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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聚谈30年传媒变迁与走势

  2008年12月8日 09:40  搜狐
  改革开放30年的30人高端访谈

  嘉宾: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新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吴海民:京华时报社长、董事长、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搜狐直播间,今天我们访谈的是“改革开放30年30人的高端访谈”。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历程。30年间,中国接受着突然涌入的新事物,融入本民族几千年的精神,共同造就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年代。 在这股新潮流中,有一些人士依靠自身努力或是运气或是坚韧不拔的付出,他们脱颖而出,见证和缔造了这个新的时代。

  为此,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际,在奥运圣火照耀中华大地之年,搜狐网携手数十家全国顶级媒体,共同推出了“改革开放30年的30人高端访谈”,邀请30位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顶级专家学者、社会各个领域的著名人物做客搜狐,与顶级媒体人物对话,与数以千万计的互联网用户产生思想的碰撞,深入分析中国各行各业发展的经验和规律。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直播间的是喻国明院长、吴海民老师,他们两位是当今站在传媒领域理论界和实践界的两大领军人物。喻国明院长是,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新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吴海民老师是,京华时报社长、董事长、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今天我们的访谈将以昨天、今天和明天三个阶段,交流改革开放以来传媒发展30年的经验,探讨内在的规律、问题以及个人在其中的感悟。

  昨天: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主持人:首先想先从昨天开始。30年以来,传媒业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里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领域,两位又站在理论界和实践界相对的高峰上,能不能请喻院长以理论研究为方向,与吴总的实践总结串起来,考虑一下这30年来中国传媒业在改革开放里是什么样的历史定位?

  喻国明:有一个国外的研究者曾经说过,新闻媒介所反映的,我们一般人认为是一个社会的事实,其实在他看起来是一个社会政治的幻想,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新闻媒介所展示出来的社会图景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推手、政治角力的一个缩影或者是一个呈现。因此我们可以从媒介自身的发展来透视一个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媒介的状态实际上也是这个社会的状态。

  我们都知道30年以前中国的媒介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基本上它的这种功能很单一化,简单的来说,就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一个比较单一化的政府宣传的一个工具,那时候媒体的声音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化、内容也很狭窄、篇幅也很单薄,比如像那时候报纸,数量少,才186种,再加上篇幅很薄,那时候最厚的报纸就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是对开6个版,一个对开再加上一个插页,这就是当时最厚的报纸。现在按照最近的统计,中国的报纸平均篇幅就已经是对开16版左右,如果是4开的话,像参考这样的4开报纸已经是31到32版,所以这就本身从外形到它内在的功能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政治宣传性的一些新闻,看起来是新闻,事实上都是有宣传意味或者明确的宣传价值的东西。它的立足点本身是站在管理者、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统和舆论,大是作为一个舆论的工具而展开自己的内容传播的,所以凡是跟这种宣传无关的东西,很少会进入到这样一个新闻传播的内容当中去。那时候的传播模式的价值取向是看你能否忠实的执行党和政府赋予你的任务使命,用这样一个角度来展开自己的行为的评判标准,所以很大程度上是眼睛向上的一种媒体的运作模式。改革开放带来的最大变化实际上就是使这样一种传播模式开始眼睛向下了。吴总最清楚,说现在办媒介是一只眼睛向上、一只眼睛向下,既要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这个可能在目前现有的现实格局下是非常重要和中心的一个工作,但是同时又有相当一批的内容功能角色扮演开始面向老百姓、面向社会,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这种文化、精神、信息方面的需求,所以我们现在的报纸篇幅越来越厚,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整个传播模式也越来越按照市场规律、市场规则来配置资源。这样就使我们传播的一个效率对于实事发展、对于社会需求变化的敏感性越来越高。

  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这样一个变化的六个标志性的事件。实际上就是从过去单一的政府工具开始,功能多样化了,传播模式从传播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移了,人们开始以老百姓的需求、受众的需求,老百姓满意不满意、喜欢不喜欢做为衡量媒介质量的一个标准了,还有新闻开始登堂入室唱主角了,因为在市场经济的面前,整个社会的权利开始多样化,开始往下分散,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决策负责任。当有了一个选择空间,同时要对自己的角色负责的时候,需要相应的信息资源给他更好的全面的信息,保障他的信息安全所谓知情权的问题,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提出来了。在此之后按照市场规律、产业规律来配置资源,目前我经历的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由于数字化这样一个对于传播领域的传播格局、传播力量对比的重新改写,现在中国的传媒业正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的过程。我想如果简单描述的话,就是这样一个30年变化的轨迹。

  主持人:刚才喻老师描述的轨迹大概有几个方面,吴总您从这里边提一下您的意见,喻老师做学问喜欢用通俗简单的话把深奥的东西解释清楚,他刚才第一个意思是媒介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出社会的发展,第二个,眼睛要从向上变成向下,一只眼向上、一只眼向下,还有一个意思是说了六个阶段,吴总您认同这30年的重要事件可以这样说吗?

  吴海民:传媒确实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传媒的3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缩影,这样的一个评价是很有道理的。 但我觉得,媒体在改革开放30年中还发挥着一些特殊的功能,是改革开放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特殊的领域。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的一场伟大实践,传媒在中间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号角的作用,先导的作用;又由于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是我国引进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和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过程,传媒在这方面也起到了窗口的作用,渠道的作用,传播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将其看作是对改革开放的被动的反映,不仅仅是一个面镜子,实际上,传媒在改革开放中主动的多,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引领者,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始终是走在最前列的。

  我们说传媒在改革开放中是一个特殊领域,还在于,传媒在改期开放的宣传动员上虽然始终走在了时代的最前面,但传媒自身的改革,包括体制机制的改革去几乎走在了最后面。传媒对这个时代的变化具有敏感性,但传媒自身的改革却具有滞后性。当然,这是由其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殊性、复杂性决定的。因此,这个领域的改革开放往往是看一步,走一步。

  喻国明:而且有的时候是进一步退两步,反反复复这样的过程。

  吴海民:所以说,传媒的这30年,既是清醒的,又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困惑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上是认识清醒的,是一直在引导人们往前走的,但是一遇到自身的改革问题,如产业结构怎么调整,媒体自身怎么经营,体制机制如何改革,等等,就又处于困惑当中。在困惑中苦苦寻求,在困惑中谨慎探索,在困惑中酝酿突破。这应该说是中国传媒业过去年里的一种真实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传媒业的30年具有其特殊性,或者说具有双重性。

  喻国明:我很同意吴社长的意思,其实中国传媒业的改革开放我们可以梳理一个基本的逻辑,我总结为增量改革。实际上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变化看起来很大,但实际上它是在一个不断的增量的过程当中来实现它的整个结构对于社会发展对人民需求的一种适应性的,这是观察中国传媒业发展变化过去30年的基本逻辑。什么叫增量改革呢?就是存量不变,旧有的角色关系、功能关系、价值关系保留不变,然后再通过新增的量、新增的要素,来实现整个结构对于社会发展的适应。

  举个例子,比如说《广州日报》,《广州日报》刚开始的时候,当时的负责人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按照现在报纸的样式来把它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日报,但是如果这样改变的话,可能就有违于现有的这种政治格局对一张报纸角色扮演功能的要求,可能你就在这个位置上不会待的很久,因为这样一个政治格局之下要求你必须扮演这样的角色,必须要履行这样的功能。因此广州日报当时的领导人作出了更有智慧的做法,就是保留传统意义上的比如政府领导人的讲话、会议等等这样的一些,虽然可能人们对于会议报道、领导人的行踪等等,现在的反映并不是那么欢迎,但是仍然保持这样一些功能,通过新增加的版面,比如说过去是4个版,现在变成40个版,现在变成是80个版,在版面增加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减少过去领导人、领导机关的报道,可能还有扩大,比如从原来的4个版变成6个版、8个版。同时由于新增的内容使整个报纸成了所谓的信息超市,让人各取所需,所有的内容都成为人们可以选择性阅读的对象,这样就使人们对它的功能、对他的满足程度,以及对某些东西的不满程度,有所缓解。这样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新增量的,通过信增量的结构改善结果、改善环境和结构的适应面。这样的改革实际上发展了30年之后到了今天,就遇到了很大的深刻的困难,因为仅仅这样的改革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和适应性,必须要有一个结构性、机制性的比较深刻的改变。所以我去年出了一本书,名字叫《传媒的语法革命》,讲的就是,就像一个人学语言一样,除了词汇增加之外,还要学会修辞、学会语法规则,这样才能使得你的语言表达更加得体、更加丰富、更加到位、更加顺畅。用一个比喻说,今天中国传媒面临的不是量的增加、要素增加的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的关系、结构性的机制、体制这方面的一个深刻转型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媒体的3个10年

  吴海民:看到了喻老师在“青年记者”上写的一篇文章,就是30年6件事6阶段,觉得很有启发。 如何把传媒过去30年历史的轨迹粗略地勾勒一下,划出它几个比较清晰的阶段,理清历史的脉络,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想科学地准确地划分出几个阶段以很难。前天,我参加新闻出版署的一个研讨会,也是讨论新闻出版业30年的历史轨迹。当时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干脆把它分成3个10年。回过头来仔细看一看,3个10年确实具有3个不同的特征。

  第一个10年:1978年到1988年。这个阶段的中国传媒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传媒语言的开放,二是传媒规模的扩张。先说传媒语言的开放,经过“文革10年”的万马齐喑之后,传媒语言的开放具有一种爆发力。传媒敢说话了,敢说真话了。既有关于真理标准讨论这样的思想启蒙,也有“新闻散文化”带来的个性化表达。报纸、期刊、广播、电视,都有洋溢着新鲜的空气,发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同时作为了解世界的窗口迎来了八面来风。那时的图书出版也是这样,在那个阶段出版大量的介绍国外各种思想和思潮书籍。

  喻国明:比如说“走向未来丛书”,是启蒙我们这一代人的国际学术的思维。

  吴海民:那10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传媒的迅速扩张,在这方面也具有一种爆发力。如报纸,1978年全国仅仅有186种,而10年之后达到1千多种,增长了10倍。图书出版1978年的时候大概只有几千种,而到了1988年几乎增长到10万种,也增长了十几倍。同时,期刊、电台等都迅速增长。经过那10年,中国传媒的布局基本完成,规模已经形成。

  第二个10年:1988年到1998年。这个阶段最典型的特征,在于传媒形态的变化。传媒形态的变化在于,传媒开始进入了一个商品化的过程,商品化改造,商业品包装。这是很有意义的一段时期。经过上一个10年急速的发展,传媒业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这一方面是由于传媒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同时也由于经过急速的扩容之后,传媒业开始接受市场的挑战,并提出了经营效益的诉求。如果说第一个10年里传媒更多的是扮演着思想解放的先锋角色,那么这第二个10年里,传媒开始更多地考虑自身的效益。因此,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走向市场!”对报纸来讲,当时也喊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口号:“走向地摊!”,甚至是,以是否能够“走向地摊”看作了成功与否的标志。

  喻国明:实际上有一个眼睛向下的过程,比如说那个时候广州珠江台曾经有过一个口号说“我们这个广播是要让小学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的听得懂、喜欢听的”,这个实际上就是那个时代潮流的呼声。

  吴海民:是的。这个商品化过程体现在传媒生产者各个链条上,如在内容上,开始注重“社会新闻”;在版式上,开始追求感官剌激;在发行上,开始打开零售市场。于是出现了风行一时的“周末版现象”,95年之后,在此基础上又诞生了一种全新的报纸品种,这就是后来风行市场的都市报。

  喻国明:实际上后来的都市报就是在所谓地摊报的周末版成长起来的,比如我们现在的《南方周末》,现在在湖北很有影响力的《楚天都市报》当时叫《楚天周末》,现在在北京很有影响力的《北京青年报》当时叫《青年周末》,都是那时候周末版的模式,后来逐渐扩张、逐渐丰富成长起来的。

  吴海民::从80年代末出现了周末版,90年代初周末版纷纷走上报摊,90年代中期出现都市报,90年代末期都市报成为报业市场主流产品,这个商品化的过程在10年当中体现的非常清楚。

  喻国明:这个市场化的过程对中国传媒业现实的面貌变化改变是非常大的。过去如果说91年、92年以前,基本上在中国的媒介市场上,无论是广播、电视、报纸,都是机关报占主流位置,而到90年代末中后期的时候新兴的城市报纸,尤其是传媒领域更为突出,新兴的城市报纸反而成为了市场份额、影响力最大的报纸,而机关报相对来说就开始弱化化。

  吴海民:报纸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商品化的过程,期刊也是这样,图书也是这样。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现了图书装帧的新潮流,杂志装帧的新潮流,就是把它经过市场化的包装作为一种产品来做了。电台、电视台也是这样,如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推出时间大概也是在93年,它就与过去的电视宣传不一样,是作为一个板块精心制作的,这种板块实际上是按照一种产品来设计的。所以说,那个10年里,传媒的商品化进程是非常清晰的。当然商品化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困惑,最大的困惑在于当时大家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第3个10年:1998年到2008年。这个10年最典型的特征是媒体结构的变化,是传媒产业化过程的开始。尽管直到现在,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中,仍然没有传媒产业化这个词,但在事实上,传媒业作为一个产业已经形成,并在这十年里开始了其产业化的历史进程。以1988年广州日报集团挂牌为标志,标志着传媒产业开始以集团化的方式整合资源,到目前已经陆续出现37家报业集团,40多家出版集团,还有一大批广播电视集团。成都日报旗下的博瑞传播公司上市也是那个时候,它标志着中国媒体开始大胆地走向资本市场,随后在这十年中陆续出现了一批传媒上市公司,特别是在去年形成了一个新的上市高潮。以京华时报吸引社会资本创办京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标志,中国传媒开始进行规范化的资本运作,一大批将经营性资产剥离出来创办的合资公司纷纷涌现。这些都是传媒产业化的重要步骤,也反映着传媒业的结构性变化。当然,更重要的产业结构性变化还在于,这10年出现了互联网,认识了互联网,发展了互联网,互联网经过了冬天又迎来了春天和夏天,一大批新兴的数字化媒体迅速崛起,引起了一场传媒革命。它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传媒业的生态环境和产业结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从2003年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在大大推进传媒业的产业化进程。

  喻国明: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影响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变化其实有三个基本面的因素。一个是制度面,制度面对整个传媒业的游戏规则、彼此关联关系、构成成份等等,比如讲体制的话,中国传媒业的特点从两方面,一个是构成成份的单一化,都是党办国有的媒介,现在在互联网方面,基本上都是外资都可以很自由的进出了,在图书出版、报纸实验方面都开始实行上市、股份等混合经济,这就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制度层面的变化。

  体制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所谓彼此之间的关系,游戏规则、边界。这30年,尤其是最近10年,它的边界也在不断的扩张,能够涉及到的,无论是用人、内容,以及市场运作,这方面边界现在越来越开阔,这是属于制度层面的变化导致传媒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产业面,产业面包括市场需求,产业本身的发展,尤其9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化因素的引入对中国传媒业的重新改写,结束了结构的重组、资源此消彼涨形成的格局,洗牌。

  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面临正在应对的过程,就是技术面,技术本身是一种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力量,它在改变着游戏规则,改变着传媒生态,改变着传媒力量的对比。可以想像一下,过去一个普通的人,一个跟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不同的东西,他想把自己的意见、把自己的声音、把自己的形象诉求于社会公众面前,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候我们就把它叫做散见于社会各个地方的一种微内容、微力量,基本上人们是忽视他的存在的,基本上他的影响力是没有的。而现在无论是芙蓉姐姐也好,还是胡戈的恶搞也好,各种各样形态的亚文化、边缘形态的东西都很活跃,这种活跃本身是传媒进步的表现,虽然我们对某些东西可能不喜欢,但是它使我们的传媒业容纳了社会发展当中更多的东西,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力量能够更加自由无碍的参与整个社会过程,所以这是一个深刻转型的过程。

  所以这三个方面,制度面、产业面、技术面,实际上是影响中国传媒业发展的三支基本力量,而这三支基本力量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影响着中国传媒业的发展。

  深入做理论研究才能在实践中少走弯路

  主持人:刚刚两位老师把这30年,尤其传媒30年粗略的勾勒已经从很多角度讲过了,不管从喻老师30年的三个方面,还是吴老师30年的3个10年阶段,而且彼此都对对方的话有认同感。其实这30年不光是中国历史,包括中国传媒业的30年,两位老师站在各自领域的高峰上,你们两个在这30年里,在各自的经历里也有自己比较独特的感受,包括走到今天的道路。我从你们两位之前的接触知道了,两位本身就是好朋友,走到今天我看你们两位在传媒上的报道有一个共同点。 两位都是不太安本分工作的学者也好、这种媒体老总也好,像喻老师是一位大学教授,但是您不是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人,您一直强调做学问要注重实际的成面,吴总是市场报的老总,很忙很忙,但是除了商海的活动之外,您经常有理论和研究的文章问世,这个喻老师跟您也有交流。我想问一下,你们在本职工作已经这么忙,而且在本领域已经做了那么好的位置上,还去做这些工作,而且过去这些年来你们还特别关注跨领域的探讨工作,这是一个什么原因?

  吴海民:喻老师在搞理论研究,被称为传媒军师,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引导。我们在实践第一线,也需要一边走好脚下的路,一边看清前面的路,知道产业发展的方向、懂得产业运行的规律,这样才不至于走错路,才知道可以走多远。

  喻国明:对,一个高明的棋手和平庸的棋手最大的区别就是,高明的棋手他下这步棋应该根据未来3步棋、5步棋的展望来下这步棋,这样对整个战略都是有贡献的。如果仅是走一步算一步,很可能按照某种惯性要走弯路。

  以我自己的体会来说是这样的,为什么对于产业界和实践界的这种关注程度比较高呢?我想有这样的一些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如果你想要基于中国这样一个现实提升你的理论研究的质量和水平的话,那么你对于中国媒体业的变化、中国社会的变化没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你是很难有这样的成果的。有很多人说要跟国际接轨,我也赞同要跟国际接轨,要达到世界经济水平,但是在社会人文学科方面,像在中国这个一个土地上,如果你能解决全世界四分之一左右的这样一个人口、这样一个社会的发展问题,那你的贡献本身就应该是世界级的贡献,我想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或者有这样一个目标,你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在中国不是要解决美国人的问题,不是要解决欧洲人的问题,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就是对世界的一种贡献,对世界学术的一种贡献,我想这个观念是我始终一贯的。

  第二,在中国传播理论和传播实践的发展当中,我始终觉得有一个逻辑,就是实践先行、理论跟进、政策相对来说滞后,这是中国的一个基本现实,因此在中国如果你想要在理论界、作学术界能够具有这样一个引领潮流,占有有影响力的一个位置的话,你必须要对中国实践界的一些创新、一些做法、一些问题有现实的回答,你在学术的高度上才能够有所保证。像传播学、新闻学是应用型很强的东西,我不相信像应用学科的理论如果不能够解读、预测实践的发展,这种理论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我认为这是可以划问号的。我想这是我们这么多年能够始终一贯的对实践界的发展非常关注,实际上我们是出自于学术兴趣,而我们的着眼点是在实践领域发展的各种各样问题的解读和分析。

  第三,我觉得也是一个做知识分子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知识分子在一个特殊转型时期的时候,跟常态发展时期的时候,他的角色、责任是不同的。常态发展时期可以扮演自己的角色,可以作出自己个人的兴趣选择,你可以倾向于做一个比较静态的学问,高深逻辑的思辨,你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这也是一种学术风格。但是在一个社会巨变的过程中,而实践界社会发展对于智力的需求,对于研究水平、研究能力的需求,实际上是非常强烈的、非常渴望的。任何一个对这个社会抱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不会无动于衷,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尽自己的社会责任的一种态度。

  吴海民:谈到京华时报这些年的成功,不仅是实践上的成功,其中也有理论研究上的成功,我们在创办报纸前就是有理论准备的,不然就不会义无反顾地进入这个市场;这些年一直是按照规律办报的,这使我们避免了战略上的失误。

  喻国明:《京华时报》之所以能够从01年创刊到现在,其实也不是说今年了,就是从去年、前年它的发展已经在北京的报业市场上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一张报纸,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顺的一条发展,没有走大的弯路,虽然中间也有一些小小的曲折、麻烦、困难,但是它的路是走的很顺的,其实就跟组织者的理论思维,对于大的方向的把握,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可能有一些绕不过去的弯子,就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吴海民:京华时报在创办和运行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包括一些理论问题,比如说,如何认识都市报这个市场,如何创新报社的治理结构,如何进行区域市场的竞争和博弈,如何认识传媒业发生的变局,如何认识报纸的衰退期,如何在报纸的衰退里保证自身的持续增长,等等,这些问题是从实践中提出来的,对这些问题的进行理论上的解答可以反过来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具有一些前瞻性,一些预见性。这些年的实践也反过来印证了这些理论研究的成果。比如说,05年我提出报纸出现了拐点,“冬天”提前来到了,进而提出中国传媒出现了一个大变局。同时也提出,在这个“冬天”里一批报纸反而可以脱颖而出,通过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做大做强。具体讲,05年我提出京华时报将会在2008年成为北京市场的第一。几年的事实已经从两个方面对这些理论研究作出了印证。一方面,这几年来传统报纸确实在走下坡路,另一方面,确实有一批报纸在市场的衰退期里获得了自身的增长。今年一季度,京华时报的广告出现了突破性的增长,按慧聪的统计,京华时报广告收入跃居北京的第一,全国的第二。这种增长主要是靠市场份额的转移,我们目前占北京都市类报纸广告市场份额的25%,工商广告的市场份额更大些,特别是在投放量最大的前20个品牌中,京华时报的市场份额达到35%。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把握规律,才有正确的战略选择。

  今天:媒体产业,产品为王

  主持人:两位老师刚才的经验通俗的讲,就像一个人走路要看好脚下的路,同时也要看好前方的路,只有结合起来才能走的更好。而且两位用成功的经验向网友传输了所谓成功学说里很重要的精华的成功的学说。昨天这个板块就到这里,不管从历史的角度,和两位发展的角度,都已经把这个总结的很精辟了。走到今天为止,在过去30年里的改革和发展,包括传媒业的这些进步,成就已经有目共睹了。 刚才已经介绍过了,现在我们有难得的机会和两位有高瞻远瞩阳光的人坐在这里,我们想探讨一下今天来看中国的传媒业面临的问题肯定很多,但是最核心的问题能不能谈1到3个,两位是怎么来理解的?喻老师做学问喜欢列一个“问题单子”,吴总做学问的时候喜欢用“说”,比如“木桶说”之类的,您两位能不能把你们的“问题单子”和这个“说”也在这里抛出来探讨一下?

  喻国明:发展到今天传媒业面临的问题是深刻的。我前几年说出了拐点说,是说传媒业媒介面临着像运动员跑步时候的弯道,必须根据新的情况调整,实现某种创新,才能获得未来发展的巨大的机遇。但是简单按照过去的操作,延长线的话,这条路就会越走越有问题,成本越来越高,代价越来越大,效果越来越差,这可能是很多做传媒的人今天遇到巨大压力的由来。实际上在昭示着人们,必须要根据情况的变化,根据时代的发展,以及整个传媒生态的改变,来做出这种转型。

  这样一个转型的重点,其实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由过去的要素增长型,变成现在结构和规则的创新。比如说我们过去强调内容为王,因为我们是媒介产业,内容是我们核心竞争力的依据,但是在今天在内容的提升方面、在内容的扩张方面,已经做到了这样一个一定的程度,在我们现有的架构之下,恐怕内容的进一步扩张有一定的限度,也就能做成这样了,再想提升一下的话,你的成本,无论是经济成本还是政治成本,也许会很大。这种情况之下,要想实现你的社会价值、实现你的市场价值,就要有一种产品为王的概念,产品比内容涵盖的面要更多。

  吴海民:我赞成这种观点。

  喻国明:要有这个渠道和形式,也要有游戏规则的改变,当然也包括内容本身的价值重心的转移。比如说渠道的改变,就是一个新的介质形态的引入,会对内容的传播和内容形式的价值实现,会产生那种叫做“化腐朽为神奇”的这样一种魅力。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一条新闻能卖多少钱呢?因为现在是一个内容过胜的时代,实际上比如说像新浪、搜狐要是从一个传统媒介拿来新闻的使用权,其实一年大概几万块钱而已,有的甚至是免费的。如果是几万块钱的话,把它折合成每一条新闻的话,大概就几分钱,因为一年有很多很多条新闻。可是能不能把这一条条新闻卖出去几千、几万,人家说不可能啊,但是现在就有人做到了,新华社跟中国移动合作做了一个手机报,我觉得手机报这种形式是一个中间产品,生命周期说长了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以后手机报的这样的形态一定会被新的形式取代,但是就是这样几年利用了这样一个机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因为你想最近的统计是,它的手机报的用户最近统计有4千万用户,每个月的定费是3块,成本几乎为零,10几个人做编辑、改写这样的工作,资源来源基本上没有成本的,就算成本有2千万,还有1个亿的纯利润,在中国没有一家文化企业可以做到,中央电视台也做不到一年12亿的纯利润,但是经过这样一个介质形态的转换,就可以把一个看起来不太值钱的新闻资源变得非常有商业价值,而且由此新华社也有了很大的扩张。这就是媒介的改变带来的新闻价值非常的途径,所以我们现在讲媒介的融合、多介质形态的价值实现,其实讲的都是一个意思,一个介质的改变并不仅仅多了一个终端、多了一个延伸、多了一个窗口,是你整个价值实现方式的转型。

  比如说中央电视台十几个频道,他用视频的方式无论如何永远无法覆盖,有些人群在有些时段根本无法覆盖,所以有的节目收视率百分之零点零几,并不代表这个节目没有人看,是因为视频传播有他局限性。也许转变成音频、广播,可能就一边走路一边听、一边开车一边听,这些人用视频无法覆盖,但是用音频的方式就可以覆盖。这样很多的,都是新的价值存在,使我们的盈利改变、价值方式的改变有了空间,我们做内容的人必须学会对这样的介质和形态的使用。

  第二个就是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感不到一个新闻内容本身还有一个规则的存在,跟用户的规则其实是存在的。每一个内容的制造本身,每一个产品的制造本身,是包含着我跟你关系的这样一个关联方式的暗设,过去我们对这个东西注意不到,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讲的新闻策划,其实我觉得更要强调媒体策划。而媒体策划最关键的就是要策划你的新闻产品,你这个媒介本身跟用户之间的关联规则。比如说像超级女声,超级女声里面所使用的元素、要素本身,无论是评论、主持人,实事求是的说在我们看来应该是二流、三流的,甚至有些人不入流,但是为什么这个节目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在商业上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胜于中央电视台很多强档的节目,黄金时间的节目,为什么?中央电视台拥有的资源在中国是一流的,甚至说超一流的,为什么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战胜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呢?很多时候不是要素的东西被湖南卫视用的很高,是因为改变了这个游戏规则。跟中央电视台不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节目是让人观赏型的,你在那儿演我在那儿看,是一种欣赏型的。而湖南卫视这个节目,它是把所有的观众尽可能拉入其中,让你成为节目的一个元素,是让你的情绪、让你的标准、让你的选择进入到节目的构成当中,给你一种参与的空间,给你一种表达的空间,使你有一种决策人的效应,有一种我在其中、我在现场的感觉,这样一种节目形态的构造,它的魅力是非常大的。最后PK的看起来是超女在那儿、快男在那儿PK,实际上是所有卷入其中的那些观众,我的意志、我的选择、我的审美观点通过那几个符号在那儿PK。所以这是模式改变、观念改变的魅力。规则改变,媒体的策划,就是在资源不变、情况不变的情况下能够产生更大的魅力。

  比如再以超级女声为例,超级女声这样一个东西,如果按这个形式再往下延续的话,人家就会审美疲劳了,再看就无趣了。应该怎么办呢?有一次我去湖南,他们问我,我说规则可以改变,比如说投票规则,过去是投给超女、投给快男,我们能变一下,比如投给评委团,根据他们之间的投票表现和他们审美观点的PK,争取投票权,比如说他征集到10万张票,他投给谁就等于投给了那个人。这就是游戏规则改变带来的魅力,不需要增加资源,不需要增加人手,不需要经费,同样可以盘活已有的资源。

  按照传播学的规律,这种游戏规则的改变包括三个方面,权益方面在做这样一个改变,就是用户或者说受众的一种选择权,用户的参与表达权,用户的接近权,所谓接近权就是,他如何来接近你的这种评价机制、决策机制,这在国外都是也这样的例子,过去叫透明的编辑部。就是让我的编辑部的这种运作更加透明化,更加人性化之后,他能够增强读者或者受众对你的信任感,因为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隐私空间向你开放的话,相对来说就会使这两个人亲密程度提升,提升品牌的价值。

  举个例子,比如山东有一个电视台,本市新闻基本上跟新闻联播一样,先是市委书记、市长相继登台,现有的格局下这种情况很难改变,但是去年做了一个改变,当市委书记登台的时候下面有一条字幕,这条字幕里边是后面即将播出的十条社会新闻和民生新闻的标题,要播出的可能有十条,但是给出你十条或者二十条,让观众短信投票决定播哪条,仅仅这样的权利授予就会使这档社会新闻的收视率提高一倍,这就是权利授予的时候得到的回报,我想这可能是未来发展很重要的变化。

  变局、重构和融合

  吴海民:谈到传媒的今天,我认为,可以用这样两个词来概括,一个词是“变局”,一个词叫“重构”,由变局而重构。关于变局的问题,我05年写的那篇引起广泛讨论的长篇文章“中国媒体大变局”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述。经过这几年的,我们大家对此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了。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的纸制媒体在经过20年的高歌猛进之后,经历了2005年的拐点,之后进入一个抛物线般的下滑轨道,或者说进入了衰退期。 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数字媒体迅速崛起。这一起一落,引起了整个媒体结构的一种变局。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传播渠道分散了,受众人群分流了,传媒的声音多元了,传媒的蛋糕重切了。

  喻国明:人们的习惯发生改变。

  吴海民:对。人们的阅读习惯也由此发生了改变,特别是浏览新闻的途径发生了位移。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形成的那种传媒结构,在这短短的几年里就被改变了。不仅仅是纸媒体,传统的广播、电视,可能奥运会之后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也会受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各类数字媒体的严重冲击。这种变局还在进行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可以说是媒体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一场革命,也可以说对旧有的传媒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一种颠覆。

  由于这种变局,于是进入了重构。重构的进程已经开始。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传统媒体开始进行战略转型,二是新兴媒体不断发生新的裂变,三是各类媒体逐渐走向大融合的局面。概括地说,就是三个词:转型,裂变,融合。传媒业的重构,主要是这样三个趋向。转型是对传统媒体而言,括传统媒体市场的重新整合,资源深度的开发,也包括向数字报业、数字出版进军,这是一个必须进行的战略转型的过程。裂变是就新兴的数字媒体而言。这几年一直在发生裂变,而且裂变的周期越来越短,基本接近于“摩尔定律”的18个月。继门户网站成功之后,WEB2.0、WEB3.O接着出现了,手机短信风行之后,手机网络很快出现了,然后被喻老师称为的各种“微内容”出现了,个人媒体已经蔚为大观,裂变的结果使媒体内容生产越来越民间化、越来越大众化、越来越个人化,形成海量的个人信息。融合是就各类媒体而言。各类媒体其实是自然联结的历史性发展链条,也是规模化经营的产业集群。但过去我们人为地把它割裂开了,报纸就是报纸,广播就是广播,图书就是图书,电影就是电影,电视台就是电视台,办报的不能出书,出书的不能办报,广播的不准办报,办报的更不许染指广电,等,我们没有一个大传媒的概念,而实际上,传媒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产业。

  喻国明:国外就叫“大媒体”概念。

  吴海民:大媒体产业,源头是一致的,都是内容;落脚点也是一致的,都是受众。只是中间有不同的渠道而已。如果我们能把它们整合起来,就可以使内容多次使用,通过重复使用不断增值,也可以通过整合发挥更大的集群效应。

  喻国明:我很同意,前两天我还在中国出版集团的一个会上讲过,我说现在图书出版之所以在中国消费的相对比较有限,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读书,而是我觉得有很重要的经济原因,就是图书出版的代价太大了。一本书动辄三四十块钱,跟其他的报纸、杂志相比,实在是太奢侈的东西。一本书我觉得也很大的浪费,一个作者写一本书,大量的读书都是发行两千册、三千册,超过一万册的很少。现在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其实互联网给了我们一种可能,你能不能一本书就卖一块钱,你愿意买,为什么?连盗版都没有价值了,只要拿五毛钱发条短信就可以买到这本书正本的内容。可是问题是,如果著作权出版的话,除了编辑的努力、作者的努力之外,有各种各样的成本,如果没有运输、没有印刷等等那个成本是很低的,到那个时候可能随便一本什么书就能卖30万、300万,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价值便宜,所以就能最大限度的让所有需要它的人,无顾及的消费和使用它。

  举个例子,我们目前图书出版是800亿还是700亿的规模,这样的出版规模大不大呢?其实很小的。春节以前我到成都的中国移动的音乐基地参观,很惊异的发现,才成立不到3年的基地份额已经达到600亿的水平,提供的东西就是彩铃和音乐下载,如此大的规模为什么?就是因为便宜,一首歌一块钱、一个彩铃几毛钱,中国又是一个文化消费的大国,中国有手机用户5亿,有如此之多的人需要文化的滋养,所以如果数字出版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来传播的话,我想对于作者的这种思想文化成果的扩散,对于老百姓文化水平的提升,都是个效果巨大的东西,对于图书产业、出版产业而言也是一个新的机遇。

  吴海民:所以说,最后各类媒体还是要整合在一起。国外一些大的传媒集团都包括了各种介质,既有报纸,又有图书,又有音象,又有期刊,又有电视台,又有网络,在这样的大型产业组织里面,各类媒体实现了深度融合,也发挥了集群效应。这个过程在中国已经开始了,未来是一个大的趋势。还应该提出的是,媒体融合的过程,不仅仅是技术的融合,不仅仅是渠道的融合,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还要看到它实际上也是体制的、资本的、产权的重构。新兴数字媒体大多数是民营,是上市公司,甚至还有境外投资的背景,而我们的传统媒体都是国有企业,因此这种媒体的大融合带有复杂性,很可能会带来一种混合经济的媒体组织出现。这也是一种融合,当然,要充分认识和处理好其中的复杂局面。

  明天:技术因素将成为最活跃的因素

  主持人:到了今天为止刚才两位谈到的其中一个就是“变”字,像喻老师说的规则、产品、模式,也有吴总说的变局、重组也好,谈到变化可能就要延伸到变化将来的模样是什么样的,我们要讨论一下传媒明天的走势问题,因为刚才喻老师已经总结了很多理论高度上的问题,明天这个方向想请吴总先谈一谈,您觉得明天经过了这么多的道路,又经过了这些变化,走到明天,或者说未来的30年,中国传媒业的轨迹会走向什么样的趋势或者说走出什么样的规律和道路?

  吴海民:关于中国报业未来的一种变化趋势,我刚才其实已经讲到了,就是三个方面:转型,裂变,融合。 具体到我所在的报业的趋势,我在05年的那篇文章里间做过一个展望,大体来讲,报纸在未来10年左右会有四大趋势:第一个趋势就是报业的增长点会发生位移。过去我们产业的增长点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一线城市,今后的增长点则会在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第二个趋势,中心城市报纸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资源向更强势的报纸集中,形成城市报纸的一家独大局面。第三个趋势,集团化建设会加强,集约化经营会加强。第四个趋势,报业集团会逐渐打开产业边界,借助于新兴媒体走向传媒集团。

  再往远处展望,数字化时代的报业将是什么样子?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勾勒,有这么几句话。一个数字化的内容平台,四类数字化产品,三类能够长期生存的纸制报纸,即新闻解读类报纸,免费报纸,社区报纸。还有一句话,即报纸的品牌化拓展,就是利用现在已经形成的品牌,利用读者的信任度、忠诚度拓展产业链,向相关的领域拓民,实现多元化经营。

  至于整个中国传媒业未来30年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很难预测。但可以肯定地说,未来30年会有几个重大的课题必须解决。

  第一个课题:在“全民记者”时代,主流媒体如何发挥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过去的主流媒体是单向传播,大众传播,现在情况变了,互联网带来了双向传播,又带来了个人媒体,将来每个人都可能是信息的发布者,新闻的生产者,微内容出现了,个人化信息海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主流媒体怎样发挥引导作用,如何通过规模化的制作和大众化传播发出时代强音就一个重大课题。

  第二个课题:在“媒体大融合”的局面中,传统媒体如何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各种媒体走到一起是大趋势,问题在于,在这种融合当中,传统媒体目前处于一种弱势。而传统媒体又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具有引导社会的功能。最近围绕奥运会出现的媒体联盟就使我很有感触。以央视为代表的媒体联盟出现了,以搜狐为代表的媒体联盟出现了,以新浪为代表的媒体联盟也出现了,而在种种媒体联盟中,传统报纸只是一些配角,甚至成了不同媒体联盟进行竞争的筹码。过去几十年中,我们的报纸承担着社会主流舆论的传播功能,承担着很大的社会责任,未来也应该是这样,那么,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如何取得更多的话语权,如何争取融合中的主导权,也是一个重大课题。

  第三个课题:在“信息全球化”时代,如何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传媒竞争?世界各国的媒体是要跨国界进行碰撞的,不仅仅你进来我出去,而且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的舆论场、一个大的信息场。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舆论场中发出自己更强的声音?现实是,我们的声音比较弱,影响力比较弱。我们的媒体经济实力也很弱。现在最大的报业集团年收入只有几个亿、十来个亿,还没有出现能够与国际大的传媒集团进行实力抗衡的产业组织。

  第四个课题:如何深化传媒的体制改革,培育出一批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这包括如何建立媒体的现代企业制度、如何形成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如何培养出一媒体的职业经理人。也包括,媒体企业如何通过互相的兼并、重组,最终出现一批以市场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石的大型的传媒产业组织,进行跨地区、跨媒体、跨行业的大运作。

  第五个课题:在宏观上如何配置媒体资源。过去几十年,我们媒体资源是由部门、系统来配置的,形成条条、块块,人为的割裂了一个本来的应的统一的大市场。未来要实现传媒业的大发展,就必须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使传媒业走出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束缚,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

  我认为未来大概这几个课题。

  喻国明:我们可能谈报纸谈的多了一点,因为我们平时兴趣,我想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描述一下未来中国传媒业发展的一个基本逻辑。因为在中国现在实际上影响媒介发展的三个因素当中,技术的因素是最活跃的,所以我从技术面角度来说,我们10年以前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互联网,包括那时候有了搜狐、有了新浪,三四年以前、四五年以前我们开始认识到Web2.0,当我们刚刚熟悉Web2.0的内涵、外延、规则、给我们感受的一些东西的时候,现在又提出Web3.0、Web4.0,这样一个技术进步对我们传媒生态、传媒规则到底带来什么机遇和变化的逻辑,其实我想用简单的三句话概括。

  Web几点零实际上是一个基础的发展逻辑,Web1.0是基于后台技术的先进,比如说海量、超级链接等等方面的技术,构造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媒介的内容平台,那时候领军的就是像新浪、搜狐这样的门户网站。但是那个给予老百姓、给予社会的还是办了一张超级大报纸或者超级媒介,它的内容是很多的,可能比传统媒介多得多,但是人们跟他的互动是有限的,因为在用户端这方面没有太多的施展自己空间的可能性。Web2.0实际上就是技术开始从后台移到了用户端,使用户端可以畅快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就有了Web2.0,实际上就有了所谓恶搞这样的东西,恶搞实际上是对于传统的中心、传统标准的一种解构,所谓多中心或者多元化的传播,使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这样一种时代实际上是对于传统价值的一种解构,这是Web2.0给我们带来的深刻的改变,由于技术让所有人都能够有可能进行这种传播。

  但是Web2.0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就是说它对于传统价值、传统权威的解构是很强烈的,但是它自己由于用户端所采取的这个技术手段本身在资源的聚合、表达的呈现的方式方面毕竟还是有限的,所以它对于一个新的社会价值、商业价值的构建能力还是有限的,所以他能够破坏、能够解构,但是他自己的建设作用是不足的,所以这是Web2.0时代的一个困扰。

  到了Web3.0时代的时候,就是在后台技术方面进一步的智能化,进一步聚合资源的配置能力、提纯能力,由于技术的发展更强。所以网络公司可以具有那种不同于传统媒介新的个性化的定制产品,比如说他可以为一个政府机构、一个企业定制那种预警的系统,可以为学者、专家要进行论文写作的时候可以提供更加智能化的背景材料的赋予等等,你如果为他付2块、3块,没有问题。他可以自动的通过搜索技术,比如说现在比较成熟的文本搜索技术,不是靠一个单纯的关键词,是靠一个文本搜索文本。网络公司开始有了不同于传统媒介新的服务的样式、服务的品种,开始独立的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了,这个时候是网络公司形成自己盈利能力的大发展时期,我们现在正处在2.0向3.0过渡的时期,大量新型的网络公司未来3到5年内一定会大量存在,而且盈利的东西不是从传统媒体当中攫取份额,而是是有了独立的空间。

  到了Web4.0时代,实际上是这样强大的聚合技术、提纯技术更加的进步,这个时候实际上每个个人足以跟大的媒体进行抗衡,因为他有资源调配的傻瓜化的手段,到那个时候才真正到了所谓的人人出版这样的一个时代,那时候的传媒的力量对比、游戏规则的改变、引领模式传播价值的重心等等,就会发生不同于现在的深刻洗牌的改变,我想这就是从技术引进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对于我们发展机遇也好、发展的重心也好、发展的要求也好的一种改变逻辑。

  媒体教育和实际脱节,应两极化发展

  主持人:谈完了传媒业30年的改革和发展历程,说到昨天、今天、明天的所有问题,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做的,就像所说的“21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两位老师都有重要的教学任务,结合教育频道的定位来说,想问问两位老师最重要的问题。媒体热这几年比较火,想从事媒体工作的年轻人很多,但是新闻的学说不系统,甚至说原来新闻无学的学说一直存在,而且媒体毕业的学生现在也存在一个趋势,就是就业好像越来越难,在这种情况下两位老师能不能总结一下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30年以来媒体的教育发展到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想法?

  喻国明:教育这方面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跟实际脱节,我们现在的教育还不是紧跟实践需求,比如说他需要什么样的传媒人才我们反过来要求这样的一种素质、这样的一种知识构成、这样的一种能力构成,在我们高等教育中如何通过课程、通过相关的教学和科研环节去实现这样的一种能力。 我们现在的教育多多少少还有一些卡拉OK,按照自己教师的构成和传统的模式,现在只是在一个延伸、丰富的过程当中,还很难谈得上是结构的变化。我觉得未来的传媒教育应该是这样的发展方向,两极化。一极是更加加深传媒业的研究和管理,这是少数高等院校应该做的事情,把握传媒发展各种各样的宏观的、微观的学术因素,再提高高水平的学术质量的人才,为传媒业提供更多的智囊、研究型的人才,这是少数院校去做的。大量的院校应该培养应用型的、操作型的人才,他们具有各种各样的实用技能,比如说各种软件的使用,各种器具的使用,对于相关的这种写作模块、编辑模块的熟悉等等,以便于迅速的上手,应该有这种运用和操作能力。

  从人员素质来说,我想以后更要强调这么几个素质。第一,就是这样一种统揽全局的发现和判断能力,这是媒体业对于人才最高的要求,一个媒介的产品好和不好,事实上不是他写的多精巧,不是他写的多漂亮,而是说他是否提出了人人心中有、人人口中无的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无论是西方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都把这个荣誉赋予提出这样问题的媒介人和媒介产品。

  第二就是综合能力,因为媒体业是无所不在的事业,必须融会贯通,各方面都需要了解,这样才能不同方面的关照一个社会现象、一个社会事件、一个人物,而且使用各种渠道和传播手段,所以他的复合的知识构成,应该是未来人才的特点。

  第三,我觉得无论是体力和精力上的这样一种强势或者毅力,成功需要知识、需要智慧、需要悟性,但是很重要的是能否坚持,而这样一种坚持也是未来人才的方向。就是当所有的人无论在体力方面、心理方面、精神方面很难坚持的时候你在坚持,你就是人才,你就能够在这个方面比别人走的更远、看的更深、做的更多。

  我想这几个方面的能力,可能是我们未来人才教育很关键的要素。

  主持人:吴总,您从实践中的人才需求角度,您觉得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吴海民:我同意喻老师的看法,总体看,现在的新闻传播教育与我们的新闻传播实践是脱节的,换句话讲,现在的新闻传播教育跟不上已经变化了的并在发生着剧变的新的媒体结构下的一种新的需求。

  喻国明:很多课程还在因人设课,有这个老师必须要保证他去讲什么,而不是说根据需要去招标,比如说什么课程必须要讲,这个机制现在还没有形成。

  和世界的摩擦对中国发展是一件好事

  主持人:谈到了人才的培养的问题,既然有这个问题的存在肯定接着就会导致人才培养不足,肯定整个中国传媒业的力量都会比较薄弱,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北京奥运马上就要开幕在即了,西方媒体对北京奥运的报道和一些不良的影响,现在在全国大家都比较关注,您两位站在传媒领域的高端,能否在这里,也顺便在搜狐作为奥运网络赞助商的时候,提出中国媒体该怎么面对的一些建议?

  喻国明: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报道,如果我们打开国门的话我们会知道,我们不是主流,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世界多样化,而且整个的话语权、整个传播的中心是以西方、以欧美为中心的一种传播格局,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而这样一个现实本身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喜欢的,甚至我们感到受侮辱、受歧视、受到什么这样的东西。 我想首先要有一个心态,因为中国现在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其他层面,跟国际打交道非常多了,诉讼官司、贸易壁垒等等这方面也很多,有人就觉得中国怎么了,怎么跟世界有这么多摩擦,其实我认为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现在由于崛起,在分食和重新洗牌世界的无论是经济市场,还是文化,海事政治这样的领域。在重新洗牌,所以必然会有一些冲突。中国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弱国小国了,中国现在在世界上已经有相当经济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大国了,大国必须要有大国的心态,所以我们不能企图说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是一片掌声、一片鲜花,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不喜欢的那种报道、那样的一些话语,甚至是恶毒的攻击。对于恶毒的攻击我想我们是需要作出一定反应的,但是反应的人是政府机构还是民间,我想这是有策略安排的。我想即使面对恶毒的攻击我们也应该面对甚至包容,美国的杰克逊总统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一个政府在骂声当中会倒下去的话就理所应该倒下去,他说我要做一个实验,哪怕一个政府受到最恶毒的攻击也能够站起来,这是一个政府有力量的标志。我想中国的市场、中国的价值、中国的影响力不是几个西方媒介简单骂几句就可以诋毁掉的。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谩骂、面对这样的攻击,是摆脱1840年面对鸦片战争的那种心态,要有胸怀包容进去。

  第二,我们要学会用世界的朴实价值面对跟世界对话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是否用更加开放,无论是信息的更加开放、言论的更加开放来应对呢?你有了多种渠道之后,也许他的这种沟通更加有效,比简直的旗帜鲜明的反驳也许更加有效,我想这也是跟国际潮流接轨的,而且也是我们中国政府确立的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我们要更加尊重朴实价值、尊重老百姓的权利、尊重社会的透明度,这种情况下有一些谣言、有一些攻击,这些是止于智者,实际上也是制度本身的先进性,就有可能把一个留言把它的危害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的更加有效的办法。

  吴海民:我真诚的希望中国的传媒业获得更快的发展,变得更加强大,能够在世界传媒舞台上发出我们自己的强音,提高我们的传媒竞争力,提高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提高我们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

  喻国明:这个过程会以更快的节奏缩短。

  主持人: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百忙中抽空参加搜狐的这次访谈,总体来说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今天我们用短短的时间来浓缩这中间已经沉淀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感受和故事,在当代中国,或许没有什么比改革更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现场的访谈到此为止,如果广大的网友有心得和经验想要交流的话,可以登录我们的搜狐网来留言,我们也会给两位嘉宾及时的做一些反馈和沟通,感谢大家的关注,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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