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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士顿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魏乐博博士

  2008年10月28日 10:32  普顿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

魏乐博(Robert Weller)是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也是该大学有皮特·伯格任主任的“文化、宗教与世界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他目前的研究关注的是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中国大陆和台湾环保运动与“自然”旅游业的发展。魏博士也很关注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等地的地方自发性组织作为中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所扮演的角色。他曾为减轻中国西部贫困与失业等问题提供咨询。魏博士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国政治、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著作与文章,特别专注宗教与公民生活之间的关系。他最近与A.Seligman, M. Puett 和B.Simon合著出版了《仪式与其后果:论真诚之极限》(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

问:请简单介绍一下您为什么对中国的宗教,尤其是民间宗教感兴趣?

答:我对中国的兴趣是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大学期间所选的一些课程激发了我的兴趣,之后我修了更多的相关课程,在大学毕业后开始学习汉语。虽然这个决定有些偶然,但是我从没后悔过。另一方面,宗教对我来说一直是个不解之谜。我的家人都不信教,我的父亲将科学家的怀疑主义传授给我们。宗教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想了解它,这个愿望是我长期对它感兴趣的原因。为什么对民间宗教感兴趣呢?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想了解和我所在的社会很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不是基督教),同时,在中国这一直都是最普遍的宗教活动,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就是喜欢它的热闹劲儿。

问:您的第一本专著讨论了中国宗教的一致性与差异性。能否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理论背景和主要观点?过去二十多年这本书引起了哪些讨论?

答:在我写第一本书(即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法国的结构主义在人类学中相当有影响,支配着我们对于中国宗教的理解。我的目标之一就是挑战这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意义仅仅存在于思维结构,看重的是解释行动,是解释行动导致了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存在不同意义。这和当时中国宗教人类学上的一个大的争论相关联,即我们是应该把一系列复杂的活动看作是一种统一的宗教(弗里得曼),或者很多不同的宗教(武雅士)。对不同情境下解释的强调,使我更加接近于这个争论中多样性这一方。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很多人也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贡献。桑格瑞的书和我差不多同时出版,但他偏向于这个问题的统一论一方。之后我们仍然继续写作,他常常展现的是结构主义者对于中国宗教的理解,而我更偏向于后结构主义者,尽管我们对这个标签都不很赞同。这些年来人类学对于中国宗教的理解越来越深入细致,这种争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新建构了。

问:您参与主编的《怪力乱神》颠覆了人们对中国神灵的刻板印象。神灵并不必然是一本正经的天界官员。各种面目不同的神灵折射出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其理论意义何在?

答:这本书一开始也是对当时人类学关于民间宗教理解的回应。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明间神灵就像官僚一样,并且人类学家把这发展成为了解神灵最基本的框架。当然,从很多外在的形式上来看的确是这样的,比如在很多情况下神灵的官服、寺庙的结构、或者是道士在仪式上所写的奏折等。然而我们很多人越来越不满意这种形象占统治地位的状况。也有不少女性神灵呀?更不用提那些更加难以让人尊敬的神灵。我们希望的不仅仅是拓宽中国神灵的形象,而是向神灵在任何简单的层面上“反映了”社会现实这一观念挑战。那种认为神灵“代表了”政治体系的观念,看起来是对迪尔凯姆宗教观的简单化应用。我们要问的是,在中国,对于权力(power)是什么概念?这些观念如何影响了宗教领域和政治领域?于是我们开始看到,在中国,官僚控制仅仅是权力的一种形式,神灵既反映了也应影响了这些形式。有好色的神灵和其他明显有道德缺陷的神灵,灵活性的理解和解释,在某种意义上与中国寺庙宗教缺乏强有力制度结构控制密切相关。

问:我们注意到您最近做了一些有关大陆和台湾的比较研究。台湾和大陆不同的发展历程对宗教有何影响?

答:的确,我对台湾和大陆的比较研究很感兴趣,并且不仅仅限于宗教。原因在于我们借此能够认识在同样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下人们如何变得不同。在宗教上存在着很多的不同之处。比如台湾对于佛教相对松散的控制促进了大量新的佛教慈善团体如慈济功德会的发展,在大陆则没有相应的团体。佛教的发展也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为什么基督教在大陆发展得比台湾快,因为在台湾人们都去信佛了。在台湾,寺庙宗教一直是被允许的,因此它的势力一直很强,并且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富有而寺庙宗教也得到了发展。缺乏一套制度全面控制,也意味着这种宗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断变化形式的,台湾的寺庙宗教有些特有的形式,中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寺庙宗教都具有一些特有形式。当这种宗教在中国复兴以后,我发现其不同之处不会比一个世纪以前多。

问: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宗教专注于个人的私人事务,比较功利,因此无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答:中国寺庙宗教在很多方面都倾向于关注个人或者家庭的利益。但是如果仅仅讨论到此将会错过其传统中很多重要的方面。首先,在中国的很多地区,寺庙常常是联系乡村和城镇间最重要的社会纽带。同亲属关系一起,宗教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其次,因为寺庙之间经常处理相关事宜, 比如交换法事仪式人员,或者在他们游神时互相参拜,寺庙宗教在建立社区关系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即使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形式的宗教仅仅是地方性的,因此很难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公民社会。其他的传统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应该记得,从明代末期起,中国城市慈善组织在社会精英间非常流行,他们常常从佛教中得到灵感。在台湾大的佛教团体更是如此。在我的有关“另类公共性种种”的论述中,宗教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很多形式的社会组织都是很重要的,即使它们看起来并不像传统的公民社会。

问:能否简单介绍一下社会人类学在过去几十年里对中国宗教研究的理论贡献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走向?

答:随着更多人类学家的研究和很多历史学家开始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这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于中国宗教的理解。例如我们对于民间宗教中的大量不同之处有了更好的理解。由于人类学家的工作,我们从台湾这个小地方就能看出很多差异。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宗教会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我们能够更加深入细致地思考精神与世俗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对于寺观堂所之外的世俗社会的广泛影响。

问:您最新的研究是什么?

答:在这里我将提到两个项目。其一,我和几个同事刚刚出版了一本从理论层面思考宗教仪式的书,叫做《仪式与其后果:论真诚之极限》。我们探讨了仪式在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可以相处一起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从宗教改革以来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反仪式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反仪式主义是现代性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也谈到了中国,包括儒家礼仪传统,并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的改变。其二,我目前和人合作的一个项目已经进行了一半,主要是研究宗教慈善在三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大陆、台湾和马来西亚华人,我们试图了解宗教团体在促进慈善中的功能。

问:请谈谈您对中国宗教实证研究的寄语和期望。

总的来说,我希望有更多的研究,更多关于宗教变化的研究。我们对于宗教在帝国时代末期是如何被实践、在二十世纪发生了哪些改变、以及目前的情况,都了解甚少。与此相关,我想看到更多对中国不同处境中的比较,以及与其他社会的比较。此外,我希望宗教人类学是个广阔的天地,给各种进路充分的空间,关注全球的理论争论,但扎根在坚实的民族志研究中。目前中国宗教变化很快,正是研究这个领域的大好时机。
 
 (采访者:卢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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