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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冰点:深圳改革开放30年:劳务工记忆逐渐温暖

  2008年12月10日 20:05  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林天宏

  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由官方建立的“劳务工博物馆”,它成立于2008年4月28日。

  围绕这座博物馆的问世,媒体与公众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有人称,它“还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数亿劳务工应有的历史地位,让深圳这座以改革创新为名的城市,接受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精神洗礼”。

  当然,只是还原劳务工的历史地位,对于这个群体来说远远不够。如今,在深圳,从政府部门到民间组织,从商业利益集团到各种NGO,从各级官员到劳务工本身,人们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方式,向这个庞大的群体,伸出一双双温暖的手。

  在这个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寒冬,这座城市正由内里生出阵阵足以御寒的暖意。

  当曾振海花了680元“巨款”,买下这台相机时,他怎么也想不到,它最后的归宿会是在哪里。

  那是1993年的12月8日,当时还在深圳一家酒店当服务员的曾振海,瞒着妻子,将自己三个月的工资,换成了这台型号“DF—2”的“海鸥”牌照相机。

  从那一刻起,这个自小就“希望成为一名摄影记者”的外来工,真正走上了摄影之路。那些年里,这台相机一直伴随着他,记录着身边的同类——那些同样背井离乡,来到深圳打拼的外来工,记录下那一段段飘散在城市底层的喜怒哀乐。

  十多年后的今天,曾振海早已改变了旧日的身份——他是深圳小有名气的摄影家,宝安区公路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还拥有了他曾经梦寐以求的深圳户籍。

  而这台伴随着他度过那段难忘岁月的照相机,也已经15岁“高龄”了,镜头略有些发霉。如今,在明亮灯光的照耀下,它静静地躺在一个干净的玻璃柜里。

  玻璃柜属于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这座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的灰白色两层建筑,是中国第一座由官方建立的“劳务工博物馆”,成立于2008年4月28日。

  “我一度在想,把相机搁在这里,是不是意味着,我把自己的青春和历史给丢了?”曾振海颇有些伤感地说,“但我心里也明白,这儿,应该是它最好的归宿。”

  的确,这座博物馆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铭记过去几十年中,数千万名劳务工在深圳的奋斗史。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虽然没有留下名字,但是我们这座城市能有今天,不应该忘记他们。”博物馆筹建负责人、宝安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李景维说。

  劳务工们的深圳记忆

  在深圳这座处处留下打工者痕迹的城市里,就连这座博物馆的建筑本身,也是一件文物。

  2006年,宝安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石岩街道进行文物普查时,意外地发现,这座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建筑,却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首家“三来一补”外资企业——上屋怡高电业厂的旧址。

  这个发现,令劳务工博物馆的筹建者们受了启发,宝安区政府决定,投入350余万元,对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旧厂房进行保护性改造,建设为劳务工博物馆,向改革开放30周年献礼。

  “这是我们馆中最珍贵的藏品之一。”李景维指着一份只有两页的泛黄文件说。这是1978年12月18日,上屋怡高电业厂正式决定落户深圳时,签订的“001号协议书”。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电业厂成立的那一天,正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的日子。从那一天起,这个国家终于找到了通向国富民强的历史方向。随后,正是在这家港资工厂中,25名来自四川等地的女工,成为全国首批劳务工。

  如今,这家中国最早的“三来一补”工厂,已经发展成为年产值5亿元、拥有数千名劳务工的大型企业。而这25名劳务工的人生足迹,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她们中的很多人,早已嫁到了香港、沙头角等地,文物工作者们几经周折,也只找到了其中一位叫叶秀珍的女工。其中有十几位女工,更是连名字都无处寻觅,人们只能从博物馆原样复原的场景中,想象她们的工作与生活情景。

  博物馆的一楼,是电业厂曾经使用过的3条电器装配生产线。就在这些今天看来略显简陋的生产线上,那些叫不出名字的电子零件,曾经经过她们的手,装配成一个个咖啡壶、电吹风、微波炉,然后销往世界各地。

  在博物馆的二楼,有着这些劳务女工幽暗窄小的宿舍。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摆着6张上下铺的单人铁床,粗糙的水泥墙壁上,贴着翁美玲、黄日华等那个年代的明星海报。

  这些都是在历时两年多的筹建过程中,宝安区的文物工作者们征集到的实物。如今,它们的数目已多达6000件,并且还在不停地增加中。每一件实物,都记录下了一段劳务工们曾经经历过的真实生活。

  一本办理于1981年,纸质已经泛黄的“宝安县临时居住证”,这应该是“暂住证”的最早版本之一。对于劳务工来说,这一纸身份证明,曾是他们求职与谋生的根本。

  数十张从全国各地到深圳和宝安的火车票和长途汽车票,其中一部分,甚至是如今早已被淘汰的硬卡车票。能把这些车票保存下来,想必车票的主人们,都是些心细的人。

  一组特殊的建筑工具:一双皮鞋、一把扳手、一把螺丝刀和一顶安全帽,它们都与深圳的地标建筑——地王大厦有关。修建于1992年10月至1996年3月的这栋大厦,是当时中国的第一高楼,其工程高峰时期,曾使用2100多名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劳务工人。

  “上天让我们相遇得太早,却给的缘分太少。但我对你的思念深深难忘,每天借着去洗手多看你几眼,看不到我好像整个人都缺什么。”这是一封情书,它被一位叫梁波的劳务工,抄写在一张“塑胶部修机记录”上。它的旁边,还静静躺着主人公送给女朋友的爱情信物:一个顶部装饰着两个心型图案的小木凳。

  角落里一个暗红色的皮箱,也吸引着参观者的注意。这个老式皮箱,是曾振海1988年只身来深圳的唯一行李。20年过去了,皮箱早已完成了它的使命,而它的主人因酷爱摄影,也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打工仔成长为一个摄影家。

  曾振海无疑是幸运的。那些曾同他一样,在深圳这个城市留下身影和汗水的劳务工们,大多数已经离开了深圳,成了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如今,他们的身影,只能在这一件件藏品中,找到零星的记忆。

  好在这座城市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和保存这些记忆。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这个由无数劳务工缔造出来的城市,“如今以这种方式,对这些曾在这里奋斗过的人,表达尊重,并将他们的记忆,纳入城市的历史。”

  一场不同寻常的精神洗礼

  这样一座由政府建立的劳务工博物馆,从开放伊始就吸引了社会公众与众多媒体的目光。

  大多数评论从中看出了积极的意义。有人称,这座博物馆的问世“还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数亿劳务工应有的历史地位,让深圳这座以改革创新为名的城市,接受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精神洗礼”。

  还有评论称:“这个博物馆的建成,首先有助于唤醒劳务工家园意识的培育,也让他们体会到政府和社会给予他们的尊重。通过一些实物的展出,睹物思人,回顾城市建设的艰辛和个体的奋斗历程,将进一步激发广大劳务工开拓奋进的热情。”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温和的批评者,对这座博物馆的设立与意义,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刘开明是深圳一家民间机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负责人,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持续关注着深圳的劳务工问题。对于这座博物馆,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开创性的举措。但是,这儿更像是一个劳务工历史成就展,相比起真正的历史,最起码,它不够完整。”

  的确,像许多国家工业化初期的历史特征一样,这座城市光鲜亮丽的外表后面,也曾经隐藏着血泪与辛酸。

  在深圳这座城市中寻找一席之地的劳务工们,曾经历过一段被漠视、被伤害,甚至被遗弃的岁月。他们的数目也同样大得惊人——将近800万人,占深圳1200万总人口的75%。

  头一个问题是工伤问题,在深圳的经济奇迹之下,有许多劳务工付出了伤残的代价。而这些因工伤致残的劳务工,在那些年里,也很难得到相应的保障。许多案子长达数年,历经一审、二审及再审,工人们的诉讼请求也很难得到最终支持。最好的结局,就是拿上一两万块钱,拖着伤残的躯体离开这座城市。

  二是欠薪。曾振海曾拍过一张照片,名为《排队领工资·2004》。在这张黑白照片里,一群工人正在劳动站门前排队。他们的老板跑了,这些劳务工几个月没领到钱,只能求助于当地政府。

  在曾振海的镜头下,这群辛苦工作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与尊重的劳务工,脸上的神情显得悲伤而麻木。这正是那些年里,在劳务工脸上时常能够见到的神情。

  曾振海曾把他这十多年来拍摄劳务工的照片合集,取名为《浮萍无根》。翻开这本相册,那一段段真实而残酷的历史,虽然时日久远,却历历在目。

  有劳务工被有毒气体弄伤了眼睛、皮肤与内脏;有的因为漏带了一次暂住证,被治安人员重罚;有的被老板开除,黯然离开工友;更有的,就在没日没夜地赶货加班中,累倒在车间里,再也没有起来……

  而这些曾经在劳务工身上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历史,在这座博物馆里并没有得到体现。记者也曾问过一个筹建办的工作人员:“你不觉得这个博物馆里缺东西吗?”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尴尬地一笑。

  所以,一个名为徐必如的作者,在博物馆成立后的第二天,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评论,他写道:“……事实上,广大劳务工目前迫切需要的,不是兴建博物馆展示自己发展的历史,而是按时足额领取工资,切实享受社会保险,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等,广大劳务工盼这些,如盼雪中送炭。希望相关部门给劳务工多一些政策和人文关怀,多办点实事,多解决些实际困难。”

  从此开始,零欠薪!

  也有观察人士将目光移到这座博物馆外,他们发现,在展示历史的这番“尴尬”之外,深圳市已开始严肃地面对这个严峻的话题:怎样保护劳务工的合法权益?“那些年”过去,“这些年”呢,这座城市里是否正在生长一种更温情的力量?

  香港是世界上劳动保障体系最为严格和科学的地区之一,而作为香港的近邻,深圳很早就开始向香港学习先进的经验,来保障劳务工的权益。

  老板欠你的工钱,你该怎么办?在香港,任何一个员工都会回答:“找劳工署,劳工署调查后会为我垫付欠薪,然后再依法向企业追索。”深圳借鉴这一经验,建立了解决欠薪问题的新模式。

  早在1997年1月1日,深圳市就开始实施《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欠薪保障条例》,建立了“欠薪保障基金”。这笔基金,由深圳市政府向企业收取。

  《条例》明确规定:每年每户企业应缴纳一次欠薪保障费,标准为上年度市政府公布的最低月工资的70%,在企业成本中列支。在企业生产经营遇到严重困难,破产或濒临破产、资不抵债,无力支付员工工资的情况下,政府用欠薪保障基金垫付员工工资。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深圳市已为264家欠薪企业垫付欠薪,涉及员工3万多人,垫付金额达3733万元,保障了员工获得劳动报酬的权益。

  在依法应对欠薪突发事件的同时,深圳市还推行劳资关系预警制。这座城市里的企业,如果拖欠员工工资两个月以上,或者一个月内累计被员工有效举报3次,或者擅自延长工作时间每天超过3个小时,就要被挂上“红色”预警信号。

  此时,这家企业将被列入“黑名单”,交给工商等部门,企业不能通过工商年审,只有补发了员工工资后,才能继续经营。

  然而,尽管深圳年年查欠薪,但仍年年有欠薪。2005年底,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人意料地喊出了“零欠薪”这一口号,施行了一系列措施,使解决欠薪问题终于有了突破。

  2006年1月12日,8名恶意欠薪老板,被戴上手铐、蒙住头部,出现在深圳会堂“打击恶意逃薪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公开处理大会”上,公安部门当场宣布将8名恶意逃薪“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他们分别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频繁更改厂名、开具空头支票、虚假注资、私刻公章等手段,转移资产、关厂逃匿、恶意拖欠1200多名工人工资700多万元。

  这种前所未有的清欠手段,对企业主的震撼很大。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福田区3家企业老板连夜筹集资金100多万元补发员工工资;南山区一家电子公司老板在会后主动清欠28万元;一家台资企业迫于形势,主动以地产为抵押,借钱1000万元发放工资。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零欠薪”行动开展至今,深圳共检查用人单位6000多家,涉及员工150多万人,共追回欠薪7000多万元,开出处罚告知书347份,拟罚款1100多万元。

  在保障劳务工能顺利拿到工资的同时,深圳市还加大了对他们的保障力度。

  2006年5月,深圳市推出了《深圳市劳务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每个劳务工每月只需交4元钱,就可以保门诊又保住院;根据具体情况,门诊看病医药费报销比例可达80%,住院费报销比例达70%。

  养老保险能为务工人员解决后顾之忧,然而对于流动性大、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参加养老保险让他们很为难,因为一旦离开深圳,回到老家,养老保险就无处接纳。

  为了提高劳务工的积极性,社保部门为他们量身定做了一套社保办法:设立两个账号,个人缴纳的部分进入私人账号,企业缴纳部分进入国家社保基金,两个账号可以合并转移,如果没地方接收,可以退保,拿回个人缴纳的部分。

  工伤保险成了劳务工的一颗“定心丸”。如今,深圳的劳务工们每人每月只需花1元,参加工伤保险,即便是发生工伤事故,也不必为了赔偿和企业无休止地交涉,企业和个人都减轻了经济负担。

  “不要只说他们是外来劳务工,他们也是来深建设者,我也是一个来深建设者。”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说。

  考察“企业的用工良心”

  刘开明注意到,近些年来深圳的劳务工处境,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政府措施得当之外,一股来自商业和民间的力量,也不容小视。

  “深圳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市民阶层对外来劳务工比较宽容,而且,这里的NGO(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也十分活跃,工人的数量庞大,他们的权利意识也慢慢开始觉醒。”刘开明说。

  他是社会责任国际(SAI)在亚洲唯一的董事。1997年,这个国际组织推出了SA8000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它规定禁用童工、不得强迫性劳动、尊重劳工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还就工时与工资、健康与安全等作出了规定。

  有媒体称,这个标准体系,考察的是“企业的用工良心”。

  2002年开始,刘开明和他在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同事,就开始接受采购方委托,对深圳的数十家工厂实施了社会责任评估和监督。

  刘开明用了很多办法,来保证审核的严格。他给受审核工厂的员工每人发放日历,日历上专门印有员工应享有的权利细则,还有举报电话,一旦厂方违反,工人就可匿名举报。而且,他在工厂埋伏了很多“内线”。

  刘开明曾在一个工厂里,发现了一个来自安徽的童工。他告诉老板,一旦此事被查实,媒体曝光,“客户不会再给你订单,海关也不会再给你出货,政府会来罚款,媒体会曝光,你还怎么做生意?”

  最后,这个老板只得将这个童工送去学校读书,同时还得照样给他发工资。而在刘开明看来,这是一个成熟企业所必须的“危机公关”。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中,一个德国大客户委托刘开明去调查他下订单的工厂。刘开明也发现了一个童工,但这个工厂主拒绝整改。于是,他整理材料后向这个德国客户汇报,对方马上撤销了订单。

  由于涉及一些商业秘密,刘开明不能向记者透露客户和工厂的具体名称,根据他的介绍,如今,他的客户皆为德、美、英、日等国的跨国大公司,这直接关系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名劳务工在深圳的境遇。

  当然,阻碍农民工改变自身境遇的最主要原因,刘开明认为是“缺乏教育机会”。从2004年起,由他支持的一个社区教育中心成立,不仅有外语、计算机、烹饪、电工等专业课,也开设了公民意识教育、法律及权利意识等公共课程。中心有20多名专职教师,外来工可以免费就学。4年来,参加培训的外来工超过了一万人。

  他曾经接受一个NGO的委托,在一个工厂里做过一组外来劳务工的心态调查。他发现,大多数劳务工都有着实际的人生目标——“当经理”、“当班组长”、“娶个好老婆”、“买个好房子”……于是,他的工作小组便为工人提供心理咨询,帮助他们规划人生目标。

  据刘开明观察,成效相当显著。原本这个工厂的工人流动周期很短,大约是半年至一年。但自从这个心理咨询项目开展后,工人们有了长久的人生目标,盲目流动现象减少了不少。

  这座城市,越来越让人感到温暖了

  “这座城市和我们刚来那时候比,越来越有人情味,越来越让人感到温暖了。”曾振海感叹道。

  无论身份怎么改变,曾振海永远无法忘记自己刚到深圳的那个时刻。1988年3月8日夜里2点钟,那个夜晚天气很冷,他用毛毯裹在头上,“就像难民一样”,从坐了20多个小时的汽车上下来,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

  在那些年里,他做过搬运工、酒店服务员、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他多次因为没有办理暂住证,夜里从被窝里被抓进“局子”,也曾因为生病几个月找不到工作,一个大男人“毫无尊严”地四处向工友借钱填饱肚子。

  如今,在深圳市内外的各类摄影比赛获奖名单上,常常可以见到曾振海的名字。他的相机对准的,都是那些劳务工——那些曾经的同事、邻居和朋友。

  曾有一个摄影家同行很认真地问过他:“我也想拍劳务工,可为什么我拍不出你这样的片子?我进不去那个圈子,即使去了,人家也不理我。”

  “我并不是带着猎奇的心态去的。”曾振海同样认真地回答他,“我从他们中来,他们的快乐是我的快乐,他们的痛也同样是我的痛。”

  在曾振海刚开始拍劳务工照片的时候,只是不满足于打工的身份,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改变人生,但拍着拍着,他突然感觉到,“自己对记录下这个阶层的历史,是有责任的”。

  于是,他相机镜头里的那些劳务工,都有着自己的籍贯、姓名和职业,有着一个个被镜头凝固下的故事。

  一组名为《码头搬运工》的照片,拍摄于宝安的西乡码头。这里是深圳水泥、砖头、沙石等建筑材料重要的集散地,每天都有上千名来自四川、湖南、湖北、河南的务工者,从船上将水泥、砖头背到车,挑到岸上,一吨能赚3块钱。

  《同一首歌·2003》,描绘的是一群没钱回家的劳务工人过年时的情景,他们来到公园一角,围着坐在一起,讲讲话,唱唱歌,算是过年了。

  十多年来,曾振海一直在为他身边的这些劳务工照相,并把洗出来的相片送给他们,希望他们把照片寄给家人看看。因为,拍照对于城市里的很多人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对于这些劳务工来说,却并不容易。据他所知,他们中有的人,来深圳近10年,除了登记照,从来没有照过相。

  曾振海跟拍摄对象聊天时,几乎每一个人都要说到生活的艰难。尽管他们的声音,在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显得那样微弱,但在曾振海眼中,这却是一种“动人的坚韧”。

  他的镜头里,也并不全都是伤痛。今年中秋节,他到一个工地采访拍照,两个年轻工人开着铲车经过身边,他顺手把镜头对准了他们。

  曾振海吃惊地发现,这两个原本素不相识、满身泥泞、衣衫褴褛的劳务工,突然停住了铲车,冲着他的镜头微笑地摆起了V字形的手势,大声地喊道:“师傅,中秋快乐!”

  “他们那么卑微,却创造了那么美的场景——劳动的美、和谐的美、信任的美。”曾振海说,这个场景,给他带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如果我们还不能正视他们的存在,漠视他们的权益,那才真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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