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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邓正来:批判是学者介入时代的最好姿态

  2008年12月2日 12:14  南方人物周刊

  知识分子能够使人们把问题看得更清楚,能够把遮蔽的问题揭示出来。正是有了不同角度的认识和批判,才能够使这个国家更加健康地发展。如果不去批判,知识分子就是失职,就是在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犯罪

  现在的问题是,研究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引进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先哲们打仗,支持传统思想的人则拿着先哲们的思想跟西方学者打仗,而他们自己却是不存在的,当下的中国被他们丢失了

  -本刊记者 曾繁旭 发自北京

  在中国的学术圈里,邓正来绝对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从1985年离开外交学院以后,长达18年的时间里,他不属于任何学术机构,常年过着“学术流浪汉”的生活;在此期间,他睡过北京的地铁站,住过无数个地下室;多年来,他坚持走一个人的学术道路,与任何主流保持距离。有人在回顾19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变迁时指出,其间的三大运动,即90年代早期的市民社会大讨论,90年代中期的中国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以及90年代后半期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运动,都与邓正来的研究直接相关,然而,他自己却隐居于郊野,几乎不参与任何思潮的论争。

  最近,他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书,对中国法学过去26年的发展作了总体性的批判,批评了法学界长期流行的几大理论范式。这些范式有的来自于他目前所在大学的上级领导和好友,有的来自于他多年的学友,所以该书被认为是一种“自杀式写作”。该书刚一出版,他又鼓励全国各地不同科系的学者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再批判。在他看来,学术批判正是学者介入时代的最好姿态。

  自我启蒙

  邓正来在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这就是一个读书人期望的路,也是他的命定之路,其间有着无比的欢愉,尽管这种欢愉是一种寂寞的欢愉。”

  他是在上海读的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文革”爆发了。1969年底,他跟随父母去四川支援三线建设。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姐姐去了黑龙江,他则通过走后门在14岁那年进入内江西南医疗器械厂当了工人,学做车工,在那里一做就是8年。

  平日里他做着童工,到了星期天,就从工厂来到内江人民公园。公园里有个被封起来的图书馆,平时不开门,也没有人来看书,他就从后窗爬进去偷书,看完了再悉数归还。在当时条件下,这座图书馆的藏书算是丰富的,里边有许多西方著作,很多都属于“反动”书籍,所以,他要在夜里等家人休息以后才能偷偷地看。

  这是他的自我启蒙的岁月。正是在此时,一个让他困惑不已,并且让他要用终生来思考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真正触动我的是我当童工这件事情。我读小学的时候书上总是这么说:我们生活在红旗下,身泡在蜜水中,只有在万恶的旧社会,才有人给资本家当童工。但我一想我怎么也当了童工了?我为什么要这样?这是谁安排的?”

  这个似乎天真的问题,后来演变为他准备用一生去研究的课题,用他今天的学术话语来表述就是,“是谁有这么大的权力把我和像我一样的一代人都放到那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去?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秩序,或者说中国应该走上一种什么样的秩序,包括整个人类到底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秩序,才是正确的?”

  在地铁和地下室过夜的学术个体户

  1978年,邓正来来到四川外语学院读书。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兴趣还是在理论上,就经常逃课跑到隔壁的西南政法大学去上课。

  “当时西南政法大学把很多商务印书馆的旧书重新油印,给学生看,我特别喜欢看这些书。我也去听一些课,有一门课叫《国家与法的理论》,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法理学,我非常喜欢,很可能是因为这门课和我内心的那个困惑契合了。”

  大学毕业后,邓正来进入外交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1985年离校。在那个大学生都能获得分配的年代,他却作出了一个让人惊愕的决定:他不想成为任何一家学术单位的工作人员,而是要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学者。

  “其实什么规划都没有,就是想做读书人。对体制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忧,它可能会给你规定很多东西,让你遵守各种各样的纪律,这些我都受不了。我是一个内心特别渴望自由的人,你要是让我坐班、开会,我就会感到无所适从。”

  1987年,他成立了一家民间社会科学研究所。当时,《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则报道,称他是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在那个年代当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开始过起居无定所的生活。因为没有任何证件,无法去图书馆借书,所以都是朋友帮忙借书。夜里就到朋友办公室睡觉。有时候跟人聊学问聊晚了,不好意思去敲朋友的门,就到地铁站去。北京的冬天非常冷,他就在地铁站里跑步,跑热了,坐下来看书,冷了再跑,心里就盼着头一班地铁赶紧来,因为车厢里面暖和。

  “那时候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只要有书看就行。我住过的地下室多得自己都数不清啦,主要是在海淀中关村一带,北大的边上,有的还紧挨着臭水沟。那时我主要靠稿费生活,但我不接受约稿,都是我写完了给别人。有时候一年也写不出一篇文章来,每天就是读书和苦思冥想。那会儿都是熬夜工作,每天早晨6点才睡觉。将近10年的动荡和贫困,但是很美,至今都非常留恋。”

  跟“学术消费”决裂

  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学术界兴起了各种各样的“热”,美学热、文化热、东西方文化比较热等等,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特别多。一开始邓正来也参与一些活动,但很快他就抽出身来批判这些潮流了。

  “学术传统是要靠我们一点一点去积累的,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重新谈论。比如说,我们在80年代对‘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大讨论,结果却发现,这场讨论还没有‘五四’时期的学者讨论得好,因为很多书大家都没看,只是为了图热闹。这样,三五年又来讨论一次,还是空洞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学问不仅没有进步,甚至还不如原来。在我看来,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学术积累。

  “当时国内的学术活动非常多,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可以接到三四个邀请,根本来不及应付。你今天在学术会场上看到的是这些人,明天还是这些人,上午讲这些话,下午跑到另外一个会场还讲这些话。对于这种反学术的‘学术’活动,大家都心照不宣。从1978年到80年代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的传统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在学术上依旧没有我们自己的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正来与一些学术同仁在1992年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又创办了《中国书评》,希望使中国社会科学能够在一个规范的意义上建构起自己的学术传统。这两本刊物都是“学在民间”的产物,不仅在大陆开创了匿名评审制度,而且也强烈主张学术的形式规范。这就是当时掀起的讨论中国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运动。在邓正来看来,这正是反对当时“学术消费”所应该采取的行动。

  1998年,邓正来进入一个长期的闭关状态。“哈耶克的研究就做了8年,其中5年是完全闭关的,就是不接受任何国外的邀请出国参加学术活动,不参加国内学术界的任何活动,不接受任何国内的约稿。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原则。我只埋头做自己的研究,实际上这也是在表态:我要跟‘学术消费’真正决裂。”

  “体制内的体制外”

  1990年代中期,邓正来终于结束了蜗居于各个地下室的生活,住进了“六郎庄”一套农民盖的房子里。很多大学生跑到那里去跟他读书,“六郎庄读书小组”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小组,许多现在卓有成就的学者当时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比如张小劲、景跃进、郑戈、赵晓力、强世功等。

  到1996年,总共出版了10期的《中国书评》停办了。之后,他翻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220万字的著作,并对哈氏理论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2003年,邓正来受吉林大学张文显先生之邀去吉林大学访学。随后,他接受了张文显的邀请,进入吉林大学工作,前提是要遵守他提出的“二不原则”:第一,任教期间他不担任任何带“长”字的行政职务;第二,任教期间不担任任何实质性学术的带“长”字的职务,只带博士生和硕士生,承担教书工作。自此,他终于结束了18年的“学术个体户” 的身份,进入了体制,成了吉林大学的教授和博导。

  “我绝不会因身份的变化而放弃我的批判态度、放弃对学术的挚爱以及对‘学在民间’理念的信奉,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担当。”

  就这样,他保持了一种体制内的体制外身份,批判的立场并没有受到影响。进入体制3年来,他批判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的种种弊病,反思了知识生产机器的“宰制”,并且直指中国博士招生制度。每每一篇文章发表之后,就会引起学术界讨论纷纷。

  邓正来曾写过一本小书,叫做《小路上的思与语》。他在序言中说:他始终是在走一条小路,而这条小路是对大路的批判。大路就是主流,就是以集体方式表达出来的东西,不管它是左的,还是右的,他对这个主流的东西都要进行批判。如今,这条“小路”并没有在体制中终止,而是相反,它顽强地存在着并向前延伸着。

  与此同时,他也尽力做好自己的教师工作。吉林大学给他规定的条件是:每个学期只需要去一次,每次上7至10天的课就够了。但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去给学生上课,而且每次去都要讲一周的课。“在目前整个中国的环境中,学生是一个特别怪异的群体。实际上他们是中国的未来,是最重要的力量,但是他们的地位却非常低,甚至没有人给他们讲课。我就是想通过这种讲课的方式来尊重他们,也是想让自己更像一个老师,一个好老师。所以,只要学生邀请我去讲学,我总会同意。”

  如果不去批判,知识分子就是失职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邓正来:我认为最难的还是自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独立知识分子需要真正地建立起独立的品格;第二是外部性的问题,即国家的相应制度安排能够使知识分子得以独立,比如说大学自治,允许学者自己去办学术刊物等等。当然,最关键的还是知识分子自己,否则就算有了外部条件,知识分子也可能与经济场域共谋,与日常生活场域共谋,与其他任何场域共谋,而这些都会使知识分子逐渐丧失掉独立性。

  人物周刊:那么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应该在哪里?

  邓正来:知识分子始终是批判主流的,尤其当这些东西被集体性的方式来运作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中国实际上到今天也没有摆脱类似于“文革”的集体性运动,学术生产也常常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是集体性的生产方式。实际上,这种集体性的知识生产方式本身就构成了主流,而知识分子的基本使命就是对主流进行批判,使主流不能成为一种当然的主流。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这个,否则要知识分子干什么?

  知识分子能够使人们把问题看得更清楚,能够把遮蔽的问题揭示出来,能够对现在某些倾向的舆论提供不同的声音。正是有了不同角度的认识和批判,才能够使这个国家更加健康地发展。如果不去批判,知识分子就是失职,就是在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犯罪。

  人物周刊:平时看您的文章,觉得多是在学理层面上的批判,很少直接涉及现实,为什么给自己划定这样的一个范围?

  邓正来:学术研究确实与现实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它同样可以构成对现实的批判。我并不是说那些向社会问题发言的人不重要,但实际上我本人不是很赞同这种划分。一个纯粹的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虽然很少直接对社会公共事件发言,但也可以以另一种隐晦的方式对公共事务发表更深刻的言说,也就是对构成这些公共问题的制度性前提或结构性因素发言。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来说,这两方面的知识分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自由主义、新左派以及重新定义当下中国

  人物周刊:经过您的介绍哈耶克进入中国,他的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发展直接相关,而后来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学者们进行了持久的论战,您为什么一直没有参加?您如何看待这次论战?

  邓正来:其实我觉得两派争论是好事情,有利于学术的发展,而且这两派都是我的好朋友,大多是我主编的学术刊物的学术委员。但是,我觉得他们讨论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甚至也不是西方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只是概念的东西。我支持学术讨论,但是这种讨论第一没有交锋点,一方完全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阐释自己的观点,另一方则完全站在新左派的立场上阐释自己的观点,双方很少有观点的真正交锋;第二,这场讨论在我看来主要是概念的,而不是中国的;第三,这场讨论有互相贴标签的现象,而我非常不喜欢这种方式。这就是我不参加论战的重要原因,虽然双方都想让我参与。

  最重要的是,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都需要做更多的理论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是指对西方理论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立足中国本身出发进行研究和讨论。现在的问题是,研究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引进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先哲们打仗,支持传统思想的人则拿着先哲们的思想跟西方学者打仗,而他们自己却是不存在的,当下的中国被他们丢失了。当下的中国不是一个当然的前提,而是需要重新定义的。

  人物周刊:双方都想把您拉入自己的阵营,都没有成功,那么您更倾向于哪一方的观点?

  邓正来:坦率地讲,两方当中,汪晖的理论研究更深一点,但从学术立场的角度来讲,汪晖的观点又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争论双方都没有涉及到对现代性的批判,汪晖的研究涉及到一些,但他们在根本上还是没有考虑到中国的现实。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待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邓正来:自由主义很重要,其中有很多观点值得我们重视。但是自由主义也很复杂,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自由主义就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现在处在发展的阶段,在试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又一定会涉及到社会公平的问题。这是同时发生的,它不像西方有一个自然的发展阶段,可以先让一部分人暴富,然后进行调整。中国不容许,一些人还没富起来,社会公平的问题就出现了。中国的问题是共时性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是自由主义很难解决的。

  我们要善待西方的思想资源和我们先哲的思想,而善待它们的惟一方法就是不把它们当作一个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新保守主义、儒家、法家等思想资源能够解释或解决所有的中国问题,我们应该认真地去理解和研究这些思想资源,并以中国本身作为思想的根据。

  哈耶克提出的是西方的问题,

  不是中国的

  人物周刊:评价一下哈耶克吧,他的思想和中国有怎样的契合?

  邓正来:很多人都用他的理论来论证中国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在这些人看来,哈耶克这样的大师级人物都说要让市场自由发展,那么我们也应该这样认为。其实这些人把他的观点简单化了。第一是误以为他有关市场经济的思想和中国的市场经济完全一致;第二是误以为哈耶克的思想就是中国的未来。这些观点都是有问题的。哈耶克的理论很重要,而且也确实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很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但哈耶克提出的问题是西方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的问题。

  人物周刊:他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有什么区别?

  邓正来:尽管他解释问题的方式和他提出的一些观点都对我们认识中国问题有帮助,但是它却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在我看来,由于我们对中国问题的理解不深刻,当然也是我们对哈耶克思想研究得不深刻,所以他的理论的作用在传播的过程当中被扭曲和夸大了。

  人物周刊:当哈耶克成为一门显学,您准备批判他吗?

  邓正来:是的,我对他的理论做了8年的研究,我认为是做了8年的作业,就是为了对他的思想做一个深刻的学术批判。事实上我现在做的很多研究都是在批判他的观点。我还会写一本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批判的书。在这3年当中,我实际上在任何公开场合的演讲中都没有提到哈耶克的理论。

  人物周刊:是有意回避?

  邓正来:就是不想言必称哈耶克。他的理论并不是解决我们中国问题的钥匙,我们不要简单化地理解,也不要随便拿来“消费”。

  人物周刊:他的理论不是钥匙,那钥匙在哪里?

  邓正来:在中国人自己手上,一定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上,但是这需要几代人用智慧去探寻。

  人物周刊:您从14岁开始做童工,也开始思考关于社会秩序安排的问题,这个思考是不是贯穿了您的整个学术研究?

  邓正来:可以这么认为。我最近一直在主张,我们现在应该考虑“主体性中国”的问题。仅仅有一个主权的中国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个主体性的中国,我们还要有我们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要关心中国人生活的善恶问题,就必须有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应当告诉全世界我们所认为的善的生活是什么,恶的生活是什么。在理论上讲,所有这些都涉及到社会秩序的问题,而这就是我一直在考虑的理论问题。

  人物周刊:用了这么多年,您一直考虑的问题得到解答了吗?

  邓正来:还没有,这也正是我觉得生活还有意义的原因之所在,是生命仍有价值的原因之所在。

  邓正来是个“不拘小节”的人,记者到他家中的时候,他身着普通的短裤和汗衫,大大方方接受采访,谈到得意之处,就哈哈哈发出响亮笑声。这一天刚好邓太太外出,为了招呼客人,邓正来在屋里盘旋许久才找到水杯与水壶。

  最让邓正来得意的是女儿嘟儿,她继承了父亲的自由与“叛逆”,上小学时就休学一年,由父亲亲自教她,已经读完了《圣经故事》、《希腊故事》、《艺术史》、《宗教史》、《哲学史》等书籍。

  现在邓正来改掉了长期熬夜的习惯,每天早晨5点多起床,在一个临风的书屋里,摆开宣纸,抄写一个小时的《金刚经》,窗外是满眼的葱葱绿叶。然后,他给各地的学生写回信,有信必回。另外,还要在个人学术网站“正来学堂”和新开张的博客上参加一些学术讨论。现在每天有超过上千个学友浏览他的博客,而他的个人学术网站更吸引了国内外许多青年学子。他的课堂,正变得越来越大。

  (实习记者万雅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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