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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婚恋打破束缚走向自由

  2008年12月16日 10:14  京华时报

  30年前一见钟情执子之手,30年后相濡以沫或各奔东西。改革开放30年来,婚恋摆脱了旧制度和旧观念的束缚,结婚与离婚变得更为自由。

  然而,当爱情挣脱枷锁之后,自由的天空一度让人迷茫。在经历禁锢与保守、自由和放纵之后,人们又重新开始审视爱情观,传统美德再次成为婚恋信条。

  鱼雁传情

  30年前的恋情,如同尘封在旧唱片内的老歌,虽然曲律简单,但却动人。

  1975年,丰台区一家工厂内,20岁的女工张玉梅喜欢上了同厂的一名年轻人李聚德。两人在青年工人培训课上结识后,很快便确立了恋爱关系。

  “那个时候谈恋爱,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拥抱、接吻等亲密动作想都不敢想,也不好意思说什么甜言蜜语。”在张玉梅的记忆中,两人的爱情平淡如水。他们的恋爱生活如同那个时代流行服装的底色,在灰色中透着呆板。

  转眼间到了1980年,沉闷的空气有所松动。在北京的公园内,开始有了跳交际舞的男女。那年夏天,红裙子成为北京女孩的流行服饰。

  也就是在那一年,工厂礼堂内,开始在周末播放老电影。一起看场电影,成为张玉梅、李聚德最隆重的约会。

  灯光昏暗的礼堂内,银幕上闪动着老电影的画面。黑暗中,两人正襟危坐,连手也不敢碰一下。

  这种今天难以想象的约会,在当时已经是一种幸福。而对另外一名年轻人赵永福来说,这种幸福,与他无缘。

  赵永福是北京人,1972年参军到海南,后又转至广东。1979年探亲时,赵永福特意回到北京。他面临着人生的一件大事:找一个老婆。

  虽然日后长期从事婚姻登记工作,但当年的赵永福对恋爱与婚姻并无概念。

  赵永福的嫂子给他物色了一个对象。在短暂的探亲假中,赵永福专程去女方家里,看望未来的女友。一面之后,赵永福便返回广东。

  “那么一面就定下来了。那个时代和现在不同,男方更加看重女方的人品。”此后,赵永福和女友的爱情,开始靠信件来维系。两人在信中诉说着彼此的见闻和人生理想。一封封情书,横跨中国,传递着遥远的情愫。

  和赵永福类似,在上世纪80年代初,年轻人更习惯用情书的方式敞开心扉。彼时,恋人之间相互以“同志”相称,情书中也不忘写上对革命工作和四化建设的渴望。更多的爱意,掩藏在字里行间。一封封发黄的旧情书,成为那个时代对爱情的最好纪念。

  日子在延续,赵永福每个月都给女友写信,诉说思念。鱼雁传情,成为这对年轻人的恋爱方式。

  而在北京,张玉梅下班后,李聚德都要送她到家门口。但在路上,他们却不敢拉手。

  两人的脚步踏过路上的黄色落叶,咫尺也如天涯。

  简陋婚宴

  1980年9月,张玉梅和李聚德都已年满25周岁。按照晚婚标准,两人已可结婚。但是促使两人当年结婚的理由,如今看来却有些无厘头。

  “那时,厂里正在发煤气灶,只有结婚的才可以领取。”为了能领到一台煤气灶,张玉梅和李聚德开始匆忙地准备婚事。

  彼时,因为落后的经济状况,人们对婚姻的态度尚未上升到“神圣殿堂”的阶段,柴米油盐的生活才是实在的幸福。

  结婚前第一件事,就是到厂里开结婚证明。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单位允许,两人才可以结婚。

  用了一天的时间,张玉梅跑遍数个办公室,领到了一张盖有车间、人事、厂办印章的结婚证明。证明上写道,“我所职工张玉梅申请结婚,证明其确为我所职工并特此批准”云云。

  1980年9月19日,两人带着户口簿,来到原丰台区革命委员会东高地街道办事处申请结婚。结婚证书印刷得很简单,红色的薄纸封面上印着“结婚证”三个字和一颗黄色五角星,结婚证书内也没有两人的照片。

  一张简陋的证书,让两人结为夫妻。而距离举办婚礼,他们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

  张玉梅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房子。在办结婚证明时,她特意和厂领导提出此事。交涉后,厂方分给两人一间单身宿舍作为新房。

  新房位于厂内一间筒子楼的2层,面积仅10平方米,四面无窗。张玉梅将这间新房戏称为“小黑屋”。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录机,当时流行的四大件,两人一样没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憧憬即将到来的婚礼。

  当年10月19日,是两人大喜之日。婚礼前一天,张玉梅做了一件奢侈的事,她特意去王府井的四联理发店,花20多元烫了一个当年最流行的发式。婚礼前夜,她一直趴着睡觉,怕压坏发型。

  婚礼当日,喜宴设在婆家,前来祝贺的亲友则只能骑车或坐公交车前往赴宴。婆家借了邻居的两间房,共摆了3桌酒席。因为空间有限,前来贺喜的人吃过饭就走,不能多做停留。

  和张玉梅的婚礼类似,赵永福结婚时,也只是回京在家中摆了几桌流水酒席,宴请亲友后简单了事。

  没有车队,没有摄影,没有喧闹,没有蜜月,上世纪80年代的婚礼既温馨又简陋。对很多人而言,婚姻成为生活中的一项严肃的任务,而并非幸福的纪念。

  结婚之后,张玉梅和丈夫搬进“小黑屋”。她仿效邻居,将煤气灶搬至门前,作为简易厨房。

  虽然条件艰苦,但夫妻二人感情牢固。在那个年代,离婚被视为道德败坏,终老一生是无数家庭追求的目标。

  风气初开

  上世纪80年代的婚恋观在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中发生着转变。生活上的富足,让人们开始主动追求爱情。

  婚后的张玉梅发现了身边的变化。新进厂的年轻工人开始公开谈恋爱,在厂区散步时也会自然地拉起手。电影《庐山恋》中那些曾被视为大胆的拥抱和亲吻,在街头巷尾却时时可见。

  上世纪80年代末,琼瑶小说风靡中国。曾经让人心跳耳热难以出口的甜言蜜语,在书中随处可见。而从港台飘来的歌声中,相思相恋成为咏唱的主旋律。爱情被挑开了扭捏的面纱,变得落落大方。

  此时,恋爱自由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在全国青年抽样调查中,50%以上的年轻人愿意“自己认识,完全由自己做主”。在告别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包办婚姻、“文革”时代的政治婚姻后,人们开始选择自主择偶。有学者称,这充分体现了人性的解放和张扬。

  在自主择偶的同时,大众择偶的对象,也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赵永福这样曾经的“兵哥哥”已不再是热门人选,万元户和高学历知识分子代替了军人和劳模,成为婚恋舞台上的明星。

  赵永福复员后,来到宣武区民政局上班。1992年,他调到民政科,开始接触婚姻登记工作。1996年,民政局成立婚姻登记办公室,赵永福担任主任。此前由街道办事处受理的婚姻登记工作,开始由专门的婚姻登记处负责。

  在赵永福记忆中,前来登记结婚和离婚的人们,在观念上变得更为自由。

  此时,离婚已经不再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赵永福说,前来离婚的夫妻,很多都大方地畅谈感情,不再为组织单位等“场外因素”而顾虑。寻觅合适的另一半,成为离异男女的心愿。

  1992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赵本山表演了小品《我想有个家》。他扮演了一名离异男子,参加电视征婚,并最终勇敢地在镜头前说出爱情宣言。而在此后,更多的家庭开始审视爱情,而并非把婚姻当成任务。

  开放之风洗刷着婚恋观,也冲击着“从一而终,白头偕老”的传统准则。物质生活富裕后,一部分人开始漠视爱情,背叛婚姻。在南方一些省份,富裕起来的农民流行“包二奶”,而一些年轻女孩则选择委身于已婚港商。由此引发的种种婚姻问题,拷问着整个社会的道德观。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省份将这些婚姻问题反映到民政部,民政部派出巫昌祯等专家前往当地考察。考察的结果触目惊心,学者们开始考虑通过修改法律来规范婚姻。

  新法出台

  巫昌祯共参加了两次关于婚姻法的修改工作。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随着时代变迁,1950年的婚姻法已无法应对新形势的需要。1980年5月,作家遇罗锦以“没有感情”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与丈夫离婚。这条离婚理由在当时引起了一场离婚标准究竟应该是“理由论”还是“感情论”的社会大讨论。

  事实上,为解决“文革”时代遗留的婚姻家庭问题,同时配合计划生育国策,婚姻法修改在1978年就已被提上日程。1978年起,巫昌祯等5名法学专家成立了婚姻法修改小组,开始进行修改和起草工作。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新婚姻法。

  同此前的婚姻法相比,法律中修改了法定结婚年龄,并对离婚的法定理由做了实体性的规定:如果夫妻感情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有结婚的自由,也有离婚的自由,当时修改婚姻法,使这部法律变得更为完善。”巫昌祯说,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离婚尚存偏见,法律的修改使离婚变得更加自由和人性化。

  新婚姻法的出台,带来了一场婚姻革命,引发了离婚高潮。更多人为追求爱情而重新寻觅伴侣。上世纪80年代开始,离婚案件逐年增加。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社会在进行转型的同时,“婚外恋情”和“家庭暴力”等现象浮现,国人的婚姻再次面临冲击。经过调研之后,法学专家们开始考虑再次修改婚姻法,来解决婚姻中出现的新问题。

  1996年,巫昌祯主持的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向全国人大提出了修改婚姻法的建议。同年,民政部牵头再次成立婚姻法修改小组。此次修改的重点集中在解决“婚外性关系”和“家庭暴力”问题。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后,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公布施行。

  在修订的婚姻法中,“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被写进总则,同时补充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规定。公布之后,曾有社会学家称巫昌祯保守倒退,并质疑夫妻互相忠实应否写入法律,婚外性关系是否只是道德问题。而全国妇联的调查结果显示,99.4%的答卷者赞成巫昌祯的主张,认为应将“互相忠实”写入法律。最终,婚姻法的修改顺应了民意。

  巫昌祯说,夫妻互相忠实写进法律,是希望人们能忠于爱情,珍惜爱情,改变社会风气。婚姻法中这一规定,在道德上带有倡导性,在法律上具有宣言性。

  自由之惑

  虽然夫妻互相忠实已写入法律,但它对爱情世界的约束力仍然有限。上世纪90年代末期,大量关于“婚外恋情”“包养情人”的社会新闻开始见诸报端,婚姻生活中的不和谐音符频频出现。

  本世纪初,80后开始成为择偶大军中的主流。这些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年轻人,在恋爱与婚姻方面,观念更为开放前卫,对婚姻的态度也更加草率。

  在赵永福的工作中,经常遭遇年轻人的闹剧。他说,曾有年轻人在结婚登记当日,便重返登记处,要求办理离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工作人员一般以劝说为主。实在看不懂现在的年轻人。”赵永福说,近年来离婚的数目有所增多,年轻夫妻占很大比重。

  草率的婚姻态度缘于思想层面的过度解放。有调查称,当今年轻人“同居”“婚前性行为”已然公开化,贞操观念变得愈发淡薄。

  与此同时,网络的发展也加速了思想的开放。闪动的QQ头像代替了古老的情书,两人素未谋面便已开始谈情说爱。恋爱之前需考察的身份品性,被简单的“是否有感觉”所替代。网络让爱情更加自由,同时也更加随意。

  混乱的婚恋思潮带来种种奇异的社会现象:一夜激情天亮分手,这是流行的“一夜情缘”;相识数日便结婚登记,称为“闪婚伴侣”;结婚之前同居试验,称为“试婚夫妻”……这种奇异且轻率的婚恋观,为日后的爱情埋下了隐忧。

  混乱的婚恋思潮,也让更多年轻人选择晚婚。在一些网络论坛上,“剩男”“剩女”成为常见的称呼。这些留守一族往往条件优越,只是因为择偶的要求过高,或者因对婚姻的恐惧,而选择徘徊于婚姻大门之外。

  有学者称,改革开放以来,婚恋自由深入人心,这是思想解放上的胜利。而过度自由导致的对爱情轻率,则带来种种新的社会问题。

  在自由之风带来迷惑的同时,人们开始怀念那些爱情单纯美好的过去。

  回归传统

  2008年,赵永福已在婚姻登记机构工作了16个年头。此时,单位结婚证明制度早已废除,步入婚姻殿堂更为方便快捷。

  张玉梅的女儿在2007年举办了婚礼,婚礼热闹体面,不再有父母当年的窘境。

  女儿的婚纱照触动了张玉梅夫妇的情怀,两人把当年结婚时拍摄的手工上色的结婚照找了出来,和女儿的照片一起挂在客厅。

  如今,客厅的北墙上是28年前的结婚照,客厅的西墙上是28年后女儿的结婚照。秋日的阳光洒满房间,两张结婚照遥遥相望,诉说着逝去的时光。

  张玉梅最大的心愿,就是女儿和女婿能携手并肩,幸福地走过一生。而这个心愿,也成为越来越多人对婚姻家庭的心愿。

  2007年,上海半数以上的女大学生在接受调查时认为美满的婚姻和家庭是人生的首要追求。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45.9%的人呼吁人们坚守夫妻之间忠贞不渝的传统观念;28.9%的人认为出轨是对家庭伦理的背叛,理应受到社会谴责;35.4%的人认为应该加强社会伦理建设和道德约束。

  西方一学者称,中国在开放以后,婚恋的开放观念,走了一条西方社会曾走过的道路,最终回归于传统是大势所趋。他称,中国家庭有一点优势,就是保留下一些很好的传统,中国家庭比西方大多数家庭要更为健康。

  2007年,电视剧《金婚》热播,剧中夫妻用50年的风雨,向人们诠释了白头偕老的含义。

  《金婚》片尾曲名为《这一生只有你最好》。歌中唱道,“这一生我和你说过爱,从年轻一直到老。哪怕风雨吹皱了眼角,也不让爱情哭了……”

  歌声悠扬,跨过那绵长岁月,飘进相爱的人心中。

  本专题与新浪网合作

  口述人:巫昌祯-身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1978年,全国妇联和民政部成立婚姻法修改小组,领导派我参加了修改小组。修改小组有5位学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最高人民法院、法学所等处,工作地点在妇联的办公楼内。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对1950年的婚姻法进行修改。

  1950年我国颁布了婚姻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法律。这部法律完成了反封建的伟大使命,比如纳妾等封建制度被严令禁止等。这次婚姻法的颁布也带来第一次离婚高潮,我记得1953年当年的离婚案件多达100万件。十年动荡时期,这部法律基本失去了作用,那时候婚姻多带有政治色彩。以离婚来说,叫做 “该离不能离,不该离却离了”,政治对婚姻干涉很严重。这种情况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也是我们修改婚姻法的原因之一。

  第一次修改婚姻法时,我和其他组员强化了4个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为了解决人口问题,适当提高婚龄,鼓励晚婚晚育,同时增加了离婚条件,把夫妻感情破裂加了进去。以前的婚姻法关于离婚原因部分比较原则化,这次修改是对以前婚姻法的完善。我记得,当时社会上对离婚的看法还比较传统,有一种说法叫“好人不离婚”。我一直主张离婚不是悲剧,而是悲剧的结束。人们应该有离婚的自由。

  1980年新婚姻法公布后,引发了又一次离婚高潮,上世纪80年代,每年的离婚案件数量居高不下。我觉得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这次离婚高潮,一方面它有进步意义,说明人们开始追求婚姻上的完美,另一方面它也说明改革开放后,生活富裕了,开始有人利用金钱“包二奶”,婚外情增多。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外遇而导致离婚的案件开始增多。

  那时候,我们到南方的一个县城调查,一个小城一查“包二奶”的竟有1000余起。有的人房间内挂着4张相片,分别是他的“4个妻子”,其中最后一张“夫人照片”还是一个女大学生的。上世纪90年代初,婚外包养情人的现象开始从隐蔽化走向公开化,包养二奶的主体也从农民、商人发展到官员。当时,广东的“包二奶”现象十分严重,省里的同志把这个问题向中央反映,希望能通过修改婚姻法来遏制这种不良社会现象。

  1997年前后,我再次参加了婚姻法修改小组,这次组员增至8人,主要研究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婚姻家庭问题。比如以前离婚时财产分割很简单,改革开放后公司、股权等经济因素增多,离婚的相应条款也要随之修改。总体来说,这次对1980年婚姻法的修订,主要为了解决家庭暴力问题,针对“包二奶”现象,添加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条款,关注和保护弱者。这次修订也有遗憾,就是第三者不负赔偿责任,这是不够完善的地方,不合情理,也不符合道德要求。

  改革开放这些年来,婚恋观的变化很大,社会主义婚恋观已取代了封建主义婚恋观。我参加国际会议时,西方的学者和我说,你们中国的年轻人,在婚恋观上不要学习西方人,不要重演西方的悲剧。我认为,中国的婚恋观念要吸取国外先进经验,但同时也要保留优良传统。我推崇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古训。每一个家庭都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幸福了,社会才能安定。我曾经是“美好家庭”活动的评委,我发现现在的家庭素质有很大的提高,出现了一些为“ 大家”服务的“小家”,比如音乐之家、医疗之家、图书之家等。总之,家庭美好才是社会稳定的保障。

  随着社会发展,现在婚姻家庭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老年人的婚姻问题。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婚姻问题值得忧虑。还有农民工的婚姻问题,现在外出打工的人太多,两地分居造成了很多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希望有关部门能考虑到这些新的问题,采取必要的措施。

  本报记者张沫摄

        中国婚恋观大事记

  □195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施行,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

  □1980年

  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0年5月1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自新婚姻法施行之日起废止。

  □1982年

  广州市成立国内第一家青年婚姻介绍所。

  □1984年

  《中国妇女》杂志在第6期上刊登了两条征婚启事,成为中国第一则征婚广告。

  □2001年

  修订后的婚姻法公布施行。

  □2005年

  首届中国婚博会在北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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