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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消弭误解 对话增进了解——访杨凤岗博士

  2008年10月28日 10:22  中国民族报

  今日中国社会中各种宗教现象正在引起越来越多人的瞩目,也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适逢其时,2008年10月8日至10日,中国宗教社会科学高峰论坛将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中、美、英、加、澳等国的著名学者将汇聚一堂,探讨中国宗教与社会的重要理论问题,推动对中国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并促进中外学者高层次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就这次论坛的有关事宜及大众所关心的宗教与社会问题,笔者采访了论坛美方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的杨凤岗博士。

  推动对当代中国宗教的实证研究

  吴晓群(以下简称吴):以前您研究的是北美华人的宗教,今年您却在普度大学成立了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支持和资助当代中国宗教的实证研究。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转向?

  杨凤岗:我的宗教社会学博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主要是有关北美华人基督教和佛教以及美国其他移民的各种宗教。我在回国做宗教社会学的调查时,发现在广州、深圳、台湾、香港等地的基督教会里有很多外来移民,这也可以说是移民宗教。

  长期以来,中国的宗教学研究主要关注人文学的即教义的阐释,缺少对社会生活中宗教现象的实证研究,更缺少理论的阐释和建设。然而,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变革。在当代中国,旧的信仰体系已残缺不堪,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整体处于失范状态。从迪尔凯姆到韦伯,经典的社会学家都指出了宗教在提供价值观、培养社会道德和社会凝聚力方面无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但是宗教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低估。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都需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并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

  基于这些原因,我自然而然地就转入到对当代中国宗教的实证研究上来。

  吴:从2004年起,您每年都回国组织宗教社会科学暑期高级研讨班及研讨会,从世界各地邀请著名学者到中国讲学和参加研讨。您的目的是什么?

  杨凤岗:就是推动对当代中国各种宗教的实证研究。过去20年,中国宗教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一直是文史哲的天下,缺少对现状的关注。我原本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宗教教学与研究,到美国后改学社会学。2000年我回国想做宗教社会学调查,却苦于难以找到理想的研究助手与合作伙伴,因此萌生想法,希望在国内培养一些有能力进行宗教实证研究的学者。这个想法得到国内同仁的积极响应,于是从2004年开始,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举办宗教社会科学暑期高级研讨班,同时组织一个为期3天的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几年下来,国内许多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了我们的培训,一些人从此开始了宗教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宗教学研究只重文史哲的倾向。

  通过交流减少分歧与误会

  吴:今年10月,你们将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中国宗教社会科学高峰论坛。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个峰会?邀请了哪些学者?

  杨凤岗:今年是中国宗教学研究恢复30周年,也是中国社会学恢复30周年。三十而立,宗教学和社会学都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应该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因此,我们决定组织这次中国宗教社会科学高峰论坛。这将是宗教学和社会学分别恢复30周年之际,两个学科走向交叉结合的一次空前盛会,也将是国内和国际著名学者的一次高层次交流。高峰论坛特别邀请了15位左右国外学者和15位左右国内学者。国外应邀参加会议的都是目前在国际学术界最为活跃的著名学者,包括宗教社会学“新范式”领军人物——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斯达克,研究新兴宗教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巴克教授,美国宗教历史学家、宗教大百科的编撰者梅尔顿博士等世界一流的学者。国内应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博士,著名的佛学研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著名的道教研究学者、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等学者。我们希望高峰论坛能够搭建起中外学者互动交流的桥梁,搭建起人文学和社会科学合作交流的桥梁。

  吴:我们发现,受邀参加的并不都是研究宗教的,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杨凤岗:我们所采用的是一个大宗教的概念,包括儒学等灵性或精神性的东西。我们对在中外精神或灵性传统中发掘可以成为现实生活的精神资源或精神资本的东西特别关注。

  吴:为什么美国对宗教问题如此关心?作为熟悉中美两国情况的宗教社会学者,您觉得怎样才能减少两国在宗教问题上的分歧和误会?

  杨凤岗:美国对于宗教问题的关心缘于追求自由的精神,对于宗教自由的关心是深入到美国人骨子里的事,宗教自由是美国的立国原则。最早一批到新大陆的移民就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来的,了解这个历史背景很重要。中美两国在宗教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误会。我认为分歧和误会缘于信息的闭塞和交流的缺乏,增加开放和透明的程度,尤其是加强学术界的交流,是非常必要的。美国人对任何政府的报告一向都持较多的怀疑,对于宗教界内部、非政府组织、媒体、学术界的信任度则依次增加。之所以最信任学术界,是因为学术界的利益纠缠最小。我们希望高峰论坛能为减少中美之间的分歧和误会贡献一份力量,更希望论坛能够搭建起中美以及中国和西方世界在宗教问题上相互了解和理解的桥梁。

  对中国宗教的研究正不断升温

  吴:有种观点认为中国是世界宗教学研究的热土,近年来国外的中国宗教研究取得了哪些主要成绩?您认为中国宗教学研究未来能够贡献给人类的东西是什么?能谈谈未来几年您的研究计划吗?

  杨凤岗: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宗教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宗教的研究不断升温。国外有不少学者重视儒学的研究,这次邀请的“波士顿儒家”甚至成为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承和发展者。道教在欧洲有不小的影响,也颇受学术界的重视,据法国学者的观点,道教已经国际化,近年来国际化的道教又返回中国,开始影响中国本土的道教,欧洲尤其是法国对道教的研究非常重视,成绩不小。再如中国基督教,在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后形成了儒家风格的基督教,它既保留了许多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又对其不合时宜之处做了扬弃。中国基督教重视家庭的价值,这对于西方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基督教是一种匡正。我非常看好儒家与基督教深入结合后产生的新特点,我认为这可能是未来中国宗教和宗教学研究贡献给全人类的财富。

  近几年在理论研究上受关注较多的是我提出的宗教三色市场理论。这一理论说明了凡存在宗教管制的社会,就会出现宗教的短缺经济,出现宗教的灰市和黑市,这将增加政府管理的难度。这一理论现在证明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解释拉美、前苏联、东欧的宗教情况,适用于解释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情况。

  未来几年我想做的事情是,在中国进行各宗教伦理与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发展互动关系的研究,这项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看作是对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命题的验证。马克斯·韦伯曾写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家和道教》两本经典的宗教社会学著作,前者阐明了基督新教对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生成和促进作用,后者指出了儒家和道教没能在中国哺育出资本主义的原因。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渐趋成熟,正在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进行上述研究适逢其时。这是一项宏大的研究计划,无论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我期待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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