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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道路——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张运成博士

  2008年11月13日 08:52  中国财经报

华尔街金融风暴正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目前,作为危机发源地的美国反倒因为处于风暴眼而暂时相对平静,但受危机波及的地区和国家则“灾情”严重。

就在国际社会在反思危机的同时,要求改变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也日益强烈。那么,中国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究竟该作出怎样的选择呢?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张运成博士。

同一危机,不同诉求

记者: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对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几个大的经济体分别呈现出怎样的“面孔”?

张运成:就在多数国家喘息未定之际,欧洲最先发出了改变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开始了对危机本身的反思。按照欧洲的建议,应对国际金融体系来个大翻新,以改变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后延续至今的体系,确切地说就是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

然而与欧洲推倒重来不同,从美国财经高层的表态看,美国政府只想应对眼前危机,他们甚至对诸如国际金融体系出现严重问题这样的话都只字未提。

中国方面的表态主要是“两个负责”,即对中国人民负责,同时对世界整体经济负责。危机应对本着“危机先抓,根源后治”的方针。与美国一样,中国政府暂未积极提及国际金融秩序重建的问题。

欧洲想拉同盟军,看了当然很着急,这从本月25日结束的北京亚欧首脑会议就可见一斑。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强调,中国应该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拥有更多话语权。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萨科齐特别指出,中国拥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在重塑国际金融体系的过程中不可或缺。德国总理默克尔则指出,她深信中国将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几个大的经济体的不同诉求也表现在将于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全球金融峰会上,主题词“金融改革”代替了“国际金融秩序”。但即使如此,欧美领导人在金融改革问题上仍存有较大分歧。英国首相布朗强调加强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跨国监管,建议未来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应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监管,建立全球金融和经济预警系统。萨科齐认为,此次金融峰会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限制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审查国际会计准则以及重新制定汇率政策。

在欧洲领导人强烈呼吁在全球层面上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美国总统布什却强调,资本主义的三大原则,即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与自由企业,必须得到尊重,任何改革都必须保证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贸易和投资的自由流动。

欧洲“旺”,美国“衰”,这是欧洲叫板美国的底气

记者:二战以来,欧洲一直都充当美国跟班的角色,这次欧洲为何叫板美国?

张运成:人有三衰六旺,经济周期也不例外。欧洲敢向美国叫板,缘于近10年来两地“衰”、“旺”不同步,经济竞争互有强弱。

比较而言,2000年至2007年间基本上以伊拉克战争为分界点,欧洲前“衰”后“旺”;美国前“旺”后“衰”。然而时至今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逐渐成型之后,欧元、美元两者的比价大幅改写。在3个月时间里,欧元跌幅近20%。原因之一是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特别是欧元区国家有通过对美元贬值筑堤自保、增加流动性救市的考虑,但长远看,欧元走低必然不利欧洲经济和政治整合,担心欧洲的好日子可能见顶,这才是他们着急的主要原因。

记者:那么,欧洲这次是否能撼动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霸权?

张运成:抛开金融运作方式不谈,美国经济结构的很多特征依然存在,并保证了较高的生产效率。

比如商业的精密水平、创新潜力,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商品市场的运作等等。当然还有庞大的经济规模对技术经济的支持。归根到底,发明创新而非金融创新,才是推动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是美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所在。

世界经济论坛10月初发表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指出,尽管遭遇金融危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强国,认为美国有能力挺过目前的经济震荡。

与美国相比,欧洲并无优势。如果将世界经济比喻成一条大船,美国就是把舵的,欧洲等国仍是撑船的。现在的情况是把舵的不慌,撑船的在急,中国的选择也就不言自明了。

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全球金融秩序,但不是现在

记者:目前而言,我们是否该支持重建新的全球金融秩序,或者说,中国到底在这场危机中如何“站队”?

张运成:首先要指出,且不说欧美本质上是个共生体,欧洲人、美国人搞市场经济已经搞了几百年,经验远远超过中国。

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没有完全对外开放的金融体系,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慢慢瓦解要比欧洲“大刀阔斧式改革”安全得多。古人有语:“宁滥以得之,无纵以失之。”无中难生有,中国先将现行体系学明白、搞清楚才是当务之急。

中国对世界经济负责,目前没有最佳选择,暂时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可以与各国一起为未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构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准备,包括制定一些基本和关键的金融市场原则,以避免金融危机再次上演。

记者:这次欧美的反危机措施的确值得认真研究。那么您认为,在这些反危机措施中,中国最应该借鉴什么?

张运成:危机当头,美国及欧洲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值得中国政府密切关注,并作出适时、适当的回应。

比如美国救市法案中含有的减税部分,就体现了税收扶持企业、落实藏富于民的理念。实际上经过多年努力,包括美欧主要国家在内的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公司税率已经由1996年的36%,降到2006年的29%;而同期企业税收额占GDP的比重则从1995年的2.7%增长到2006年的3.4%,再次证明了自由市场中,解释税收高低与经济繁荣关系的拉弗曲线依然有效。中国政府也正在切实执行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承诺,欧美的这些做法都给我们很多启示。

来源:中国财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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