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三十年制度变迁 维护教育公平性应增加能力测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杨东平老师，和各位网友交流高考30年制度的变迁。从1977年第一次恢复高考制度到现在已经有30年了，您作为这方面的专家能否为我们的网友简单介绍一下高考30年的制度变迁？

　　杨东平：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是教育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整个国家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因为它彻底否定了文革时期的封闭试教育，恢复了分数面前的平等，恢复了教育选拔当中的能力标准，极大地激发了全民族的教育热情，重新恢复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公正的职能。 通过公开考试来选拔，这也是一项古老的制度，这项制度通常被认为是新时期教育的起点。从此以后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的教育进入恢复整顿和迅速发展的时期。

　　现在回过头来看30年的历史，对于当时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大家没有什么争议，也已经有很多的回忆很多的纪念，关键就是如何评价近三十年来高考制度在现实当中的功过是非。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基本事实，中小学严重的应试教育的弊端，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这种现象在中小学已经出现，当时叫片面追求升学率，简称“片追”。当时下过很多文件，做过很多努力，但是这个“片追”还是控制不住。

　　后来大家意识到，一方面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一方面由于当时的供求关系。因为在90年代初我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只有3%左右，一百个人当中只有三个人能够念大学，这个比例比较低。如果供求关系不改变，如果高等教育不是极大发展的话，严重的应试教育很难改变。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在1999年开始大规模扩招以后，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入学率达到21%，在97年左右高考扩招以前入学率大概是7%左右，现在增加了差不多三倍，但是我们看到严重的应试教育仍然没有改变，越来越往低龄蔓延，甚至蔓延到小学、幼儿园，择校风越来越盛。

　　杨东平：它促使我们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好像用供求关系这个原因解释有缺陷，独木桥已经打破了，进入大学的门已经那么宽敞了，为什么还那么严重？现在很多人把这个原因归因为高考制度。高考制度影响整个中小学教育具有很强的指挥棒作用或者叫导向作用，你考什么我教什么，你不教我就不考，为考试而进行的教育。这个弊端到今天为止仍然非常严重，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集中到今天应该如何改革高考制度，必须澄清，目前为止并没有人说要否定或者取消高考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毫无疑问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被大家所公认和接受的选拔制度，但是它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需要改革，而不是取消。

　　主持人：高考制度分为考试制度和招生制度，您能就这两方面为我们阐述一下高考制度三十年的变迁吗？

　　杨东平：这30年当中高考制度也做过一些重要的改革，这里面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原来单一的全国统一考试现在出现比较多的地方化的倾向，各省自行命题，现在有16个省市自行命题，差不多已经将近一半的省市自行命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又比如说有很多的考试科目，尤其是英语改成标准化考试，增加了一些环节，包括听力等等。还有高考录取改成网上录取。

　　这些年来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高考科目的改革，考哪几门，高考科目的改革最近十多年来是一个最活跃的领域，已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说不清了，各地有各自不同的模式，比较多的原来叫3+2、3+X、3+文综、3+理综等等，基本是在三门主课之上再加一些其它的科目，或者加一门，或者加文科综合，或者加理科综合，这是指考试制度。

　　招生制度除了刚才讲到的改为网上录取以外，还采取了很多特殊政策，在特殊政策里面包括特长生、定向生、保送生，还有各种各样的加分政策，有一些加分政策是比较传统的加分项目，比如少数民族加分，海外侨胞加分，或者烈属加分，但是这些年各地执行加分的政策有越来越多之势，比如非典时期医务子女的加分政策等等。这一地各地的差别很大，特殊政策和加分项目也是大家反映比较多的一块。

　　主持人：高考走过30年，从最开始1977年开始，70年代、80年代的高考制度和现在的高考制度哪个更具有教育的公平性？

　　杨东平：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那时候教育刚刚恢复，考试的题应该说是非常容易的，全国统一一张考卷考全国的学生，考试科目很单一，当时的考试题尤其语文试题非常简单，当时教育荒废了十年，现在的考试跟当时的基础相比，就考试的难度、深度而言，远远超过以前。当时的考试政策没有什么特长生、三好学生加分，就是一个考试分数，就靠考试分数录取，当时还有一个政审，还有阶级斗争时代遗留下来的规定，虽然有些人分数达到了不能录取，但是文革当中有什么问题，或者家庭有什么问题，当时的不公平来自于政治权利方面的歧视，而不是来自考试制度本身。现在对考试制度的本身质疑比较多一些。

　　这就涉及到各地对高考制度改革的一些主要方向，比如一次性考试还是多次性考试的问题。为什么高考压力那么大？一考定终身。北京考试制度增加了一次春季高考，一个人有两次或者更多机会的话，是不是可以心态放松一些？对于一次改多次，这是高考改革当中经常被讨论的问题，究竟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可以减轻学生的压力？大家的判断不一样，高考改革这件事情比较复杂，很多问题上大家都缺乏共识，看法不太一样。有人也以北京的两次高考为例，春季高考已经名存实亡，大家对它并不感兴趣，但是春季高考名存实亡的原因并不在于一次改两次，而在于现在设置的春季高考基本上是极少数的学校不到10%的学校参加，而且以高职高专为主的学校，不是和六月份的考试同规模的考试，对考生没有什么吸引力，基本是一些三本的院校。

　　主持人：为什么好的学校不参加？

　　杨东平：这是制度的问题，如果全部参加又变成一个大规模的统考，情况又不一样了。我自己的设想可以和网友讨论一下，如果我们高考一次改两次或者改三次，如果每次都像统一高考那样大规模来做，肯定社会压力很大，成本非常高，学生的成本也很高。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另外一种做法，6月7、8、9号考三天，能不能过一个星期左右再考一次，相对集中，这个道理有点像田径场上的比赛一样，跳远跳高运动员有三次机会，并不是东京跳一次，北京跳一次，而是在同样的地点相对有一个较小的间隔跳三次。

　　增加次数还是有价值的，只许跳一次跟只许跳三次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另外我们已经改了一张考卷考所有的人，现在已经改成差不多17份考卷，除了16个省市以外还有全国统一命题的，而且每一套考卷里面至少分文科和理科相对不同的考题，加的项目不一样。

　　但是我们认为高考科目的多轨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我们现在把考生分成两类，文科、理科，北京市或者山东省所有的考生分成两轨两套考卷考所有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人的能力倾向，或者从不同的学校选拔学生，要求比这个复杂得多。平常文科、理科、工科、艺术和体育就不一样，至少可以再细分一些，甚至有人认为医学和生物可以作为单独的科目。有些国家类别更多，类别更多的话，可以选择符合自己的特长和兴趣的那个套餐。如果我的数学或者化学特别好，可以起到使学生扬长的作用。考试科目的多轨化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改革，也有可能实现，增加学生的选择性。

　　还有一个重要的改革是考试内容，考试内容的改革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中小学的教育有很重要的引导性。我们在这方面犹大的失误，90年代以来的考试改革没有把考试内容的改革提到非常重要的议事日程，我们现在的考试模式基本上是一种知识水平考试，主要建立在对书本知识的记忆之上，包括解题技巧，可以通过死记硬背，通过重复训练来提高成绩。与之相对的另外一种考试是能力水平考试，能力水平考试就是今天的公务员考试的基本模式，也是GRE考试的基本模式。能力水平考试不是面对一本指定的教材，我只考这本书的内容，把这本书的内容都背出来就考得好。它考的是更为基本的素质，考的是你的思维能力、判断能力、分析能力，考察一些基本能力，而不是对现成知识的考察。

　　为什么全世界的学校选拔性考试基本都是水平能力考试，要测量一个人真正的学术潜质，你的判断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等怎么样，而不是说你是不是记住这道题，会不会解那道题，不是考察已有知识的检验。它指向一种教学，我不是围绕某本教材背熟了就能考好分数，基础能力、基本素质必须在比较灵活的教学当中慢慢培养。所以像西方国家它的教材通常是非常多样化的，没有一个统一教材，这样也就没法通过死记硬背来备考，只有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以培养能力为主，而不是知识记忆为主，这种考试在现代的公务员考试已经完全实现了，这就涉及到一个考试技术，怎么知识考试向能力水平考试过渡。现在英国的总理是谁？这种开放性的题目你无法准备，你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它对教学的导向就是让大家更广博地去学习、更灵活地去学习，而不是死背一些书本知识。

　　考试内容的改革甚至可以说比考试科目的改革还要重要，它真正会对中小学教育产生一种变革，产生一种引导。当然这个也是需要一些条件的，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有些像脑筋急转弯的试题，考你头脑的反映敏捷程度还有想象力，或者是逻辑判断，在一个情境当中怎么分析判断一件事情，考察这样的基本素质。

　　主持人：能力考试会不会增加学生的负担？

　　杨东平：这个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公务员考试由知识水平考试变成能力水平考试，通过渐渐让大家适应这个考试。每年增加10%的能力题，这个大家可以慢慢适应，教师、学生慢慢适应，逐渐落实。如果有些目标十年也不算太快，只要有方向慢慢改是可以改过来的。这是指考试的科目、考试的内容、考试的次数。

   招生和录取制度急需改革 逐步清理高考特殊政策

     主持人：可是录取制度也造成了一定的教育公平的倾斜，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杨东平：另外就是录取制度，招生和录取制度对教育公平的影响而言，这个环节更大，不管考试内容、考试科目怎么设定，都是一视同仁的，有一种形式上的共同。 但是录取制度就不一样了，录取制度当前社会近几年来社会反映比较强烈的，我把它归纳为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地区差距，也就是说在一些人口大省，招生名额比较少，全国高考平均的录取率是55%左右，但是上海、北京这些城市的录取率达到70%甚至70%多，有一些人口大省的录取率可能只有30%、40%，这些地区的考生分数非常之高，比北京、上海的考生高出一大截，这个现象被称之为倾斜的高考分数线，被视为是很不公平的。

　　为什么人家比你多考几百分还上不了大学？这是由于我们的录取制度造成的，由录取学生的定额确定的。这个定额是怎么产生的？这个定额是沿用多年来的习惯，这个问题确实这两年有人做过一些研究，能不能通过平均各个学校在各省招生的名额促进地域之间的平衡？这个问题比想象得要复杂一些。我们知道高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央部委管辖的高校，面向全国招生，还有一类是省属地方高校，地方高校是由地方财政举办的，面向本地招生，比如山东师范大学是由省财政出钱，就招本地的学生。哪个地方高等教育越发达，招收的本地学生就越多。

　　高考录取名额的地方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地区不均衡造成的，比如河南、湖北、山东历史上高校比较少，省属高校比较少，所以即便中央部委的高校对全国招生的学校全部均衡，每个省都招30个人，那么在全国考生名额当中所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少的，我们定量的数据部委高校招生的学生只占全国总录取学生的14%。通过中央部委高校的均衡化不足以宏观改变倾斜的高考分数线，这里面我想提两件事。一个是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布局要向人口大省倾斜，新增加的院校、新增加的考试录取名额所谓要增量改革，增加的部分应该向最短缺的省份来倾斜。另外中央部委的高校仍然应该重视区域均衡的问题，这已经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了。

　　刚才讲到第一个问题是倾斜的高考分数线，第二个问题是重点大学招生的本地化倾向。这是最近这几年来媒体反映比较强烈的，如果定量来评价，北京、上海并不最突出，比如北大招北京的学生多，北京的学生现在占所有学生的不到20%，全国平均的话，北京招了15%—20%也不算少了，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招本省的学生达到50%—70%，这个现象就令人比较费解。

　　浙江大学到底是国立大学还是省立大学，怎么以招本省学生为主？本省学生招了70%。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挤占了外省的学生上优秀大学的机会。这个现象是近几年才出现的，90年代高校扩招之后才出现的，有一个制度性的原因，我们在高考扩招之后进行了大规模高校的重组、合并、共建，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外地的重点大学为了学校的发展，提出和所在省共建的目标，吉林大学要和吉林省共建，浙江大学要和浙江省共建，共建的模式是当地政府给学校提供优惠政策，比如土地等等，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你虽然是国立大学，但是为我们省的高校发展做贡献，要多招本省学生，作为一个交换条件。

　　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出现过，这个是近年来高校扩招之后和地方共建，这些大学想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更多的资金等等，地方政府可以给你优惠条件，但是要多招本地的学生。这个问题肯定是需要重视的，如果你是一个国立大学，你在本省的招生生源我个人认为超过了30%就已经是很过分的了，有损全国性重点大学的声誉，也是违反公平的准则，应该多招收各省的学生。高等教育不仅仅是为本省教育做贡献，尤其是一个优秀的研究性大学，不应该变成只为本地培养人才。

　　第三个录取制度问题就是刚才讲的特殊政策，最为人诟摒的是保送生政策和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加分政策，甚至文体特长生，近年来反映出来也已经成为腐败通道，大面积的弄虚作假，前两年发生过西安测试体育特长生，三分之二以上连普通的水平都达不到。尤其保送生、优秀学生加分、三好学生，变成被少数权势人物所享用，靠近招办地方的领导干部和教育系统的干部和学校的校长这个教育利益集团，他们把这些好处占用了。我有一个学生说，他上高二的时候他们班一个学生失踪了，转学了，不知道到哪儿去了？第二年高考完了之后才知道，他被转移到另外一所学校，以优秀三好学生的名义保送到北京的重点大学，这个学生在班级里面是成绩很差的学生，但是他的家长是市委秘书长。由于使用政策不透明，成为一个很大的腐败通道。

　　主持人：当时出现那些加分政策的初衷为了维护一种公平吗？

　　杨东平：加分政策是基于这个原因，学生非常优秀的学生这次考试没考好，落选了不太公平，优秀的学生可以免试推荐上来。但是免试推荐和特长生我相信80年代就有，但是80年代跟整个社会风气有关，重点学校还是比较认真来执行这项制度的，不会把乱七八糟的人都免试了。这个政策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逐渐被腐蚀了，被侵蚀了，后来学校出现了既得利益，因为要考核高考率，就把次好的学生保送，最好的学生一定能考上，次好的学生不太容易保送，那么它的升学率就提高了。最后发展成把差的学生保送上来，特殊背景的家长、特殊人物，就完全违反了政策的初衷。

　　每年大学期末考试时候总有一些学生不及格，他们管教学的主任说，不用问，肯定是保送生，推荐上来是最差的学生，已经不是次好的学生了，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我个人认为，这些渠道要大幅度清理。做一个调查很容易，到各个大学统计一下，各个学校保送生的质量怎么样，这项政策是不是应该继续延续。

　　主持人：这些政策是一些地方政府建立起来的，能很快的改变吗？

　　杨东平：这几年2000年前后发生大规模考试舞弊事件，包括弄虚作假，已经把这些政策收缩了，尤其是像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加分现在已经停止了，我不太清楚是教育部停止的还是各个省停止的，现在特长生加分还有，对于科技人才的加分，参加全国奥数、奥林匹克竞赛，把那个范围限制得比较死，只有条件非常硬，只有便于考核的科技成果和全国性的竞赛才能算数。

　　主持人：这些政策还有必要存在吗？现在各地的考生差异化其实也不是特别明显了，不像30年前那么明显。

　　杨东平：这里面还有一些定向生的政策，还有调剂生，应该对这些政策加以清理。我们不在招办，并不太清楚，可能全国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情况也不一样，需要经过研究经过清理以后加以调整，有的该取消有的该减少。问题是我们从媒体上看到，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增加新的项目，非典期间北京市规定医务人员子女可以加分，那非典过了之后能不能加？最近规定见义勇为的子女可以加分，这个规定的动机是好的，但是把考试制度的功能免去，见义勇为很好，可以给你奖励给你称号，不见得损害考试公平。

　　杨东平：包括在中考当中也有类似的问题，报纸最近登利税大户的学生可以加30分。本来考试制度的公平就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你再开很多口，有的靠家长，有的交钱，把考试的公平破坏了。这种特殊政策要越来越少，尽可能得少。我们在这方面改革得比较少，而在考试科目上，3+2还是3+1改得比较多。重点院校招生的本地化、招生政策方面我们关注得比较少。

    增加高考可录取志愿名额 落实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

    主持人：您写了很多有关高考制度改革的文章，文章当中提到国外的做法，您也对比了一下，现在可不可以为网友再说一下，中国的高考制度相比国外的高考制度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杨东平：美国的高校录取模式是最为大家所推崇的，大家认为这是最符合人性、最符合选拔规律的一个做法。 它的基本做法是有一个学业能力考试叫SAT，SAT的试卷只包括英语和数学，如果翻译成我们的话讲，相当于只考两门。但是除了取得SAT的成绩以外，还要有中学时的成绩，还有中学校长或者老师的推荐信，主要是对你的课外活动表现、社会活动表现，所谓对综合素质进行评价。美国高校录取学生由三部分组成，一个是学业能力考试，一个是高中时平时的成绩，一个是课外活动的成绩，进行综合素质的评价。三个部分加在一块儿，比一块考试更能够反映你的成绩。

　　中国和美国国情的区别，尤其教师推荐和综合素质评价，在中国当前的道德环境下，由于全社会诚信系统还没有普遍建立，处于公立的考虑，一旦把个人操守的环节放进去就会造成严重的失真。在中国正在进行类似的改革实际上是中考改革，初中考高中，也在为高考改革积累一些经验。中考改革当中也难在这块，综合素质评价，或者叫德育的表现。综合素质评价很多地方我也知道搞得很复杂，同学评同学，老师评学生、家长评学生，再打分，还搞了很多软件，还要按等级分比如ABCD，这里面最后一个核心因素就是综合评价放不放到考分里面去，如果不放到考分里面去，这个评价可以进行，就可以真实反映这个学生的情况。一放到考分里面去，这个考分就失真了，谁也不会因为综合评价低而没被高中录取。

　　综合素质评价，考试之外的评价现在很难实行，要有相当的时间，等到全社会的诚信系统、道德环境有明显的改善之后才可以普遍实行。现在有没有可能？首先在少数具备条件的学校进行试点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无非建立一个问责制，一旦发现你提供的信息是不真实的，我终止和你的合作，以后取消你的推荐，可以做一些实验。

　　国外考试制度对我们的借鉴，一个是把学生中学的学习成绩和考试以外的表现纳入高考的评价，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两个制度是现在还没有学到的，一个就是学生选择学校的制度，尤其是优秀的学生。我们现在优秀学生第一档的第一志愿全是清华，如果清华录取不了就退到第二档了，第一档规定可以填三个志愿，但是后面两个志愿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就造成很多学校只录取第一志愿的学生，而很多高分的学生由于填报的失误往往没有被优秀的学校录取，这种现象其实也是很不公平的，它剥夺了学生的选择权。

　　有人提议，我也赞成这种说法，能不能填十个志愿，十个学校可以同时录取他，他可以收到十个录取通知书，把这个选择权交给学生，不仅仅名义上尊重了学生的选择性，而且造成学校之间的竞争，要想更多的学生上你的学校，要改善教学或者增加你的奖学金名额，通过这种途径来吸引学生，而不是规定你只许报我的学校，不许报它。一个学生被十所高校同时录取，就会造成名额的浪费，一个高校录取他了，最后没来上。肯定会造成一些名额的浪费，但是可以采取另外一些措施补救，可以补录，而且每项政策都会有一些必要的成本。即便在现在的录取制度下，我们知道每年也有40多万的学生录取之后不去上学，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学生开始选择了，不是说你录取了我一定来上。今年甘肃省规定要是不报道的话以后取消你的高考资格，这个概念是错误的，学生有权选择上什么样的学校，可以上，可以不上，这是学生的权利，不能剥夺。

　　这样很多大学之间可以竞争，不是垄断的方法，只录取第一志愿。学生只有一次机会，别无选择。如果有一批高分的学生，有四个学校可以选择的话，要仔细考虑，比较这个学校跟那个学校到底你的优势在什么地方，特色在什么地方，办学环境好不好，师资水平怎么样，只有形成学生选择学校的局面，才能真正促进高校改变教育质量，提升自己的管理水平和教育水平。这两年香港大学录取了一批中国的高分学生，就对这些高校有刺激，他们意识到如果香港大学提供那么多的奖学金，清华、北大做不到，说明管理服务上有问题，那么就要改善。高校通过改善管理吸引学生，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正路，而不是限制学生的选择性，只许报我不许报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制度，增加学生的选择性。

　　第二个基本的重要制度现在或没有学到，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严格说，招生是学校的自主权，《高等教育法》里面写得清清楚楚。有人经常举例，没有一个企业会说把原材料的选购交给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人，他选进来什么材料我就用什么材料。原材料的水平决定了产品的品质，但是我们现在相反，这个权利高校是没有的，全部移交给招生办，移交给所谓政府机构，你让我录取什么我就录取什么，这个现象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说明中国这些高校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高校，不对自己的生源负责，不把生源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办学生命线。

　　国外的大学包括香港大学来录取学生，每个学生都要面试，有的通过电话的方式交谈，绝对不会说不见面看一个考卷就录取你，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内地的高考状元甚至被拒绝了，不是只要分数高的人，要考察你的全面素质。每个学生都要谈话见面，这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要是对学校的办学理念负责的话，必须要花这个钱，你的生源选拔要花足够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做好。相反如果对这个环节掉以轻心的话，不负责任委托给别人，恰恰说明你的办学理念还没有到位，你的教育质量很难保障。

　　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大多数人也能接受，也是《高等教育法》规定的法定内容，实际过程当中推进是非常困难的，这里面有制度环境的问题。大家对扩大高校自主权不放心，担心会造成更多的腐败，即便在没有自主权的情况下已经发生很多腐败现象，尤其在调剂生这块，在高考大规模结束之后总是有一些调剂的名额，这个环节漏洞比较多。

　　主持人：从您个人的角度，您能不能谈谈对高考制度改革的一些想法？

　　杨东平：关于考试科目我还有一些想法，比如英语考试是最容易标准化和社会化，就像科目考试一样。有没有可能培育社会化的考试机构，把英语考试拿出去，不要集中放到7、8、9号三天来考，一年的任何时间都可以考，像考托福一样。学校只要要求英语成绩达到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四级，或者某些学校只要求达到三级，什么时候考自己去考。

　　有些科目是可以社会化和正常化的。考试科目这样可以减少一些，而且对于这门科目来说，考试机会也会增加一些，一年考五次找一个最好的成绩，这些改革都是可以想像，而且不是那么难，而且很多国家都在这么做。

　　主持人：从30年的发展历史来看，高考制度从1977年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可不可以为我们总结一下高考制度的弊端和长处分别是什么？

　　杨东平：统一高考制度已经被大家普遍接受，在中国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大规模选拔人才的公平性和效率性都是大家公认的，这个前提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们还是需要对这个制度进行一些改革，在不影响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改革，考试的内容、考试的方式、考试的次数、考试的科目、录取的方式都可以改革，通过这种改革可以进一步增强考试的准确性，定向选拔各个高校或者不同学科所需要的人，保障它的公平性。

　　主持人：谢谢杨老师，谢谢各位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