矢的写一些东西。这种投其所好也是被逼无奈，因为那时候杂志都有固定的口味，你必须按照那个口味去写，写作的自由度是打折扣的。我的目标很简单，作品要么发到头条，要么就不发了。这个思路跟现在有点像，现在大家都竞争，我要怎么样吸引眼球？我会开动脑筋，既然干了，就要干到头条。相对十年前而言，现在发表门槛降低，渠道也多了，可以更自由的表达。

　　事实上，环境变了，人也会跟着变。如果让我选择是生活在十年前还是现在，毫无疑问，我肯定会选后者。就拿做电影来说吧，十年前就没有民营的电影公司投资，电影的门槛非常高，你要是想起做一个电影那是很困难的。如今允许民营公司投资、拍摄电影。像我这样不是电影学院毕业的人，也有机会拍电影，我就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进步。

　　很多时候，如果社会不给空间，有些事情就没法做。说来说去，这个如果要感谢，就要感谢南巡讲话，感谢邓小平。因为这是他的政策的延续性带来的变化，后来都是根据这个大方向走的。我觉得中国大部分人都是他的受益者。我不敢说全部，至少我看到的，这两个行业里面的，作家和影视这两块，都是受益者。

　　我觉得吧，中国的1997到2007年，应该是最生动有趣的十年，而且是上升期。你说在美国待十年有什么劲呢？一点劲都没有。每天就看看体育比赛，做个白领，住在郊区的别墅，挣几千美元，旅游一下，能体会到的东西其实很少。西方人在创作上不行，原因就在于生活太单调。

　　我认识一个女孩，千方百计嫁给老外，用了很多手段，终于嫁了出去了，第三年，抑郁症发作，回来治病。说白了，就是因为生活太单调了。国外的平均水平是比我们高，但是从变化和给人的感受来说，它们不如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