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无声的旋律、一幅立体的油画”，南京大学历史系首席教授茅家琦如此形容南京的民国建筑。

　　从1912年到1949年间，梁思成、李延直、李锦沛等一大批优秀的中国建筑学家学成回国。这一时期的建筑作品，既有中国古典式楼群，如南京大学的民国建筑群、南京博物院等，也有纯西洋式建筑，如中山北路上的原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颐和路上公馆区等，还有中西合璧的设计，如原新都大戏院也就是后来的胜利电影院等，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建筑和工艺水平。

　　著名古建筑专家、东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潘谷西说，南京的民国建筑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建筑物反映了厚重的历史，是别的城市所不具备的；其次，从建筑学术的角度看，南京的这些建筑是中国建筑从古代走向现代的转折点。

　　【迁字篇】吴光杰公馆变迁史

　　南方周末记者 鞠 靖 发自南京

　　南京，江苏路25号，一座建于1930年的民国公馆，现在它的围墙刷上了巨大的“迁”字。

　　将江苏路25号的住户迁走，是颐和路改造的计划之一。但是，房主吴维成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他绝不会搬走。

　　房契，带走了

　　吴维成的祖父吴光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毕业，军事译著家，曾在德国柏林炮校学习8年，后任中国驻柏林大使馆武官，6年后回国，斥资16000大洋买下一亩多地，1930年建成江苏路25号公馆。

　　早在1929年，民国政府《首都计划》将颐和路、江苏路一带规划为新住宅区，一时高官名流蜂拥，纷纷在此落户。当时的规模是花园洋房9265幢，宫殿式官邸25幢，名副其实的“万国建筑馆”。吴家也在其中。

　　这座公馆当时可谓十分考究，青砖建造，梯形屋顶，方方正正的小楼，西南角建成了六边形，稳重而又灵动。除了图纸复制自德国外，地板是美国杨松，浴缸是1900年英国造。窗户是日本进口，没有油漆、没有防腐处理，但历经七十多年风吹雨打，仍坚固如初。

　　1931年1月22日，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授吴光杰少将军衔。抗战开始，吴光杰离开江苏路25号迁往重庆，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住进江苏路25号。抗战胜利后，林被枪毙，吴光杰迁回。

　　吴先后任吴淞陆军军官教导团教育长，黄埔军校编译处处长、训练部总监、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在黄埔军校期间，吴光杰主讲战术指挥与德国战术等，是军校的知名教官之一，译有《德国军事教程》等，著有《德国军事调查记》、《国防知识》、《第二次欧洲大战史》、《太平洋大战史》、《英汉军语字典》等著作三十多种。

　　郝柏村、郑为元等国民党军界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是吴光杰的学生。郑为元家庭困难，在黄埔军校读了一年就无法维持，吴光杰亲自把他叫到家中，勉励他克服困难，一定要把书读下去，把学业完成，郑后来在台湾官至“国防部长”。

　　抗战时候，吴光杰每天在“中央广播电台”主讲一个小时的“国民军事常识”，讲解军事常识、世界军备，号召全民抗战。抗战之后，蒋介石曾准备派吴光杰出任驻美大使，但面谈之后，发现吴为人拘谨、不善表达，于是作罢，改派顾维钧。但是，国民党军事人员凡是要外派出国的，却必须先经吴光杰外语考试。所以，吴光杰虽名气不大、官位不高，却在国民党军界享有极高声誉，后来他去世时，蒋介石亲笔题词“绩学贻徽”。

　　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战场节节败退，吴光杰带领在南京的一家老小和江苏路25号的地契去了台湾。

　　吴光杰的儿子吴世武当时正驻军甘肃酒泉。他是黄埔军校第12期学员，28岁当上了上校团长，曾在张治中女婿周嘉彬麾下，并随之远征印度。1949年，张治中致电吴世武，叫他不要去台湾，后来，吴世武率领7000人起义，将完整的玉门油田交给了新中国，他也成为5个兄弟姊妹中惟一留在大陆的。

　　1949年之后，吴世武在解放军中当了3年团长，因为不适应新疆的气候，先是到当时的新疆省政府当一名参议，后来提出回南京。政府发给他800元，并给他开了路条，吴世武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南京。

　　回到南京，吴世武原想住回江苏路25号，但发现房子已经由军管会代管，吴世武不敢提要房子的事，在政府安排下，住到了山西路大同新村的一栋房子里，开始卖木炭为生。吴世武为人忠厚，别人在木炭上浇水，但是吴世武却只会干的来、干的去，生意就赔本了。但因他性格豪爽、助人为乐，被推举为南京市鼓楼区商会会长。

　　后来，吴世武和人合伙办南京橡胶厂，每人投资500元。刚开始，为了艰苦创业，大家的工资都定得很低，想等工厂搞起来之后再涨。吴世武和普通工人一样干活。吴维成还记得，当时和父亲一起拉着人力车在丁家桥收购牛骨头，拉回马台街的厂里熬牛皮胶，自己在前面用绳子拉车，父亲在后面推。

　　就这么辛苦干了一年多，1956年南京橡胶厂公私合营了，吴世武当了供销科长，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那里。

　　1954年的时候，南京缺少教师，吴维成的母亲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毕业生，她的一个同学到南京一中教书，介绍她去一中，当时的校长朱刚(后任南京市委宣传部长)当即叫她第二天来上班，从那以后，吴维成的母亲在南京一中教了几十年书。

　　一家子，分开了

　　不能入住江苏路25号的日子，吴家颠沛流离。

　　先是在山西路大同新村，好几家人住一个小洋楼，吴家住在二楼，有三个房间，楼后来被收走成了部队宿舍。

　　1957年前后，吴家搬到了三山街裱画廊，只有一间房，一二十个平方米，隔壁是个厕所，大家都到那里倒马桶。

　　后来，吴家一家8口又搬到了中山南路738号，那是3间平房，四五十平方米。

　　再后来，南京一中给吴维成的母亲在内桥34号分了一套房子，总共两大间。

　　1966年，“文革”开始，清理阶级队伍、造反派夺权，有人看中了吴维成母亲的房子，但是吴维成的母亲无党无派，“反右”的时候连“右派”帽子都没沾上，造反派只好从吴世武身上下手，说他是“国民党残渣余孽”，经常半夜三更踹门而入，名为查户口，实为骚扰。不久，吴家被赶出内桥34号。吴维成兄弟姐妹5个，下放到了3个地方，吴维成在扬州六圩，老三在虹桥，大哥回到安徽原籍，母亲则带着弟弟妹妹在灌南，全家四分五裂。

　　吴世武作为重点统战对象，下放需要经过市委统战部的批准，最终得以留在南京，被迁到绒庄街58号一间破旧的十多平方米的木板老房子里，那里过去是镖局，房子很窄，像火车车厢，外面大雨，里面小雨。

　　吴家离开的岁月里，江苏路25号也不太平。先是军管，后来交给地方，成了鼓楼区交通科。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当时著名的精神病学专家、南京市精神病医院院长王慰增住在这里。“文革”时，王受到不公正对待，被游街示众，最终割腕自杀。时至今日，江苏路25号自来水交费发票的抬头还是他的名字。

　　在王慰增之后，江苏路25号成为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房子，陆续搬进了5户人家，二楼是机械工业厅王厅长，一楼是陈处长，三楼2户人家，平房住了一户人家。

　　就在这期间，吴家听说江苏路25号院子里又要盖一座新楼。

　　吴维成的母亲当时得到消息，赶紧从城南绒庄街赶过去看，但那时她不敢说房子是自己的，只敢远远地、偷偷地看，看有没有盖房子。

　　当时，盖房子的线都已经划好了，马上就要动工，正好住在二楼的王厅长出差回来，他说这样破坏了建筑格局，而且挡风挡光，于是打电话给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第二天工程就停了。

　　“文革”结束之后，吴家散落海外的亲友成为中国建设急需的人才。吴维成的姑父徐修惠是著名的水利专家，大伯吴世汉是有名的商人。1979年，中国驻日本大使邀请吴世汉回国定居，吴提出回国可以，但是要把江苏路25号房子归还，“不能连上厕所的地方也没有”。大使把这个要求向分管外交的谷牧副总理作了汇报。当时，徐修惠也正好回国参加三峡大坝的论证，带着吴维成一起去双门楼的江苏省外办，提出要求把房子发还。

　　其间，吴维成的姑妈姑父去了一次江苏路25号，姑妈一看到这个房子就很激动，她说房子里的一张铁床是“传家宝”，她和她的孪生姐姐就是在这张床上降生的。

　　老房子，还了

　　吴家的要求引起谷牧副总理的重视，国务院批文给江苏省政府，要求一年内发还。当时南京有三百多户华侨要求落实政策，但是能够像吴家这样拿回房子的，只有10户人家。

　　1980年，江苏路25号回到了吴家手里，吴世武带领儿女，把围墙建起来，在院子里种树维修房屋。吴世武说，这里的一切，以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为了办房子手续，吴家特意去了台湾，找到了当年吴光杰带走的那份房契，江苏路25号成为颐和路公馆区惟一一家有齐全的房产证、土地证的民国公馆。

　　1980年之后，吴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哥哥和妹妹先后上大学、出国，母亲也出国住了8年，直到1994年回国照顾病重的吴世武。

　　1995年，吴世武病逝，吴维成的母亲也无法长途跋涉出国了，她患有糖尿病、白内障，行动不方便，原来每个周六还到马路对面的教堂做礼拜，现在只能在院子里散散步。

　　吴家在江苏路25号安居乐业26年，到了2006年，区政府突然通知吴维成搬家。按照规划，包括江苏路25号在内的31栋民国建筑将整修一新后成为跨国公司的“总部基地”，包括吴维成家在内的343户居民将搬出颐和路公馆区，另寻住处。

　　此外，将要新建的9座仿民国建筑中，有一幢就在江苏路25号的院子里。

　　在鼓楼区政府看来，将吴维成们迁走，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开发颐和路上的民国建筑，但是吴维成说，自己有能力保护好江苏路25号。“政府有钱可以保护，但保护民国建筑绝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他们对这些房子没有感情。”

　　二十多年来，江苏路25号维修花费了上百万元，地板每年都刷一次，每过几年，就要把一块块瓦掀起来，换衬在下面的油毡布。这些资金，一是来自海外亲友接济，二是来自围墙上5个门面房的租金。“我的父亲要求我们对这个房子要倍加爱护，我们对房子有很深感情，我们血脉相连，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们都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墙上连一颗钉子也没有。房子给别人，我一百二十个不放心。”

　　吴家隔壁，是江苏路23号薛岳公馆。江苏路25号只是一级二类建筑，而江苏路23号因为房主的显赫声势，被定为一级一类，归鼓楼区房管所管理。现在，这座公馆已经破烂不堪。吴维成曾经亲眼看到农民工挥舞铁锤砸薛岳公馆的窗台，他说，“我的房子如果那样修，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三年以前，就有人向吴维成出价3000万元购买，吴家一口回绝，因为这是吴家四代人的精神纽带，不是金钱可以换取的。吴家四代人，有一百多号人在世界各地，在他们心目中，江苏路25号就是根，每年都会有二三十个亲属归国，回来之后不住宾馆，只住老屋。

　　吴维成说，收走我的房子，就是收走了吴家的感情、纽带、文脉，老家没有了，他们还会再回来吗？

　　颐和路公馆区

　　1929年12月，近代中国较早的一次系统性的城市规划——《首都计划》在南京诞生。规划不仅对南京的城市用地按功能做了细致划分，还将住宅分为四个类别：上层阶级住宅区，一般公务员住宅区，一般市民住宅区以及棚户区。1933年，当时的南京市政当局计划新建4个高级住宅区，但是只有第一住宅区实施建设，这就是今天还留存的颐和路公馆区。

　　“公馆区”以颐和路为中心，江苏路、宁夏路、宁海路、西康路、北京西路等十多条道路纵横交错，区内建有各式“花园洋房”近400处，平均每户用房面积达400平方米以上，最有名的如宁海路5号住宅、颐和路34号等。

　　南方周末记者 鞠靖，特约撰稿 朱福林 发自南京

　　沈举人巷26、28号

　　住在南京新街口慈悲社的张女士，2个月前注意到，隔壁沈举人巷和慈悲社交叉路口的别墅“动工”了，她以为这是好的迹象。

　　2006年5月，张女士第一次知道，这两幢距自家阳台咫尺之遥的破旧别墅竟然是当年的张治中公馆——一家媒体上刊登了广告，叫卖窗下的两幢别墅，别墅被称为“张治中公馆”，开价3000万元。

　　“张治中”如雷贯耳，而“3000万”同样骇人，但张女士等了一年也没看到新主人入住的迹象。

　　一周前，张女士从报纸上知道，张公馆还是那个房主，但这次他的手笔更大——他竟然将张公馆拆了，那可是值3000万的房子啊。

　　先是靠北边沈举人巷28号的小楼化为一堆瓦砾，后是南边沈举人巷26号的小楼只剩下半边，一堆堆砖瓦、朽木运出院子，消失在街头巷尾，和普通的垃圾没有分别。

　　文物？拆了

　　随着张公馆被拆，它的身世倒越来越清晰。

　　2001年卢海鸣、杨新华编著出版的《南京民国建筑》一书中称，张治中在南京的公馆主要有两处，一为鼓楼头条巷15号，现在已经拆除；一为沈举人巷5号、7号、26号、28号建筑群，现在仅存26号、28号内两幢西式楼房。

　　当年的沈举人巷26号、28号宅院远不是今天的这番光景，《南京民国建筑》称其占地1631.1平方米，有楼房9幢59间房。现在，9幢只剩下了两幢，都是带阁楼的三层楼房，砖混结构，钢门钢窗，青平瓦屋面，青砖外墙，二楼中部设露天阳台，总建筑面积362.4平方米。张公馆由著名建筑师童雋于1934年设计。

　　紧接着，人们知道了，张公馆竟然是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张治中的长女张素我和小儿子张一纯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证实，张治中本人并没住过沈举人巷26、28号两幢房屋。当时，张治中所住过的房子一为鼓楼头条巷15号公馆，已拆除；二为沈举人巷5号、7号公馆，已拆除。沈举人巷26、28号两幢公馆当时住的是张治中的副官，在抗战期间，张素我姊妹们也在这两幢房屋里住过。

　　1981年国家落实政策，沈举人巷26、28号被明确为张家的住房，归还给张家姊妹。2006年6月10日，被列入“第三批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7月18日，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杨新华(《南京民国建筑》一书的编者之一)在现场说：“张公馆是南京市文保单位，受法律的保护。你们没有和文物部门联系，就擅自拆掉了一栋半房子。”

　　杨新华当时给出的处理意见是：前面这栋照常进行维修，已经拆掉的那栋立刻停止施工。

　　张治中公馆的现任屋主委托人陆先生说，张公馆“已经到了不修不行的地步”。他们曾经邀请南京市房屋安全鉴定中心对这两幢房子进行了鉴定，得出的结论是两幢房子均属于危房，目前张公馆正在进行的工程是文物部门批准的“大修”。

　　按照陆先生所说的计划，暂时停拆的半幢公馆也要拆除，然后按照原样重建，“公馆原先什么样子，重建的房子也将是什么样子。”

　　国家文物局界定的文物大修概念是：大修不能改变遗产的原始风貌，尽可能使用原材料并维持建筑原本结构进行修复。张公馆未来的“重建”显然不符合这样的界定。

　　按照规定，张公馆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即使维修或拆除，其原材料必须按编号存放，以便于修复时使用。公馆拆掉之后，原来的砖瓦基本上都已经破损了，被当成垃圾运送出去，民工们将用全新青砖来砌房子。至于施工队伍，现有的挥锤抡锹的民工们既无古建筑修复经验，又无古建筑施工资质。

　　危房？倒了

　　南京市文物局文物管理处的丁科长说，房主其实还是有文物保护意识的，本来也是想办好事情，因为在2006年5月，当张公馆还不是文物保护单位时，他就已经按照文保单位的要求，向文物局提出维修申请。

　　当时文物局回复说张公馆并非文物保护单位，无须申报，因此没有接受他的申请文件。

　　2006年6月，张公馆成为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8月份，房主正式提出要进行维修，文物局告诉他，张公馆已经成为文物保护单位，要修的话必须报文物局批。这次，房主提交了申请文件。至于维修方案，房主提出，其中一栋进行原样维修，还有一栋因为有南京房屋部门监测的“危房报告”，维修动作要大一些。文物局批准了他的维修方案，其中靠北的小楼只允许局部拆除，而靠南的小楼则是进行不落架维修，也就是轻微程度的维修。

　　按照丁科长的理解，维修过程很可能是这样的：起初是修，但是修的过程中发现一些部分必须拆——比如梁架，在这样的过程中，施工突破了审批的范围，按照规定应该补报的，没有及时报。

　　事实经过和丁科长的估计大体相似，一位现场施工的民工称，3月份他们被“老板”喊过来维修两幢老屋子的屋顶，等到爬上屋顶的时候，才发现屋顶的损坏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料，在屋脊上走的时候，脚踩下去都是又软又晃，小瓦下面的椽子基本都不能站人了。施工人员告诉屋主，惟一的办法只有把屋顶全掀了，重新盖一个屋顶。28号公馆屋顶拆除之后，他们发现柱子和横梁腐朽得厉害，绝大部分木结构都被白蚁蛀过，这样的柱子和横梁，根本无法承受新建屋顶的重量，如果把柱子和横梁从墙壁中“抠”出来，墙壁也将会受到破坏。按照农村修房子的思路，这样费时费力，倒不如拆了重新建一幢新的。

　　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杨新华说，如果屋主在维修过程中，把情况及时汇报到文物部门，那么文物部门就会召集文物专家们对张公馆进行会诊，能保留的尽量保留，同时在式样、外观、内部环境上给出相关意见，但一念之差，房主就违法了。

　　丁科长说，70年的老房子出现这种情况是肯定的，就算是水泥建的房子，过了70年也必须重建，何况是木结构的房子呢？古建筑维修中换梁换柱是常有的事情。“当年天安门维修的时候，也是整个重建，天安门是不是就此没有了文物价值呢？”丁科长说，目前，张公馆还能恢复，因为房主申请维修的时候，按照规定附上了测绘图纸和照片，恢复不是问题。

　　3000万？没了

　　无论是在建筑学界，还是在房产业界，多数人都认为，现任房主当年斥资购买张公馆时真是好眼力，而现在，“急功近利”又蒙蔽了他的双眼。

　　沈举人巷是名副其实的闹中取静的“黄金宝地”——如果要闹，向东或者向南走100米，那里是南京最繁华的新街口核心地区；如果要静，向西走10米，那里是芳草幽幽的金陵协和神学院。

　　张治中的长女、现年92岁高龄的张素我老人告诉记者，房子发还后，由于他们兄弟姊妹六个，两个长期住在北京，其他几个则长期定居在国外，他们便合计着将南京的这两幢老房子转让出去。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买下这幢房子的人竟然会把这两幢房子给拆了。

　　张治中将军的儿子张一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音也甚是激动。“我们已经通过律师，对这两幢房子进行了调查。”张一纯告诉记者，这两幢公馆是他们六兄弟姊妹在2003年的时候，委托一个姓陈的中介商出售的。目前，他们姊妹掌握的资料显示，尽管他们和陈姓中介商签定了合同，但是中介商仍然欺骗了他们。在公馆的第一次转让中，陈姓中介商报给他们姊妹的成交价格是200万元，而实际的成交价格是400万元。稍后，公馆又一次进行了出售，这次的转让价格达到了1050万元。

　　代理张治中公馆买卖的南京实德房产销售公司房产经理郑继延说，“本来我还觉得房主很有眼光，不声不响低价买了个古董，但是这次拆了重建，公馆本身的价值就消失了。”

　　郑继延曾经代理数套公馆买卖，他说，公馆价值主要就在建筑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当年的建筑设计者童雋，更是与建筑设计大师杨廷宝齐名的，历史人物张治中也是一块响当当的招牌，结果现在房子的主要价值几乎荡然无存。

　　郑继延表示，现在房子拆得差不多了，房产价值也谈不上了，如果以土地价值来算，1500多平方米的土地面积，按1万元 / 平方米的地价来算，地皮也就值1500多万元。如果不拆的话，按房主3000万元的报价，如果是“修旧如旧”，价值肯定能达到5000万元以上。这样算来，房主自己也至少损失了3000万左右。

　　张素我的儿子周元亚表示，张家将于本周派人到南京了解详细情况。张家六个兄弟姊妹已经联合请了律师，近日将飞赴南京，将通过一切可能的办法，把幸存下来的半幢公馆保住，同时，他们还呼吁相关管理部门，追究拆除祖屋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