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新闻中国月度论坛

　　——七月论坛“现代社会的沟通与和谐”

　　时间：2007年7月4日上午

　　地点：中国新闻社

　　秦朗：

　　我是《中国新闻周刊》的秦朗，感谢大家参加我们和新浪网举办的新闻中国月度论坛，今天我们讨论现代社会的沟通与和谐，由于堵车，今天的沟通有些受制于交通，也是很有意味的一件事情。

　　在这个题目里有很多大家关心的问题，希望在这里能得到比较好的交流和探讨。现在请孙立平教授、苏琦先生主持今天上午的论坛。

　　孙立平：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现代社会的沟通与和谐”，这个问题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不是一个新的问题，现在的手机已经“全球通”了、QQ、MSN、短信、手机报纸等…………这些新的沟通方式，我深有体会。我们原来讲的代沟还都是说人们的思想、价值有什么不同，到现在就会感觉到沟通的手段都跟不上了。

　　我现在和我的学生们之间的沟通已经非常不一样了，他们每个人都挂在QQ上，但是我就不行。而且他们给我装了之后也还是很不习惯。所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探讨的问题。我一直在想这些新的沟通手段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意味着什么。

　　首先一个问题和现在社会的特点有关系。就拿春节拜年来说，现在几乎短信拜年成了一个最重要方式，或者说互相能够拜年中从量上来说可能是占据了第一位。为什么要短信拜年？短信拜年和现代的社会生活、现代人的特征其实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现代人的特征之一是既有沟通的需求，同时又不愿意承担沟通的成本。一家几个人坐在这里过春节，需要和外界有一定的沟通，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几乎都是从身体到心灵非常疲惫的人，这种沟通你想要打个电话拜年的话得罗嗦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有用、没用的要扯半天。但是短信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能够使沟通发生，另一方面短信根本就不是写的，就是转的，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你承担的成本很低，而且从经济上来说也更划算。

　　所以说各种不同形式沟通方式的出现实际上为不同的群体，甚至是不同的阶层，对于沟通方式有的更多的选择。现在学生打手机，更爱发短信，第一，这远比其他沟通方式更为方便的方式。第二，为不同的分化社会提供了一种多元选择。

　　同时，这种沟通的手段还有一个特点使得人们和信息的关系改变了。过去人们更多是信息被动接受者，但是现在每个人可能都是信息的传播者，甚至是信息的制造者。从沟通手段的变化可以判断这个社会在变化，同时沟通手段本身也在促进这个变化、改变着这个社会。

　　这样就会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社会的基础是什么？其实社会就是建立在沟通的基础上的，社会这个词本身就是群居的意思。你的生活和其他动物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沟通是构成了社会群体的方式。新的沟通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

　　现在我关注了至少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回龙观网站。现在号称是亚洲最大的，但是又是一个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小区，地理位置比较偏远。但是我觉得这个社区非常有意思，当时房价是两千六，在北京肯定是一个低档房了。但是回龙观的人很少说住在回龙观觉得不体面，他们经常称自己是“观”里人，回“观”了，他们有一种很强的自豪感。汽车上也印回龙观的标志,他不觉得我是生活在荒郊野外经济适用房里的人，而是说他有一种很强的自豪感在里面。我就琢磨这种自豪感来自于什么地方？事实上和他们通过沟通营造了一个非常有凝聚力的社区直接相关，是怎么凝聚的呢？就是通过沟通。

　　现代社会的沟通方式打破了很多过去人们交往的障碍，克服了原来交往中要付出很大代价的东西。经常会看到这个星期六我们准备在哪个饭馆腐败一次，说我们家有三口人，大家报名，一共需要十个人，他说我们家老婆出差了，就我一个人。这十个陌生人坐在一块儿吃了一顿饭。有的说咱们星期天腐败一次，到哪个地方去旅游，我们家里有一个车，车上两个人，还可以再搭两个。有人报名说我没有车，报名就去了。这样十几个人三五辆车又集体去腐败一次、旅游一次。这当中生成的是什么呢？是人们之间的联系、关系。而这种联系、这种关系事实上就是社会的基础。

　　到后来回龙观进行维权时这样一个基础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沟通中所形成的互联网上虚拟的关系网络就变成了现代社会当中一种新兴社会组织动员的网络。

　　有这个沟通手段、没有这个沟通手段，有这个沟通手段先形成的虚拟网络和没有这种手段、没有这种虚拟网络，后来所采取的行动是不一样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新的沟通手段实际上开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在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最近这几年时间里可以看出来，规模比较大的，像前几年的反 日 游行，实际内容也不真正是反 日 游行，我几个朋友曾经在长三角、上海、杭州、南京做过很系统的调查，这次反 日 游 行和历史上任何一次上街都不一样，至少有几个不同的特点。第一，上街游行的主体不一样，中国这几十年时间游行上街的主体一直是学生，但是这次不是。这次是小白领。说是反 日，但是主要的也不是反 日，也不是反政府，上街的人很多身上都是百八十万的按揭在身上压着，和这个有着密切的关系。上海抓的一个，是上海高校引进的一个特殊人才，这个人学术造诣是非常好的。但是当时给了他30万房补，一看房子很贵，就说等跌两天再买吧。他想买的房涨了十万了，再等，他想买的房已经涨到二十万了，等到上街时已经涨到三十万了，所以他就郁闷，就上街砸玻璃，就被抓起来了。第二，上街是现实的经济原因，或者说由于经济原因所引起的发泄需求。第三个就是这种上街的发行方式就是通过手机短信，和以前的不一样了。特别是和城市中的拆迁等等类似维权事件相联系时都有新的联系手段，包括重庆的钉子户事件也是和新的沟通手段联系在一起的。

　　前段在一些地方发生的打击报复，短信编成段子揭发贪污腐败，彭水诗案是最典型的一个代表。我们也可以看的出来，这个沟通的方式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已经超出原来我们想象的程度，甚至是涉及到政治生活，甚至是比较宏观的一面。

　　当新的沟通方式出现时会改变人们理解信息的方式，来理解沟通的方式，甚至会改变理解人的方式。而一个社会包括一些基本的制度、框架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系的。要不然如何理解信息、如何理解别人、如何理解沟通的方式，会改变一个社会，如何来规范这个社会、如何来治理这个社会。这个微观层面的变化其实和整个宏观层面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

　　包括很多E—mail也好、短信也好，要是学生给你发，一定会称呼您老师，但是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把称呼都已经省略掉了，因为就是针对你发的，你也知道他是谁。这种新的沟通方式可能更带有一种扁平的含义在里面。这些确实是发生在一种，即使是提供了便捷，有一次我感受特别深，我电脑上的一个东西坏了，这是学生帮我买的，说去修，还在保修期，保修单子找不着了，学生就忘记是哪个商店买的了。跟他一块儿买的人现在在加州，他马上就跟加州那边联系上了。他说我也忘了，跟咱们一块儿去的那个人在哈佛。仿佛记起来是几层中的一个什么店，后来真的把这个店就找着了。

　　实际上信息的流动、传达、沟通又受到一个社会权利、社会结构甚至包括不同社会地位。包括这次黑砖窑的事件可能也会让我们去想另外一个问题，沟通如何才能有效。

　　另一方面，我们怎么对待信息？我们可以在不同层次上理解，假如说作为一种新的沟通手段带来了不同的信息，我们怎么对待它？

　　现在这个时代的信息和原来本质意义上不一样。匿名也好、夸张也好，或者是表达的随意性也好，无论如何我们要有一个处理这些的方式，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第二，不同的群体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包括网上是的舆论是民众中所有的舆论还是民众中一部分的舆论，要看两个方面。今天我们论坛中，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平衡。

　　在中国目前情况下，解决社会中的信息或者是言论，这种均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使得过去很难发出声音的一部分人发出声音，借助于沟通的手段发生的社会力量对比的改变。这个改变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但是很多事情，在劳资双方协调间，假如劳方发展很快或者是资方发展很快。一些手段被这样的群体很好地使用，而另外一个群体很难使用时，是不是又有一个加速的作用？这要放在一个生态的角度，更多不是现实的问题，而是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处在社会分化开始定型但是还没有定型的社会，人们的圈子会有些差异，将来社会越来越定型之后，人们的圈子会越来越同质化，在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有一个中和的趋势。

　　苏琦：前几年孙老师有一个关于中国断裂社会化的倾向，中国这种急剧的转型，可能在各个社会形态都存在，前现代化社会，还有一些新兴人类已经走到后现代了，当时孙老师有一个担心，从社会的连续性以及融合上的担心。我也看过崔老师那篇文章，80多岁的老母亲，也能够通过短信的方式来沟通。

　　我就在想，像中国 移 动“全球通”所提供的无线通讯技术，以它的共识性、高效性、便利性把各个代际之间，或者是各个族群、群体之间的沟通瓶颈有所突破。

　　这也造成一种新的问题，包括孙老师刚才提到的典型的对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的影响，中国人好像很多年没有这种交流的平台，没有这种表达的机制，突然有了这么多选择，包括短信、网络，这种新规则的建立面临一个问题。

　　大家以前都没有机会说话，都处理一种心灵上的寂寞状态，突然有了这种选择之后大家都特别有倾吐的欲望。短信的沟通能力就在于没有障碍，这也造成沟通量特别大。比如说现在你每天总能收到一大堆的短信。

　　在这种背景下，大家迅速形成一个共同话题。之前我们了解沟通的顺畅能够达成一种共识，而现在，共识的达成似乎更难了，大家都愿意说，而不愿意去听。

　　前段时间我发现好多人给我发关于李零教授写孔子的新书《丧家狗》的批评，你真正沟通时发现他也没怎么看这本书。我就想无论是短信或是网络沟通能够迅速形成一种话题，但其实这个过程中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有效的表达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现在的企业，如中 移 动“全球通”提出让心畅通的口号，其实也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要求。只有让心灵“畅通”，这个社会才能够和谐、平衡。

　　还有另外一个社会管制方面，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厦门PX事件。现在出现一种回流，网站跟短信一旦结合起来，以一种想象不到的速度在运行。这对我们的管制模式形成一个新的挑战，可能迅速就某个公共话题形成很强大的民意，如果回应的及时还可以，如果不及时的话如何化解？

　　现在社会公共部门也在利用这个话题，前段时间中非论坛时，北京交管部门把交通管制等等通过短信的形式发到手机上。以前感觉政府要说话要么通过高音喇叭，要么很郑重其事在电视上弄一个声明，通过短信就让人有一种亲民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民意的汇聚怎么规范、政府怎么传达有效信息，权威性也不会削弱。

　　崔卫平：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生活在飞短流长之中》。现在，“全球通”、短信、网络、跟贴都已经非常普遍了。我自己不用MSN和QQ，我觉得占用时间太大了，它使得我们的沟通方式一方面变得简洁、明快，另外也变得非正式和随意。

　　随意当然会带来轻松，另外可以很随意性地发表自己的任何意见。往往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很多东西就上去了。每个人不是信息的接受者而是发送者，所以可以说网络世界是一个五花八门、五光十色的，牢靠和不牢靠的话，主要是不牢靠话的世界。

　　这是一个与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网络就像一个公共社会的语言，确实就是一个公共平台。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不同意见的呈现。不同人从不同纬度发表他的看法，又在同一个空间里互相能够看见、互相能够听见。

　　我们看一个网络和一本杂志不一样，尤其是一本学术杂志我知道它大概是什么范围的，但是网络上是从任何方向、任何时候来任何东西。我觉得我们每天看网络就像一个信息处理器，比如早晨花一个或者是一个半小时看网上的信息，你同时处理从四面八方来的不同的信息，这时对人的要求是高一些的。

　　因为你需要有一些判断、有一些理性。当然了，可能网络阅读会有一些阅读不深入的习惯，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处理不同信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新的经验，就是如何面对不同的意见、如何处理不同的意见。

　　我总说最容易的是争取自由、争取民主，可是事实上做起来，放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不一样的，我绝对不是替有权威的人辩论。这些不同意见中很多是针对你个人的不同意见，有些很尖锐的批评有些是有道理的，有些是完全是没有道理的，甚至是谩骂式的，这时你怎么对待这个问题？

　　很简单，如果你在网络上也对别人发表不同意见，也去尖锐地批评别人，很简单，你就要接受别人不同的意见和尖锐的批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要求自己比较冷静地对待针对你个人的不同意见。在这个层面上上网之后使得每个人的承受能力都提高了，经得起任何网上暴风骤雨、各种板砖、风吹浪打，都不在话下。

　　我有时在网上喊口号说“让板砖来的更猛烈些吧”。这对于培养公民社会，尤其公民素质的自我培养，你怎么处理不同的意见，冷静地而且还要善意地给别人做出回应来。这都是非常新鲜的经验、非常好的，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经验。

　　移 动通信中的短信和网络有些不一样，网络是处于公民社会和私人社会之间，一半是公共的、一半是私人的，而移 动通信更多是属于私密性的空间。

　　短信发送对象是有针对性的，给你认识的人发，而网络是可以给你不认识的人发送。短信有助于发挥我们不同的个性、调动个性潜力。在发短信时故意写错别字，还有表情，针对不一样的人我们会发不一样的信息。

　　大部分手机的信息带有一些撒娇的性质，在这里大家是互相宽容、互相包容、互相迁就、互相原谅。它使得我们的生命空间、个性空间等不同层面打开了，所以短信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富有细节。

　　细节非常重要，我最近反复想这个问题，很多事情不是大事情造成的，而是小事情，甚至是细节造成的。细节的及时沟通，包括细节的匮乏可能就会使一个人非常不安。我们说自由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需要很多保证，包括需要很多细节的保证。需要很多细节来填补无聊的空间、空虚的空间。

　　这时我们用形形色色的富有个性的方式来发送短信，使得我们说话的细节更加丰富，与人相处的细节、打交道的分寸等等，我觉得短信更加非正式，在私密空间里起一个非常闪亮的作用。

　　刚刚提到我母亲发短信，我母亲是25年生的，今年81周岁了。发短信她和子女们的沟通起巨大的作用，因为她打电话的话比较罗嗦。比如说我们在北京，我的妹妹一家来北京旅游了，妹妹和妹夫都来了，这时天气不好，电话就响了，很快就说外婆打来的。因为妈妈打电话肯定会说北京要下雨，你们出门要带伞。她知道我们会烦，所以就用短信，我收到的主要是天气要下雪或者是要下雨或者是要加衣服等等天气短信，我也很高兴接到她的短信。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向父亲、母亲问好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发条短信就过去了。所以说短信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我以为沟通的问题，我经常跟苏老师和孙老师提到沟通问题，除了个人之外还有一个是有关制度沟通的问题，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包括有权者和无权者，经济关系是富人和穷人，社会关系包括行业内部和团体内部，显然起着一个扮演很重要角色的作用。

　　我觉得沟通是三个层面的，一个是制度性沟通，还有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沟通是我们和自己的沟通。我们需要了解自己，需要对加在我们身上的一些事件有一个消化，自己去承担它，把它担待下来。如果自我沟通或者是自我承担的话是需要相对独立的、相对宁静的空间。而且和自己沟通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我们和世界建立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目前信息飞短流长、非常丰富，甚至来不及发短信的情况下，个人空间就会变得很小，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个方面。我们有一点话、有一点委屈，赶紧发短信，就让别人承担了。该自己消化、承担的那部分就不能完成了。在发短信的过程中，80%的短信都是是撒娇派。表示亲昵、亲情是很好的，但是会虚弱、降低了和自己沟通的含义。

　　所以我现在给自己定一些规则，比如说晚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会关机了，这个时候不管我在干什么，最好不要再发短信了，包括上网也是的，因为这样的话你的生命会撕成一条条的，不是碎片的问题，而是碎条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放一些比较整块的时间、找一个非常非常舒服的椅子，一边看书、一边想想自己的事情，和飞短流长的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我来说这也是我公民素质培育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张颐武：作为一种沟通方式，像“全球通”这样的移 动通信也是交流的工具，24小时都能找得到的，真是让人又爱又恨的。

　　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如果你手机忘在家里的话你会很焦虑，其实回去一看都没有什么正经事。来了一个电话你一定要回，这是增加了一种新的交流模式之后对它的需求就变得特别重要了。

　　虽然大家对它又爱又恨，但是是没有摆脱的，已经现在大家生活中最主要的交流方式。一方面，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使得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都拓展了。个体在社会中的存在现在已经全天候化了。原来可以躲在一个山里高雅地写诗，但是现在要想关掉手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手机将来融合了你身份、财务方面的东西了，可以讲它就是身体的一部分。我觉得手机就是我们的新器官，互联网还不是我们新的器官，而手机却跟眼睛、鼻子是一样的。虽然这个器官有好、有坏、有高级不高级，有贵、有便宜的，但是这个器官对于每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没法摆脱。小孩到了高中以后长出来的一个器官就是手机。

　　下面我想讲几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变化非常剧烈，媒体变化也非常剧烈。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所谓新媒体的崛起是同构的变化。中国传媒技术的发展正好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连在一起的，中国传媒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建立是紧密联系的过程。

　　最近的一些深刻的变化带来的后果是非常深刻的，有几个变化是值得注意的，其中一个就是博客和跟贴文化开始成为网络里重要的文化。以博客和跟贴为中心的公共舆论，这个舆论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博客其实就是一个媒体，有大量的草根博客，就是群众博客，但是也有很多名博，产生的结构、影响和变化非常大。

　　网络里匿名的形式，让很多原来没有表达机会的人，现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意见，而且表达的力量特别大。这使得公众媒体，比如说纸媒的舆论开始跟着网媒走。博客和跟贴的出现带来的新变化，就是一个公共空间，这个结构非常复杂。博客带来一个非常有趣的后果，就是使个人媒体非常快地合法化了，可以把很多私人话题以最快的速度转化成公共话题。比如，有些纸媒不太愿意介入的事，发表起来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是如果在博客写上一篇，马上就可以让很多人看到，如果反响大的话，纸媒也会很快地跟进。

　　网络给一个人创造了很多机会，这是一个很大的空间。但是另一方面也给个人创造了很大的风险，你乱说话就有风险。这可以看到现在社会结构的改变，最近的改变爱一个现象，网络最近博客和跟贴的崛起是同构的。

　　最近以来，80后的年轻人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人群，他们大一些的已经将近30岁了，最近看到各种统计，中国上网人口都是30岁以下占了70%还多。

　　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主导了网络舆论，他们的要求往往就变成社会公共舆论最主要的部分。第一，30岁以下年轻人在网络上的优势和他在媒体里的优势是联系在一起的。媒体中层以上领导都是30多岁、40多岁的成功人士，但是第一线记者基本上都是30岁以下的，并且年轻人网上的声音和纸媒的声音是同步的。另一个方面是，在网上和在社会生活内部压抑感形成剧烈的反差。年轻人网上的身份可能是一个CEO、CFO，但是在现实中可能就是一个低级的白领，内心的反差是非常大的。年轻人的这种困扰很容易形成一个很剧烈的不满、对社会的不满。

　　现在大家都会发现网上的所表现出来的矛盾非常剧烈，我们把这个归结为贫富差距过大，也就是劳动人民和富有人群的冲突。这其中有很大的误解，因为劳动人民的痛苦并没有在网上反映出来，反映出来的都是年轻人的痛苦。比如，事业不成功是年轻人的痛苦，房价过高是年轻人的痛苦等等。最近网上很多的评论是对房价的愤怒，这从根本上说的是年轻人的愤怒。现在中国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都有一个迫切要在城里买房的要求，但现在的房价是他不能承受的。中等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虽然还要改善但是有了相对稳定的解决。虽然房价他们也觉得过高，但是房价的上涨对他并没有什么妨碍，他的收入情况可以负担他的房产。那么，为什么现在反映这么强化？这跟年轻人在网上强烈的放大声音是有关系的。

　　网上舆论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匿名的，最近社会上在讨论实名制的问题，但是还没有解决。匿名舆论是可以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不敢讲、不敢说的话痛快地在网上说。于是，中等收入者下层的不如意、不愉快变成了现在中国舆论的主流。

　　现在，纸媒的评论版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是持重的意见，但是随着网络舆论的激进化，纸媒也在改变。网络上很多人的气愤很大、忧患很深，并且文笔都非常巧妙、慷慨。乍一看都会觉得这些文章写得很好，令人为之慷慨、激动、赞叹不已，但是赞叹之余，却发现这些文章的理论依据并不充分。

　　网上舆论道德上的诉求特别强烈。比如对经济学家的批评，经济学家意见的正确与否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激烈的意见？这就说明了一个潮流。第二，网上舆论的道德提高之后，就有了一种强大的公共性，参与的人数特别巨大。

　　我觉得在沟通里对于中等收入者的下层、对年轻人成长，社会一方面给他的关切不足，造成舆论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现在年轻人的情况分化特别剧烈，有的年轻人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一些80后的年轻作家写几本书就可以获得相当丰厚的稿酬，年轻的IT界精英也有很好的经济回报。但也有一批人处于他们的反面，在网吧里经常可以看到游逛的社会青年，他们的焦虑、愤懑、不满都没有一个很好的出口。于是网络成了这些年轻人发泄的公共空间，但我觉得这个公共是有局限的。

　　社会一方面对网络舆论要有高度重视，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要夸大成中国人民全体的意见，这是最重要的部分。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这些舆论有这个窗口，保持它的活力是非常好的。但也不要一看到网上有舆论就按照网上舆论来做事。对待网上舆论一是要高度关切、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要平和看待。有了这样的交流和沟通就会好得多。

　　李颖：我从20年前开始进入科技传播界，那时一直在关注技术的进步，IT技术这些年发展得非常快，是一场非常深刻的技术革命。

　　后来又说它不仅仅是技术革命，它其实引发了一场产业革命。不仅是IT产业，包含各个行业，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各个行业本身，工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业务流程的再造，从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化时代，整个产业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发展到今天我自己切身的体会是，IT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引发了一场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其实更深层次的，是引发了一场信息革命。

　　特别是针对今天的这个话题，特别针对互联网和手机移动通信、比如：“全球通”、手机短信、博客等。针对信息的发布、信息的获取这个层面，互联网技术和移动技术的影响是最大的。

　　过去信息的沟通方式，从人这个个体的角度来讲，比较传统的是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方式，最开始是面对面，后来是通过电话。但是，通过移动通信已经可以“全球通”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方式，十年前这些还是一种憧憬，但是现在已经是一种现实了。

　　这种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对于沟通、对于生活产生的影响，特别是方便性，低成本以及对人类沟通的满足上来看，岂止是满足了人民的需求，如果说满足还不如说创造了很多新的需求。

　　而这些新创造出来的需求在十几年前或者是几年前我们都想象不到。确实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引发的信息革命，对于我们作为信息社会中生活的这些人的沟通、信息发布、信息的获取有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也有非常大的挑战，从个人来讲在获得这种方便性、低成本和信息沟通满足的同时，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过去是客观的条件，信息沟通没有那么方便，对人的自我管理能力其实要求是比较低的，现在对人的自我管理能力要求非常高，这就是自由的成本。信息的自由使得人在享受这个自由的同时付出的成本是很大的。我现在每天开车，觉得自己很危险，经常接很多电话等等，就形成了一种习惯了，来了就得回复。后来我发现最起码有50%以上的电话是不需要回、不需要打的，还有50%以上的短信也是不需要回复的。

　　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付出了自己生命中的效率和时间。对于自己时间的管理、信息的管理、信息沟通的管理，从个体人来讲，对于管理效率和管理个人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从信息的传达和信息获取的角度来讲，我个人体会更深，因为我从做记者、编辑、广告经理到后来做社长。有一个同行讲过16世纪初的时候，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革命，最终产生了新教。新教的核心教义是：人可以直接跟上帝对话，不需要通过教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教是解放了人类，新技术的发展是推动产生了新的媒体，新媒体的一个核心属性，过去传统媒体基本上是主流社会的一个产物。它现在还在一个发展初期，路远远没有走完，但是它的方向和目标是可以大致把握的，就是它的草根性。

　　新媒体解放的是新人，新媒体也解放了新闻。现在新技术、新媒体带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过去是“我发布，你接受；我生产，你消费；我收钱，你付费”，现在是大家都是媒体的生产者，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和信息的生产者，同时我们也都参与了大的媒体的活动，整个传播的运作逻辑从信息发布、信息生产、信息经营再到信息的分享，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是一场真正的信息革命。而它的基础特征就是草根性，每个人都有权利参加到这个过程。今天发言的主题是：沟通、社会和谐，包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等等。如果人们从某种意义上获得了一种对信息的获取，作为一个人有相对比较平等的机会得到一个信息发布的能力和信息获取的能力，这是人类的一个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的信息权的获得就像生活水平的提升，从简单的“衣食住行”到拥有获取信息、发布意见的权利，这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这一点也是中国从后工业社会跃进到信息社会，只要是互联网或者是新媒体发布的平台，给了人平等的权利，从大方向来看我认为是好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是带来很大的挑战，在获得这个权利的同时就意味着获得者有了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但是现在的法律框架、社会对于信息技术的运用和把握能力，政府的管理水平还远远没有能够适应到新技术或者是信息化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没有这样一个适应发展的框架、体系，人们只是享受到信息的权利，没有承担信息发布的责任。如果现在讲民主政治，就得有能力行使民主，没有的话就乱套了。对社会也是一样的，社会的管理体系，过去作为媒体有人监管，现在在网上管理完全不到位，没有赋予这样的责任，也没有给他相应的约束，只是用这样的技术来发布，所以就会产生现在这样的问题。从社会管理的角度、信息技术的应用、从对人本身适应信息社会自身的要求和素质的提升都有很大的挑战。

　　还有从媒体经营角度来讲，过去是以新闻纸来支配整个传播活动，现在是以信息为中心构造一个多种媒体复合的传播平台。针对消费者、目标受众，如果需要纸媒体就给他纸媒体，需要网络就给他网络，需要手机就给他手机。如果单从字面上的意义理解“报纸”一词，那么，现在死的是“纸”，活的是“报”。

　　这个报不一定是用纸做的，可以是互联网，也可以是“全球通”的手机报，也可以是电子纸或者是很多新的传播方式。从传媒的角度来讲，经营模式从原来以新闻纸为核心支配整个传播活动变成以信息为中心支配。从媒体来讲，作为一个国家或者是社会的守望者，国家给了主流媒体原来大众传播的权利，现在新技术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挑战。新技术不是新媒体的专利，主流媒体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要充分把握这些新技术，让它变成主流媒体说话的阵地，变成有责任的，真正对社会能够产生更大影响的媒体。比如网络推手，几千块钱的成本就可以换来几千万、几百万的利润，而且想包装成什么样就可以包装成什么样。作为主流媒体如果放弃这样的阵地就会非常危险，但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好地把握这些新的阵地，把有责任的、更加具有社会公信力价值的企业，通过更好的方式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这对于现在的媒体、传播业来讲是很大的挑战。

　　陈午晴：讲到互联网、移 动通信等新媒介跟传统媒介比较起来，每个人都可以作为自主、主动地发布信息。

　　过去的传媒包括报纸、电台、电视都是有一个机构，等于是民众委托政府来管理。不是每个平民、个体能够随意地在报纸、电台、电视上发布信息。但是新媒体就有这个特性，里面可能有一个更微妙的东西就是匿名信，手机和互联网最大的差别就是匿名和不匿名。

　　手机相对来讲是私人领域，互联网更多是公共领域，但实际上手机也不仅仅是私人领域，因为有一个个体自主性的特点，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发布信息，可以把别人的信息传给你的亲朋好友，可以在瞬间群发，也可以修改。突发性事件在一个阶层里就会形成某种共同的意识，这是从私人性转换成公共性的，不一定是国家的公共性而是群体的公共性。

　　这种新媒体，包括手机、新媒介到底给沟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可以有很多角度来说：高速、互动，从经济上可以降低成本等等。从沟通的行为模式上来说，过去有过调查、研究，新媒体凸现了四种比较有意思的沟通行为模式：一个是在沟通中公私交互性，比如传统人与人的沟通，新媒体使得公私的转换非常快。在互联网上，也可能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辩论、对话，但是跟贴有可能瞬间就公共化了。手机短信也是一样，本来是私人之间的问候，但是顺便就把一些公共信息带进来了。

　　第二个行为模式是自我展示型。如果是人际之间面对面的沟通，自我展示是相互的，但也还是存在差别。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是有既定身份和地位的，面对面的沟通、交流肯定是不平等的。有的人占主导、有的人就被动，这样被动的人就没有多少自我展示的机会了。三大传统媒体以前的受众是：听众、观众、读者，他们不存在这种自我展示的能力。而新媒体则凸现了这种自我展示。

　　第三种是真诚沟通行为，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让心畅通”，这种真诚沟通行为其实是带有理想性的，所谓真诚沟通行为是不受内外制约的，纯粹的一种沟通。这样可以达到一种资源的协调，各自满足各自的欲望，也可能是满足共同的欲望。

　　在公共领域里每个个体都是平等的、都是有主体性的。在互联网络中每个个体都可以自主沟通，并且具有匿名性，把所有社会现实中的社会身份地位、所有的制约都削去，这时就变成纯粹的一个有思想、有自主意识的相互沟通。这之间有一定的类似性。在现实中难以存在的公共领域在互联网中是有可能实现的。

　　第四种，即使在互联网上面剥去了我们的社会身份，但是每个人还是有自己的私利追求、有不同的人格特质、有不同的品质、道德修养，在互联网上因为匿名，恰恰又凸现了一种沟通模式，是一种策略性的、目的性的，最直接的就是欺骗型的。包括网恋、商业信息或者是沟通等等都存在这个问题。这跟刚才讲的真诚沟通行为是一种矛盾体。

　　在互联网上一开始可能也是真诚沟通，但跟贴会形成一种新的走向，这个走向和初衷可能会大相径庭。互联网、手机短信的沟通，实际上匿名的方式和个体的自主性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有自我展示、真诚性沟通的意思，这是值得提倡的。但是这两个特性也带来反面的效果：策略性的目的行为。这种行为本质上不在于沟通，沟通是它的手段，它是通过在互联网上以匿名的方式很便利地采取这种行为，瞬间的自主互动，凸现了这种行为方式。如果把互联网的匿名特性取消到的话，可能互联网带来的很多奇妙的东西也都没了。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匿名的存在又会带来一些你把握不住的东西。

　　对于互联网的这种发展前景，一方面是要靠每个个体提升自我责任感，从自我责任感做起。这当然是一种道德的诉求，这跟过去的责任感是有差别的。另外是要有社会约束的底线，至于是什么样的底线这是值得继续探讨的。

　　孙立平：

　　下面进入媒体互动，在座的媒体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有什么更好的见解也欢迎发表。

　　中国新闻社：刚刚大家讲的很多都是跟网络、短信相关的，现在能够做到随时随地沟通还是要靠手机。那么，如何看待这种手机这种媒介的？

　　苏琦：手机比网络来说，从技术的角度讲障碍更少、门槛更低，而且由于共识性、参与的互动性比互联网要强。以后可能会达到用手机随时随地上网、随时随地跟贴等等，但是目前来讲手机的功用还是汇聚大家的意见、彼此之间互相沟通。手机或多或少能够避免互联网上的匿名，手机无论群发还是什么还是有目的性的，互相有身份的简分。让心畅通的根本一定是身份要确立，不然的话沟通只是一种表达，无法进行畅通。从这个意义上讲，手机是对身份象征确认基础上的沟通模式。

　　经济观察报：

　　手机这种沟通方式对于这个社会的交流秩序有什么变化意义？多了手机之后大家的沟通更加便利，对于这个社会的发展秩序、更加和谐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孙立平： 从交流的角度讲，手机是其他的方式不能替代的。有一次开会，中国 移 动的副总讲了一句话，当时对我很触动。他们想发展一种专门针对民工的手机或者是话费的方式。用这样一种模式可以保证每个流动出来的民工，能够很方便地给家里打一个电话。也许这样，流动人口的犯罪率会大为降低。因为人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其实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与家里都没有什么联系，完全是一个人孤独地流浪在外，这时他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假如，每个星期能和家里通个电话，和爸妈讲几句，让他感受到亲人的存在，感觉到对亲人有责任，这种情况下来自亲人的约束可能就非常不一样了。它看起来仅仅是一种形式，像其他方式不能够传达的能够，手机是不能替代的。

　　日本《读卖新闻》：对于政府来讲信息社会是一个威胁，因为信息社会里，政府管制不了信息。对于中国政府来讲，信息社会怎样影响或者是怎样改变中国的政治？

　　李颖：

　　从人对信息的获取、发布和能力的把握是一种社会进入到自由民主阶段非常重要的标志，或者是非常重要的要素。所以我觉得互联网、手机，其实手机对中国人的影响更大，手机是4亿部，互联网大概有1亿人上网。所以这种新的信息技术带来新的传媒，和新的获取沟通能力对整个中国政治的进步、改革和发展是很重要的推动力。

　　苏琦：

　　如果讲到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以前的网络空间对某种民主形式进行了预演，这让我们对于民主的热情不会显得那么天真。我们已经意识到如果没有一定规则的话，或者说没有自由所对应的责任或者是权利所对应义务的把握的话，如果没有做好心里准备的话，我们以前讲的民主更多是“我想要”，但是你真正要的时候怎么推进它、怎么样实施它。而网络、手机平台提供了一种试验田。

　　孙立平：

　　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会改变上层和下层信息的沟通，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层次和等级很多的，如何使下面的信息能够传达到上面？现在随着沟通手段的多样化，这个问题至少从技术角度来说会有改善的。

　　《新经济导刊》：现在新媒体已经开始返哺传统媒体的格局下，新媒体也诞生了一些学术明星或者是草根学子，在座各位都是学院派的专家学者，网络会不会成为民间学者的诞生之地、成长之地？

　　崔卫平：

　　民间思想的出现，在网络上表现得是最显著的了，它对现代汉语的文体都产生一些作用，包括文体的变化。现在，像《南方都市报》的一些评论我都能够找到一些网络评论的影子，我觉得网络写手在网上得到了锻炼，所以写的东西既精干、有力又有深度，我们能够看到这种东西会受网络写作的影响，这个回答是无疑的，完全是可以肯定的。

　　苏琦：

　　我没有那么乐观，因为网络文体必须要精干，迅速把观点表达出来。目的之一是为了吸引眼球，所以在其中有很多语言泡沫，有时是为了一个观点反复不停地说，形成一种语言暴力，有时觉得很抓人，但是有的比较空。

　　张颐武：崔老师的意见很对，民间思想很活跃，各种各样的爱好者都有着广泛的空间，而且出现了很多网络上的明星，而且还有很多人固定的追捧。我觉得娱评到社评，最先发展的是娱乐评论，当然这和网络的风格、形态是有关的。网络写手和学院学者是平行线，偶有交叉但大多数还是平行的，各自发展。网络发展是短平快，有些社评写的泼辣确实是纸媒不能比的。但是网络评论不能作为唯一的舆论空间，这一点特别重要。那么，这两者如何平衡？最近似乎报纸评论越来越趋向于追随网评，对于这个问题，好的地方是充满活力，坏的地方是报纸发表不同议论的空间被压缩了，因为大家都追着网评走了，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这是值得讨论的。

　　孙立平：这个问题可能得放在中国具体来讨论，不是一般的来讨论网络上的意见和主流媒体之间的差异。因为在中国主流媒体言论自由受到很大限制，这个问题跟在其他社会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如果用稍微朦胧一点的眼光来看的，关于中国社会的大是大非网络没有走偏。

　　第三点，如何对待新的沟通方式所发出来的含义。一个层面是表面的声音，另一个是这个声音的背后在表达什么样的意见，还有一个层面是这样的意见代表什么样的声音，分析这些，就能够有一个处理能力，而这个事情和我们表面上感受到的也是不一样的。

　　李颖：

　　我的体会是互联网之于主流媒体，可能是快餐式的一种东西，但是它是重要的补充。它跟主流媒体可以达到互补的作用。但是读者的判断力和新闻的感受怎么理解，这是见仁见智的。

　　为什么我们国家手机这么普及、互联网业发展的这么快，而且大家都有很高的期待。因为主流传播环境是比较限制的，这样大家在这一部分得到解放之后就特别渴望。在美国新闻是比较宽松的，但是也有国家的利益。人类往往是这样的，越被压缩的就会越渴望那个东西。对上游提供了一个信息通道，对社会安定、反映民情都有好处。另外给大家一个释放的空间，在另一个方面可能会得到一种缓解，所以应该说还是很重要的。

　　《环球企业家》：3G发展之后互联网和手机会不会出现融合？手机具有的方便性在互联网上体现，互联网上具有的功能也在手机上体现，这两种融合之后会不会形成更大的技术交流平台和沟通方式？

　　李颖：融合是一定的，而且现在就开始了，现在是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融合，而电信网里有固定网和移动网，所以是四网融合。市场有这个需求，技术也没有问题，最大的障碍是制度障碍。融合是肯定的，而且它的价值会迁移，最终产生的价值，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影响和对整个效率的提升，这个结论都是肯定的。

　　移动网和互联网有几点比较大的区隔，为什么我们感觉到互联网比电信网、移动网要难管理。首先电信网是由六大运营商授权经营的，互联网是没有这个限制，大家都可以经营。电信网是国家投巨资统一建的，而互联网是任何人投资都可以建立的。移动网是由这几大运营商统一经营，包括信息的传播、运营管理、信息安全等等整体建设的安全性、管理性和运营授权都是非常严格的，而互联网是自由的。对于互联网来讲相对来讲控制更难一些。

　　互联网的优点是鼓励竞争的，而电信还是寡头的。作为电信来讲整体相对控制力强，但是从经营的角度来讲就不是完全平等的。而互联网就是平等的，电信一直是收费模式，互联网一直都是免费模式，所以互联网业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通过互联网信息极大丰富、信息传播效率极大提升，但是一开始没有培养人们很好的付费模式，这种习惯养成之后等于互联网对的盈利模式就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而电信这一块盈利模式就比较清晰，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付费都是天经地义的。在四网融合以后，手机和互联网融合之后会产生一些后果，第一对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服务水平会提升。原来在互联网上的服务通过手机都可以实现，从技术上已经没有障碍了。手机主要是靠收费的，互联网是靠广告的。从经营模式来讲可以把手机的经营模式跟互联网进行一个组合，从商家来讲就更有经营、获利的空间了。从安全性来讲互联网的安全性要弱，电信网的安全性要强。电子商务今后是发展空间非常大的，特别是手机跟互联网结合以后，四网融合以后发展空间是不可限量的。今天之所以跟美国还有差距，主要是在资信的建立方面，如果实名制、信用卡等这些信用体系建立起来之后今后肯定是非常大的。

　　《21世纪经济报道》：现在在座的几位学者，在舆论广角里是具有主导地位的，但是我们学院派的后继者会不会成为将来信息化时代真正主流的代言人，或者是会被这些民间的、通过网络成长起来的一批非学院派的学者的声音所代替？

　　苏琦：

　　我不是学者，我替这几位学者来回答你的问题。如果非学院派在网络上能够获得很大的发言权，学院派为什么不能上网呢？还是你认为我们教育制度很糟糕到我只要受了学院派的教育说话都不会说了呢？

　　听众：不是说针对我们学院派目前的状态，但是后面有一些相对比较僵化的体制，有一些老生常谈公认的，有一种更优于这些体制的东西在生根发芽，更有利于思想的活跃。

　　崔卫平：

　　既要看到学术体制制度，也要看到学术体制下的个人。网络评论也好、思想也好，和受过更严格训练的应该是并行的，两者永远不可以互相代替，网络思想者永远不可能取代。但是真正形成一个东西是需要积累的，需要一个承前的过程。网络写作的特点是短平快，但写过一阵子你会发现他们有所不足，我们慢慢要习惯并行的思维。

　　孙立平：

　　互联网也好、新的沟通方式也好，刚刚出现，将来对社会的影响不可预测。这可能也是一个需要我们永远要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