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谭璐

　　香港报道

　　·中央财政的补助是一种定量补助，不是比例补助

　　·低保制度当中，用两个环节来激励低保对象实现就业

　　“目前已经有1868万农民纳入了救助范围，预计到今年底将会达到3000万人左右。”

　　7月17日，民政部最低生活保障司司长米勇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而同时民政部正在加紧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草案)，力争今年底或明年初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在香港召开的国际社会发展协会第十五届国际研讨会上，米勇生还表示，困难群众在看病、上学、住房等方面还有很多困难，所以今后民政和其他有关部门会继续加大在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方面的工作力度。

　　今年底，全国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将建立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国务院在6月26日召开的相关工作会议也指出，要确保在年内将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到户。

　　“减少社会救助的随意性”

　　《21世纪》：目前关于社会救助的法律法规的制订，进展如何？

　　米勇生：中国社会救助法制化的要求已被提上日程。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已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按照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要求，民政部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正在加紧起草这项法律的草案，力争今年底或明年初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同时我们也将加大贯彻落实《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力度，着手修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启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城乡医疗救助办法》等法规的制定程序，通过法律法规建设，确立社会救助的范围、内容、标准、管理以及资金筹措等制度化的规范，减少社会救助的随意性。

　　《21世纪》：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中央财政对于财政困难的地区将进行适当补助，中央财政的出资比例是多少？

　　米勇生：中央财政对困难地区的专项补助资金目前没有固定的出资比例。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中央财政的补助是一种定量补助，不是比例补助。

　　我们主要根据当地的财政困难程度，以及当地需要保障的贫困人数等情况，来确定中央财政补助的数额。中央财政补助农村低保的资金总额，主要还是看全国人大通过的年度预算安排。比如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了30个亿，财政部门掌握各地的财政困难情况，民政部掌握各地实际需要保障的贫困人口数情况，两者结合起来，根据一定的系数和公式计算出补助金额。

　　目前城市低保制度中，中央财政承担了大头，补助财政困难地方的经费占全部资金支出总额的60％；地方财政中省级承担得比较多，越往下承担得越少，因为越到基层财力越弱。农村低保制度中，2006年总共支出低保金42亿元，全部由地方财政承担。从今年开始，中央财政将逐步建立农村低保资金专项补助制度。

　　《21世纪》：通过金融机构代理直接发放低保金的方法，能否确保低保资金的管理安全有效？

　　米勇生：财政部门则根据民政部门提供的信息把低保金直接打入低保户在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享受低保的老百姓拿着银行开户的存折，就可以直接到银行领取。目前这种办法已经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推行。农村的情况比较复杂，低保金的发放不一定是一个月一次，可能是一个季度或者半年取一次。金融机构网点较少，低保户到金融机构去领取存在不便。我们正在探讨符合农村情况的低保金领取办法。

　　以城市低保为例，我们的资金是全封闭运行，从中央到基层，各级民政部门一般都不会接触到资金，大家看到的只是数字而已。只有低保户拿着存折到了银行，才能拿到钱。这几年运作下来，低保资金的安全性比较高。

　　《21世纪》：现在各地的低保标准是如何制定的？

　　米勇生：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状况差别比较大，制定全国统一的低保标准不现实，也不科学。所以我们要求各地从实际出发，根据老百姓的吃饭穿衣等实际需要多少钱，在考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各地根据当地经济状况和消费情况来制定低保标准。

　　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主要城市，低保标准都由市政府统一制定；包括县在内的县级市的低保标准，则由县一级来测算、制定，然后报上一级备案。目前上海的低保标准是全国最高，为每月320元，也就是说，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320元的上海居民，就可以向政府提出低保申请。在中西部地区，低保标准相对低一些。

　　建立全国低保信息系统

　　《21世纪》：目前城市和农村低保每年覆盖的人数大概有多少？

　　米勇生：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已经连续四年稳定在2200万人左右。我们是动态管理，每年都有一部分人因为收入增加而退出低保，另外又有一部分人因为收入减少而进入低保，每年出进的人数大体相当。

　　目前城市低保对象的最新数字是2240万人。城市低保标准从2003年的每月每人平均149元，提高到目前的174元；救助对象每人每月从政府领取的现金补贴，从2003年的58元，提高到目前的92元。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在全国普遍建立，目前已经有1868万农民纳入了救助范围，预计到年底将会达到3000万人左右。

　　《21世纪》：对于需要保障的人数，民政部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此前有学者指出，民政部的数据和其他一些部门统计出来的数字不一样。

　　米勇生：需要保障的人数，我们是通过各级民政部门摸底排查统计上来的。另外，我们正在积极筹建全国低保信息系统网络，从中央、省、地、县、乡(街道)、村委会(社区)，每一户低保对象都要纳入数据库，通过网络自动生成统计数据。这样，上网点击一下，就能查到每家每户的具体保障情况，包括每个人的身份证号码、姓名、年龄、职业、申请救助原因、各级部门调查审核的情况、救助金额等。目前这个系统正在建设当中，在某些地方，比如上海、北京、四川，网络监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全国范围内，这个系统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建立起来。

　　《21世纪》：对于城市低保人群，如何激励他们就业？

　　米勇生：我们在低保制度当中，用两个环节来激励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实现就业。第一个环节，如果要申请低保，就要首先登记就业，接受免费的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如果有两次或三次，你没有理由拒绝给你推荐的工作，那么就会失去申请低保的前提。第二个环节，为了鼓励低保对象在享受低保以后还要尽力找工作，我们采取“低保渐退”的政策。如果你找到了工作，我们在三个月或半年内还会继续发放低保资金，但数额会逐步减少，让他们找到的工作稳定下来，然后再逐步让他们退出低保。

　　积极研究农民工问题

　　《21世纪》：对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米勇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来，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农民工进城是来就业的。解决了他们的就业，其他很多问题相应可以得到解决。进城以后，必然会在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出现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政府部门认真研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来解决。民政部和其他各个部门，都在积极地研究。但是中央政策的制定，是一个需要认真分析研究的过程，需要经过大量的论证工作。

　　我们注意到一些地方创造了非常好的经验，比如说有些地方把农民工进城从一种无序的行为变为有序的行为。有的县对出外务工的农民，包括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进行分类职业培训。还与一些用工城市结成对子，有组织地引导农民工到城市就业，在城市里获得相应的帮助。另外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像在一些城市，街道社区的服务工作不仅包括有户籍的居民，还覆盖到其他居民，比如虽然没户口，但在社区常住的居民，以及农民工等。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的社会救助事业将加大城乡统筹力度，逐步实现救助制度的城乡平等，逐步缩小社会救助资源配置上的城乡差距，建立一种比较稳定的，能从各方面为困难群众提供帮助的社会救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