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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时报纪念改革30年:高考重启之后面临大考

  2008年11月9日 09:13  京华时报

    京华时报纪念改革开放30年系列报道之七:高考恢复30周年

  1977年秋,范谊面临两个选择——考大学还是当一名有编制的石油工人?最终,他选择了参加高考并上了大学。从一名助教到出国深造,再到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谊的视野逐渐拓展。

  在高考恢复30周年之际,人人乐谈高考改革成了一景,其中也包括范谊。在去年全国两会上,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提交议案,建议废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

  高考制度本身,面临大考。

  【年轻人“天然的选择”】

  考大学还是当一名有编制的石油工人?

  1977年秋,19岁的范谊面临选择。

  因为父母都是西南石油学院(现西南石油大学)教师,范谊得到四川石油管理局一个内部招工指标。当时,他在高中毕业后已经做了一年多的临时工,“工作很难找,一年换了四五份工作,一天能挣一块钱。”可想而知,这个招工指标于他相当珍贵,报名、体检、政审依次进行。

  就在这时,范谊听到了高考即将恢复的消息。这个关乎民族未来的决断,缘于一名从巴蜀大地走出去的老人。

  1977年8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刚刚复出半个月的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来自全国的33名代表共商国是。“文革”十年,科学和教育界均属重灾区,知识分子斯文扫地,这使得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面临严重的人才荒。如何为这个古老国度重新规划未来,这位总设计师将突破口瞄准了科教领域。

  会议进行中,52岁的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率先对当时推行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高校招生办法发难,建议恢复高考,一时应者甚众。8月8日,邓小平发话:当年即恢复高考,不再搞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一套。

  随后,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教育部重开高校招生工作会议,推翻原有招生方案,规定从当年起恢复统一考试。10月下旬,这一消息正式向外发布。一道尘封11年的命运之门,再次艰难开启。

  这使得范谊面临一个选择:参加高考,还是去当石油工人?很快,招工结果出来了,范谊被录用,成了一名地质勘探工人,他的任务是找油。

  1977年12月,在范谊穿上工装走向巴山蜀水的同时,全国570万名年轻人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奔赴考场,接受那场决定他们前途的大考,通过那道“窄门”得以改变人生轨迹者共有27万人。

  1978年,已经背着铺盖卷走遍川东矿区的范谊首次参加高考,那年他落榜了。录取比例只有5%,竞争相当激烈。次年再战,范谊考了329分,这个不错的成绩让他顺利入读四川外国语学院。

  离开石油工人岗位时,范谊每月工资70多元,“那相当高了,但当时根本没考虑这些,没想过将来毕业能挣多少钱。”范谊说,那时上大学是每一个有一点文化基础的年轻人“天然的选择”,也是一种相当大的荣耀。

  【不再有免费的午餐】

  脱去工装,别上校徽,范谊有了一个国家干部的身份。吃的是“皇粮”,什么费用都不用交,每月还有12元的补贴,医疗也是全部免费。他记得自己牙坏了,去第三军医大学看病,到学校医务室领一张转账单即可,一分钱不掏。那时上大学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占有,因此,高考的公平性是非常重要的。

  1983年,范谊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充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学院),每月工资42元。“本来西南石油学院要我回去,我没有去。我不希望呆在父母眼前,想自己闯闯。”范谊说。

  在当了两年助教之后,范谊考取了云南大学研究生,1987年毕业后回到南充师范学院。

  1989年,范谊再次得到一个深造机会,他被当时的国家教委公派至新加坡,学了一年教育,继续着知识改变命运的努力,眼界也大为开阔。

  就在范谊走出国门那一年,高校招生制度的一个重要变革悄然而至。当年,高校开始对所有学生实行收费,其中公费生与自费生在录取分数和收费标准两方面均差别较大,毕业就业走不同途径,是为双轨制。

  1994年,国家再行变革,对双轨制进行并轨,即不再划分计划内招生和计划外招生,对所有考生实行统一的录取分数和收费标准。1998年,全国高校完成并轨,此后,高校学费大幅增长。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一直被赋予一项重要职能:培养国家干部。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文革”造成的人才荒逐步得以缓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进,通过高考选拔国家干部的功能逐渐淡化。当上大学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权利,变化随之出现:高等教育不再有免费的午餐。

  1989年高校开始实行收费之时,一般高校每年学费为200元。2008年,这一数字已升至5000元至10000元不等,20年间增长25至50倍。而统计数据显示,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

  高校收费是否过高?这个钱又该怎样收?仍是一个敏感而有争议的话题。

  2007年底,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抛出一个观点:高校收费太低导致穷人上不起学。这名北大教授提出的解决之道是:提高收费标准,同时增加对贫困学生的补助。然而,这一观点颇受争议,被讥为“大学收费劫富济贫论”,其可行性则被认为是“痴人说梦”。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从新加坡回国后开始走上教育管理岗位的范谊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世纪之交,他听到学生、家长对高校收费的反映比较多。这些年,随着各项救助体系的建立,已经可以基本保证不会有学生因贫困失学。

  【十年扩招】

  1993年,范谊与妻子“孔雀东南飞”,跳槽至宁波大学。虽然四川师范学院不愿放人,导致他的人事关系至今留在南充,但宁波方面为了引进范谊采取了非常灵活的办法,恢复了他的干部身份,为他重建档案。

  在这里,范谊的视野逐渐向一个学科的建设、一系一校的管理延伸开去,他先后当选致公党中央委员、致公党浙江省委副主委、宁波市政协副主席。2003年,范谊当选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9年,一个难题摆到刚刚升任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的范谊面前:当年,国家决定大幅扩大高校招生,地处江南富庶之地的宁波大学,同样面临校舍、师资不足等问题。

  当年,全国高校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108万扩大至159万,增量超过47%,录取比例则超过46%,比上年大幅提高13个百分点。新中国教育史上一个持续10年的大动作,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启动。

  据范谊介绍,1986年宁波大学由船王包玉刚捐资创建之时,确定的发展目标是到2000年,在校学生达到4000人。他于1993年跳槽过去时,宁波大学只有学生2000人,可是经过连续两年扩招,2000年,在校学生已经过万,如今这一数字是2.7万。这所省级重点大学,10年间经历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

  教育部提供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1050万人报考,录取约600万,录取人数是1998的5.5倍,1977年的22倍;录取比例57%,超出1998年24个百分点,超出1977年52个百分点。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说,高考这座“独木桥”,比30年前确实宽阔了许多。然而,人们对扩招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高校收费随着扩招水涨船高,贫困学生雪上加霜;大学生就业困难身价看跌,读大学越来越不划算;高校办学规模急剧膨胀的同时教学质量堪忧;大搞建设让很多高校债务缠身……

  著名经济学家汤敏、左小蕾夫妇被认为是高校扩招的重要推手。1998年,金融危机席卷亚洲各国,受此影响,中国经济亦陷入困局,扩大内需成为最重要的自救之道。与民生休戚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都在那年启动了面向市场的改革。

  1998年底,当时在亚洲开发银行任职的汤敏夫妇建言国务院:扩大高校招生,提高学费的同时配合大规模助学贷款,以此拉动内需。很快,他们的建议被采纳。1999年6月,高校扩招的决定正式下发。

  因为建议高校扩招,汤敏获封一个头衔:“教育产业化之父”。富于戏剧意味的是,人们对于这个词的理解却在几年间大不相同。一开始,它像诸多“……之父”一样,像个桂冠。然而,随着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日渐显露,这名“父亲”又因扩招饱受非议。

  而今汤敏仍是扩招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他同时坚决不接受“教育产业化之父”这一头衔。汤敏认为,简单地说,所有问题“都是扩招惹的祸”显然是不对的,比如大学生就业难,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周期都有直接关联,也与高等教育改革滞后和学生就业观念有关,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已经过剩,一个浅显的道理是,“扩招并没有‘扩’出更多的劳动人口来。”

  一路见证了高校十年扩招的范谊认为,虽然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有值得反思之处,但扩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高校扩招利弊之争恐怕还会持续一些年,但来自教育主管部门的最新表态值得注意:今后高校扩招步伐将放缓,明年扩招幅度不超过4%,后年不超过3%。

  【两名教授的困惑】

  从一些学生的网上留言看,范谊是一名在课堂上颇受欢迎的英语教授。但从教已有25年的他抱怨说,课堂上常常会觉得很苦闷:“我很愿意鼓励学生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可是我们在课堂上很难把学生的口撬开。他们习惯于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副求知的眼光看着你,拿一个小本儿在那里使劲地记——告诉我真理吧,告诉我结论吧!”

  范谊说,长期以来,应试教育已经使学生形成一种被动接受的学习心态、行为和方式,进入大学之后再去改造非常困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考试制度是这样的,招生制度是这样的,他们不敢偏离,也不需要偏离。”

  另一种困惑来自一名业已退休的北大教授。怀着“让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文化经典在孩子心上扎根”的理想,2004年和2005年,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在南京师大附中和北大附中、北师大附中分别开了一门选修课:鲁迅作品选读。结果却令人失望。

  熟悉北大的人都知道,钱理群讲鲁迅,曾是燕园一景:总是被安排在最大的阶梯教室,总是人满为患一座难求。听过这门课的学生,也很少有不被这名小个子教授的激情感染的。因此,对于那些中学生而言,把这样一门课放到中学去讲,其火爆程度似乎不难想象。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开始报名、听课的学生都很多,后来却越来越少,最后始终坚持下来的,不过二三十人。这令钱理群颇为困惑。后来,一名学生告诉他: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宁愿考上北大以后再来听你的课,而不是现在。

  钱理群不禁感叹:“应试已成为学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内容。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仅教育者(校长、教师)以此作为评价标准,而且也成了学生、家长的自觉要求,应试教育巨大的网笼罩着中国中学校园,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两名教授的困惑指向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其功能和目的何在?

  范谊认为,教育的本质功能是培养人——培养多样化的人才,而不是选拔人——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所谓公平的问题。教育的基本原则是有教无类,培养的每一个人都是教育的主人,“孔夫子培养了那么多人,从来不是按照一个模式。”

  然而实际情况是,标准化的考试和教学模式抹杀了教育的丰富内涵和形式,“不是标准答案你就出局。”这成为教育功能向本位回归的制度性障碍。

  2008年10月8日,教育部官员在介绍素质教育落实情况时也承认,本着“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的教育理念,自2001年以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进已有7年,各地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但“高考指挥棒”的存在使这项改革面临巨大挑战。

  【废考论引发“地震”】

  2007年春,年近知天命之年的范谊在北京引发了一场小小的“地震”: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提交议案,建议废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

  范谊称,高考的合理性是在两个历史条件制约下形成的:一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短缺,使得教育的公平性超越了教育的其他重要属性;二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定位,以选拔精英人才和培养干部为目的,而不是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范谊认为,如今这两个制约因素已不复存在或正在消失,已经到了必须考虑废除高考的时候。

  按照范谊的设计,新的高校招生体制要义如下:还高校自主招生权利,增加学生自主择校机会,结合学生的学业记录、社会服务和技艺特长,用日渐完善的高中毕业会考加高校招生学术潜力考试取代高考。

  熟悉欧美教育制度的人知道,范谊的新体制,有着诸多西方经验的影子,其实新意不多。类似的建议与呼声,在民间早有耳闻。该议案之所以一石激起千层浪,更多缘于提议者的身份和议事场合的特殊性。

  面对废考论引发的热议,主管部门态度一贯而坚决。教育部官员一再强调:高考制度总体上是一个公平合理的好制度,有问题肯定要改,但不可轻易言废,废除高考必定天下大乱,国外的制度不一定行得通。

  2007年10月,范谊收到了教育部对于废考议案的正式答复,一个被他笑言为“举重若轻”的答复。该答复称,“根据教育法规定,教育部有权组织全国性的教育考试。教育部认为,这句话指的就是高考,教育法不改,高考便不能废。”

  在范谊的废考论之外,为高考开出改革药方者亦不乏其人。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建议,变一次考试为七次考试:高中三年每学期期末考试改为全省统考,这六次考试的成绩和高考成绩在升学中各占一半。

  知名民间教育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也于2007年发布完整的《中国高考制度改革方案》,将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基础能力考试+高校自主录取”,即以全国统一的学业能力水平考试为主,辅以高中学习成绩、高中课外综合表现的多元入学评价;高校确定录取标准、进行加试或面试后自主录取。

  在高考恢复30周年之际,人人乐谈高考改革也成了一景。不过范谊承认,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的确使高考改革面临重重困难。南京地区以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为主旨的课改,在学生家长的压力下举步维艰,就是一个例证。

  范谊说,虽然争议很大,批评的声音也很多,但他的思考仍将继续。他曾想就此申请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三名评审专家中,一人写了长长的评语,表示对他的废考方案完全赞同,另外两名持反对意见的专家则只写了简单几句,说他不懂国情云云,“一个大帽子就把你扣死了。”

  在他那篇万言长文的末尾,范谊说,作为高考制度的受益者,他对高考充满感情,但“我们没有理由因为高考曾经的辉煌而牺牲我们未来的希望。”

  “国企改革那么难,我们都做到了,高考怎么就改不了?”2008年10月15日晚,范谊在电话中如是说。

  本专题与新浪网合作 记者 欧钦平

  口述实录 我那三年就像天堂

  汪浩源

  -身份:武汉大学学生

  我在北大附中就听老师说过,外地学生非常苦。今年到了武汉,才知道他们的三年过得像魔鬼一样,我那三年跟他们比起来就像天堂。我到武汉大学后问过身边同学,他们说晚上要学到十一二点,早上五六点起床。这都是我在北京没有遇见过的,我们都不是这么要求这么学的。

  有时和同学聊天,一说哪儿的,我说北京的,他们当时就是那种鄙视的样子,说你们那些题很简单,要他在北京也能考北大清华什么的。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可能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教育思路吧。

  我们从高一到高三从来不补课,惟一类似补课的就是从高三第二学期开始,每周六上午要拿出三个小时到学校考一个理综。每天下午3点放学,确确实实就放学了,时间完全自由支配。

  我们学校有个非常有名的数学老师,叫翁立强,他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把上课的40分钟讲好就可以了,过多的补课意味着老师的无能。”不过北京的学校也不全这样,也有那种应试型的。

  换个角度来讲,如果我接受了那种教育,估计分能考得更高一点儿,也许能得到更好的学习机会,因为最后官方惟一的评价就是你的高考分数,并没对你有一个很综合的了解。

  北大附中老师上课方式和大学差不多,更多强调一个想的过程,他并不是把什么东西都给你点透了。有的老师就说,这个公式大家背下来,遇到这类题目你用这个公式就行了,学生会用是会用,但到最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用。我们老师不是这样,很多问题都是我们自己通过思考和讨论去解决。

  但这种教育方式也有不好的地方,它和现在的考试要求是脱节的,我这次进大学后深有体会。

  我去过日本、英国,今年暑假还接待过一个获得总统奖的美国学生,他住我家。我和这些老外用英语交流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我在英国接受过口语考试,成绩也是非常好的,我的词汇量也比较大,就是在考试方面可能缺乏一点经验。刚进大学时有一个英语分班考试,给你一张英语四级的卷子,然后我们就做呗,结果我被分到了慢班,呵呵。我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但只能接受。

  北大附中有很多社团,有很多展示自己的活动,体育文化节、相声小品大赛、主持人大赛、个人风采展示大赛,一大堆。然后就是很多社会实践。但这有时也会产生矛盾。

  你知道福田计划吧,北大附中好像是北京惟一一个参与福田计划的学校,他们要把高三实验(1)班派到日本去一个月。这是我们学校最好的一个班,这一个月,别的班级都在学习,他们却要去日本交流一个月。这是莫大的荣誉,但无法在高考中体现出来。这一个月的时间损失,可能会让有的人遗憾终生。只有到了高考之后他才知道,这一个月去日本到底是值了还是亏了。

  还有就是有些人在某些方面有很好的才能,但他偏科,最后只能去一个二流甚至三流大学。我们班有个同学,读初中时就获得北京一个机器人大赛的一等奖,他的物理和数学非常好,每个老师都说他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人才,他高二就已经学完微积分,大学物理四年的课程也都看完了。但他就是语文和英语不好,最后好像只上了一个二本。

  我问过那个获得美国总统奖的同学,他为什么会获奖。他也是做环保的,在社区组织了一个很大的环保社团,做一些回收啊、分类啊,还有就是一些帮助老人的活动,加上中等偏上的成绩,所以获得了总统奖。他得总统奖之后,能保送进非常好的学校,哈佛、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学院都可以。我就想,为什么在中国,这样的教育方法是行不通的。

  我高二因为那篇论文,耽误了一些课程,尤其是生物。当时写得太高兴了,老去看别的书啊,网上查资料啊。为了做那个调查问卷,一个寒假都没有学其他科目,学习时间肯定比别人少。(注:高二社会实践,汪浩源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写了一篇论文《环境执法:公众视野中的环境问题与公众的环境意识》,并将文章寄给温家宝,后得到总理回信,并应邀参加在中南海举行的环保座谈会。)

  高三目标很简单,就是北大、人大和武大。高考考了601分,这个分数不高。不过也没什么后悔的,武大也是非常好的大学。

  本专题与新浪网合作 记者 欧钦平

  高考恢复以来大事记

  □1977年 (更多精彩新闻 请访问京华网www.jinghua.cn)

  高校招生恢复统一考试。

  □1985年

  教育部规定,可以从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高考科目开始减少。

  □1989年

  高校开始对所有学生实行收费。

  □1990年

  首次全面推行标准化考试。

  □1994年

  高校招生试行并轨,不再划分计划内招生和计划外招生。

  □1999年

  开始推行3+X考试方案。高校大幅度扩大招生规模。

  □2000年

  北京、上海、安徽等地试行春季招生。

  □2003年

  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

  □2007年

  首批试行新课改的4个省份迎来新课程高考。师范生免费教育重返大学校园。

  本专题与新浪网合作 记者 欧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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